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原始社会遗存

  “海峡人”化石
     ——“海峡人”右肱骨化石。
     ——“海峡人”右胫骨化石。

  新石器文化遗存
     ——金门富国墩遗址。
     ——惠安崇武大岞山、南安丰州凤母山。
     ——惠安涂岭蚁山遗址。
     ——惠安县音楼山遗址。
     ——丰泽北峰翠屏山、洛江双阳詹公山。
     ——寨仔箍遗址
南安市仑苍镇黄甲村西南
     ——运尾山遗址(南安市
仑苍镇仑苍村运尾山)
     ——竣下沽遗址(南安市仑苍镇黄甲村南)
     ——
福社尾遗址(南安市英都镇大新村英溪南岸福社尾山东南坡)。
     ——蜘蛛山遗址(南安市溪美镇露江村下寮自然村东)。
     ——寨寮仔山遗址(南安市溪美镇帽山井园自然村)。
     ——前鞍山遗址(南安市丰州镇双溪村井兜自然村前鞍山东南坡)。
     ——金鸡山遗址(南安市丰州镇金山村麻山自然村金鸡山东北坡)。
     ——狮仔山遗址(南安市丰州镇华侨中学北面狮仔山东南坡)。
     ——母山遗址(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东北部凤母山东南坡)。
     ——坑尾山遗址(南安市水头镇文斗村坑尾自然村东)。
     ——刺尾山遗址(南安市水头镇文斗村西南)。
     ——泉州造船厂遗址。

  青铜文化遗存
     ——鲤城北峰埔任村(今属洛江区)。
     ——庵山沙丘遗址(晋江市深沪镇坑边村颜厝村民小组东北侧)。
     ——寨山遗址(亦称蔡盈寨遗址。南安市水头镇大盈村蔡盈自然村后寨山西南坡)。
     ——赤垢山遗址(南安市水头镇赤垢山)。
     ——刺尾山遗址(南安市水头镇文斗村刺尾山)。
     ——
锄头山遗址(南安市官桥镇和铺村锄头山东南坡)。
     ——龟山遗址(南安市
官桥镇泗溪村林边自然村西南龟山上)。
     ——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
     ——南安丰州柯厝山遗址。
     ——丰州青铜镢。

     ——南安丰州董埔遗址。
     ——石狮祠山遗址(南安市
英都镇大新村石狮祠后)
     ——
洞后寨遗址(南安市英都镇大新村洞后寨山中西部)。
     ——寨仔山遗址
南安市仑苍镇仑苍村古村寨西南
     ——
古村寨遗址(南安市仑苍镇仑苍村古村寨山西南坡)。
     ——寨箍尾山遗址(南安市
仑苍镇大泳村北山自然村东)
     ——南安莲塘乡。
     ——睏口山遗址(
困狗山遗址。南安市溪美镇帽山村井园自然村寨寮仔西南)
     ——崎梯山遗址(南安市美林镇省东村后垄埔崎梯山上)。
     ——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
     ——永春鳌山遗址。
     ——德化美湖后坪山遗址。
     ——泉州青铜文化年代。
     ——泉州青铜文化特征及其社会性质。

  泉州濒临浩瀚的东海,绵亘的戴云山在这里崛起,蜿蜒的晋江从这里穿过,地势北高南低,东南部的泉州平原是福建省第四大平原,地平土肥。全境为海洋亚热带气候,温湿多雨,四季常青,这样的环境适合人类生存。

  1999年,发现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至2.6万年)“海峡人”右肱骨化石。2005 年,再次发现一块“海峡人”右胫骨化石,年代与1999年发现的“海峡人”左肱骨化石接近。

  泉州地区的先秦考古工作较早,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陆续在惠安、晋江、南安、永春等地发现史前时代遗址和新石器、陶片等文物。(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

  泉州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遗址,各县市均有发现,多达77处。(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市文物志·上》)

  本版材料大部依据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泉州史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6),以及其他资料编成。

 

“海峡人”化石

  1999年以来,石狮市博物馆在石狮市祥芝镇采集到1500多件从台湾海峡打捞出水的古生物化石。

  “海峡人”右肱骨化石

  据1999年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报告,在这些古生物化石化石中,发现一支完整的“古人类骨胳化石”。经厦门大学考古专家蔡保全副教授鉴定,并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研究员和中科院资深院士贾兰坡教授确认,证实是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至2.6万年)台湾海峡人类右肱骨化石。贾兰坡教授将其命名为“海峡人”

  这件古人类右肱骨化石,是福建省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古人类化石,填补台湾海峡古人类考古的空白,印证了史前闽台一体化的事实。现收藏于石狮市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这件古人类右肱骨化石基本完整,仅缺失肱骨滑车和肱骨小头,保存长度为311毫米,三角肌粗隆特别发育,骨干扭转度大,骨干下部横断面呈等腰三角形,显示为一晚期智人的男性个体。化石呈棕褐色,石化程度相当高,上面留有海生无脊椎动物附着的痕迹。

  经实地调查,查明这件人类化石是石狮市祥芝渔民在台湾海峡捕鱼作业时打捞到的。该村的捕鱼作业区为台湾海峡中线以东,即北纬23°30'至北纬25°00'、东经119°20'至东经120° 30'的范围内。一起打捞出的还有哺乳动物化石熊、鬣狗、狼、古菱齿象、野马、四不像(糜鹿)、野猪、梅花鹿、水牛以及龟类和鸟类等10多种,表明其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至2.6万年。

  这件肱骨化石以及哺乳动物化石组合的出现,刚好与晚更新世最后一次冰期的盛期相吻合。当时由于气温降低和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台湾海峡绝大部分成为陆地,使大陆的人类与哺乳动物可以方便进人台湾岛。

  台湾岛已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台南“左镇人”和最早的文化——台东“长滨文化”均未超过3万年。而10年前在福建漳州莲花池山找到的距今4万至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此次在台湾海峡发现的近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与文化遗物,印证了史前闽台一体化的事实,充分证明台湾最早的人类和文化来自祖国大陆。“海峡人”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发现,还为闽台原始人类行为、体质特征、迁移方式的研究和文化对比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海峡人”右胫骨化石

  2005年3月15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教授、福建省考古队范雪春教授等5位专家正式启动“石狮发现台湾海峡古人类与古生物化石专题研究”项目,再次发现一块“海峡人”右胫骨化石。

  该胫骨残长93.5毫米,近端宽51毫米,近端前后厚42.5毫米,表面呈黑褐色,顶面破损,关节面隆起,骨体的1/4端面呈三面体,胫骨嵴明显,年代与1999年发现的“海峡人”左肱骨化石接近。该化石现收藏于石狮市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此外,专家还发现了古人类利用动物骨骼制造工具的证据以及在动物骨骼上进行人工打砸、刻画的现象,为研究“海峡人”的活动提供了直接、生动的例证。

  此次鉴定发现,石狮采集到的台湾海峡动物化石的种类为27种,物种覆盖寒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动物。其中发现一件猛犸象臼齿化石,台湾学者也曾在澎湖海沟发现猛犸象臼齿化石,经比较基本属于同一种类,证明了大陆物种迁徙台湾的事实。专家认为,石狮发现的“海峡人”和多达27个种类的台湾海峡动物化石,再一次以科学依据证明史前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连为一体的事实。

新石器文化遗存

  据考古发掘资料,泉州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遗址以“贝丘”居多。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和江河下游岗丘高处,从其遗物特征、文化内涵和测定年代数据分析,可分为早晚两个时期。属于早期的贝丘遗存较典型的有金门富国墩遗址,晚期为惠安的涂岭镇蚁山遗址。

