泉南著述(6划)

  西洋军火图编西山杂志安南纪游(清·潘鼎珪百哀诗、曲江池记名山藏、问山诗集朱子全书伊本·巴都他游记农器谱老杜诗评(元·方深道乐府雅词(宋·曾慥编)、至游子(宋·曾慥圭峰集(元·卢琦华戎鲁卫信录(又名《鲁卫信录》,北宋·苏颂许钟斗集(明·许獬)、《行间纪遇》(清·吴英。附《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台湾外记(清•泉州江日升。概说。凡例。自序。陈序。彭序。郑序。余序。吴序。)

西洋军火图编

  清·晋江陈埭回族人丁拱辰于1863年编著 ,6卷12万言,附图150幅。

  该书介绍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火炮制造技术和性能以及火轮船、火轮车等的制造。

西山杂志

  清·晋江东石蔡永蒹手抄本,成书于嘉庆、道光年间。(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南人名录·蔡永蒹》)

  蔡永蒹“弃文航海,拓海兴田”,游历中外,曾至东南亚各地,见闻广博,特别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同时,蔡永蒹对碑刻铭志特感兴趣,“录之成帙”。尤其是在富室家查阅万卷藏书,其中有一些是当时还能看到而今已绝迹的佚书,经作者勤于笔录辑佚,成《西山杂志》手抄本。

  该书存有大量的、有价值的闽南地方史料,蕴藏着丰富的可资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地名学、宗教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人物传记、姓氏源流等研究之内容,可补正史之不足。该书还辑录不少重要佚书,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西山杂志》原共12本,至今佚失大半。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生前曾慨叹:“我亦久闻其名,每以未见全文为憾。”近年来,经泉州地方史家致力搜求,陆续发现部分失落的手稿和抄本,共得6本400多条。

  中国泉州学研究所林少川所长致力于《<西山杂志>辑佚校注》,根据研究与考证,《西山杂志》手抄本中有一些记载经考证已得到研究证实,并将争取列入“泉州学研究系列丛书”,待正式出版。

安南纪游

  一卷,清·晋江潘鼎珪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潘鼎珪》)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安南纪游》一卷,国朝潘鼎珪撰。鼎珪子登,晋江人。是编成于康熙二十七年。乃鼎珪游广东时偶附海舶,遇风飘至其国,因纪其山川风土之大略。与诸书所记不甚相远,无他异闻。”

  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冬,潘鼎珪因事到广东高凉(今广东阳江),海船遇风飘至越南万宁州江平港。从江平买“土舟”抵华封,后到轩内、都城等地。归国后“谨因昔所阅历,稽其舆图,参以闻见,详为铨次”,著《安南纪游》。《安南纪游》梓入吴震方编的《说铃前集》。《安南纪游》常见的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

  《安南纪游》的主要内容,介绍越南的地理、物产、风俗、科举等。

  越南的地理,自都城以南数百里临海,东南通云南,西北连粤西、正东界粤东,纵横绵亘数千里。州县百有余。都城无城郭,环大炮兵垣墙。沿江50里列战舰,地绝寇警则藏舟于岸。其舟黄雕镂,备极人工,其国夸靡示强之一事也

  越南的军队以兵象为多,象不逾三千,兵不足十万,器械则纯用炮火,刀剑次之。编伍悉依古田赋法。

  越南的物产丰富,土产有银、蚕、丝、玳瑁、桂、漆、槟榔之属,燕窝、象牙、翡翠、孔雀之类。民居村落的墟市叫丁酉,逢墟期,彝女数千贸易其地。越南的风俗,重武,列爵士称为郡公,几百十员,侯以下无数。文臣百,执掌文书故事而已。又生女则喜,男则忧,男则娶于人,女则娶人,非有常产资财,男多鄙弃不屑。女人的地位甚高,互市率女人,虽官之内子不为忌。

  越南实行科举考试,三年一次开科策士,中试者七人,授以州县官,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诗赋为主。儒学、经学学者辈出,史学受中国《春秋》、《资治通鉴》的影响很深。

  汉语和汉字在公元前2世纪随着汉人移居越南时传入,13世纪越南创造了文字字喃以后,汉字和汉文也没有废弃,许多著作仍用汉字写成。《安南纪游》载,书法遵宋体。书时席地而坐,两手腕并不附丽于席,左执纸而右搦管,虽大廷射策作细楷,字无不然。这正是越南人学习汉字书法的写照。

  潘鼎珪的《安南纪游》对研究越南的历史、地理、民俗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百哀诗

  清末·晋江吴鲁著。

  光绪庚寅(1890年)科,吴鲁殿试一甲一名, 授翰林院修撰,是清末泉州最后一位状元。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义和团”之乱,组成八国联军,大举进犯,烧杀掠夺,攻占天津,扑向北京。津门守备弃城而走。

  危难之际,力主抗敌的吴鲁受命为“军务总办”,提出“三面环击”的保卫京畿良策,表现出临难不惧的可贵精神。然而“危城未破降幡树,大帅先奔众志违”。大将未战先降,慈禧闻风仓皇逃往西安。七月廿一日,日军炮轰地安门,抢先突入西城,围捕慈禧未果。联军随即烧杀抢掠,古都一片火海。

  吴鲁撤退不及,被困于南柳翰胡同晋江会馆一年多,历尽艰险,多次躲匿于后院草丛深处,才避过搜捕。在《无米行》一诗中云“酸风淅沥搅饥肠”、“空瓶倒倾无余粮”。

  但吴鲁清操自守,作《梅花》诗以自励,“梅花不受胡尘厄,犹自凌寒次第开”;“独与孤松争晚节,盘根长耐雪霜寒”。于是,怒火淬成诗篇,吴鲁以诗的形式逐日记下亲历亲闻的“庚子之变”全过程,后结集为《百哀诗》。

  《百哀诗》记述时间起“八国联军”攻北京,迄于百官随驾回京。《自序》云:“庚子拳匪之变 ,余困处都城,闻见之间,有足哀者。愤时感事,成诗百余首,命曰《百哀诗》。”“盖以志当日艰窘情形,犹是不忘在莒之意马。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诗。”

  《百哀诗》都为古风排律,下卷兼有律诗、绝句,咏之不足则加注以表明。上卷45首,主要记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者事;下卷83首,写和议后个人出都城沿途见闻观感、八国联军暴行,并描绘清廷君臣丑态。反映其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清廷腐败、将官无能的鞭挞。诗中也暴露其思想的局限,对义和囚的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的精神认识不足。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然而由于义和团成员的历史和文化的局限,难以记录下自身轰轰烈烈的斗争,而清朝廷御用文人在义和团失败后,只有诬蔑攻击,不可能客观地反映义和团的真实面貌。这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大遗憾。十分可贵的是,吴鲁的《百哀诗》以亲历亲见的第一手资料,以近20首的篇幅,详细记述了义和团设坛习武、除害安良、拆铁路、烧教堂、围攻使馆等宏大斗争场面,读之令人如临其境。诗中夹注,虽有“拳匪”之贬称,但对义和团的起因却能作客观的分析。

