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明教） 【本版主要依据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第五章·摩尼教》（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编，鹭江出版社，1993.6），并综合其他资料编制。】 摩尼教概说 摩尼教概说 摩尼教的起源 摩尼教创始于公元3世纪，创始人为摩尼（216—276年）。摩尼生于南巴比伦安息王族家庭，其父帕蒂克为基督教徒。传说，摩尼在二十五岁时，宣布信仰自己所创立的新教，即信仰在拜火教的基础上，吸收基督教、佛教和古巴比伦的宗教思想所创立的摩尼教。 摩尼教初创，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沙波尔一世（241—272年）的保护。摩尼在波斯建立教团，进行传教，向西传至罗马帝国与非洲北部，向东越过阿姆河进入中国。 后因摩尼教崇拜光明，提倡清净，反对黑暗和压迫，与波斯国教拜火教相对立，遭到萨珊王朝瓦拉姆一世（273—293年）的取缔，摩尼被剥皮诛戮酷刑处死。 摩尼教的经典和教义 摩尼教以《彻尽万法根源智经》、《净命宝藏经》、《赞愿经》和《娑布罗乾》等为主要经典。 摩尼教的教义是“二宗三际论”，它反映了摩尼思想的出发点。 所谓“二宗”，即光明与黑暗，二者是永远分立的。摩尼以为，凡光明都是美善的、理智的、平和的和有秩序的；凡黑暗则都是凶恶的、愚痴的、紊乱的和物质的。 摩尼教“二宗”教义常用两种树表明：一种是光明活树，一种是黑暗死树。摩尼以为，东、西、北三个方向的空间都是光明宝树繁殖场所，黑暗死树只生殖于南方。但光明的势力比黑暗要大三倍，故四方中黑暗只占一方。大抵巴比伦南方平原气候炎热，摩尼以为凶恶的本质都是从那里发生的。 所谓“三际”，即初际、中际和后际，意即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黑暗侵犯了光明，光明与黑暗相混；现在光明号召许多明使，要将黑暗驱逐出去；未来黑暗敌不过光明，二宗各复，各保其固有性质。 摩尼以为光明与黑暗在最初的时代各不相侵犯。在光明的国土里住着众生的大父叫“大明尊”（亦称“无上明尊”），波斯语叫“察宛”。基督教最高的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神，而摩尼教最高的神是“四位一体”——察宛、光明、威力、智慧。“察宛”即“大明尊”，是光明天国的王；大明尊的“光明”便是日月，大明尊的“威力”便是五明使——净气、妙风、妙明、妙水、妙火，大明尊的“智慧”便是摩尼圣教。 摩尼教的“四位一体”，又称“四寂法身”，是教徒必须坚守的信条。 摩尼教的《残经》引《应轮经》云：“若电那勿等，身具善法……其明父者，即是明界无上明尊；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而《万宁经》则云，“若电那勿具善法者，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皆备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许地山《摩尼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三期，1928年） 所谓“电那勿”，即僧侣，是宣教师。所谓善法，即圣教，教徒如果具足功德，便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在他身中，再加上无上明尊，便是“四寂法身”（四位一体）的圣教信条了。 摩尼教认为，与光明境界相反的便是无明界，那里充满黑暗、毁灭、闷气、毒水和凶险。如果黑暗永远住在自己的境界内，就没有现在的世界，也没有所谓的罪恶。黑暗觉得在它的境界外很远的地方有些愉快的事物，于是便跑到光明的境界里来了。所以罪恶的存在是起于黑暗侵入光明的时候。 自从黑暗侵入光明，世界便出现，且被黑暗所充满。而光明境界是一个极自由的地方，那里没抵御黑暗恶魔办法，于是大明尊便召出善母，善母再召出先意来与黑暗斗争。所以明父、善母、先意，就是摩尼教父、母、子三位主神。光明为战胜黑暗，大明尊便尽量多召一些明使来帮助。明使有两种：一为天神，一为世间的人。天神的明使以夷数（耶稣）为最大，世间的明使便是摩尼本身。 在《娑布罗干》的经典里，有摩尼的话云：大明尊派一位明使到印度，名为佛陀；另一位明使到波斯，名琐罗都斯德；还有一位到西方，名夷数（耶稣）。最后的一位明使到巴比伦，便是摩尼自己。 摩尼教以为善人死后，他的灵魂和身中的光明原质要上升到月宫里去锻炼。月宫有十五天不大明亮，就是人间的灵魂在那里锻炼，黑暗分子显露出来所致。待善灵锻炼纯净，就转到日宫里去，月宫空了，又恢复明亮。 摩尼教的教徒和教规 摩尼教的信徒分“电那勿”（僧侣）和听者（一般教徒）两类。 “电那勿”男女均有。女性“电那勿”称“女摩尼”。 所有的摩尼教徒皆素食，“电那勿”的衣食都由听者供应。但“电那勿”不饮酒，不婚娶，不拥有财产，他们 “年一易衣，日一受食”（《资治通鉴·卷237》），此外便是游方各处宣教。 “电那勿”不生产新的生命，也不毁坏生命，即使对植物的生命也是如此。他们吃粮食时，生怕食物里的光明分子受分裂的痛苦，因此必须由侍候他们的小徒替其准备食事。“电那勿”吃前必须向食物祈祷说：“我没有种你，没有簸你，没有把你搁在地上，没有把你放进炉里，这都是别人做好拿来搁在我面前的。我用清白的心把你吃掉。”然后转向小徒说：“我已为你祈祷了。”每日如此，可见其生活是厌世的。 另一类教徒是听者，他们除信仰和素食外，可以拥有财产，可以婚娶，其余生活与常人无异。 基督教的修士是因为悔恨自己的罪孽而避世，每以自己的肉身为无足轻重。佛教认为生命有同等价值，故有求则舍，以至于施舍自己的身体。摩尼教的“电那勿”则不是忏悔者，而是“清净者”、“正义者”，他们身体比别人多含光明分子。 新疆发现的摩尼教《忏悔文》是用突厥语写的，每条忏悔文都有“如我等不如是奉行，或不信是法，即是有罪。”忏悔是教徒（听者）每日必行的法规，则知对光明的敬礼与行为检点是摩尼教徒无上的义务。 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中的不杀与施舍，是出于对生命的一种神圣的同情心，而摩尼教有“误舍的忏悔”，即施舍给恶人则“是将神圣的光明送到黑暗罪恶的地方，应当忏悔。”摩尼教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光明不再混入黑暗而设置，所以不当施舍而施舍，则是杀害光明。摩尼教的不杀，并非可怜生物的被杀，而是恐怕生命里的光明混到黑暗里去的缘故。 摩尼教的“中际”（现在），多注重教团中教徒的生活（教规）；而其“后际”（未来），则与基督教一样，对来世是乐观的，认为世界的末日，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当所有光明分子回到光明境界里以后，世界要被火烧掉，这火要延烧一千四百六十八年。但摩尼教认为，光明分子要经过多次锻炼才能纯净，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个人的灵魂要经过多次的轮回。故摩尼教“后际”（未来）的轮回，在于陶冶光明的本性。因为教徒（听者）的灵魂还不纯洁，大明尊要他们转生，使他们接受锻炼，使灵魂更纯洁，直到与“电那勿”（僧侣）那样，一同住在永远光明的境界里。 综上所述，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论教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带神话色彩的天地开辟和破坏论而已。 传入泉州——唐、五代 传入中国及会昌汰僧 摩尼教大约于公元六至七世纪时传入新疆高昌地区，逐渐向东传播。