  金门富国墩遗址

  位于金门岛东北部金湖镇溪湖村西北。1968年台湾大学林朝棨教授到金门进行地质矿产勘探时发现,并挖掘了探坑一个,面积2×1平方米。

  林朝棨《金门富国墩贝冢遗址》(台湾《考古人类学刊》,1973年第33—34期)称,遗址“以二十种贝类构成;贝冢中采到许多黑色和红色的陶器破片,有素面的,也有带纹的;纹样型式以贝印纹和指甲纹为主,利用种种蚌类的壳缘印出波浪纹、点线纹、直线纹等;指甲印出弧纹列。此外亦有横线、斜线和横列短直线的刻印纹。陶片之外只采到凹石一件,石把手一件。”

  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说, 这些出土的黑色、红色的陶器破片,厚度4—7毫米,火候不高,一般在红陶外表呈红色,中间夹着一黑色夹砂胎质,胎厚质粗,纹饰以刻划纹和贝印纹为主,显然制作水平比较落后。富国墩贝丘遗址的年代,据采自遗址上、中、下部的贝壳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分别为距今6310±370年(贝丘底部)、5800±340年(中部)、5460±320年(上部),经树轮校正后,其平均在公元前3940—5500年之间,因为贝壳里含碳量少,所以或然误差很高,测得数据会偏早一些,因而将其实际年代推定为“公元前四千年与五千年之间。”

  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说,以富国墩为代表的泉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坌坑文化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两者的遗址面积都不大,多是贝丘堆积,一般分布于海边或河口的底台地上;石器制作较为简单,打磨粗糙;陶器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少见,都为手制,火候不高,纹饰都有绳纹、刻划线纹、贝印纹等。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迹象,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闽 台原始居民之间往来密切,两类遗存当属同一文化区。

  惠安崇武大岞山、南安丰州凤母山

  与富国墩贝丘遗址遗物基本类同的,在惠安崇武镇大岞村的大岞山东坡,南安县金溪北岸丰州镇桃源村东北部凤母山东南坡等处也有发现。采集到的遗物石器很少,主要是陶片。陶质多为红、橙红,黑色夹砂陶、细泥磨光者少,质地粗松,火侯不高;器形较 简单, 有罐、釜、盆、钵等;纹饰或者素面,或者绳纹、斜线纹、附加堆纹等。(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市文物志·上》)

  大岞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惠安县崇武镇大岞村的大岞山东坡,即“龙喉”背面。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后又作多次调查。1984年1月列为惠安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海拔84.6米,东、北两面濒海,山上花岗石层叠,在岩石土坡间的1200平方米范围内散露多种陶片及风化的蛤蜊壳。文化堆积层厚约1米。

  遗址采集有石锛、石斧及陶片等文物。陶片可辨器形的有釜、罐、钵等。陶质多为红、橙红、黑色夹砂粗陶,细泥磨光者少,其中发现一片绘有黑色直线纹的泥质红陶片。纹饰有篮纹、绳纹、斜线纹、云雷纹和附加堆纹等。

  遗址因长期造田耕作,水土流失和开采岩石而受到严重破坏。

  惠安涂岭蚁山遗址

  1987年11月,在惠安县涂岭镇(今属泉港区)东1.5公里芦朴村东北400多米处的蚁山(又名行山、艾山)顶上南北坡,发现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

  蚁山海拔161米,与前黄镇北境的古县村接壤。在南坡20平方米、北坡200平方米范围内的表层及土层中,集中或散存着大量陶器残片。

  根据林聿亮林公务《福建惠安涂岭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考古》1990年第2期)报告和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等资料:

  蚁山周围山丘连锦,是一处花岗岩丘陵地带,由于多年来开采石料,致使山上文化层堆积遭受严重破坏,加上常年的水土流失,所以山坡中、下部的文化遗物已荡然无存,只在山顶才见到乱石之中有多处小面积贝壳堆积,个别地段有厚约30—40厘米的堆积层,但不见成片堆积。贝壳堆积分布范围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

  蚁山采集的遗物大部分为陶器,有陶纺轮1件、陶豆1件(残)、陶片200余件。

  “陶器有粗砂陶、细砂陶和泥质陶三种,其中细砂陶较多,约占总数的60%,粗砂陶次之,泥质陶较少。”这些陶器的质地较粗糙,粗砂陶质多松散易剥落。陶器的颜色以灰色居多,其次是红色陶。

  陶器制作以手工制作为主,加以慢轮修整,“多数夹砂陶器内腹部凹凸不平,手制痕迹明显;而且口沿部多轮修而成。泥质陶多为轮制。”

  陶片可辨器形有多种罐、尊、釜、钵、杯等。其中罐20件,有长颈罐、短颈罐、双耳小罐3种;尊9件,分为敞口尊、高领尊2种;釜4件,钵、杯各1件。

  纹饰比较繁杂,有粗绳纹、梯格纹、弦纹、方格纹、编织纹、叶脉纹以及刻划斜条纹等,“个别器物还在唇、颈、腹部饰红衣宽带状和点状红彩。”纹饰多拍印而成,也有个别器物饰刻划纹。

  遗物中石器仅3件石锛(其中残2件),1件身、刃磨制较为粗糙,2件浑身磨光。

  将目前蚁山遗址等处出土的陶器,与本省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中、下层文化遗存和青铜文化的代表黄土仑等出土的陶器相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蚁山出土的文物皆为软陶,以细砂陶为主,这些陶器的陶土大都未经淘洗,质地比较粗糙,粗砂陶的陶质多松散易剥落。昙石山中、下层也没有发现硬陶,都是砂质陶、泥质陶,泥质陶都经人工淘洗,质地细腻,而陶器多经磨光,有的打磨得十分光润。蚁山陶器的制作与昙石山中、下层一样都以手制为主,部分器物的口沿用慢轮加以修整。在颜色上都以灰色陶为主。蚁山出土的个别器物还在唇、颈、腹部饰有带状、点状的红彩。昙石中中层也有少量陶器施红彩,纹样多为条纹、宽带纹,卵点纹等,两者在这一点上极为相似。从器类方面看,蚁山以罐为主,罐,釜这类器皿在昙石山遗存中也是很普遍的,不同的是蚁山遗存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尊。尊是青铜文化时代较为普遍的器皿。在闽侯黄土仑遗址、溪头遗址上层、庄边山遗址上层,这些青铜文化遗存中,尊为主要器形。另外在蚁山出土的个别器物上饰有弦纹、方格纹,这也具有青铜文化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蚁山遗存在很大程度上与昙石山中、下层遗存相似,它的年代应与昙石山中、下层遗存相近,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但是从蚁山遗存存在的少量青铜时代特点看,蚁山遗存已经开始向青铜时代过渡。在位于蚁山之南200米的果合山也采集到零星陶片,其中有一件陶器为带鋬硬陶折肩罐,细砂灰硬陶,腹饰细方络纹。在惠安东南部的崇武、涂寨等地也发现类似的印纹硬陶片。印纹硬陶片是福建青铜文化的主要特征,应该说它们是在蚁山新石器陶器制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蚁山遗址的大量贝壳堆积,以及陶器上用贝壳印出的种种贝印纹,可以推测采集、渔猎是蚁山人生活的主要來源。从蚁山遗址出土的石器不多,而且遗址位于小山丘上、地理环境狹小等情況看,蚁山人农业生产在生产生活中仅居于从属地位,尚未脱离原始社会范畴。

  惠安县音楼山遗址

  惠安县音楼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惠安县百崎回族乡下埭村音楼山东南坡中部。1984年1月列为惠安县文物保护单位。

