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灾异——瘟疫

  明·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至嘉靖四十一年壬戍(1562年):

  其时倭患不断,田园遍为草莽,粮荒米贵,民众逃生入郡城,无食待毙。

  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年)四月起,泉州郡城大疫,死者枕藉,城内各姓《族谱》多有记载,诸如“××染疫病亡,卒嘉靖辛酉某月”、“××殁于嘉靖辛酉大疫”等,屡见不鲜。《梅溪陈氏族谱》载:“其时贼乱日久,郡城中疫大作。俘于贼者或得脱无恙,死于疫者则朝染夕死,不可卒治,而吾宗之罹者尤甚。”

  晋江知县邓洪震措置收埋,分巡佥事万民英于开元寺施粥。是时晋江人张宪冕分巡岭东,谕潮州等处商人从海道运谷来泉,平粜以济,前后谷船至者千余艘,泉府七邑之人多赖以存活。

  疫情延续到嘉靖四十一年壬戍(1562年)。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引明《闽书》曰 :(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熏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闽书》)。”

  《梅溪陈氏族谱》载:梅溪氏居于郡城的宗支,“盖自辛酉之四月以至壬戍之五月,内外老幼以疫死者,无虑三十五人。”陈瑞山一家,其本人及母蔡氏、妻黄氏、子尔发尔时等俱亡;陈介石一支,则坦易的继母卢氏侃毅应山瑞圆3个堂兄弟,省吾尔观2个堂兄弟,应山之母黄氏尔观之妻黄氏等相继病亡;陈筠隐一支也死了好几个。

  《梅溪陈氏族谱》还载,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以后至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稍戢,疫疬也稍止,但由于死者太多,乡下田园久荒,以至 三季不收;富者尚可易衣以食,贫者则一无所有,几乎无法生存。斗米百钱,只牛值黄金十余两,一石谷种售一两银子,为求生路纷纷避难入城的乡人“无从计出”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泉州郡城大疫。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熏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闽书》)。”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

  晋江、惠安大饥,疫病流行。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万历)四十五年,大饥,疫(《闽书》)。”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

  惠安瘟疫流行,粮食价格昂贵。

  清·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

  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大饥,疫。(《通志》)。”

  清·雍正三年(1725年):

  惠安大饥荒,疫病流行。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泉州晋江、惠安大疫,至翌年秋乃止。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乾隆)十八年夏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无数。”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

  大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4·祥异志》:(乾隆五十三年)是年大疫,死者无数。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

  春,晋江县大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七十四·祥异志》:(嘉庆)二十二年春大疫。”

  清·道光元年(1821年):

  大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之七十四·祥异志》:“道光元年大疫,死者无数。”

  清·同治六年(1867年):

  惠安崇武城区肺鼠疫猖獗,死亡一千多人。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

  惠安鼠疫流行。

  近代鼠疫由厦门传入惠安县崇武及南安县石井。次年染及晋江县,数年后波及泉州府各县。前后流行60余年,发病33万余人,死亡近30万人。此传染病于解放初消灭。

  清·光绪廿年(1894年):

  四月,安溪龙门人白拆益往厦门经商,途经泉州染鼠疫,回家不日死亡。随后,鼠疫蔓延乡里,流行全县。永春城郊也发现鼠疫。

  清·光绪廿二年(1896年):

  惠安全县鼠疫流行。崇武城区肺鼠疫猖獗,死亡几百人,医师张子善涂少房设义诊。后,县令分别授予“妙手回春”“春满莲岛”匾额。

  清·光绪廿三年(1897年):

  惠安县域内鼠疫大流行,流行140个自然村,死亡6161人。

  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

  惠安全县鼠疫大流行。

  清·光绪廿九年(1903年):

  石狮出现瘟疫,旅菲华侨蔡嘏贵蔡由群黄城与乡绅吴文章等组织“石狮慈善堂”,募资购药,收敛死者。

  清·光绪廿九年至卅年(1903~1904年):

  惠安县内流行牛瘟。

  清·光绪卅年(1904年):

  晋江永宁竹篙厝村(今属石狮)鼠疫流行,居民死者甚多,余者外逃,遂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