《佛祖统记·卷39》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国人佛多诞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是摩尼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记载。 《通典·卷40》（又见释赞宁《僧史略·卷下》）载，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认为摩尼教是“邪见”，“宜严加禁断”。 后因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摩尼教徒充当或伴随回纥使臣，往来于长宋，要求建摩尼教寺。大历三年（768年），建摩尼教寺于长安，赐额“大云光明寺”。 大历六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 释赞宁《僧史略·卷下·大秦末尼》）。摩尼教终于从中原向长江中下游一带传播开了。 唐武宗时，回纥衰亡。会昌二年（842年），禁止荆、洪、扬、越等州大云光明寺活动。会昌三年（843年），令“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及在此国回纥诸摩尼等配流诸道，死者泰半”（释赞宁《僧史略·卷下·大秦末尼》）。摩尼教从此转入地下活动。 传入泉州——呼禄法师 摩尼教传入福建是在唐代。唐·乾符六年（879年），谢肇制《太姥山志·卷中》引林篙《太姥山记》载，太姥山顶有摩尼宫。清·乾隆《福宁府志·福鼎寺观》 亦记太姥山顶峰有摩尼石龛。这座摩尼寺应是在会昌年间禁断摩尼教之前所创建。可见福建很早就有摩尼教流播。 会昌（841—846年）汰僧后，摩尼教徒为了逃避镇压，改教名为明教。 至于摩尼教传入泉州，《闽书·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记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法师是摩尼教对僧侣称呼，福唐即今福清县，三山即今福州市，泉郡即泉州，北山即清源山，可见唐·会昌年间泉州已有摩尼教秘密活动。 呼禄法师墓在南宋之前早已湮没，但清·乾隆《泉州府志·山川》留有南宋·朱熹《清源山谒呼禄法师墓》诗：“联车陟修坂，览物穷山川。疏林泛朝景，翠岭含云烟。祠殿何沉邃，古木郁葱然。明灵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肸蚃理潜通，神蚪亦蜿蜒。既欢岁事举，重喜景物妍。解带憩精庐，尊酌且流连。纵谈遗名迹，烦虑绝拘牵。迅晷谅难留，归轸忽已骞。苍苍暮色起，反旆东城阡。” 与民间巫术结合——明教 五代·徐铉《稽神录·卷3·清源都将》收录一个摩尼教（明教）在泉州活动的故事。 五代时清源郡（泉州）有一位姓杨的防遏营副将。一天他忽然看到一只大白鹅，背负一大堆纸钱窜入自己的宅第。转瞬间，这只鹅变作一位双髻白发老翁，于是家里的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杨某大惊失色。这时，他的两位女儿也受惊生病了。杨某紧急召来巫师，在家里设坛作法驱鬼。鬼也同时立坛作法对抗，而且鬼的妖术远远超过巫师的巫术，巫师见状毛骨悚然，仓惶逃去。 后来，杨某听说有一位善于作法驱鬼的法师，名叫明教。这位明教法师来到杨某宅第，只提出一个请求，即让他手持摩尼教经卷，在杨某宅第暂住一夜。杨某欣然答应。是夜三更时分，只听鬼咒骂声不绝，渐渐地咒骂声愈弱愈远，鬼知难逸去。从此，都将杨某家又恢复常日生活。 这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是却反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五代时候，泉州有摩尼教（明教）的活动。但因摩尼教处在非法的地位，故改名明教，并与民间巫术结合，逐渐改变了原来摩尼教的性质，成为驱鬼逐魔的民间宗教。这也是泉州最早出现的“明教”名称的记载。 传播与法禁——宋 摩尼教经文两次编入《道藏》 摩尼教在唐武宗时虽被禁绝，但其后以明教名称出现。北宋时，明教在浙江、福建十分流行。摩尼教的经文还得到官方承认，曾两次被选编入《道藏》。 北宋·张君房负责审编《道藏》，成书后写《云笈七签》，其《云笈七签序》云：“臣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四库全书》第1060本，子部366道家类，台湾版）。 在清·浙江《慈溪县志》里，发现有《崇寿宫记》一文。崇寿宫位于慈溪县淹浦乡东罗村，奉摩尼教，寺建于北宋初。《崇寿宫记》是该宫摩尼教住持道士张希声请名人黄震撰写的，南宋·景定五年（1264年）五月立石于崇寿宫。黄震（1213—1280年），南宋·庆元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人。 《崇寿宫记》里，保存了许多历史信息。 其一，指出摩尼教在北宋已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盛行，并已开始从佛教向道教依托：“正宜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我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天禧三年（1019年）两尝福州。政和七年（1112年）及宣和二年（1120年）两尝自礼部牒温州，皆宣取摩尼教经颁入《道藏》。” 其二，撰写《崇寿宫记》的黄震，是“朱门大师”。朱门指朱熹，可见宋元时代的摩尼教已经带有“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因素。《崇寿宫记》中阐明后的教义曰：“夫天下事不过是与非、善与恶两端而止。自古立言垂训者，莫不使人明是而别非，绝恶而修善，故能辅人心而裨世教。”这与佛家讲善、儒家讲伦理道理的精神是一致的。 为什么北宋时摩尼教经文收人《道藏》？一是为了迎合宋代统治者，把摩尼教说成与道教有关的宗教。二是一些学者将摩尼教经文误作道教经文。如《佛祖统记·卷48》以为汉文《摩尼教残经二》引用了道教《化胡经》的话：“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那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 在明代重修《道藏》时，删弃摩尼教经义，纠正了北宋修《道藏》的错误。 由泉州传至浙南 宋代，摩尼教在闽、浙两地十分兴盛，还对“闽学”产生过影响。嘉定县《赤城志·卷37》中，知府李谦的《戒事摩诗》中有“明（明州，宁波）、台（台州）、温（温州）、福（福州）、泉（泉州）皆盛行摩尼”的记述。 《宋会要辑稿·刑法2》记载，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浙江温州等地有许多“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他们“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 但南宋·绍兴年间福建人庄季裕《鸡肋篇·卷上》说，“事魔食菜，法禁至严”，然近来信徒愈来愈多，“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按其说法，温州的明教是福建传播去的。 如今温州市的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洞头等县，有许多居民讲闽南话，这与明教宋代传入温州地区有关。有的史家查阅苍南县金乡区瀛桥《项氏宗谱》，发现其先祖为避闽王曦之乱，自闽南迁移平阳。温州市瓯海县川沙《周氏族谱》记，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洪水泛滥，溺死数万人，奉旨“徙福民实其郡。”