  范围约2100平方米。1978~1979年进行两次地表调查。文化层遭严重破坏,地表及局部土层仅有少量的陶片及蛎蚌壳包含物。

  采集有各种陶片100多件、残陶拍1件,以及石锛、小石斧、小石凿。

  可辩陶器形制有罐、壶、钵、釜等,陶质有红、灰、黑色夹砂陶和黑、灰色泥质陶,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还发现一片红色半叶状彩陶片。陶器大多轮制,纹饰有篮纹、绳纹、席纹、剔点纹、蕉叶纹等。

  丰泽翠屏山、洛江双阳詹公山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市文物志·上》称,与蚁山遗存相似的器物在鲤城区的北峰(今属丰泽区)石坑村北侧的翠屏山东南坡和鲤城区双阳华侨农场管区(今属洛江区)的詹公山东南坡(詹公山东北为洛江)等地方有发现,发掘出的遗物较少,石器有残损石 锛 数件,陶片有泥质红陶、沙质黑陶、细沙黑陶陶片数十件,形制与蚁山遗存大体相似。

  翠屏山在丰泽区北峰街道招丰社区石坑村北侧、福清寺后,又名谷山、灵秀峰,古称秀峰山。翠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于1987年发现,面积 4000 平方米左右,采集出残石器、陶片等。2005年8月调查时试掘,出土石器7件,器形有戈、锛、砺石等;陶片600多片,以细砂陶为主,泥质陶为辅,陶色有灰、褐、红褐、灰褐、黄灰、灰黑等,陶器以素面为主;器形有釜、罐、壶、陶拍和纺轮等;原始瓷器2件,均为罐,器身拍印长点纹、锯齿纹和弦纹,黄灰胎、青釉较薄。

  寨仔箍遗址

  寨仔箍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西溪中游北岸、南安市仑苍镇黄甲村西南约500米处,面积约30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其山南坡散见文化遗物有灰色硬陶片、黄色泥陶片和夹砂陶片,器型物有釜、罐、盆等。

  运尾山遗址

  运尾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英溪与西溪会合处南岸的南安市仑苍镇仑苍村运尾山,面积约5000平方米,1961年发现。山上散见文化遗物有硬陶片、沙陶片、夹砂陶片,器型物有罐、釜、盆等。文化层因开荒造田受破坏。

  竣下沽遗址

  竣下沽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安市仑苍镇黄甲村南约600米处,1977年发现。文化遗物散见范围约8000平方米,有硬陶片、泥陶片、灰色夹砂陶片等,器型物有豆、罐、釜等。

  福社尾遗址

  福社尾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安市英都镇大新村英溪南岸福社尾山东南坡,面积约12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时文化层已破坏,只散见有石锛、石刀、陶纺轮和泥陶、细砂陶、硬陶和夹砂陶片,器型有罐、盆、釜等,有方格、直线、圆点、席纹饰。

  蜘蛛山遗址

  蜘蛛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溪下游南岸、南安市溪美镇露江村下寮自然村东一百米处,面积约10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有石器、硬陶和夹砂陶片。

  寨寮仔山遗址

  寨寮仔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溪下游南岸、南安市溪美镇帽山井园自然村泉(州)南(安)公路北20米处,面积30平方米。1977年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散见有灰色泥质陶片和黑色夹砂陶片。

  前鞍山遗址

  前鞍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晋江两支流东、西溪会合处北岸、南安市丰州镇双溪村井兜自然村前鞍山东南坡,面积约5000平方米,文化层已被破坏,遗存有贝冢及泥质陶、夹砂硬陶片,器型大多无法辨认。

  金鸡山遗址

  金鸡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晋江干流中段金溪南岸、南安市丰州镇金山村麻山自然村金鸡山东北坡,面积约80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时文化层已受破坏,遣物有石器、陶拍及夹砂陶、泥陶和印纹硬陶片等。

  狮仔山遗址

  狮仔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金溪北岸、南安市丰州镇华侨中学北面狮仔山东南坡,面积约10000平方米。1956年发现时文化层已受破坏。遗存石器有石锛、敲砸器、三棱刮削器等,有夹砂陶和泥陶片,器型有罐、盆等。

  母山遗址

  母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金溪北岸、南安市丰州镇桃源村东北部凤母山东南坡,面积约1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有陶拍和夹砂陶片,质地粗松、素面、火候不高,器型有罐、釜、钵、盆等。文化层因修水库受严重破坏。

  坑尾山遗址

  坑尾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大盈溪上游南岸、南安市水头镇文斗村坑尾自然村东约100米的山坡上,面积约2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未见堆积层。遗物有石锛及硬陶、泥陶和夹砂陶片,可辨的器型有釜、罐等,有叶脉、方格纹等。

  刺尾山遗址

  刺尾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安市水头镇文斗村西南约五百米处,面积约500平方米。1977年发现。当地群众反映在廿世纪60年代几次开荒造田,都见有大量成堆磨制石器及玉器,现仅于东面山坡散见少量石器和夹砂陶、泥陶片,纹饰可辨有云雷纹。

  泉州造船厂遗址

  2006年6月泉州博物馆张红兴报告当月在泉州造船厂考古调查时,分别发现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在松村水头东侧的山丘上,一处在地势较低的山脚下,另一处在海拔较高山顶上,两地相距约500米,周边环海。两处遗址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包含物仅发现陶片,但保存较好的地层,且陶片标本丰富,两处遗址中陶片的质地、纹饰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

  山脚下的陶片堆积,仅存约150平方米。包含物以夹砂细陶为主,还有少量的泥质软陶。夹砂细陶主要有红褐陶,其次为红陶、灰陶,器壁较薄,厚0.3—1厘米,含细小砂粒,质地较硬;泥质软陶有灰陶和红陶两种,胎体松软、较轻。器形主要有罐、壶。纹饰以素面纹为主,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叶脉纹,还有两块施红衣的彩陶片,为红色竖条纹。此处遗址中的陶片器形、颜色、质地、纹饰及制作手法与惠安音楼山新石器下层存文化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遗址的第6层中发现一个石英石层,其中有些石块似有人工打击痕迹,而且该层的土质、土色等与漳州莲花池山旧石器时代地层相似。

  山顶上的陶片堆积,分布面积约50平方米。包含物以夹砂粗陶为主,夹砂细陶次之,极少量的泥质软陶。夹砂粗陶以红褐陶为主,其次为红陶,1块夹砂黑陶;器壁大都较厚,厚0.5—2.5厘米,含大粒粗砂,胎质松软,火候较低;夹砂细陶与山脚下陶片堆积中的陶片相同;器形主要有缸、罐。纹饰以素面为主,粗绳纹次之,少量的网格纹、席纹、指甲纹,几块施红衣的彩绘陶片。此处遗址与台北大岔坑遗址下层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遗物中都是以陶片为主,陶色以红褐色居多,质粗。多手制,质地松软;胎壁厚实。器表印有粗绳纹,器形都有罐。

  《周礼·夏官司马》中依次提到周王都之外四边的方国和种族,首见“七闽”之称,“七闽”不仅是种族名称,而且还是方国的名称,包括今日的全部福建和台湾省,可以推论新石器时代开发泉州地区的应是古闽人的祖先。他们住在依山傍水的海边或河口的边地上。陆上有茂盛的植被,可以采得野果和猎取野生动物,河海里又有丰富的鱼、虾、牡蛎、蚶、螺等水产资源。富国墩、蚁山遗址的大量贝壳堆积,以及陶器上用贝壳印出的种种贝印纹,可以证明采集、渔猎是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先民通过捕捞采集便能获得大量天然的食物资料以维特低下的生活水平。出土的石器不多,而且遗址多位于小山丘上,地理环境狭小,农业生产在生产生活中仅居于从属的地位。