  写《义和团》云:“……民怨相沸腾,凡事有缘起。昏蒙涞水令,虐民等犬豕”;“始念在仇官,鼠窜伏闾里”;“煜煜树旌麾,灭洋标宗旨”;“蔓延偏京畿,皆迷入骨髓。尊为师父兄,道途肃拜跪。须臾举国狂,无分遐与迩…… ”他认为“斯民皆赤子”,只是“大帅聩而昏,视民如蝼蚁”,听信谗言,滥杀无辜,“民心愤不平”,才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巨祸谁酿成?大官夫已矣”,明确指出“官逼民反”的事实。

  反映义和团的英勇壮烈如《义和团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甘军劲旅三十营,貔貅列队鸣饶鐃钲。外人鼠窜困都城,使馆孤立无援兵。无数雄狮扑孤兔,夷炮一轰死无数……前锋歼尽尸隐人,后队狂奔如飞鹘……街谈巷议多咨嗟,黟颐沈沈饰聋聩。”

  最光彩夺目的是《红灯照》一诗。作者以赞赏的语气,浓墨重彩,渲染义和团女战士的飒爽英姿:
 “红灯照,闪烁空中一星曜。腾云驾雾高复低,睁睁万目齐瞻眺……”

  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军野蛮杀虐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吴鲁则以强烈的民族义愤,无情揭露:“强胡十国联军来,阵云黑压黄金台。巨炮连环竞攻击,十丈坚城一劈开”、“炮弹开花恣焚毁,千家万家火坑死”。他记录洋兵公然抢劫的强盗行为:“日酋八宫遍搜求”、“搜仓掘窖倾盎缶”、“富室寒门一扫空”。还在夹注中云:“内府御书,被洋兵掠出,堆在街衢售卖”、“洋兵劫掠貂褂,挂在壁间售卖”。联系当时圆明园被毁的事实,面对几千年中华文化精华被付之一炬,读《百哀诗》怎不“使人有不共戴天之愤”呢?!

  作为京官,吴鲁对庚子惨败之始末,了如指掌。他笔锋如刃,揭露清朝廷的腐朽昏聩,鞭辟入里。如“争传献策和戎魏,无复捐躯骂贼颜”(有求和的魏绛之流,没有捐躯骂贼的颜真卿 )“诡随巧作全身计,蚊脚夷符贴相门”(相门贴夷文以保命)“都人厚颜不知耻,通衢摇曳夷服夸”(穿夷服相炫耀)

  诗中指责大将,“武卫军十万,闻风悸战魄”。还指名道姓,直斥荣禄、李鸿章等当权者贪生怕死昏聩误国,愤慨地呼喊:“节钺重臣皆缩手,何人洗甲挽天河?”在夹注中云:“武将皆临阵逃脱,乃不科其罪,反旌其功。”逃至四川的太后,竟然“赐其穿红袍”。“政府袒护,变乱黑白,大局安得不坏?可叹!可叹!”犀利锋镝,已直指最高统治者慈禧了。

  写《杨村失守》注云:十二日,日本以二千兵从后路陷杨村,裕禄殉难,宋庆脱逃。北仓闻杨村已破,全军败溃,马玉崑不知去向。 诗云:“北仓阨要筹固守,日兵悍捷惯抄后。后军摧陷前军逃,文臣殉难武臣走。死如密窠焚聚蜂,生若狭巷逸疯狗。畿疆倚此为长城,猿鹤虫沙化乌有。”

  《百哀诗》以其翔实的、形象的史料,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精神穿透力,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部诗史,是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百哀诗》感召后人的特殊价值,作者的同时代人就有定评:“是殆欲国家无忘庚子之难也”、“读之使人毅然而有不共戴天之愤”、“百哀诗者,其人心之救药也”。在内忧外患的清末,《百哀诗》确实是一剂唤起人心、醒世救国之良药。

曲江池记

  唐·泉州欧阳詹著。

  曲江池又称曲江,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秦称“宜春苑”;汉武帝时修建,属“上林苑”;隋代种芙蓉,称“芙蓉园”;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修建。池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报寺。池水澄明,花木环映。皇族显官环池构建离宫别馆,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 (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达官贵人来此畅游酣饮。唐代应科举之文人学士,也都来此雅游。

  贞元五年(789年)夏五月,欧阳詹观光上国,询奇览物,瞩太始之玄造,访其踪于硕老。识天生地成之理,征物义人事之端,因作《曲江池记》。对曲江池的自然地理物状详加描述,并取诸景象为曲江正名。然后记述王侯民庶之游览,气象之妙用,引申出自己的感受:有此帝京,须有此池。结语云:“代之君子,盖有知之而不述,令民得而称焉,辄初陈其旨,刊诸岩石,庶几元荷日用之力也。”

  这篇《记》曾“刊于岸石”。当时欧阳詹尚末登第,可见其文为世人所推重。

  《曲江池记》:

  “水不注川者,在薮泽则曰陂、曰湖,在苑囿则为池、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垦而成则多,天然而有则寡。兹池者其天然欤。循原北峙,回罔旁转,圆环四匝,中成坳坎。考(宀头)(宀头)港洞,生泉翕源,东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当天邑别卜,缭垣未绕,乃空山之泺,旷野之湫。然黄河作其左堑,清渭为其后洫,褒斜右走,太一前横;崇山浚川,勾结盘护,不南不北,湛然中氵亭 。西北有地平坦,弥望五六十里而无洼坳,紫凝而不散,黄旗郁以常在,实陶钧之至,造化之功,沙汰一气之辰,财成六合之日。既以硗确外为寰宇,敞无垠堮以居亿兆,又选英精内为区域,束以襟带,用宅君长,若人斯生,支体具矣。有心以系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庑设矣。有室以处其尊焉,彼如紫盖黄旗之气,岂陶钧造化者,用宅君长英精之所耶?