则知自唐末、五代到南宋，有许多闽南人，主要是泉州人迁徙温州，明教也随移民进入温州。 民国十四年（1925年）版《平阳县志·神教志2》记载，苍南县括山乡下汤村有一座叫选真寺的明教寺，寺中《选真寺记》石碑记载：“寺，吾祖创也。”又记该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苏邻国之教，即波斯摩尼教，是为逃避迫害而假托苏邻国名的。碑记刻于元·至正间，寺大约建于南宋末。还有建于南宋末年的苍南县金乡区炎亭的明教寺——潜光院，与选真寺均为南宋末的明教寺。此两座寺院，都可能是泉州移民后裔创建。 流播和陆游诏对刑禁 南宋时候，福建和泉州的明教流播情况又如何呢？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陆游在宁德县任主簿，后又到福州任决曹，亲眼看到福建明教徒的情况。他在《老学庵笔记·卷1》里说：“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衔赘其后。” 陆游还记载他与福州的明教徒接触的情况，说有许多读书人，甚至西外宗正司的宗子都公开说：“今日赴明教会聚会。”陆游对此社会现象十分惊讶，质问道，明教会为魔教，你们为什么与他们交游？那些士子和宗子则慨然答曰：“不然，男女无别者为魔，男女不亲授者为明教，明教遇妇人所作食则不食。” 以后，陆游又亲眼看过明教经文，认为内容荒诞无可取，并斥之为社会上那些浅陋、粗俗的妖妄者所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陆游上《应诏条对状》（陆游《《渭南文集·卷5》），要求孝宗采取严厉措施，取缔明教。陆游说：“妖幻邪人……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并指出，在诸多妖幻邪人中，以明教为盛，因此“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板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为校勘，福州知州黄裳为监雕。” 陆游进而列举福建明教徒的宗教行为，是用祭祖的形式来引鬼，一生不血食，以小便、尿水为法水，供以沐浴等等。 最后，陆游要求朝廷命令两浙、福建、江西各地守臣，深入调查监督，如发现有明教活动而触犯政府规定者，必须以刑法严厉制裁之；不允许老百姓读荒诞的明教经典；政府要多多张贴禁断明教的告示，对那些传习明教的僧侣、教徒，限令一个月内自带摩尼教经像、白衣乌帽等赴官自首；并允许告发，告发者受重赏；而对明教的“经文印版，会州县根寻，日下焚毁”。 以上陆游所见到的福建明教会、教徒的情况，似乎多数为社会的上层人士，如士人、宗子、秀才、吏人等，又没有女教徒，并且见到摩尼的画像。 同是南宋的温州明教的情况与福建的明教有所不同。《宋会要辑稿·刑法2》记温州的明教徒在乡村私建屋宇叫斋堂，都是“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择取一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姐等人，建设道场，鼓煽愚民，男女夜聚晓散。”而温州明教徒使用的“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耶稣）佛帧》……这些经文“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 但南宋福建明教和温州明教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同于原来的摩尼教，都出现了偶像尝拜，且与民间信仰互相融合，而演化为另外的一种宗教即明教了。 真德秀劝农 南宋后期，浙江明教的兴盛已超过福建。据《宋会要辑稿·刑法2》云，嘉泰二年（1202年），明教在“江浙于今为盛，闽又次之。”这与南宋时福建乃至泉州的地方官员把明教徒称为“吃莱事魔”的人，并视为社会动乱的根源而加以禁止是有关系的。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泉州知州真德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再守泉州劝农文》力劝“乡闾后生子弟，各为善人，各修本业，”“莫习魔教，莫信邪师”（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40》）。 真德秀所指的“魔教”就是明教，所谓“邪师”即是明教僧侣。也可见当时泉州的明教徒多为农村乡民，其人数之众，使得知州也不得不出面“劝农”。 公开活动和兴盛——元 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 明教在元朝转入公开活动，颇为流行，因为元朝统治者对各门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 据《元典章·礼部·卷6·典章33·释道》记载： 元政府原来设置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专门管理“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等”，而在地方的各路、府、州、县也设置下属机构，称僧录司、僧正、都纲等，具体管理地方各门宗教。 至大四年（1311年），中书省根据江浙行省转呈福建宣慰司的报告，“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白云宗、头陀教”等，因原来立著衙门，“好生搔扰”，所以“特奉皇太子令旨”，除保存宣政院功德使司两个衙门外，“各处路、府、州、县”的僧司衙门全部革罢，并销毁大印。而把管理各门宗教的权力移交地方“管民官归断”。 福建宣慰司的呈文罗列了诸种宗教教门，但没有明教，不知何故。但《元典章·礼部》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福建宣慰司的奏文提到“有头发的行者”，这可能是指明教徒，因南宋温州的明教徒也称“行者”。也或许其时明教活动没有给元朝政府造成麻烦，或许明教的活动尚未引起元朝政府的充分注意，因而在《元典章》里未专列明教《典章》加以规范。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高级僧官西里蒙 《元典章·礼部·卷 6 ·典章 33 ·释道》记载，皇庆二年（1313年），江浙行省按照中书省批文云，同意各处路、府、州、县的寺院推举“有德行，知佛法”的长老，由“众和尚保举”，经有司批准而委任为“僧官”。 中书省批文规定僧官的任务是：在宣政院功德使司的领导下，负责寺院讲授经文，按时为皇帝“祈福祝寿”；按时向政府负责“交纳税钱、粮”及铺马役杂费；在一般情况下，地方管民官不管寺院内的事，除非寺院内的僧侣、教徒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案件，由地方管民官问断外，寺院内部僧侣、教徒的互相争讼，由僧官决断；僧、俗相争田土的案件，由僧官与管民官聚会决断，倘若僧官不前来聚会，则由管民官断案。 《元典章》有关释道的规定，是因至大四年（1311年），根据福建宣慰司上呈文件而作的新规定，也就是说是根据福建和江浙行省的各门宗教活动的情况而作的新规定。在这新的社会环境下，福建和泉州明教的活动，没有直接文献记载。但西里蒙（失里门、西雷蒙）墓碑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其中一些情况。 廿世纪40年代，吴文良先生在泉州涂关门外的津头埔村，发现一方墓碑，碑顶琢平（碑顶原刻尖拱形状），碑面右边竖刻两行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左边竖刻两行汉字。