青铜文化遗存

  泉州地区单纯新石器时代遗存较少,更多的是新石器时代含青铜时代遗存的遗址,这样的遗存在本市分布非常普遍,一般分布于河流两岸的丘陵或山麓坡地。泉州青铜文化典型代表有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永春五里街附近诸山遗址、南安大盈遗址等,从这些遗址中发掘出来的文化遗物有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磨制石器仍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青铜器数量有限,主要是一些工具或兵器,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还伴有零星釉陶和原始瓷。其它类型的遗物,如纺织品、骨器 、蚌器,均无发现。

  洛江北峰埔任村

  泉州鲤城北峰乡(今属洛江区)埔任村出土铜锛1件。

  庵山沙丘遗址

  庵山沙丘遗址(商至周,靑铜时代),位于晋江市深沪镇坑边村,系青铜时代沙丘聚落遗址,是目前我国东南沿海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沙丘遗址。2009年11月 列为福建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位于坑边村颜厝村民小组东北侧,西北距晋江市23公里,东北距深沪镇1.6公里,南连坑边村,西南与颜厝自然村相接,东面与北面距深沪湾各为2公里和1公里。山顶海拔为27米,相对高度约20米,遗址西北侧有颜厝溪由南向北汇入深沪湾。庵山是一座风积形成的低矮沙丘,地貌上属海滨沙丘类型,近年被纳入新开发的工业园区。

  遗址现存面积约2万平方米,可推测原有面积达20万平方米以上(现大半面积已夷为平地),是当时福建省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的沙丘兼贝丘类型聚落遗址,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该时期沙丘遗址。风积沙丘遗址的发掘在福建省尚属首次。

  庵山沙丘遗址2007年4月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7年5月30日至10月12日,福建博物院与晋江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庵山遗址进行第一次抢救性发掘。发掘地点分南、北两区,南区布5×5米探方8个,北区布5×5米探方23个,实际发掘面积共775平方米。

  从发掘的情况看,发掘的南、北两区由于地势的变化及遗址功能的不同,地层堆积略有差异,统一后的遗址地层自上而下可分为7层。文化内涵主要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两个时期:第5、6层为第一期,第4层为第二期;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青铜器等文化遗物。第一期遗存是此次发掘的重要发现。此外,在其上部不同时期的文化层里,还出土少量秦汉、唐宋和明清时期文化遗物。庵山遗址被列为“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房址

  第一期发掘房址1座,已揭露夯土墩11个,分布范围约40平方米。它是以夯土墩为承重结构的建筑遗迹,遗迹的中部有2个较大体量的夯土墩,周围分布着若干小一点的夯土墩,由于房址南部被近期取土所破坏,遗迹向东、西两侧延伸的探方未作发掘,因此目前从柱网的分布情况尚难看出房子的平面结构。夯土墩的做法是:在平整后的沙地上挖浅坑,然后取含土量多且土质致密的“老红砂”,经逐层填垫夯筑而成。从部分夯土墩有叠压关系看,该房子可能是一处经历了前后两期相延用的建筑遗迹。

  第二期发掘房址两座房址,平面布局不清。本期房基的做法与前期有所不同:它取第一期地层土作为台基填土,夯筑较规整的台基,然后在台基上挖浅坑夯筑土墩,它延袭了前期以夯土墩为承重结构的做法,但建筑台基做得比前期更讲究。

  从房址遗址看,先民是住“杆栅式”房子,房子用柱子支撑,房屋楼面则和地面有一定距离,第一层不住人,人们是在第二层活动的。

  灰坑:

  第一期发掘灰坑3个。其中2个是生活垃圾坑,含大量灰烬、炭粒、烧土粒和完整贝壳以及少量鱼骨、兽骨等,其中贝壳占绝大多数,另出土较多陶片、打制石制品和个别陶纺轮、陶塑残件等,还出土了2件用于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残件。

  第二期发掘灰坑1个,为第一、二期相延用的遗迹,含大量灰烬、炭粒、烧土粒、细碎贝壳、鱼骨和少量兽骨等,出土遗物还有陶片、石环、石玦、骨锥等。从深厚的灰烬层以及大量被烧烤过的鱼骨、兽骨和细碎贝壳来看,这里可能是一处两期延用的火膛遗迹。

  遗物

  遗址出土大量陶器残片、玉器饰件,少量青铜器(锛、小叉件)等。

  第一期出土遗物以陶片为大宗,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普遍施红彩衣,另有少量泥质陶,器形有釜、甗、罐、豆、陶拍、纺轮和支座等;拍印的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曲折纹、栅篱纹、席纹和素面纹等;出土石器最大的特点是大多数为打制石器,仅见一件小型磨制石斧,打制石制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打制锛形器、石核、石片、断块、碎块等。另有一些石质加工工具如石砧、石锤、砺石与凹石等;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石范2个;装饰品有玉玦、玉环、玉璜、石玦等;骨器有骨锥。

  铸造青铜器的模具——石范是省内首次发现。之前,因未发现类似模具,福建境内已发现的青铜器普遍被认为是从外界传入的。这一重要遗物的发现,填补了福建省青铜时代冶铸史考古的空白,证明福建境内青铜时代的古人已具备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期出土遗物十分零星,除泥质印纹硬陶外,少量夹砂陶,器形有釜、罐和豆等,纹饰有条纹、席纹、方格纹、网格纹、刻划勾连雷纹和戳点纹等。另有玉玦、石玦、石璜、青铜锛、青铜鱼钩和石范残片、青铜残件等。

  总的看,庵山遗址的这支滨海文化古人类,在制陶技术上比漳州九龙江流域到广东粤江流域的湖浜文化古人类要来得原始,但玉器和青铜器技术却比它们要来得发达。

  食物

  遗址出土大量海生贝壳和陆生动物遗骨。作为当时先民食物的贝类有:丽纹蛤、青蛤;螺类有嵘螺、荔枝螺、锈凹螺、粒花冠小月螺、褶牡蛎以及泥蚶等。出土的碎骨中可辨认的种类有鹿、麂、鸟禽类、鱼类和龟鳖类等,其中相当部分碎骨和少量贝壳、螺壳有被火烧烤过的痕迹。

  凹石

  遗址出土300多件各类形态的凹石,说明使用凹石是当时经济生活中重要内容,这对于众说纷纭的关于凹石用途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发掘成果看,庵山第一期遗存与云霄墓林山、惠安蚁山和音楼山、龙海许林头以及在东山发现的白塘澳等贝丘遗址的文化内涵极为相似。该期遗存年代可能晚于东山大帽山遗址,而早于九龙江流域的“浮滨文化”和闽江下游的“黄土仑类型”文化。庵山第二期遗存与广泛分布于闽南、粤东地区的“浮滨文化”遗存和闽江流域的“黄土仑类型”文化遗存年代相当。庵山沙丘遗址的年代,约距今5000年到30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

  寨山遗址

  寨山青铜器时代遗址,亦称蔡盈寨青铜器时代遗址,位于南安市区正南二十五公里大盈溪北岸、南安市水头镇大盈村蔡盈自然村寨山西南坡遗址面积约3000平方米寨山海拔40米,东南面临小平原,西有九溪由北向东南注入内海。泉州青铜器大多零星发现,最为集中的是南安大盈遗址,是唯一发现福建省成批周代青铜器遗址,也是泉州最早的冶炼铸造遗存,对研究福建青铜文化的特点及其与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提供宝贵的实物证据。

  1956年发现。散见遗物有石锛、敲击器、陶纺轮及釉陶、泥陶、夹砂陶和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棱格、叶脉、席纹和弦文等。