  夫物苟相表里,制必同象。泄夫外,则廓以灵海;导夫内,则融乎此湫。历代帝王未得而有,岂降巢宅土之后,联绵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将天意尚伺其根深蒂固,可与终毕者而命处之,故凅于有隋,兆我皇唐之在孕,逮其季主营之以须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极,墉隍划趾,勾陈定位,地回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才成伊去,真主巍巍,龙盘虎踞。爰自中而轨物,取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仪形也。

  观夫妙用在人,丰功及物,则总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垫隘,潢污入其洞澈,销涎漦以下澄,汙盍(疒字头)随其佳气,荡郁攸而上灭。万户无重膇之患,千门就爽垲之致,其流恶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练,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飞雁;斜窥澹泞,见终南之片石。珍水周庇,奇华中缛。重楼夭矫以萦映,危榭巉岩以辉烛,芬芳荫渗,滉漾电烻,凝烟吐霭,泛羽游鳞。斐郁郁以闲丽,谧徽徽而清肃。其涵虚抱景,气象澄鲜,有如此者。

  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于令月,就妙赏乎胜趣。九重绣毂,翼六龙而毕降;千门锦帐,同五侯而偕至。泛菊则因高乎断岸,祓禊则就洁乎芳沚。戏舟载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涤 。寒光炫目,贞白以生,丝竹骈罗,缇绮交错。五色结章于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砰輷沸渭,神仙奏钧天于赤水;奄 (左“黑”字旁)蔼敷俞,天人曳云霓于元都。其洗虑延欢,俾人怡怿,有如此者。至若嬉游以节,宴赏有经,则纤埃不动,微波以宁,荧荧渟渟,瑞见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览无澤(左去“氵”右加“攵”) ,则飘风暴振,洪涛喷射,崩腾络绎,妖生祸规卖见。其栖神育灵,与善惩恶,有如此者。

  小子幸因受遣,观光上国,身不佞而自弃,日无名以多暇,询奇览物,得之于斯。瞩太始之元造,访前踪于硕老。天生地成之理,识之于性情;物仪人事之端,征之于耳目。夫流恶含佞和,厚生蠲疾,则去阴之慝,辅阳之德也。涵虚抱景,气象澄鲜,则藻饰神州,芳荣帝宇也。洗虑延欢,俾人怡悦,则致民乐土而安其志也。栖神育灵,与善惩恶,则俗知所劝而重其教也。号惟天邑,非可谬创,一山一水,拳石草树,皆有所谓。兹池者之谓之雄焉。意有我皇唐,须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须有此池以毗之。佑至伫之亭毒,赞无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广狭而方于大,则小矣;以其渊洞而喻夫深,则浅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化之君子,盖有知之而不述,令民得而称焉,辄粗陈其旨,刊诸岸石,庶几元荷日用之力也。”

名山藏

  一百卷 ,明·泉州晋江何乔远编著。

  书名取义于“藏诸名山,俟文其人”。说明作者著书时就预计到某些观点不为统治者所接受。 果然,书中所载为清政府忌讳,列入《禁书总目》。

  《名山藏》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分为典谟记、坤则记、开圣记、继休记、分藩记、勋封记、天因记、天启记、舆地记(未全)、典礼记(未刊) 、乐舞记(未刊)、刑法记、河漕记、漕运记、钱法记、兵制记、马政记、茶马记、盐法记、臣林记、臣林外记、关柝记、儒林记、文苑记、俘贤记、宦者记、列女记、臣林杂记、宦者杂记、高道记、本土记、本行记、艺妙记、货殖记、文伎记、方外记、王享记, 共三十七记。

  内容记载明·太祖迄穆宗十三朝200余年 (1368—1572)史事,保存大量稀有的明史资料,大多取自当时流传的野史、笔记、遗闻。

  有些取材是正传的史学家所视而不见的,如“殖货记”所记述的江南几个大地主的发家情况,明季手工业和商业情况;“王享记” 则记载了我国蒙古族鞑靼、兀良哈二部,女真族海西、建州二部,还记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民族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这方面反映明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己引起何乔远重视。

  一个史学家看到了一般史学家尚未注意到的事物,要有史学家的敏锐视觉,要有时代精神。在明代的泉州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中,前有李贽,后有何乔远,而且都意识到须作为“藏书”、作为“藏诸名山”的著作,这和泉州当时所感应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胎动是至为密切的。

问山诗集

  清·晋江陈埭丁炜著。

  丁炜自序云:“诗道,性情者也。性情之所发,怫者,不可使愉;忻者,不可使戚。”比较追求自然、神韵。当时名家宋琬、朱彝尊、魏禧都为《问山集》作序。

  《辞源》释:“(丁炜)作诗追求唐人风格,为朱彝尊等所推重,诗集都经士祯和施闰章评定。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收录《问山诗集》中《卧病酬林澹亭》、《贾岛峪》、《新淦舟行》三首。

  《新淦舟行》云:
     “城下空江向北流,虔州西上正悠悠。
柳边过雨鹭窥网,花外夕阳人倚楼。
渔笛数声愁欲剧,蓬窗孤枕梦偏幽。
一川烟景频来往,每对青山忆旧游。”

朱子全书

  清·安溪李光地等奉康熙帝编辑订正。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谕光地校理《御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理性精义》等书。

  康熙帝因儒家尊朱子诸书,而朱子诸书往往真赝渗杂、是非互见,有的随声附和,亟待去芜存精,订正真伪,以为指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谕李光地等校理 《御篆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理性精义》等书。

  李光地等乃将原有朱熹文集、语类等,比较考订,撮取精要,按类编次,分为十九门。以“御篆朱子全书”名义颁行全国。当时天下所尊奉的朱子之学,是以李光地等的刊正为标准的,其影响之深远,堪称独步。

伊本·巴都他游记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又译伊本·白图泰,参见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伊本·巴都他》)于元·至正二年(1342年)来泉州,至正十四年(1354年)写成《伊本·巴都他游记》。

  《伊本·巴都他游记》中描述:刺桐港诚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或径称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余曾目睹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

  他还记述当时元代皇帝赐赠印度苏丹的礼品500匹锦缎,其中100匹就是泉州织造的刺桐缎。

  伊本·巴都他游记》说,在印度洋曾目击很多中国商船。中国船分三等,大者曰“(Junk)”,中者曰“(Zao)”,三等者曰“咯克姆(Kekam)”。大海船有四层,设备齐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载水手600人,士兵400人。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帆皆以竹为横架,组成席状。另有小艇(柴水船)三只附属之,尾随其后,依大小名为“一半(Half)”、“三分之一(Third)”、“四分之一(Quarter)”。“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Zaitun)制造,或在广州兴克兰,Sinkalnan)制造。”

  此外,他还对泉州的城市建筑和精美的瓷器备加赞赏。

农器谱

  三卷,又续三卷,南宋·泉州人、耒阳令曾元谨著。

  曾元谨是北宋·曾安止的侄孙。绍圣初(1094年),曾安止撰《禾谱》五卷,介绍水稻的各个品种、特征、栽培方法。他将《禾谱》献给苏东坡苏东坡认为该书文既温雅,事迹详实,惜其不谱农具,故为之赋《秧马歌》附之。(参见《泉州人名录·曾安止》、《泉南著述·禾谱》)

  庆元间(1195—1200年),曾元谨追述苏东坡曾安止《禾谱》“惜其不谱农具”之责,作《农器谱》。

  周平园作序曰:“凡耒耜、耨鎛、车戽、蓑笠、铚刈、篠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阙类惟十,附以杂记,勒成三卷。该考之经传,参合今制,无不备者。是可补伯祖(指曾安止)之书,成苏公苏东坡之志矣。其序牛犁,盖一篇之管辖也。