汉字内容是：“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根据日本顺天堂大学村山七郎教授的认读，墓碑右边那两行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内容，与左边汉字“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意思相一致，其汉字译文为“这是僧侣先生教区的教长失里门先生的坟墓。” 失里门，即英文Silemun（西雷蒙），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景教）教徒的名字。他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徒，而非明教教徒。 据《元典章》，这位西雷蒙教长，应是由“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寺院共同推举的，并经宣政院功德使司批准的僧官。他是负责讲经文的“有德行，知佛法”的长老。她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协调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寺院和教徒内部的关系；二是协调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寺院、教徒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从墓碑的“帖迷答、扫马等”几个字看，竖墓碑的是一群人，而帖迷答（Timothy）和扫马（Sauma ）是两位景教徒的名字。墓碑上未见有明教徒的名字，或许一群人的名字不可能都刻在墓碑上而省略，或许当时泉州城内没有高职位的有名望的明教僧官。 另外，泉州所发现的元代景教墓碑，都雕刻有十字架，唯有这方西雷蒙主教墓碑没有雕刻十字架。是否可以推测，摩尼教与基督教对耶稣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元代泉州的明教徒不使用十字架。摩尼以为耶稣是光明的化身，并以神圣的痛苦使世人得度，但他并不相信耶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为犹太人是拿错别人去钉的，耶稣不是肉体的人而是神，无论如何是拿不到的，故不可能被钉到十字架上去。是否为照顾明教的宗教习惯，身兼“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高级僧官的西雷蒙墓碑只好迁就，不刻十字架了。 西雷蒙墓碑以实物证实《元典章》记载的元代以寺院、教徒推选的，并由政府审查批准僧官的制度。它反映了元朝对各门宗教的宽容态度。 同时，西雷蒙墓碑还证实元代泉州明教、景教势力之盛，以致必须派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高级僧官驻扎泉州。 晋江草庵明教寺 晋江县罗山乡苏内村的华表山麓的草庵明教寺，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元代明教寺院，也是全世界明教的最后消亡地。 元代我国的明教遗址大多堙灭。浙江省和福建省陆续发现与晋江草庵同为元代的明教遗物和文献，但遗址都早已不存。如温州市苍南县发现的明教寺——潜光院，是从元·陈高《竹西楼记》里发现的，寺早毁灭；苍南县发现的另一明教寺为选真寺，是从《平阳县志》孔克表撰《选真寺记》录文发现的，后又发现该石碑，但寺址也早已废了。福建莆甲市涵江区，也发现刻有摩尼教教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的明教石碑，碑左下刻有“都转运盐使司上里场司令许爵乐立”。据《莆田县志·建置》云，都转运盐使司分司设于元·至元间，延祐二年（1315年）改为司令司。可见这方明教寺石碑也是元·延祐二年以后所立，但明教寺的遗址也早已废毁，无处可觅。 最早记载草庵明教寺的书，当推明·晋江人何乔远撰《闽书·方域志》，云华表山“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 清·乾隆《泉州府志》也记草庵“元时建，祀摩尼佛。” 草庵的明教遗址，长期寂寂无闻，鲜为人知。迨至1923年，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国学季刊》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首次介绍草庵明教遗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见了陈垣的文章，大受启发，1923年也在《通报·第22卷》发表《福建摩尼教遗迹》一文。1926年，我国著名史学家张星烺一行到泉州考古，原计划到草庵考察，但因其时地方不靖，不果行。廿世纪40年代，泉州外来宗教石刻考古家吴文良多次到草庵考察，草庵的面貌才公开披露于世。 草庵依山傍筑，石砌，单檐歇山式，四架椽，面阔三橺，宽1.67米，深进二间3.40米。屋椽下用单排荜拱。 庵内依山石刻一圆圈浅龛，直径1.68米，圆龛内刻摩尼浮雕趺坐像，身长1.52米，宽0.83米，头部长0.32米，宽0.25米。摩尼佛像背后放射佛光，散发披肩，面相圆润，眉弯隆起，嘴唇稍薄，嘴角两线深显，形成下颚圆突。身着宽袖僧衣，无作扣，襟结下垂扣上圈饰，再套带在脚部蝴蝶结上，然后向两侧下垂。双手相叠，手心向上，置于膝上。神态庄严，衣饰简朴，特有风格。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摩尼佛石雕像。 摩尼雕像左上角有摩崖记，高24厘米，宽18厘米，字径2. 5×2. 5厘米，五行，楷书，字数34。文云：“谢店市（今晋江佘店）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1339年）戊月四日记。” 摩尼雕像右上角摩崖记，高26厘米，宽19. 2厘米，字径2. 5×2. 5厘米，五行，楷书，字数52，书法甚劣，刻工粗糙。文云：“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涧，四学世生界者。” 据明·宏治《兴化府志·卷8·户纪·山川考·罗山》在，兴化路罗山在仙游县城南五里，山形如凤凰展翼。“唐·妙应禅师指此山可居”，宋·侍制傅揖居此。并流行一句谶语说：“吾居尔室，干戈永息；尔居吾穴，衣冠不绝。” 以上两段摩崖记事和摩尼佛像，反映了元代泉州明教的演变，是研究元代泉州明教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元代泉州的明教受佛教、道教的“有求则舍”、“有求必应”的思想影响甚深。 按新疆发现的突厥文书写的唐代摩尼教《忏悔文》第十一条载，施舍“为听者应有的法行”，即施舍为一般教徒对“电那勿”（僧侣）应遵守的行为。但摩尼教教规要求听者不断锻炼光明分子，使自己更纯净，甚至还要轮回再锻炼，直到听者与“电那勿”（僧侣）那样，生活在永远光明的世界里。 摩崖记事中，通过喜舍摩尼圣像一尊，施舍造明教寺一座，施舍造寺院石室一间等，以祈求神明保佑其亲属灵魂早升入明界，这是佛教和道教的“有求则舍”、“有求必应”的行为，已不属摩尼教对听者（一般教徒）的要求。 第二、元代泉州明教逐渐演变为偶像崇拜。 按唐代摩尼教《忏悔文》第九条规定（即“忏悔违犯十戒”），摩尼教有十条戒命，即：①不拜偶像；②不谎语；③不贪；④不杀；⑤不淫；⑥不盗；⑦不行邪道巫术；⑧不二见（怀疑）；⑨不惰；⑩每日四时祈祷。 前文已述，宋代温州的明教是“绘画佛像”崇拜，而陆游在福州见到的明教徒也是绘画“妖像”奉祀。元代晋江华表山草庵明教寺却是“喜舍本师圣像”，以求“考妣早生佛地”。教徒雕刻摩尼光佛石像，是偶像崇拜。