  19745,南安水头大盈大队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又偶然发现一批青铜器及玉器

  1976年,厦大历史系派庄锦清林华东二人前往调查,结果在大盈寨山发现一西周至春秋(约公元前1027—前403年)的史迹。

  庄锦清林华东《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3期)报告:

  青铜器

  廿世纪50年代省文物普查队曾在此发现石器、陶器,还发现了贝壳堆积。1974年,又发现了青铜器及玉器,经发掘共出土青铜兵器、工具20件。这是建国后福建出土青铜器最多,而且器形比较完整的一次。这批青铜器的出土在大盈寨山东南山坡,距地表约2米深的黄土层中,分布范围长2米,宽1米左右。根据器物排列情况,以及有器物的地方士质略松,色较褐红,与周围士质较硬的黄土有所区别,推侧是一座墓葬 。

  20多件青铜器中有兵器戈、戚、矛、匕首,生产工具锛和乐器铃。

  铜戈,5件,可分三式:

  Ⅰ式:3件。大小不等,制作较粗糙,体微弧,援中有脊,长内,且内端皆内凹。保存较完整的1件,测得残长31.3、宽5.7、厚0.45厘米。

  Ⅱ式:1件,残。剖面呈菱形,两刃微收成锋,中有脊棱,有内。残长24.6、宽5.7、厚0.4厘米。

  Ⅲ式:1件,锋部缺。援上下刃正反面均相异,援体近内处有二穿。残长20.1、宽4.1、厚0.4厘米。

  铜戚2件,大小略同。正面有脊棱,三面刃,并有凸棱线。背面平,近穿处有网格纹。二方穿,内端内凹呈弧形。残长22.4、宽4.7、厚0.5厘米。

  铜矛1件,骨交(“骨交”合一字)部残。一锋两刃,锋部细长,前锋背面侧有凹槽二道,骨交(“骨交”合一字)为直筒。残长22.7、宽3.2、(“骨交”合一字)厚 0.2厘米。

  铜匕首:2件,二式:

  Ⅰ式:残。制作粗糙、匕首身较宽,中起脊,扁茎,茎、身相交处有一穿孔。残长29.8、 宽5.8、厚0.7厘米。

  Ⅱ式:微残,中有脊棱,扁茎较短,有二孔,残长15.4、宽3.4、厚0.35 厘米。

  铜锛:2件,微残。长条形,有段,孤形凹刃。长15、宽4.7、厚0 .9厘米。

  铜铃8件。可复原5件,大小渐次,上窄下宽,口略平。呈椭圆形,铃舌皆无存;顶有环钮,钮下均镂一孔,可分二式。

  Ⅰ式:3件。大小不等,最大的一件残高6.1厘米,纹饰模糊,可辨弦纹、大方形纹、×形纹等。最小的一件,残高5.6,顶端横径2.8,口沿横径4.3,厚0.1厘米。

  Ⅱ式:2件,旁皆有鋬。一件残高5.5厘米,两面饰有三角形纹、水波形纹等几何形纹样。 鋬已断缺。另一件残高6厘米,口部保存完好,略近圆形,纹饰模糊,唯在顶端略见一云雷纹, 鋬上印有人字形纹饰 。

  将大盈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类似的青铜器相比,可以发现:

  (1)此批青铜器中,铜戈占有很大比例,铜戈均为直内戈。Ⅰ式戈内端呈凹弧形,Ⅱ式戈援上下刃正反面相异,这与中原直内戈稍有不同。中原直内戈主要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时期。

  (2)铜戚、匕首、带鋬的铜铃在中原地区一些遗存中有相似的器形出现。铜戚大体与二里头文化期的长条弧刃式戚较相近。匕首器形与陕西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260岩墓出土的扁茎有两穿的匕首完全相同。带鋬的铜铃在偃师二里头已有出土,在殷墟也屡有出土。(陈存洗杨琮《福建青铜文化初探》,《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但是,大盈出土的铜戚上的网状纹与铜铃表面的曲折纹、水波纹,这类纹饰与本地的印纹硬陶的纹饰风格相似,而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没有 。

  (3)铜矛,是一锋两刃,锋部细长的直筒尖状铜矛,造形独特,为中原所未见。

  (4)铜锛与本省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有段石锛相似,有段石锛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一个主要的文化特征。大盈的有段铜锛估计是由有段石锛演变而来,中原地区没有出现类似铜锛。

  南安大盈的青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是,这些器物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也是很明显的,有少部分象铜铃、匕首等与中原青铜器形制很相近,有可能是从中原或邻省输入或是仿制的。

  与大盈青铜器相类似的中原青铜器中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福建地区青铜器使用比中原来得迟,可以推测,大盈青铜器的年代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在这批青铜文物的地表上,1956年,省文物普查队曾发现了石器、陶器、有石锛、敲击器、陶纺轮,釉陶、泥陶,夹砂陶和印纹陶片,纹饰有方格、棱纹、叶脉、席纹和弦纹等(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市文物志·上 》)在福建发掘的有青铜器出土的遗址大多数都有印纹硬陶、釉陶、原始瓷伴出。比如,福建东张上层遗址(福建省文管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1年第4期)。闽侯溪头上层遗址(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白沙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政和铁山蚌山遗址(铁山中学《福建政和县首次发现春秋时期青铜器和印纹硬陶器》,《考古》1979年6期),这些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年代都比较清楚,大致在西周时期,因此、大盈铜器的年代,上限溯至西周,下限延至春秋时期,相当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403年。

  玉器

  1974年,于南安大盈出土5件,与青铜器伴出。

  玉戈1件,锋及援部残缺,双面刃,中部有脊棱,内有一穿,援内间一侧无界线,一侧稍有界线,援后部近内处也有一穿,磨制精致、色呈淡青,微瑕。残长13.7、宽5.1、厚0.6厘米。

  璜4件,复原3件,大小相等,精工制作。皆呈扇面形,两端在对称的部位上各穿一孔,以供系挂。外沿略薄,淡青色,带有黑瑕,经复原测定,外弧长7.8、内侧弦长1.5、厚0.15厘米 。

  原始青釉器

  遗物中还有不少原始青釉器。器表有青绿色、豆绿色、深绿色和黄绿色等。说明在3000年前泉州已有烧制青釉器的技术。不过,当时烧成温度不高,釉水与器体不甚密贴,出土时釉层多已斑驳,露出胎骨,有的近似于釉陶,是原始瓷器。

  墓葬

  泉州地区青铜时代的遗迹较少,墓葬方面仅在南安大盈寨山东南山坡发现一处。该处距地表约2米深的黄土层中,于一个长2米、宽1米左右的长方形范围内清理出铜器20多件,根据器物排列情况,以及有器物的地方的土质略松,色较褐红,与周围土质较硬的黄土有所区别,推测是一座墓葬。

  南安水头赤垢山遗址

  张仲淳郑东《福建南安县发现成套石锛》(《中国文物报》1987年10月1日)报告,1985年在南安水头赤垢山发现12件分三层叠压,大小依次排列有序的成套石锛。

  南安水头刺尾山遗址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市文物志·上》载,在南安县水头镇文斗村的刺尾山遗址处,当地群众反映,在廿世纪60年代几次开荒造田中都见有大量成堆磨制石器及玉器,可惜没有保存。

  锄头山遗址

  锄头山青铜器时代遗址南安市区东南方磁灶溪北支流和铺溪上段东岸、南安市官桥镇和铺村锄头山东南坡,东南靠和铺溪,西北为墓亭,面积约10000平方米。1987年发现,未见堆积层。文化遗物有石器和印纹硬陶、泥质红陶、细砂陶片,器型有罐、壶等,纹饰有方格、细绳纹和席纹。