老杜诗评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 《老杜诗评》五卷,元·方深道撰。深道晋江人。官奉议郎,知泉州。旧本题曰元人。案是编见陈振孙《书录解题》,确为宋人,题元人者误也。其书皆汇辑诸家评论诗之语,别无新义。”

乐府雅词

3卷,宋·晋江曾慥编撰,成书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慥》)

曾慥《序》云:“余所藏名公长短句,裒合成篇,或后或先,非有诠次,多是一家,难分优劣,涉谐谑则去之,名曰《乐府雅词》……绍兴丙寅(绍兴十六年,1146年)上元日温陵曾慥引。”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乐府雅词》三卷、补遗一卷,宋·曾慥编。有《类说》,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类说》)

 

是编皆辑宋人之词。前有朱彝尊题词谓:‘氏《书录解题》载曾端伯《乐府雅词》一十二卷,《拾遗》二卷。此本钞自上元氏,止存三卷及《拾遗》,殆非足本。’然彝尊《曝书亭集》又载此书跋云:‘绎其自序,称三十有四家,合三卷,为足本无疑。’盖此卷首所载,为彝尊初稿集所载,乃详定之本也。

 

自序谓‘涉谐谑则去之。当时艳曲,谬托公者,悉删除之。’则命曰《雅词》,具有风旨,非靡靡之音可比。

 

至于道宫、薄媚、西子词、排遍之后,有入破、虚催、衮遍、摧拍、歇拍、煞衮诸名,皆他本所罕载,犹见宋人旧法,不独《九张机》词仅见于此,是又足资词家之考证矣。”

《类说》、《高斋漫录》专记“杂事之属”,以广见闻,供谈笑;而《乐府雅诗》凡“涉谐谑则去之”,编书思想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类说》与《乐府雅诗》在自序中皆称“温陵曾慥引”,这与后来曾慥在著作中自号至游子不同。

  《乐府雅词》精审独到,无篇不雅,尤其对一代宗师欧阳修被人毁谤,更是愤愤不平,并由此作了认真、科学的订证: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窕,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去。”

至游子

《至游子》2卷23篇(卷上11篇,卷下12篇),宋·晋江曾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慥》)编。明·姚汝循于嘉靖丙寅(1566年)作序传世。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7·子部57》

“《至游子》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不著撰人名氏。上卷凡十有三篇,下卷凡十有二篇。

大旨主於清心寡欲,而归於坎离配合,以保长生,且力辟容成御女之术,言颇近正。惟上篇多取佛经,而复附会以儒理,故谓颜子之不改其乐与庄子竺乾氏皆殊涂而同归。《朱子语录》谓今世佛经皆六朝文士剽剟以润色之。此编又摭释典以为道书,盖二氏本出一源,宜相假借。至援儒以入之,则陋见也。

前有嘉靖丙寅姚汝循序,谓原书不著名氏。考宋曾慥至游子尝作《集仙传》,盖亦好为道家言者,则似乎当为作。然《玉芝篇》首引朝玄子,注曰,陈举,宝元人,则明人所撰矣。毛渐传《三坟》,世以为即出於张商英传《素书》,世以为即出于商英;然则是书也,其亦汝循所托名欤?”

 

明·姚汝循《原序》云:“《至游子》二卷二十五篇。不著名氏。予初未见其书,守铜台时,有以抄本示予者。每人吏散后,间一披读,其言养生之理甚详。盖网罗群籍,撮其要领而为之者也。虽所称引,广博玄微,不易窥究,然崇正辟邪,标示准的。一篇之中,往往颇露其梗概焉……予尘缘未断,日碌碌迷途中,焉可僭谈斯理?因欲传是书,聊识之。与同好者共相省勉云尔。嘉靖丙寅春正月,江东姚汝循序。”

关于《至游子》作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宋曾慥至游子尝作《集仙传》,盖亦好为道家言者,则似乎当为作。”但又根据《至游子·玉芝篇》关于朝元子(避讳作“朝玄子”)的注文陈举,宝元人”误作陈举宝,元人”,以致疑为明人姚汝循托名之作。这个观点后来受到驳斥。

 

清·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卷15》(转引自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5月)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惟据《玉芝篇》注定为明人,则颇可怪。《玉芝篇》朝元子下注云:‘陈举宝元中人。’宝元为宋仁宗年号,下距高宗·绍兴六年作《类说》之曾慥已九十余年,然则作《至游子》,何为不能引陈举语耶?而存目云云者,盖忘却注中有一‘中’字,遂误以‘陈举’连‘宝’字,以‘陈举宝’三字为其人姓名,而以元人二字为记时代,既引元人之说则作者为明人无疑。此非错误之可怪者乎。”言下之意,曾慥是《至游子》的作者。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5月)认同徐时栋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辩驳,驳之是也。”同时引赵绍祖《读书偶记·卷7》云:“余买得《至游子》二卷,凡二十五篇,不知其谁所作也。后以他事检陈直斋《书录解题》,于卷十二中见《道枢》二十卷,直斋曾慥 端伯撰。自号至游子,采诸家金丹大药修炼般运之术为百二十篇,初无所发明,独黜采御之法,以为残生害道云。始知至游子曾慥,而是书即其所作,但不知此即《道枢》中之一种,或另为一书也。又案此书内有《容成篇》,正辟采御之术,则此书或即《道枢》未可知。”余嘉锡对所引案曰:“《道枢》百余篇,而此书只二十余篇,多寡已自不合。且宋·俞琰《席上腐谈》卷下:‘至游子 曾慥作《道枢》,举诸仙丹诗歌诀,如海蟾之还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是《道枢》乃举神仙家之书,都为一集,如丛书之体,与此书同,或此书曾附《道枢》之后乃析出别行,则不可知耳。”

至游子就是曾慥

三条更直接的材料说明曾慥至游子

《集仙传·序》末句云:“绍兴辛未至游子 曾慥。”(《说郛·卷43·集仙传》)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22》(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道藏》)《劝道歌》后注云:至游子 曾慥书。”

《修真十书·杂著捷径·卷23》《临江仙》诗后注云:“绍兴辛未仲春至游居士 曾慥记。”

比照曾慥《道枢》

 

把《至游子》与《道枢》两书内容进行比照,《至游子》2卷25篇与《正统道藏》本《道枢》1至7卷25篇内容一模一样;与《重刊道藏辑要》本《道枢》内容也一致,只是篇目顺序上略有不同。《至游子》为曾慥所作确定无疑。《至游子》是《道枢》的一部分。

 

为何《至游子》单独流传于世?