这是违犯摩尼教十条戒命的第一条“不拜偶像”，和第七条“不行邪道”规定的。 由此可以看出，元代泉州的明教，因自唐宋以来长期处在秘密地位活动，逐渐受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渐渐改变它原来的面貌，以至演变为偶像崇拜的宗教了， 第三、舍资建无名额明教寺成为公开行为。 草庵摩崖记载，后至元五年（1339年）“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可见晋江华表山草庵始创于后至元五年，寺和摩尼像均同时完成于陈真泽一人之手，证实了《闽书》和《泉州府志》所记草庵“元时物，祀摩尼佛”。 但后至元五年初建时称“寺”，不称“庵”，且无寺名记载，这与《宋会要辑稿·刑法2》所载宋代温州明教徒“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明显一致。 陈真泽是罗山乡谢店村（今佘店）人，也是乡民，陈真泽舍资创建的明教寺，同样没有名称，所差别者，则是元代的陈真泽是公开舍资建明教寺，并刻摩尼佛像，还刻摩崖记事；而宋代温州乡间明教徒都处于非法的秘密地位罢了。 第四、在陈真泽建明教寺前，草庵地方已是明教活动据点。 晋江东石镇发现的清·道光年间手抄本《西山杂志》，称华表山草庵为宋代创建，摩尼寺的住僧是定诸，后来寺改草庵。（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西山杂志》） 《西山杂志》有多种抄本，又多不齐全，记事多有矛盾或杜撰，不可不慎。如：定诸是北宋晋江名僧，《泉州府志·方外》有传，据载与曾公亮交游甚厚。那么，作为有名的佛教僧人，定诸为何住持摩尼寺？如果他为明教寺僧人，处在非法地位，又如何能与北宋高级官员曾公亮交游甚厚呢？（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人名录·曾公亮》） 现草庵右墙壁上，还砌有一方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立的《重兴草庵石记》，碑文为沙门演音（弘一法师）撰书，提到“草庵肇兴盖在宋代”，以此推测在陈真泽建明教寺前，草庵地方从宋代开始已是明教活动据点，应是可信的。 第五、摩尼称“佛”。 摩尼教传入中国后，因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几经兴废，在非法、秘密的状态下，为生存计，只好入乡随俗，与民间信仰相结合，更受佛教、道教长期的影响。不但到五代，摩尼教改名明教，迨至元代，泉州的明教徒雕刻摩尼石像称“佛”崇拜。 泉州发现的元代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伊斯兰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和明教的实物和资料，皆称它们信仰的主宰为“佛”。这反映了元代泉州的儒、道、释文化和民间信仰，对这些外来宗教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古代泉州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即“泉南佛国”现象。 第六、明教在本地区已流行甚久。 泉州地区所发现的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留名石刻，多数为外地或外国人，而华表山草庵这两段摩崖记事，记载兴化路罗山境、晋江谢店市的八个人，全是本土乡民。这显示明教在后至元五年（1339年）以前，已在本地区流行很久，而且早已成为一种地方性宗教。 上文已述莆田县涵江镇发现元代明教信条石碑，仙游县罗山境的姚兴祖到晋江草庵祈求并施舍石室一间，表明元代的莆田、仙游与泉州一样，在广大农村都有明教的广泛流传。 廿世纪80年代初，在晋江华表山草庵前20米处修建大华严寺，挖地基、修古井时，发掘出1只完整的黑釉瓷碗和60多块残碗片等元代遗物。完整的黑釉瓷碗口径18.2厘米，高6.5厘米，底径5.9厘米，碗内壁阴刻楷书“明教会”3字，字径6.5厘米左右；此件黑釉碗圈足、斜腹，胎浅灰色，施黑釉，应是元代草庵摩尼教徒的生活用具。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晋江市博物馆，是镇馆之宝。其他残片中，有13件分别铭刻有“明”、“教”、“会”等3个字。 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它以实物证实元代明教在泉州晋江华表山地区的公开活动，也是草庵明教寺创建于元代的佐证。 这些遗物不可能属于宋代。宋代明教是被政府禁断的，处于非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如果烧制带有标志的“明教会”黑釉瓷碗，等于自取灭亡。有的学者在晋江磁灶古窑址也发现铭刻“明”字黑釉碗片，说明元代晋江草庵“明教会”黑釉瓷碗是晋江磁灶窑烧制的。况且黑釉瓷碗非宋代特有产品，元代晋江磁灶和泉州东门碗窑等处，也都烧制黑釉瓷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陶瓷》） 答喇氏祈雨 最近史学界寻到一篇元代泉州人留玉书所作的《喜雨序》，记载答喇氏率领官员到罗山草庵龙泉祈雨一事。文曰： “至元之十八年（1281年)，夏深不雨，燥气风挟，日播直焦黄，农夫红女，蹙频相吊。喇侯莅邑南安，忧民之忧，泉源涸竭，何以堪命！乃令为坛，褊叩神抵，告天祈祷，而天不雨。抑‘余诚有未至也’？乃引咎责躬，合衙斋素，不复茹荤，躬诣罗山龙潭，以致龙湫，往来徒步，不啻三百余里……” 文中的“喇侯”，即元人“答喇氏”。答喇氏于元初·至元十四年(1277年）随军南下泉州，至元十八年（1281年）前后任南安县达鲁花赤（掌印官）。（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答喇氏》） 文中“罗山龙潭”，黄敬德先生《元初草庵的一次祈雨活动》认为就是晋江市罗山乡苏内村的草庵龙泉。因为宋代泉州领辖各县，佛、道、回、景以至摩尼教的各种庙宇应有尽有，答喇氏祈雨大可不必越州而趋他，因此“罗山”必指晋江罗山，而罗山的周围，也不可能有第二个龙泉，所以“罗山龙潭”就是草庵的龙泉无疑。 摩尼教祈雨是有史可稽的。《唐会要·卷49》载：“（唐）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 答喇氏到任时，适逢南安早魅为祸，答喇氏并没有按照南安的传统习惯祈雨，而是采用摩尼教方式，“乃令为坛，褊叩神抵”，自己“每视事之暇，诣坛焚香礼拜”每视事之暇，诣坛焚香礼拜，涉旬逾月不懈，十分符合摩尼教“其徒斋戒持律颇谨严，日每一食，昼夜七时，咸瞑拜焉”（元·陈高《不系舟渔集·竹西楼记》）的教规要求。当他久祷无效时，认为是“诚有未至”，又按照摩尼教的教义：“法众共居，精修善业……每日斋食”（《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寺宇仪第五》）的要求，命令全衙门官员“合衙斋素，不复菇荤”，然后亲自步行到当时已名闻遐迩的草庵摩尼教寺，在龙泉前祷神祈雨。 罗山草庵自宋代以来，就是一所十分活跃的摩尼教寺，因此，在元人入主泉南期间，草庵不可能改变它原来的摩尼教性质。当时南下的蒙古及色目人中，有不少摩尼教徒，如泉州达鲁花赤亻契玉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亻契玉立》），即出生于摩尼教家庭。南安达鲁花赤答喇氏的祈雨办法，证明了他在南下之前就是一位摩尼教徒。 青阳庄氏一族多有信仰摩尼教者 青阳北距泉城10公里，南距罗山草庵5公里。 庄氏是青阳的大姓。 据《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记载，青阳庄氏一世祖名佑孙(1211—1265年)，南宋时自泉州郡城迁至青阳，生有5子，宋末欲往潮州勤王，遂星散于潮州、漳州、同安，唯次子思齐与三子公茂回乡守祀事。