  龟山遗址

  龟山青铜器时代遗址南安市区正南方磁灶溪南支流官桥溪中段南面、南安市官桥镇泗溪村林边自然村西南龟山上,面积约80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有石器及釉陶、夹砂陶、硬陶、泥陶片,可辨器型有罐、豆、陶片纹饰有直线、圆圈、方格、编织、绳纹、棱格、弦文等。遗址破坏严重。

  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

  丰州狮子山遗址在南安丰州社坛村,脊依葵山,面临晋江。1957年春,福建省文管会考古队在狮子山下发掘六朝至唐的墓葬群时,在山上发现了石器和各种印纹陶片。1960年,泉州市文管会在狮子山进行发掘,计开探沟(方)9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获得不少石器、陶器和陶片,并揭露出当时人们的居住遗迹。

  据泉州海交馆、泉州市文管会《福建丰州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4期 )报告:

  陶器

  南安丰州狮子山出土的陶器可辨器形有盆、盘、豆、钵、罐、壶、瓮、南瓦(“南瓦”合一字)和鼎等。按陶质可分为夹砂陶、印纹硬陶、粗泥陶、彩陶和釉陶五种,其中以夹砂陶最多,硬陶次之,彩陶和釉陶最少,纹饰有席纹、方格纹、条纹、叶脉纹、绳纹、曲折纹等。

  夹砂陶,有灰、红两种颜色,器表涂有陶衣并饰有席纹、回纹、方格纹和绳纹等。火候不高,质松,多手制,个别用范制,器形有罐、南瓦(“南瓦”合一字)、瓮、鼎等。

  印纹硬陶,纹饰有席纹、方格纹、曲折纹等。火候极高,胎质密而硬,多用手制或范制, 口部大都用轮制,器形有罐、盘、钵、豆等。

  粗泥陶,表面常施有橙红色陶衣,大都为素面无纹,器壁较薄,火侯不高,质地粗松,器形有罐、盘等。

  彩陶,夹有细砂或未 孱 砂,表面橙红色 ,上 加彩绘,纹饰全为直线组成的方格纹图案,火候低,质较松,器形有瓮、罐等 。

釉陶,火候极高,胎质坚硬,大多为轮制,器形有盘、钵、罐、豆等。豆可分为盘形、钵形豆两类。

  除了上述的陶片外,还发现了一些器形较小的完整陶器:

  陶纺轮6件。大部分为夹砂陶质,亦有细泥质。断面呈菱形、园形、梯形和三角形等。

  陶网坠2件。均夹砂陶质。一件为橄榄形,表面灰黑色,中穿一园孔;另一件呈园柱状。

  陶拍8件。较完整的一件呈长方形,拍面纹饰有方格纹、条纹和叶脉纹三种。

  陶球1件。橙红砂陶,直径2.5厘米。

  圆陶片5件。利用砂陶、硬陶残片加工磨制,呈扁园状。 

    陶环3件。橙红沙陶,手 制,制作不甚精细,横断面作扁园形或园形。

  柱状陶器2件。夹砂陶质,手制,直径5厚米。

  石器

  南安丰州的狮子山获得的石器共29件,属生产工具的有石锛、石斧、石刀、石纺轮四种。

  石锛8件,可分二式。一式6件,平面呈长方形,横断面为梯形;二式2件,一面磨平,另一面隆起。石斧3件。石刀1件,体扁薄,刃部双面磨成。石纺轮1件,体扁圆,断面作长方形,直径2.9厘米,孔0.6厘米。属兵器的有戈2件。属装饰品的有石环4件,断面呈锥形、长方形和圆形等。石笄1件,断面呈圆形。其它器形有盘状器1件,体扁圆打制;敲砸器2件;柱状石器1件,断面为梯形;石圭1件,体扁薄。这些石器大多磨制精细,有的还是通体精磨。

  青铜器

  丰州狮子山出土3件青铜器残片,与南安大盈类似。

  建筑遗迹

  新石器时代建筑遗迹,仅在南安丰州狮子山有发现。

  在探沟1、2 、4中,发现两道用石块砌筑的并列的建筑遗存,外边的一道长7.8米,从东北转向西南作弧状,石块宽0.1—0.5米。里边的一道长0.65米,从北向西南作弧状的转弯,石块宽0.1—0.15米。这里地面平坦,北面和西面都有岩石,特别是在西边的岩石甚为巨大,竖立如墙。推测当时的人利用西面和北面的岩石为墙。这一地可能为房屋的残址。

  同时在此遗址中还发现了两个灰坑。1个呈园形,发现于探沟3—5第二层。坑口用石块叠筑,口径0.75—1,底径0.42,深1米。坑的西南略倾斜,坑内堆积有陶片、青铜器、炭迹和火烧土等。灰坑2呈园形,口部作葫芦状,坑口出现于探沟5和探沟2的第二层,口径0.55—0.8,底径0.5 ,深0.7米。内部绝大部分是松灰土,杂有炭屑和少量的陶片。

  南安丰州柯厝山遗址

  泉州海交馆《福建晋江流域丰州地区考古调查》(《考古》1961年4期)报告,1958年福建省文管会在南安丰州柯厝山采集到石器24件,其中石锛22件,制法有通体磨光和打琢后稍加修磨两种。石环2件,磨制甚精细。

  丰州青铜镢

  1993年(或1994年)夏在泉州南安丰州出土,由当地青年开采石矿时在浅层地表发现。属国家一级文物,泉州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该青铜镢为双目纹弧形青铜镢。平面如梯形,顶宽刃窄,背面微弧,另一面弧形状内凹,有一小穿孔,顶部弧形中空,单面刃,两侧单面锋。近顶部处饰有两圈弦纹,背面弦纹下方有一对双目纹,背微弧。青铜质地,线条清秀简练。为东周时期挖掘性工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

  南安丰州董埔遗址

  1995年3月3日《泉州晚报》报道:“日前,南安丰州董埔村农民开采石窟的道路时,挖掘到古代青铜农具铜锛3件、铜斧1件……出土的3件铜锛呈大、中、小序列,大者长18公分,刃宽7.2公分;小者长8.6公分,刃宽5.2公分。3件铜锛均为凹形銎瓦体弧刃式,背部拱起,略呈圆条形,饰有箍纹及双圆纹。出土的铜斧为长方銎直体弧刃式,长11.4公分,刃宽4.4公分,銎部饰箍纹……这批青铜农具造型规整,工艺精美,其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

  石狮祠山遗址

  石狮祠山青铜器时代遗址在英溪中段南岸、南安市英都镇大新村石狮祠后,面积约10000平方米。1961年发现,文化遗存较丰富有石凿、石戈、石锛、陶纺轮及釉陶、硬陶、泥淘、夹砂陶片,器型有釜、罐、簋等,纹饰有圆点、圆圈、方格、编织、绳纹和席纹等。文化层破坏严重。

  洞后寨遗址

  洞后寨青铜器时代遗址南安市英都镇大新村洞后寨山中西部,1977年发现,面积约50平方米。遗物有釉陶、泥淘、夹砂陶片,可辨器型有釜、泥淘有方格纹,其它均为素面。文化层已破坏。

  寨仔山遗址

  寨仔山青铜器时代遗址,位于英溪与西溪会合处南岸、南安市仑苍镇仑苍村古村寨西南约700米处,1961年发现。遗物散布范围约1.5万平方米。散见的器物有印纹硬陶、灰色泥陶、釉陶片、夹砂陶片等,器型有罐、豆等。文化层被破坏严重。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5期)载,南安寨仔山出土铜锛1件,与南安大盈类似。