 

余嘉锡认为:“《道枢》乃举神仙家之书,都为一集,如丛书之体,与此书不同。或此书曾附入《道枢》之末,后乃析出别行。”现在看来说不能成立,《至游子》不仅与《道枢》旨趣相同,而且列于《道枢》之首。

有人认为应是《至游子》完稿在前,《道枢》成书在后,前者为后者的阶段性成果。江东姚汝循《原序》所言“其言养生之理甚详”,“然崇正辟邪,标示准的”,《至游子》于养生方面具有的不菲价值,使得它在《道枢》全书未成之前,先行在民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姚汝循所得此书亦是抄本。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及其他人不明就里,误为两书,使得它们各自流传。

流传

《至游子》与《道枢》都流传不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道枢》)。宋代公私书目均无此书之记载,明代《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焦竑经籍志》亦不著录此书。朱睦桔《万卷堂书目·卷3》始有《至游子》6卷,《聚乐堂艺文目》有《至游子》2卷,但又不著作者。直至清·嘉庆《艺海珠尘》、光绪《子书百家》、民国《百子全书》、民国《丛书集成初稿》等丛书才收有是书。

圭峰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7·集部20》:

  “《圭峰集》二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元·卢琦撰。

  希韩,号立斋,惠安人。圭峰其所居地。抄本或作《圭斋集》,传写误也。至正二年进士。授州录事,迁永春县尹,改调宁德。历官漕司提举,除平阳州,命下而卒。事迹具《元史·良吏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卢琦》)

  徐火勃(“火勃”合一字)《笔精》曰:‘《圭峰集》岁久弗传,近岁惠安户部徵甫而梓之,误入萨天锡诗六十馀首。’

  此本为元·陈诚中所编,明·万历初邑人朱一龙、福州董应举序而刻之。在本之前,然已多窜入他作。如五言古诗《春日思远游》,则在陈旅集中。又五言古诗中《过岭至崇安》、《送吴甫至扬州》、《题焦山方丈壁》、《秋日池上》、《度闽关》、《宿台山寺绝顶》、《早发黄河》等篇,七言古诗中《有事居庸关》、《走笔赠孟礼》、《乐陵台望月》、《夜泊钓台》、《江南乐》、《江南怨》、《雪山辞》、《崔镇阻风》、《游吴山驼峰》、《紫阳》、《江上闻笛》、《别友》、《寒夜闻笛》、《黯淡滩歌》、《清湖曲》、《海棠曲》、《儒有氏子》等篇,七言律诗中《高邮城楼晚望》、《燕将军出猎》、《寄鹤林长老》、《和王维学海南还韵》、《三衢守索题烂柯石桥》、《登镇阳龙兴寺阁》、《寄参政许可用》、《送佥宪王君实》、《金陵道中》、《再过锺山万寿寺》等篇,共三十二首,皆在萨都剌集中。至於萨都剌《溪行中秋玩月》一篇,《自序》称‘余乃氏子’云云,班班可考。此集乃改题曰《儒有萨氏子》,《序》末又删其‘至元丁丑仲秋书’一句。尤为显然作伪。不得谓之误收。盖编缉之时,务盈卷帙,以夸采之富,故真赝溷淆如此也。

  官虽不高,而列名良吏,可不藉诗而传。即以诗论,其清词雅韵,亦不在陈旅、萨都剌下。编录者移甲为乙,亦非无因矣。

  集又载赋三篇、记六篇、志铭二篇、祭文一篇、启三篇、杂著九篇,则确出琦作,非由假借。

  今删其诗之妄录者,并其文录之,以存之真焉。”

华戎鲁卫信录

  又名《鲁卫信录》,229卷,事目5卷,总200册。北宋·苏颂编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颂》)

  千年前的辽代(916—1125年),是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起的民族政权,统治北中国209年,与北宋对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

  宋、辽于1004年“澶渊之盟”签订和约之后,至1122年燕云之役关系破裂,修好118年,加上开宝至大平兴国间6年(974—979年),计124年。这期间,特别是“澶渊之盟”后的时间里,社会稳定,经济空前发展,是历史上一段繁荣时期。

  在宋、辽交好、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宋、辽两国通使不断,有贺生辰使、贺正旦使、告哀使、回谢使、国信使等等,另外各个传统节日两国都要互派使节致贺,而每年的冬至和国主生辰是必须互相致庆的。“估计全部聘使约为一千六百余人”付乐焕《辽史丛考》)。当时如王曾路振刘敞沈括欧阳修苏绅苏辙苏颂等,都是著名的赴辽使节。

  苏颂一生,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八月和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八月两次使辽,同时曾三次充当接待辽使的伴使(陪同团团长)。在与辽国打交道期间,苏颂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辽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土民情、外交礼仪等情况,及时向朝廷提供。

  《宋史·苏颂传》载: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曰:‘欲修一书,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所考据,但患修书者迁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书何时可就?’曰:‘须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书成,帝读《序引》,喜曰:‘正类《序卦》之文。”赐名《鲁卫信录》。’”

  《华戎鲁卫信录》开始编著于元丰四年(1081年),元丰六年(1083年)完成。苏颂搜集开国以来边境定界和其他各种有关文献,并根据所见所闻,保存了宋、辽交往的大量史料。

许钟斗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9·集部32·别集类存目6》:

  “许钟斗集》五卷(浙江孙仰曾家藏本),明·许獬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许獬》)

   有《八经类集》,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南著述·八经类集》)

  是集大抵应俗之作,馆课又居其强半。盖明自正、嘉以后,甲科愈重,儒者率殚心制义,而不复用意于古文词。洎登第宦成,菁华已竭,乃出余力以为之,故根柢不深,去古日远,况之制义,论者已有异议,则漫为古调,其所造可知矣。”

行间纪遇

   《行间纪遇》4卷,清·吴英著。

   吴英,字为高,号愧能,清·泉州府晋江县五都大浯塘人。康熙二年(1663年)投入清军,康熙三年(1664年)从提督王进功郑经,康熙十三年(1574年)与平耿精忠之乱,康熙十九年(1580年)率舟师配合大军进克郑经占领金门、厦门;康熙廿二年(1682年)以兴化总兵作施琅副手复台,留镇台湾;康熙廿四年(1585年)先后任舟山镇总兵官、四川提督;康熙卅五年(1696年)调福建陆路提督,康熙卅七年(1698年)改任水师提督;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加授威略将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吴英》)

   《行间纪遇》是吴英的自传体著述,基本涵盖吴英一生。

   清·李光地《诰授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公墓志铭》:“著《行间纪遇》一编,所录皆实,余尝序而行之。”李光地的《后序》收录于《榕村集》。

   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行间纪遇》四卷,吴英撰。”并附载李光地《后序》。清·道光《晋江县志·典籍志》亦有存目。说明道光年间《行间纪遇》尚有流传。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行间纪遇》手抄本孤本,其网站附注该书9行19字小字双行同,抄自清·道光廿六年(1846年)重刻本、有朱笔校字。其中有篇吴英所写《施琅进攻台湾事》,全文约6000余字,记载吴英辅助施琅平定台湾的经过。