后思齐生子圭复，公茂生子惠龙。圭复生4子，惠龙有5子，其族遂日渐昌大。 庄氏一族自元代开始，多有信仰摩尼教者。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载：三世圭复(1273—1364年)，思齐之子，“平生笃志力行，以文学名于世……晚年◇履益高，过其庐者莫不起敬。又且好施，起盖法云寺大雄宝刹一完。”子：谦、讯、诚、谊。 晋江市博物馆粘良图认为：圭复起盖法云寺大雄宝刹，表现其宗教倾向是信仰佛教。但在当时，晋江摩尼教是以“合释老而一之”面目出现的。据族谱中出现八世庄慎“葬法云寺白莲堂”，庄赵阳“葬于法云寺前白莲堂”的记载，很可能在庄氏家族影响下，青阳法云寺兼有摩尼教的活动场所。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载：三世惠龙(1281—1349年)，号海月，公茂第二子，“幼失怙恃，励志自强。从游乡先生丘钓矶（丘葵号钓矶，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丘葵》）之门，孝友刑于家，文章名于世，咏诗百首，绵可刑后。拓业千亩，以遗子孙。晋邑主簿欧阳贤甚器重之，称之为‘林泉逸老’。晚年厌观世谛，托以苏邻法，构萨坛以为娱宾优游之所。”子：天爵、天骥、天德、天觉、天瑞。 泉州海交馆李玉昆早在1989年就发现《青阳庄氏族谱》中关于庄惠龙宗教信仰的这一条资料。认为：“庄惠龙从邱钓矶学儒，后又学佛，‘晚年厌观世谛(即佛教)，托以苏邻法(即摩尼教)’。摩尼教诞生于苏邻国，故将摩尼教称苏邻法。《青阳庄氏族谱》为明崇祯年间续修抄本，当时摩尼教遭禁绝，所以族谱不直书惠龙为摩尼教徒，而称之托以苏邻法。” 晋江市博物馆粘良图认为： “世谛”不专指佛教，而是指世俗对于宗教的理解，象积善求福，来生报应等等说法。其依据是《释典心经》的解释：“二谛：世谛以世俗显缘起之事，诸法历然，劝臣子以忠孝，劝家国以和治，此依俗谛。真谛彰本寂之理，一性泯然，是非双泯，能所惧之，此依真谛。”与“世谛”相对应的是“真谛”。“真谛”指领悟到齐生死、齐物我、齐是非，是一种更高的宗教境界。 称摩尼教为“苏邻法”，并非明代修谱者的曲笔，而是在摩尼教公开活动的元代已有这一称呼。 粘良图引《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集外篇》收录的元·至正年间晋江主簿欧阳贤为庄惠龙撰的《墓志铭》： “……公夙失怙恃，既长聪明特达，通于自奋，凡经传子史悉皆涉猎其义，又且长于诗，其青阳景物与硕士赓和者，句语清奇，真林泉下之逸老也。晚年厌观世谛，托以苏邻法，构摩萨坛于其里之右，往来优游，自适己志而已。素以善诱掖人，常若不及，以故乡人有化之者。至元己丑（至元九年，1349年）十月二十一日疾终于正寝，先日偏与亲故诀别，至是且勉其诸子以为善最乐而卒。 吁!非公学行之高，何其声名之著赫如也；非公识见之真，何其生死之际泰如也……予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公其有余庆乎! 为之铭曰：‘庄世积德，云礽衍盛。以及其身，式笃余庆。性海渊澄，心空月莹。青阳之西，洪基之顶。镌石峋嶙，以彰景行。’” 庄惠龙“晚年厌观世谛，托以苏邻法，构摩萨坛于其里之右”，即追求更高境界的摩尼教“真谛”，在乡中建供奉摩尼光佛的“摩萨坛”，又“素以善诱掖人，常若不及”，坚持不懈地宣传其信仰，发展了一批信众，“乡人有化之者”，临终前还“勉其诸子以为善最乐”。庄惠龙应是晋江摩尼教组织中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物。 在《墓志铭》铭文中，晋江县主簿欧阳贤还以“性海渊澄，心空月莹”来称誉庄惠龙，这是对摩尼教“清净光明”教义的一种诠解。欧阳贤未必是摩尼教中人，但他对于摩尼教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足以说明元代晋江摩尼教的兴盛和影响。 将《墓志铭》与《谱》记对照，可知谱记对于其先人信奉摩尼教的事实有所隐晦和掩蔽。《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由五世庄震彦等始修，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一世庄用宾重修，天启二年(1622年)十四世庄际昌重修。由于顾忌明初禁止摩尼教的法令，加上后来修谱者如庄用宾、庄际昌都是纯粹的儒家，将摩尼教当作异端，所以对于前辈信奉摩尼教的事实或故意掩蔽，或采用曲笔，并不奇怪。（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庄用宾、庄际昌》）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 载： 四世谦 (1299—1363年)，圭复长子，“平昔安分，持身俭朴，建造塔上保斋堂。”生四子：瑄、宝、琨、瑗。 讯(1304—1340年)，圭复二子，“平生谦和恬退，善守现成之业。”生一子：珍。 诚(1310—1359年)，圭复三子，“敦厚恬退，孜孜为善。” 天德，惠龙三子，从空，葬菜堂地基。 五世瑄(1320—1370)，谦长子，“平生勤俭，不事华靡，常戒子孙：‘古云，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尔等宜勉之’。” 子应元。 以上记庄氏几个族人的宗教信仰，其中说到斋堂、菜堂、食斋素，都可能与“食素事魔”的摩尼教有关；其“为善”、“乐施与”、“不事华靡”，也与摩尼教提倡互助、行善、生活简单的教规相符，说明他们对上辈庄惠龙的继承。谱中记惠龙三子天德“从空”，即为僧，但未记他往何寺院为僧，只记其葬于自家的菜堂（即斋堂）地基，很可能他就是在其父所构的“摩萨坛”中修行。 没落——明 明初明教有一段短暂的盛行时期 明·太祖·朱元璋依靠明教夺取政权，做皇帝后仍采用明教教义，定国号叫明。因之，明初泉州与温州的明教有一段短暂的盛行时期。 据浙江省著名学者、金华人宋廉《芝园续集》记：“洪武改元（1368年）……温（州）有邪师曰大明教，造饰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 明初泉州明教的活动情况难见记载，但1938年沙门演音（弘一法师）撰写的《重兴草庵石记》里，说草庵“逮及明初，轮奂尽美，有新泉岩其他幽胜。”说明明初时，草庵仍然是殿宇轩昂壮观。这和明初温州明教徒“造饰殿堂甚侈”一样。 据《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记载，入明以后庄氏家族仍传承摩尼教信仰。 四世天瑞(1319—1397年)，“又且食斋素，乐施与，构造普照寺钟楼，塑大殿释迦佛像。舍田租谷拾担供养明灯，僧人立像祠之。” 五世震彦(1367—1427年)，天瑞五子，“赋性严毅，智略兼人，又能好善而嫉恶，专务和睦于乡邻……仍置别幽轩以为娱宾之所，重修石鼓庙而备乡里禳，建斗坛以便行人憩息。” 青阳庄氏家族的信仰是多元的，摩尼教与佛教、道教也可互相兼容。所以天瑞既“食斋素，乐施与”，又“构造普照寺钟楼，塑大殿释迦佛像”；震彦既“置别幽轩以为娱宾之所”、“建斗坛以便行人憩息”，又“重修石鼓庙而备乡里禳”。 摈徒毁宫 朱元璋当皇帝后，地位改变了，明教威胁到他的统治。 明代泉州史学家何乔远在《闽书》中提及：“皇明太祖定天下，以三教（儒、道、释）范民，又嫌其（明教）教门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稍后，“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杨隆奏留之，因待置不问。”郁新是在洪武廿六年（1393年）上任户部尚书的，因此，明太祖大肆摧残 摩尼教的时间，大约有20年之久。 