  古村寨遗址

  古村寨青铜器时代遗址南安市仑苍镇仑苍村古村寨山西南坡,北距英溪约45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1977年发现。遗物有石戈、石锛、石纺轮、硬陶及灰色泥陶、夹砂陶、釉陶片,器型有釜、罐、盆、碗等。破坏较严重。

  寨箍尾山遗址

  寨箍尾山青铜器时代遗址在西溪中游、南安市仑苍镇大泳村北山自然村东约1000米的山坡上,面积约25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未见堆积层,遗物散见于西南坡,有石矛、石锛和硬陶、泥陶、夹砂陶、釉陶片等,器型物有釜、盆、豆、罐、瓶等。破坏严重。

  南安莲塘乡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5期)载,南安莲塘乡 出土铜锛1件,与南安大盈类似。

  南安莲塘乡出土的铜锛与泉州北峰出士的铜锛 形制相同,凹形銎,上宽下窄,背面拱起,刃部圆弧,类似的铜锛在云霄尖子山遗址中有出士。云霄尖子山年代下限不晚于西周时期。可以说明在西周时期,泉州地区已经普遍使用这种青铜工具。

  睏口山遗址

  睏口山俗称困狗山。困狗山青铜器时代遗址,在西溪下游南岸、南安市溪美镇帽山村井园自然村寨寮仔西南约150米处,面积约10平方米。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闽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5期)载,南安睏口山出土残凿1件,与南安大盈类似。

  1977年发现青铜器时代遗址时,文化层已被破坏,遗物有石戈、石刀、刮削器和绿色釉陶、印纹硬陶、泥陶、夹砂陶片等。

  崎梯山遗址

  崎梯山青铜器时代遗址在西溪北支流檀溪东、南安市美林镇省东村后垄埔崎梯山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7年发现时已被严重破坏。遗物有石锛、石戈和硬陶、泥陶、釉陶片。

  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

  五里街众小山遗址是在离永春县城六公里的五里街周围附近的小山上,南北相距约3公里,东西略同,晋江的一条支流桃溪从这里穿过。1956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林惠祥教授的带领下在此调查发现的。

  林惠祥陈国强《一九五六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报告·下篇》(《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6期)报告:

  陶器

  永春五里街发现的一批陶片,其中补接成形复原的有5件:

  印纹大陶瓮1件,这是在九兜山发现的。高51.5厘米,腰最广处46.5厘米,口13.5厘米,底1 8 .5厘米。中口,短直颈,颇似子口,溜肩,深腹外鼓,下腹徐内收为平底。陶质中等硬,灰紫色,无釉,表面满印小方格纹。瓮壁厚薄不均,6至12毫米,表面凹凸不平,里面有手捏和旋刮状,全形略歪,陶器里面壁上多处印有明显的粟粒痕和稻蒿痕,形状极为明显。这些粟粒稻蒿和现在的作物很相像,可以证明当时已能种稻。

  单鋬圆底小壶2件。陶质松,黄灰色表面有筐篮纹,侈口,高领,鼓腹,大圜底,宽带状单 鋬(即手提处)上端接于口沿,下端附于腹中部偏上,一件鋬上端贴塑二个对称的小螺旋饰。 这种陶器在光泽县也有发现。

  有鋬大杯l件。高8.4厘米,口最广处11厘米,底6.2厘米。敞口斜直腹,下附圜足,口边有 一个鋬,鋬上有二个小螺旋堆花,整个看起来象现在的有耳杯。全体无印花,只在鋬上有手划的斜方格纹,色灰无釉。

  直筒形有耳小罐1件。高9.7厘米,广8.4厘米,直口束颈,折肩,直筒形腹,大平底,色灰,质很松,表面有残余的釉点,折肩处饰锥刺纹一周,腹部饰拍印篮纹。

  其他陶制物:

  陶纺纟垂8个。最大的广3.4厘米,厚2.2厘米;最小的广2.2厘米,厚0.7厘米。有二种,一种如算盘珠形有4个,又一种如算盘珠的横剖面一半,也有4个。中央都有一孔,陶质不硬。

  陶网坠17个。最大的长4.8,粗2厘米,最小的长3,粗1厘米。形如小圆管,有纵贯的孔,应是系在鱼网上的坠子 。

  陶印模6个。己破缺,但可确断是印花纹用的印子。3个是扁方形的,最大的长9.9,阔5.2 ,厚3.2厘米。1个是圆印子形的,径6.5厘米,花纹有方格纹、斜线纹、草之字纹等。

  这些陶器和其他千余片有纹饰的陶片,花纹的种类有方格纹、方格包直线相错纹、菱形包直线相错纹、筐篮纹、直线纹、蕉叶级雷纹、草之字纹、曲尺纹、长方格纹、二长纵线夹短横线纹。其中方格纹数量最多,约占全数的十分之四,方格包直线相错纹,约占十分之二。陶片的质料多属中等硬度,指甲不易刮刻,但竹木是可以刮刻的。颜色多数属灰黄色或灰紫色,前者较松,后者较硬。有少数黄色的,质极松。

  另外还有一些原始瓷片,数量很少,在一千数百片中只有64片,上面都有花纹,其花纹不是用印模印成的,而是用尖物刻划成的,即刻纹,花纹有直线纹、刻划的方格纹、锥刺成列的 小点、凸起的直线旁加小点、半月形纹、蕉叶纹、叠直线山字线、戮印圆圈纹、同心双圆圈纹、小圆圈列成山形纹、半月形排成山形纹、小圆点堆花纹等。有一、二片除了刻印之外也有印成的方格纹。刻花陶片硬度中等至硬,色比印纹的浅些,多属黄色。片上刻纹之内常见残留的釉点。这种陶片在质料、花纹、有釉诸点上和一般的印陶是不同的。

  另据永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春县志》(1990年10月)称,五里街众小山遗址的这些残片,有的厚薄不匀,似有手工制作、慢轮修整下的手捏痕迹和旋转刮削面。原始瓷器皆为轮制。

  石器

  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在五里街附近采集得石器59件,在蓬壶采集得23件,共82件 。

  其中生产工具有:

  石锛:共33件,常型石锛8件,石锛破块20件,都是常型石锛的残块。巨大石锛3件,半磨或打制未磨。石英制石锛1件,形如石锛,但刃未完成,打制石器,未磨大约因太硬不能磨。有段石铸1件,其背部隆起成横脊,这种有段石锛在惠安、南安及福建其它地区都有发现,这是中国东南区的特殊石器之一。

  石斧10件,石斧破块2件,三角形石斧2件,顶小刃大,形略如斧,但一面略圆凸,一面平坦。粗制未磨大石斧4件。粗制有肩石斧2件,一件上端两旁有故意敲凿痕,致成为两肩状,刃已钝缺,形极似有肩石斧,但不工整,另一件上部两旁也敲去一小缺成肩形,刃部也钝。有肩石斧在海南岛和合湾最多,在广东、浙江也有发现,这种石器也是中国东南区的特殊石器之一。

  长石凿l件,长17.2、阔2.4、厚3.4厘米,刃缺。

  大石坠子,是一块石头中腰成 一 道凹处,是人工制成,似是系在网上的坠子。

  兵器有:

  石锛,破块8件、最长4.8厘米,最短有2厘米。

  石戈,1件,为三尖石戈残段,制工颇为精细,两面磨得很平均,两边对称。缺根部二段,尖端两旁多生二个小尖端,故称为三尖。

  石匕首:1件,长17厘米,阔4.8厘米,中脊厚2.4厘米,形细长,一端尖,二边薄,一面有纵贯的中脊,一面平坦。

  装饰品有石瑗残段6件。最大的长4.2厘米,最小的长1.5厘米,制工很精致。

  永春石器的制工除了极少数外,多数不精致,因此在鉴别上有时发生困难。

  永春鳌山遗址

  1977年文物普查时采到夹砂红陶、夹砂黑陶、泥质红陶、印纹硬陶和釉陶等碎片62件,大釉陶罐2件。

  德化美湖后坪山遗址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市文物志·上》载,德化县美湖后坪山遗址,在1974年采集到石锛1件,锋刃明显,磨痕清楚。石斧1件,斧头厚重,锋刃半月形,磨制精致,有绑斧柄的痕迹。石矛1件,边刃锋利,矛头破损2公分,尾柄钝圆,系安长木柄所用。还有数十件打击加 工 痕迹程度不同的石头 , 多数较粗糙,少数小巧精致 。

  泉州青铜文化年代

  从考古资料来看,泉州青铜文化时期青铜器除了在大盈寨墓葬中出土的一批较为集中的铜器外,其他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稀少。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石器又以农业生产工具石锛居多,此外还有石斧、石戈、石圭、石环等。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士,几乎遍布全市各县市、 区。陶器以狮子山出土的器形较多,可辨器形有盆、盘、豆、钵、罐、南瓦(“南瓦”合一字) 等,器表装饰在夹砂陶、粗泥质陶、印纹硬陶的各种器物上涂饰陶衣,并饰有席纹、回纹、方格纹、曲折纹、绳纹,出土的彩陶瓮、罐等一般在橙红色陶衣上加彩绘,纹饰为直线组成的方格纹图案,其风格与闽侯庄边山上层的彩绘硬陶相似(林公务《闽侯庄边山遗址82—83年考古发掘简况》,《福建文博》1984年第2期)。永春发现的侈口高领鼓腹大圜底宽带状单鋬壶,有敞口斜直腹圈足宽带状单鋬杯等,其造型特点与装饰风格与闽侯黄土仑(福建省博物馆《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84年1期)、福清东张(福建省文管会《福建福清东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报告》,《考古》1965年第2期)同类遗物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是狮子山与五里街遗址又伴出原始瓷器,狮子山还有青铜器残片出现。所以,以南安丰州狮子山遗址和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为代表的泉州地区青铜文化,应比闽江下游的庄边山上层文化、黄土仑文化略晚,“据此我们推测狮子山类型距今年代当在3590至2700年之间。”陈国强叶文程吴绵吉主编《闽台考古》,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这是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泉州最迟不晚于春秋进人青铜时代。

  据《周礼·夏官司马》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郑玄注释,说闽为蛮之别种,而七乃周所臣服之数也。由此可知,商周时活跃于福建地区的古人就是“七闽”,泉州在福建东南,其居民自然也同别处一样,同为“七闽”

  泉州青铜文化特征及其社会性质

  泉州青铜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表现:

  1、遗存一般分布在河流两岸河谷盆地中低矮的小山丘或台地上。比如,大盈遗址青铜器出土于大盈寨山东面山坡,大盈寨山的西南有九溪自北向东南注入内海,晋江上游流域,永春五里街众小山遗址分布在桃溪及其小支流两岸的小山之间,这些小山海拔不过50—60米。晋江流域下游丰州地区发现的溪口、狮子山、柯晋山遗址,也都是分布在晋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小山丘 上 。

  2、泉州地区商周时期生产工具、兵器以石器为主。考古发现大量石器中,农具以小型石锛 数量最多,还有石斧、石刀,其中有肩石斧最富地方特色。手工加工工具、石斧、石锛、石 凿、石纺轮、陶纺轮、石制敲砸器等。渔猎工具石网坠。兵器有石镞、石矛、石戈、石匕首、玉戈等,其中五里街出土的三尖石戈形制特别。骨器、蚌器目前还未发现。

  3、陶器是主要生活用具。泉州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器居多,还有不少夹砂陶、泥陶,而且往往与石器、少量釉陶伴出,个别的还与青铜器共存。陶器主要器形肴釜、罐、壶、杯、钵、南瓦(“南瓦”合一字)、鼎、豆等,制作多为手制,部分轮制或模制 ,原始瓷为轮制。纹饰复杂多样,拍印纹样有方格纹、曲折纹、叶脉纹、回字纹、绳纹等。原始瓷器的装饰主要是刻划纹。泉州她区商周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与台湾各地、福建其它地区及中国东南沿海的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在制作、纹饰、造型特点上有不少相近相似之处,说明泉州商周时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就已相当密切。 

  4、此期泉州的农业生产已有较大发展。五里街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大瓮,瓮内壁上多处印有明显的粟粒痕和稻蒿痕(林惠祥陈国强《一九五六年厦门大学考古实习队报告·下篇》,厦门大学学报,1956 年第6期)。还有狮子山遗址探沟6第二层发现的灰层,其断面可以看到稻草壳的痕迹(泉州海交馆等《福建丰州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4期)可以证明,当时有种植水稻。从陶器的形制,容量增大,以及壶、杯等盛酒器皿的出现,可以推测当时农业生产发展,已有剩余粮食出现,可以用来酿酒。农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但青铜工具也开始用于农业生产,这也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标志之一。

  5、商周时期泉州已具有冶铸青铜的能力。青铜器物造型、器表装饰纹样有很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大盈出土的有段铜锛、铜戚、Ⅰ式戈、Ⅲ式戈以及一锋两刃直筒尖状铜矛等形制特别 。还有铜戚内端的网状纹饰,铜铃上的刻划曲折纹和云雷纹都与本地所见印纹硬陶器上的纹样雷同,这些有别于中原青铜器文化的铜器类型,从铜器形态学上考察,反映出已具有一定的铸铜技术水平。但是大盈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其次是工具,数量少,器类少,没有发现青铜礼器。其它地区只有零星青铜器或残片出土,而且与大量的石器、陶器共出,这些反映了当时青铜器不发达。

  6、泉州青铜文化遗迹发现不多,只有狮子山发现的用石块砌筑的建筑遗存,其居住地面有经烧烤。墓葬也仅有大盈寨山一处。

  泉州青铜文化的发展水平与福建其它地区相当,但是与中原内地及邻省相比,是较为低下的。从上述出土青铜器资料看,尽管部分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总的看来,这些遗物数量少,器类少,铸造大多不甚精良,没有出现象中原地区那样大型精致的青铜器,所以此期泉州青铜器的制造水平还较低。而且大盈的铜器除少数乐器外,大多是兵器和生产工具,没有发现象中原常见的贵重生活用器和青铜礼器,因此与青铜礼器相适应的商周“仪礼制度”当然不可能出现。除了大盈外,其余地区只发现了零星青铜器及残片,而且往往与大量的石工具、石兵器共存。石工具主要有石锛、石斧、石刀、石纺轮、石网坠等,石兵器有戈、矛、镞、匕首、戚等。说明石器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青铜器还远远未能取代石器。

  林惠祥《福建长汀县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1期)在研究闽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后认为:“福建的初有铜器应是从华北传下来,其时间应在殷未周初(3000年前)…… 但这是说初有铜器,而进入石、铜并用时代,但其石器一定还是大量使用。经过一段相当时间方能进到完全使用铜器的时代。福建的进入铜器时代,应当是在何时呢?我想最早应当是春秋之末,即约在2500年前或迟至战国之末,即2200年前。在闽北交通较便的早些,闽西南交通不便的地方迟些。 ”

  泉州不是僻远的地方,可以推测至少在战国早期时,还未完全脱离原始社会的范畴,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