   附:《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

   《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手抄线装古籍1册,厦门市图书馆藏,据说是廿世纪30年代一华侨捐赠的,馆藏书目著录为吴英撰。

   该书正文前后无序跋,亦无卷次、页码,卷端未署作者。其抄写字体不一,一部分笔迹飘逸流畅,另一部分笔迹则较为朴实凝重,更有一部分用正楷抄成,笔迹端正工整,应为多人手抄。在抄写时,遇“皇上”等字均另起一行,说明此抄本抄自一个清代版本,本身亦可能是一个清代抄本。

   全书内容由55则小故事组成,均有小标题,基本涵盖吴英一生大小事件,大致依时问顺序排列。第一则“夜梦天门授书”追述吴英出生前其母所见异兆一则“再建界乡府第” 写康熙五十年(1781年)建府邸3座,与子侄相往还。

   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3部分:①追述童年父母教养和神人相助的种种感人事迹。②追忆从军以来戎马生涯尤其是亲历平定耿精忠叛乱和平定澎湖台湾战役。③转任四川提督后赈济灾民的种种惠政。和受赐御笔匾额、受封将军封号的恩遇。

   厦门市图书馆曾选择其中重要部分排印发表于1935年的《厦门图书馆声》,题为“本馆秘藏抄本《吴英事略》”,与今藏本内容一致,说明至迟在1935年此抄本已藏于厦门市图书馆。

   比较《行间纪遇》与《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简称“吴英事略”)两书,在平定台湾的若干重要史料叙述上高度一致,文字亦大体相同,可以肯定主体文字均应同出自吴英所撰;而其差异主要有:①《行间纪遇》中吴英皆自称 ,《吴英事略》中自称“余”;②叙述上两书关键信息一致,但具体细节上《吴英事略》较《行间纪遇》简略;③《行间纪遇》分4卷,《吴英事略》只有55则小故事,并未分卷;④《行间纪遇》成书于康熙年间,而《吴英事略》直到民国才为众人所知;⑤《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题名显然出自后人之手,非吴英自题。

   因此,《清威略将军吴英事略》应该是后人据《行间纪遇》抄辑而成的一个删节重编本, 对原书内容重新进行分篇,改变原书的卷次,以抄本辗转流传。因无序言、钤印等其他佐证,编辑者也不可考,只能推断此书抄写年代应在康熙至民国廿四年之间。

台湾外记

  概说

  《台湾外记》10卷(又有30卷本),清初•泉州江日升著。(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江日升》)

   江日升,本姓,原名佚,字敬夫,惠安县前型人;以同安高浦江美鼇林兆麟)为寄父,改姓,名日升,字东旭,称同安高浦(珠浦)人;庠生。美鼇郑成功四代(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曾任氏的龙骧将军、广东连平知州等,后降清,仍在广东任职。江日升从幼时起即长期伴随其父左右,对台湾氏事耳熟能详,还曾于康熙廿三年(1684年)渡海到台湾,亲吊遗墟,归撰《东平纪略》及《台湾外记》10卷,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定稿。

  《台湾外记》以介于史书和章回小说之间体裁,记述郑成功四代(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反清兴衰遗事,涵括了当地丰富的历史地理文献,被称作是台湾未建府前最完备的记事之书。由于明家族的史料稀少,本书虽有小说性质,但内容许多系江日升之父口传,填补了许多史料未载的空白,成为学术上的重要参考。(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江日升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

  连横《雅言•第44则》:“同安江日升氏曾撰《台湾外记》,载氏四世事,自芝龙入处以讫克塽归降;而明清递嬗之际、荷兰侵略之图、延平光复之志,收罗殆尽,可谓宏博而肆矣。”

  《台湾外记》有清•观我生斋蓝格抄本,1夹6册;有•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刊本,30卷,上海图书馆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载有《台湾外记》30卷。

  《台湾外记•凡例》

  《台湾外记•凡例》曰:

  “凡例

  一、是编首起明太祖者,因氏祖墓穴地不毁于江夏侯周德兴而有神护,推其源也。

  一、是编叙李闯闯王李自成陷北京、马士英专权误国而又不详其说者,自有明史在;不过引为接脉,作氏末节之说。

  一、是编多采及故明遗事,有氏之因也。如郑芝龙官南澳时,逢宇内扰攘,令各府提抚举将才;黄道周被擒婺源,有争班位;陈子壮张家玉犯顺,有一介乞援之书;粤西争战胜败,有太监来往之述。故不觉其絮叨,亦取元世祖景炎、祥兴君臣,明太祖录至正以后事实。今上亦命博学鸿词纂修明史,无避兴朝忌讳;诛犯顺不屈之人,存尽忠亡国之事,诚圣世之公论也。

  一、是编原为氏应出五代诸侯,为故明叹气之前谶;其氏将帅,即为氏一时用。纪其一时之事,或战或败,书其实也;不似水浒传某人某甲状若何,战数十合、数百合之类,点写模样,炫耀人目,以作雅观。

  一、是编当甲寅之变(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叛变)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三家有关于氏,则为之述;如无关于氏,自有国史在,故不预说。

  一、是编台湾系海外荒服,地将灵矣,欲入为中国之邦,天必先假手一人为之倡率,如颜思齐者,是为其引子;红毛(荷兰)者,是为其规模;氏者,是为其开辟。俾朝廷修入版图,设为郡县,以垂万世。

  一、是编历有年所,如国朝从龙定鼎、奉命戡乱诸英杰,不为讳名直书,仿列国、三国体义;非敢亵诸公,益以重之,使著名而垂不朽于万世。

  一、是编以外’名者,氏未奉正朔,事是化外;台湾未入版图,地属荒外。若以化外、荒外弃而弗志,恐史氏訾其缺陷。兹编而以外名之,一以示国家绥靖方略,修荒服于版图之外;一以明氏倾向真诚,沾朝廷于教化之内。别外以重内,法春秋之义也。

  一、是编氏历有年所,所有争战事迹颇多,亦难枚述;今就其关要者纂成,观者谅之。

  一、是编旁用句点、人名用旁画、地名旁用空画,以便观者之读。

  一、是编于明纪或本末、或编年、或遗闻以及国朝定鼎名臣奏疏、平南实录诸书,又就当日所猎闻、事之亲身目睹者,广为搜而辑成:实学疏识浅,匪敢言书,不过聊以备风采耳。

  江日升载志。”

  《台湾外记•自序》

  《台湾外记•自序》曰:

  “自序

  余历稽帝业之正,莫如我世祖章皇帝也。世祖当甲申之变,整提一旅,勘乱除奸;应天顺人,承继大统。以及今上,万国宾服。惟台湾氏与二三故老,遵奉旧朔,孤承海外,恃波涛之险,来往倏忽,骚扰边疆,费朝廷无数金钱,以至迁移五省,屡勤南顾之忧者四十年。其间英杰没于王事者,指不胜屈,是杀运之未尽故也。