泉州能找到的关于摧残摩尼教的史料有两件。 一是陈埭丁善案。 丁善(1343—1420年)是晋江陈埭丁氏四世。《陈埭丁氏族谱》记：“时海内甫定，尚袭蒙古、色目之旧，里社好为白莲会（摩尼教），摇惑众志，官虽厉禁犹不戢，有司廉公行谊，使纠于乡，公发岸沟诸党触禁，白请以官治之。新令方严，而犯纲者众，致狱岁久不决。奏下刑部，逮公与诸党至京，连及公之长子俱下狱……乃治诸党十八人编戍，而出公父子于狱中。” 时当明初，晋江一带里社沿袭元代情况，摩尼教盛行，官府厉禁犹不止。有司让丁善纠于乡，丁善揭发岸沟村等地有张、林、陈、李诸姓的摩尼教信徒结党触禁，报请官府逮治。但是，新令方严，而犯纲者众，案件岁久不决，刑部干脆将这些摩尼教信徒，连同丁善父子一并抓到京城去。后来结案，将十八名摩尼教信徒充军戍边，才把丁善父子放回。 二是青阳庄震远、庄珍犯官事案。 庄震远(1336—1391)是庄天爵长子，庄珍(1340—1392年)是庄讯之子，均是青阳庄氏五世。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载，洪武廿四年（1391年）庄震远和洪武廿五年（1392年）庄珍犯官事而死，同案的还有“一干人俱坐远卫充军”。 庄震远“天性敦厚，酷好儒术，官路别置一室，延致鸿儒夏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夏秦》）而师事之。平生增拓租税有千余石，视祖业尤大焉。尤乐施与，凡有闾里细夫，江湖谒者有以贫告者，解衣推食，曾无吝色。构法云寺大悲阁一完……又洪武辛未（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斗级事递三山（福州），弟岱欲代之，公曰：‘事非汝所晓，吾往直之。’后一干人俱坐远卫充军，公则忧懑成疾，六月初八日而没于狱，于是得免焉。享年五十有六。” 庄珍“性行纯谨而无骄人之色，治家整饬而有父祖之风。大明·洪武壬申（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初二日为公事没于京师，享年五十有三。” 庄震远和庄珍犯事的原因，由于修谱者的隐晦，没有详细说明，只含糊说是“为斗级事”、“为公事”。但结合丁善案看，就再明白不过了。青阳在岸沟村附近，当时禁行摩尼教(白莲会)，晋江“犯纲者众”，青阳庄氏在所难免。 庄震远应是摩尼教组织中的重要人物。他对“闾里细夫，江湖谒者”解衣推食，很符合摩尼教平等互助的教规；而他被捕前对其弟说“事非汝所晓”，也显示出宗教组织内部的私密性。 其实，丁善案与庄震远、庄珍案应是同一件事。庄震远、庄珍死于狱，其余“一干人俱坐远卫充军”，丁善父子放回。 转入秘密活动 虽经禁令打击，特别是洪武廿四年（1391年）至洪武廿五年（1392年）的丁善、庄震远、庄珍案件，晋江摩尼教（明教）受到重大打击。尽管洪武廿六年（1393年）以后，由于户部尚书郁新和礼部尚书杨隆的奏留，才对明教采取“待置不问”的态度，但仍然没有放开。因此，明教便转入秘密活动，隐入或融入道教、佛教和其他秘密宗教，日趋衰落。 仅从青阳庄氏看，摩尼教信仰犹传承数代。 六世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载： 应元之妻王氏(1345—1427年)，《墓铭》记她 “不幸中年弃其所天，守志不回，长茹斋素善教诲，乐净施……临终之际举无疾恙，先一日戒诸孙曰：‘襄事称家，勿以世俗华侈为尚，是吾所愿也。’” 震远子嗣祖(1359—1416年)，“在襁褓中而失恃，哀痛未已，父没远方，誓不荤食而为终身之慕，仍拨租税三十二石，棉花二十五斤与子孙轮收，以供考妣蒸赏及春秋扫墓、俗节荐新等费。奉养继母愈益孝谨，友爱弟妹，宽仁纯至，平生足迹不到公门，凡有户役，表弟张氏代之。永乐晋邑大饥，公发粟煮糜以赈之，乡人感德，常在口矣。又建五塔梵王官，仍盖亭宇以便行人憩息。”子二：仕椿、仕松。 应愈(1365—1417年)，瑗长子，“天性特达，读书好义……因公事卒于远方，享年五十有三。” 慧祖(1372—1399年)，震福长子。配李氏，讳妙音(1377—1427年)，“痛夫君早没，克尽妇节，弗二初心。晚年乐善好施，捐钱万有余文，采画法云寺大悲阁一完。” 扬祖(1376—1451年)，震华二子，“天性刚勇，从幼失怙，承慈闱之训，读书重本，不惑邪说。” 庄氏第六代多生活于明·洪武至永乐年间，虽然经过禁绝摩尼教的风波，但有些人仍不改初衷，坚持其信仰。震远之子嗣祖“足迹不到公门”、“不荤食终身”，坚持积德行善，“建五塔梵王宫，仍盖亭宇以便行人憩息。”应元妻王氏“长茹斋素”，其要求子孙办葬礼“勿以世俗华侈为尚”，也合乎摩尼教葬丧从简的规则。 庄应愈，谱记中只说他“因公事卒于远方”，但从《族谱·外集》中收录的一首挽诗来看，他也是一个坚持摩尼教信仰的人。 该诗题记：“大明乐善处士，公讳应愈字世昌，永乐丁酉因公事殁于远方，其志铭已失，存挽诗一首。” 其诗曰：“庄公青年富经史，中岁还闻邃禅理，满床黄卷怡心颜，一部莲经挂唇齿。菟裘终老深汝期，蜂虿致螫焉能知?州司临行急星火，四千里道趋京畿。暂作归程浪惊喜，江桥初过莆阳水，官兵胠箧还探囊，行于途穷跬步履，去住彼此音问疏，俄惊驲讣伤长徂，邺妇不闻诉冤抑，吉郎无地脱刑书。妻子相看啜其泣，噬脐追悔何嗟及。平生涕出思无从，今日衣巾为公湿。” 诗中写到应愈“邃禅理”、“满床黄卷”、“一部莲经挂唇齿。”分明是一个“合释道而一”的摩尼教徒。而诗中还有“蜂虿致螫”、“冤抑”、“刑书”、“噬脐追悔”等语句，表明应愈是犯了官司被送京师，而不是去应付一般“公事”的。从挽诗内容分析，庄应愈犯官司很可能与其宗教信仰有关。 从六世扬祖“从幼失怙，承慈闱之训，读书重本，不惑邪说”的传记则可以看到，随着族群的扩大，外部社会的影响，庄氏家庭中对世守的摩尼教信仰也分化为不同的态度。当然，这“不惑邪说”是后来撰谱记者的语气，但却从侧面透露了一段真情，即其族人多有惑于“邪说”，即信仰摩尼教的。 七世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载： 梁(1365—1411年)，应元长子，“赋性谦和，乡闾见称，守成祖业，乐善好施。捐己资构武当行宫名曰斗坛于里之中。” 仕椿(1386—1426年)，嗣祖长子，“器宇清高，持身俭朴，上承列祖别业善守而弗失。事亲以孝闻，事长以悌称，平居素履历有士君子之风。”配李氏，讳慧绣 (1385—1470年)，“相夫教子，各适其宜，仍将铸铜钟乙口，舍入郡治崇福寺轮藏殿，名铸于钟。” 砮(1389—1462年)，应德长子，“性好虚无学，师事五千言，至以其子效之。” 仕松(1391—1441年)，嗣祖次子，“好行善事，里有普照寺，久废，赋役钱粮每累里分，公忧之而建住持，仍捐己资为之修葺。僧人德之，而刻其名于梁。” 佛养(1405—1468年)，添祖之子。“父服王事没于京师，克遵慈闱之训，而有父祖之风，见义勇为，奋励自强，别构华第于居之南以奉慈闱。晚年乐善好施，重建石佛岩万石峰，以为乡人春秋祈报之所。” 八世 《青阳科甲肇基庄氏族谱》 载： 启(1403—1463年)，“一日病革，呼轸等谓曰：夫死生者，昼夜常理，修短定数，奚足悲念……吾观世之葬者，谄谀以干铭，虚张少实，不以质朴为本，而以浮靡为尚，本欲扬其亲，而反为亲累也。” 继仲(1419—1474年)，“又好乐善施与，苟有寒窭者到门，解衣推食以与之，更无几微啬色，又赎民舍以广大圆觉尼寺，捐己资而重建五塔僧堂。”儒者蔡清 （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为撰墓志，记其“于桥路、祠亭、庵宇之类多所修建，亦可见其乐善好施而有及物之功。” 可以肯定，庄氏七世、八世仍有不少人保持“父祖之风”，保持摩尼教徒孜孜行善、持身俭朴、生死达观、葬丧从简的规则。更确凿的证据是七世佛养，“晚年乐善好施，重建石佛岩万石峰，以为乡人春秋祈报之所。”佛养晚年即在明·天顺至成化年间，石佛寺万石峰即供奉摩尼光佛的草庵。 这就说明，虽然经过许多挫折与打击，晋江民间摩尼教信仰依然得到延续，直至明·天顺、成化年间还有信众重建草庵，乡人祈报不已。 