  迨至杀运告终,盛世将见,天必生散金之姚启圣以抚之。施琅六月兴师,果敢在于人谋;一战决计,见机体乎天意。遂将台湾荒服之地,为朝廷收入版图,四海归一焉。

  但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父,克守臣节,事未可泯。况有故明之裔宁靖王从容就义,五姬亦从之死;是台湾成功之踞,实为宁靖王而踞,亦蜀汉之北地王然。

  故就其始末,广搜辑成。诚闽人说闽事,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

  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岁次甲申冬至后三日,九闽(福建原有八府,称八闽,加台湾府称九闽)珠浦(同安高浦)东旭江日升谨识于云阳之寄轩。”

  《台湾外记•序》

  《台湾外记•序》曰:

  “

  余司铎南诏,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春,获交珠浦(同安高浦)江子东旭,盖循循然重厚博物君子也。嗣出其所辑《台湾外志》凡十卷,而嘱叙于予。予读其书,起明季拥众,纪我朝归顺,垂六十年。其间岛屿之阻绝、城垒之沿革、镇弁营将忠义背逆,以至朝廷之征讨招徕、沿海之战征区画,靡不广罗穷搜,了如指掌间。洵志乘之大观,班固司马迁之伦匹也。

  盖尝论之:

  作史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非具旷世之才者,不能盱衡千古,驱策百家;非负盖世之学者,不能参稽明备,讨论精详;至其权衡统系,斟酌褒讥之得宜,尤非抱卓绝之识者不办也。故作史难,而作偏隅之史为尤难。

  成功以有明赐姓,避窜台湾,奉永历故朔三十有七年。迹其仗义执言,全发守节,庶几齐•田横遗风,不可谓非伟男子。然以我朝视之,则固胜国游魂、海隅穷魄也,律以犯边梗化,夫复何辞?作史者当圣朝全盛之时,记边岛窃据之迹,使孤忠遗愤,获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戛戛乎其难哉!

  今是编所记氏,于其不忘故国也,如睹间关百奥,天威咫尺之诚;于其接遇王孙也,如见相依为命,保护备至之谊。忠肝义胆,赫赫如在目前。至叙今皇帝之殷忧南顾,议抚议剿,六月兴师而氏宾服,台湾底定,殆亘古未有一统之天下也。非江子才学素优而抱卓绝之识者,焉能办此哉?他如宁靖王之就义从容、五姬后死,与夫忠臣义士、闺合节烈者,尤惓惓三致意焉!江子岂独备史氏之三长,抑且有功于名教,立顽起懦,不朽矣!

  三山(福州)弟岷源陈祈永拜题。”

  《台湾外记•序》

  《台湾外记•序》曰: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年)春正月,余游闽峤,寓芝山(今漳州芗城区芝山镇)兰若,获交山阴余元闻。一日,论有明•崇祯帝谥法,遂出其先王父武贞公奏疏暨遗稿见示,中有《辨思烈谥号》一书,极光明正大;而其谥为毅宗正皇帝者,是先生一人之硕论也。先生讳,字武贞,登天启乙丑(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为殿试第一人;入史馆直谏敢言。捧诵之下,令人想见古大臣遗风。第运丁阳九,不获展其大有为之志,可叹也!

  元闻手一书,其标目曰《台湾外志》,纪我朝新辟台湾,海外从来未有之土地也,识明季海上氏事最详。笔力古劲,雅有龙门班掾风。及询作者姓氏里居,始知为江子东旭撰。余因叹曰:‘江子负如此才,不获纂修史馆,而乃沦落草野,成一家言以自见,其亦劳瘁矣乎!’

  江子为瓯闽士,性嗜古文词,不拘章句学;幼从其先人游宦岭表,悉氏行事,因编次其所见闻,备他日史官采取,其用心良苦。而因事直书,不置褒贬,积岁月以成,江子原无庸心于其间也。

  郑芝龙投诚后,其子成功据台湾海岛,故明王孙相依为命者,垂数十年;至癸亥(康熙廿二年,1683年)归顺,又有宁靖王从容就义,至五姬偕从之死;江子独断以成功台湾之踞,是以宁靖王而踞也。其卓识宏深,且其间忠臣义士、孝子慈孙,与夫闺合之节烈,罔不光如日月;即当日公侯将帅出入其门,不啻数十辈,而氏遂应五代诸侯之谶,可谓奇男子。江子今为之表彰,不致海外荒服年久湮没,人皆谓大有功于氏,而讵知其有功于忠孝节义者为更多乎哉!

  故读是编者,可以教孝、可以教忠、可以教义,即闺合闻之,亦莫不油然生其节烈之心;有功名教,良匪浅鲜。异日以之登大廷,备史氏之阙文,江子与是书不朽矣!

  余不敏,谨为数语,以弁其端。汉阳同学弟彭一楷拜手题。”

  《台湾外记•序》

  《台湾外记•序》曰:

  “

  天之生才,岂偶然哉?生是才,必有所以用是才。然生才不一,用亦不一:或隆以南面百城,或置之衡门泌水;又甚者,拂乱颠连,无以自立。不可谓如彼者,天生之、天用之,可以见才;如此者,天生之、天未尝用之,不可以见才也。盖必至是,乃所以空、乏、动、忍,使之奋发有为,名当时、传后世,加厚之以无容湮没者也。

  吾友江子东旭,其先君当胜国之末,尝统数万兵,见天命有在,归诚我朝,改武为文,授州守之职。东旭为幼子,最所钟爱,晨夕左右不离,习知时事,强记博闻,疏财重义,四壁萧然。噫!以如是之才,际用人不次之会,咸谓其必有合也。奈何命与时违,历落牢骚,所如不偶,行多坎壈。缘与友人计画,无如数何!欲为莺鸣义侠,反成雀角谤疑,构讼岁月,后倚县庭,因著《台湾外志》一书。

  其书专为氏而作,始于明太祖,非欲著明之始,所以著之始也;首志颜思齐,所以志郑芝龙之始,又所以志开辟台湾之始也。成功赐姓,弱冠书生,以半旅师,踞金厦岛弹丸之地,抗天下兵,可不谓壮乎?审时度势,效虯髯所为,遁迹台湾,存明故朔,父子祖孙,相继四十年,终明之世,仅见一人。其间立心之诚伪、谋略之巧拙、部伍之严肃、将帅之勇骁、贤臣隐士之遗踪、胜朝宗室之潜寓,义士、忠臣、烈女、节妇,凡有所见,皆笔于书;及至侯奏功、氏归诚、宁靖王尽节、五姬殉难。东旭此书,以台湾之踞,实为宁靖一人而踞,宁靖王死而明绝;其卓识宏深,诚足千古。

  噫!使东旭非构讼感愤,徙倚县庭,安得此书而传于世?太史公称西伯演易、孔子春秋以及离骚、国语、兵法、吕览、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东旭具如是才,成此一家言,岂非天使之名当时、传后世,加厚之以无容湮没者乎?较之南面百城,其见才为何如耶?

  余读是书,不能嘿嘿,爰叙其所作之之由。

  云阳谊教弟郑应发顿首拜书。”

  《台湾外记•序》

  《台湾外记•序》曰:

  “

  余与江子东旭,计别二十有三秋矣!一旦既见于鹅城水滨,相视,其梦乎?真耶?须已苍、发已斑,幸颜如昨而力尚壮。遂相携登舫,市酒痛饮;索别后着述,出所辑《台湾外志》一书。

  展阅‘凡例’,内有:‘台湾地将灵矣,天必先假手颜思齐为之引子、红毛为之规模、成功为之开辟,俾朝廷收入版图,设为郡县,以垂万世。’则全部了如指掌,又何用细阅纪年章节哉?

  但不细加详读,不知其盛衰有数,忠节有人;来脉去路,事迹茫然。是以典春衣、浮大白,竭二日夜之功,方悟太史展成先生《西堂集》中有‘草鸡夜鸣,长尾大耳’之谶,兹卷首应之。展卷绎之,信天有善作文章手段:引子者,破承也;规模者,起讲也;开辟者,二比落题也;收为郡县者,中股结束也。文章成欤!

  何以见天之善作文章?

  成功舍父忠君,其间诚伪,正曹操死于献剑、王莽死于下士,此固未足深论。第其守明故朔,避遁台湾,与胜国宗室故老相守,矢志不贰,亦黄冠故乡,足以风后世为人臣者,且可以佐国朝开辟从未有土地,奠安天南半壁。假若犯江南归而金厦平,是文章之无作手;故战胜于一时,是天之正欲起讲也。

  台湾辟矣,成功遂死;金厦平矣,郑经即遁。红毛若不沈舟于普陀港、施琅若不遭飓于青水墘,台湾即得,亦是二比之劳。将为我国家乎?抑还之红毛乎?斯时荒芜草创,国家未必留之。还于红毛,台湾乃五省屏藩,地方辽远;红毛者,亦故明之最防范,保无有宵小与合,为祟沿边。故天假之年数,俾水土可服,耕凿已繁,阡陌交罗;村落华美,圣庙兴矣,人物蕃盛。况周之仁,尚有;汉之德,岂无?又仗彼为甲寅变尾之后,为我国家遏闽、浙之炽,得复两粤、湖、楚、滇、黔,特釜鱼之游耳;是文章之顿挫落题也。

  丁巳(康熙十六年)之败,苟若从将军之劝,摇橹东归,退守其间,进贡受封亦可;则文章淡而无奇。必使刘国轩恃其狡黠,猖獗于漳、泉之间,亦灯将灭而光必为焰烈;此文章之波澜也。

  意将尽矣,自有散金姚启圣、必剿施琅,六月风涛自然不兴,一战败北,束手是听;圣朝俎豆未必可毁,土地膏腴焉可轻弃?担承题留,设为郡县,诚东南长策;文章之结构也。

  将来可与粤琼甲乙,文人丘海,出为圣朝柱石;即氏数十载抗逆天威、残扰边疆,朝廷亦不深求,且锡以公爵。呜呼!招降不从,谋擒不得,天其相之,圣主赦之,其亦有深得于忠义二字之报哉!

  《外志》一书,天直假东旭之笔,发明彼定位乾坤、因时显晦之意。据事直书而无猥谈琐语窜入其中,不致忠孝节烈、贤臣隐士,年久湮没。备采史氏,附光盛世,则凡耕耨于斯、聚族于斯、官守于斯,知其所自来。设置方略,毋放僻邪侈,弃本就末,受天时地利之厚泽;期奠安利益,节用爱人,副朝廷命官致治之深仁。实纪事之正,有益风化,自当垂其不朽。

  余读竟,不胜击节。爰书数言,以弁其端。

  温陵(泉州)庚弟余世谦?子远氏书于鹅城舟居。”

  《台湾外记•序》

  《台湾外记•序》曰:

  “

  天下无可轻之人物,亦无可弃之土地。盖土地与人物相表里:人能立节立名,则随其所至之处,皆成乾坤;人因地而杰,地亦因人而灵,如今日之台湾是也。

  台湾本荒服,自古以来,未有人民居乎其间。迨郑成功避遁于此,蕈路而开斯土;子承其基业,志仿田横,假明故朔四十余年。虽抗逆天威,扰害沿海居民,然我皇上巍巍至德、休休有容,怜其忠义、弃其小嫌,历年遣官招抚,义不归诚;成功不失为守志之士,郑经亦不失为承业之子,是台湾因成功父子而重也。

  迨气运告终,而胜国子孙,有宁靖王朱术桂全家尽节!波涛为之叹声、风雨为之流泪,是台湾又因宁靖王而重也。呜呼!宁靖王死得其名,善矣哉!

  氏握兵权于海隅,即前犯江南、后犯闽粤,是天下只知有成功,不知有宁靖王朱术桂也;设使术桂不死,则其名不传,亦与败叶腐草同寂寂而无闻,不几为台湾之山灵所笑乎?惟其从容就义,无惭胜国遗风,不负成功开辟台湾之壮志,亦不负郑经固守台湾之苦心;且五姬慷慨轻生,气胜男子,而台湾之山川草木,能不因此而增光乎?

  今东土人心,顺天意而归本朝,遂将台湾之地收入版图,我皇上得此车书一统之盛,大沛恩膏,深加殄恤,俾番、汉生灵各得其所,是台湾又被帝德之光,将来甲于天下而愈添其生色也。

  夫以穷海远裔之区、有存诚守义之志士、舍生就死之王孙,又有英雄豪杰懋建殊勋,标名麟阁;至于高人隐士,闺壶节烈,又昭昭在人耳目间。则台湾之《外志》不可不修也。

  余与江子东旭,本会于西粤苍梧,阅其所辑《台湾外志》。其中诛犯顺不屈之人、存亡国尽忠之事,不致荒外年久湮没,诚圣世之公论也。且备录文武职名,详载各官事实,俾后来稽古儒生,知开创台湾者建其业、攻克台湾者显其功、归顺台湾者识其时、死难台湾者彰其节,据事直书,以‘外’名之,深有得于春秋之义,正合我皇上劝忠劝孝之大典,岂非有功于名教之所为哉?则斯志之作堪与经史并传,而东旭之才情识力,直与照映先后,同垂不朽。

  余平日以郑经守义,羡成功之有子;以术桂尽节,欣胜国之有孙。今览斯志,相为符合。余与东旭未面而意气相孚,既面而倾盖如旧,故不禁欢欣鼓舞,笔一言而弁其端。
螺阳洛水庚弟荩臣吴存忠拜书于西粤苍梧署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