青阳庄氏自九代起，有庄荣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始中举人，又有庄昌期、庄安期、庄琦、庄晋阳等人科举出仕，自此科举不断，盛于一时。正统儒家学说在家族中逐渐变成主流，先世的摩尼教信仰的影响遂渐趋淡薄，自九世以后的传记中就多记载族中功名科举及缙绅事迹，而少见与宗教相关的内容了。 与佛教逐渐趋同 1938年沙门演音（弘一法师）撰写的《重兴草庵石记》碑记还记载一个传说，说明朝初年，有十八位读书士子，住草庵勤奋攻书。后来，十八人都登进士第，成为显贵。他们就在草庵殿堂供奉石佛。这时，在草庵的岩壁上，时常显现出“金容”（佛的形象），他们便依照“金容”显示的状貌，雕造石像于岩壁上。据传说，这尊“金容”的显示，就是文佛现影。因为有文殊菩萨的显形于草庵，所以才有明初十八位士子同登进士第的盛事。此后，草庵摩尼光佛坐像两侧，悬挂有弘一法师手书木匾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 这个传说，很显然是佛教徒或因认识，或因宗教偏见杜撰出来的，他们把草庵明教遗址，说成文殊菩萨现身的遗址。文殊菩萨为释迦牟尼的左胁侍，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又文殊菩萨的塑像多骑狮子，表示智慧威猛。这正与草庵崖刻摩尼教的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宗教信条在字面上有相似之处。因此，把草庵元代雕刻的摩尼光佛，附会成是明初雕刻的文殊菩萨石佛。 草庵的文殊菩萨显形说，虽然荒诞不经，但为草庵古迹增添不少神秘色彩，更是草庵明教寺式微和与佛教逐渐趋同的佐证。 “四位一体” 劝念 草庵前右20多米处的山岩上，原有刻于明·正统乙丑（正统十年，1445年）的四行摩尼教的“四位一体”（或称“四寂法身”）的宗教信条，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凿毁了。其文云： 草庵前山岩“四位一体”宗教的信条，是按汉字的规整来排列的。因此、仍应按“四位一体”宗教信条的逗读理解，即应该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 此“四位一体”的“劝念”，表明了延至明·正统十年（1445年），晋江县的明教虽然演变成偶像崇拜，且受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但它的原宗教（摩尼教）信条仍然沿用着。 明教持续衰落 明·正统以后至万历年间，福建省沿海上自福宁，下至泉州，明教虽仍有活动，但势力已明显衰退。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32·吴建》有一段明·万历年间的明教资料，云：“福宁之泰屿，兴化之某所，连江之徐台，长乐之种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咀君父，有非臣子所忍闻者。”又该教“令人尽卖产业以供众”，说别人的产业都是自己的产业。又记该教“禁人祀祖先神袛”，“惟祀其教主，号曰无为（摩尼的转音）”。该教的教徒“昏夜则聚男女于密室，息烛而坐，不知其所为”等等。 明·万历间晋江人何乔远在《闽书·卷7·方域志》记载他亲眼见过的泉州明教，他说：“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何乔远》、《泉南著述·闽书》）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泉州有两位著名诗人游览过草庵，他们都留有诗篇记游，从另一侧面反映万历间草庵明教寺的颓败情况，与万历末、嘉靖初何乔远所述明教“不甚显”是一致的。 一是黄克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克晦》），其《万石峰草庵得家字》诗（《吾野诗集·卷4》）曰： 此诗“风榭无人飘翠瓦”句，说明草庵的废圮荒凉。而“结伴遥寻太乙家”和“何年……静闭闲房共转砂”等句，则说明当时泉州明教已衰落不显，许多人包括黄克晦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将草庵当作道教太乙真人的道场了。 二是泉州名宦黄凤翔（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凤翔》），其《秋访草庵》（清·乾隆《泉州府志·卷6·山川·华表山》）曰： 黄凤翔同样将草庵当作道教庵看待，故有“丹灶”一词出现。同时，看到的是一派凄凉景象，“细草久湮仙嶠路”，“洞里云根蔓绿藤”，“飘瓦颓垣”等。 消亡——清、民国 明教徒大较流为“优婆夷塞” 清代乃至民国，泉州的明教情况不见记载，但可从温州的情况进行比较考察。 明、清鼎革之后，温州一带的明教仍然流传，清·乾隆《温州府志·寺观》记永嘉县临江乡有明教瑜珈寺；瑞安县来暮乡有明教寺。入民国后，民国《平阳县志·神教志2》也记，平阳敖江以南（今苍南县）万全乡尚有明教活动，但是“大较流为优婆夷塞矣”。所谓“优婆夷塞”，即在家修行的佛教男女居士。泉州的情况应该差不多。 晋江草庵明教寺沦为佛教寺 大约自明朝万历以后，晋江草庵明教寺开始荒凉废圮，一直延续到清代，全为荒山野草覆盖。如1938年沙门演音（弘一法师）《重兴草庵石记》所云：“胜清御宇，漫以零落，昔日余刹，鞠为茂草。” 殆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佛教大德瑞意和广空二位云游草庵，伤其废圮，发意重兴。经过多年集资筹备，启土动工，终于壬申十月（1932年）建成“意空楼”三楹，这便是今日草庵摩尼光佛的石砌殿堂和意空楼。虽未恢复旧观，却也初具规模。 1938年，沙门演音（弘一法师，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弘一法师》）弘法草庵，淹留数月，获悉草庵兴衰历史，以及瑞意、广空重兴之艰难，遂作《重兴草庵石记》以垂示来者。 1938年，在重建的草庵殿堂大门石柱上，佛教僧人广空法师题刻：“皆得妙法究竟清净，广度一切犹如桥梁。”而佛教高僧一音（弘一法师）则引用佛教经典《华岩经·偈颂集句》题刻：“广大寂静三摩地，清静光明偏照尊。” 这表明民国时期草庵为佛教僧人所重建；同时也被佛教僧人改造为佛教寺院了。重兴后，草庵则长久有僧人、尼姑住持。晋江草庵明教寺的衰落历史，如温州府苍南县明教寺的衰落历史，它们在民国初年尽变为“优婆夷塞”或僧尼之佛教寺院了。 民众将摩尼光佛误作释迦牟尼谟拜 廿世纪 40年代，吴文良先生多次到草庵考察时，发现泉州的佛门居士、一些寺僧和地方人士，众口皆言“华表山的草庵摩尼光佛是释迦牟尼的讹称”，并将摩尼光佛当作释迦牟尼谟拜。 吴文良认为，草庵所祀是明教的摩尼光佛，绝对不是佛教的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的形象在每一位佛教徒的印象中非常深刻，决不至于将“牟尼”误为“摩尼”。从草庵摩尼光佛石雕像看，虽然摩尼光佛也“外妆金身”，但和释迦牟尼造像大不相同。释迦牟尼雕像多慈眼低垂，鼻梁高畅，双颊园润，且头上有螺发，下巴无须。但草庵摩尼光佛的像，无螺发，且披发肩上，而有二道长须，垂至腹际，其背后有光轮，也与释迦牟尼背后的佛焰完全不同。 凡佛寺所在地，其刻石往往有劝念“南无阿弥陀佛”，从未见劝念“清净光明”等句。 从民俗学角度看，泉州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即佛生日，其实是观音菩萨的诞辰），是农历二月十九日；而现在晋江罗山苏内村纪念摩尼光佛诞辰，却是在农历四月十六日。这也否定了草庵摩尼光佛是释迦牟尼的世俗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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