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

【原名一官 ,字飞黄(一曰“飞虹”),后改芝龙,明•南安县石井镇人】

 

  身世
    ——先世居固始县。
    ——家人。

  赴日
    ——少跅弛荡逸。
    ——依澳门舅父黄程。
    ——侨居日本长崎。

  投靠李旦
    ——父事李旦。
    ——居日华侨咸推重之。
    ——缔婚田川松。

  亦商亦盗。
  崛起

    ——从颜思齐屯台湾。
    ——思齐卒,众推郑一官为盟主。
    ——泉州帮势力的兴起。

  受抚
    ——就抚复叛。
    ——屡败官兵。
    ——就抚熊文灿:授守备,加游击。
    ——杀海寇李魁奇。
    ——在安平建立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

  靖海
    ——平山寇:升参将。
    ——歼灭刘香(刘香势力的崛起。福州海域之战。郑、荷厦门之战。澎湖、金门之战。田尾洋之战。)
    ——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潮漳总兵官、加都督同知。

  海商。
  拥明

    ——南明•弘光封南安伯。
    ——拥立唐王朱聿键:平虏侯、平国公、加太师

    ——朱、郑的控制与反控制。
    ——移跸赣州的落空。

  向日本借兵问题。
  降清

    ——洪承畴、黄熙胤劝降。
    ——探察清朝态度。
    ——博洛招降。
    ——郑成功苦谏未果。
    ——被胁带上京。
    ——招降旧部。

  清、和谈
    ——招降郑成功的工具(授精奇尼哈番。安抚。令郑芝龙作书谕郑成功降。封爵授官。)
    ——郑成功的回信。
    ——和谈僵局。
    ——和局破裂。
    ——郑成功表明志向。

  被族杀于北京柴市。
    ——失去利用价值。
    ——囚禁。
    ——族诛(招降郑成功终不应。族诛于北京柴市。)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郑芝龙》“案”

  郑芝龙(1604—1661年),原名一官?,字飞黄(一曰“飞虹”),后改芝龙,南安县石井镇人,是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荷兰文献案闽南音,拼写作Iquan,或连教名称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该集团形成于明末,斡旋于海内外霸权之间,在闽台海域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其势力之强大,以致于在明、清两代政权在福建地区的权力交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郑芝龙事迹,记在《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中。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也有记。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崇祯朝记事》、《逆臣传》、《海峰文集》、《台湾志略》、《南安县志》”为作传。此外,其事迹还散见于诸多史料。

身世

  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成功》)

  先世居固始县

  郑芝龙的先世居固始县(今河南省潢州县),唐·光启(885—888年)间入闽,分布三山(福州)莆田漳州、潮州等地。氏传至五郎隐石,遂家南安杨子山下石井以衍。

  石井本《氏宗族谱》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我自唐·光启间入闽,或于三山,于莆、漳,于潮,是不一处。独吾五郎隐石兴,二三懿亲若许若伍者,茑萝相附,意味投合,遂于杨子山下石井家焉。”

  家人

  郑芝龙是石井氏11世,明·万历卅二年(1604年)出生在南安石井。

   明《氏族谱》:“十一世,众廷公第一子,讳芝龙,字曰甲,号飞黄,以军功钦授前军督府,实授右都督。又因征刘香功,兵叙外卫世袭百户,御笔特改世袭锦衣卫副千户。娶氏。”“一子,名郑成功。”“翁氏田川氏诰封镇国夫人。”“翁氏出。”?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郑成功……福建南安人。父芝龙……芝龙有弟三:芝虎鸿逵(原名芝彪芝豹。”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芝龙南安石井人,少名一官,字飞黄。父绍祖,为泉州太守叶善继(误,应为蔡善继吏。”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郑芝龙,小名一官,字飞黄,一曰飞虹,南安人(一作漳州府漳镇人)。

  父绍祖,为郡库吏,生四子,次芝虎、三芝豹(亦名莽二),长芝龙。”

  综上:

  郑芝龙之父郑绍祖,是泉州太守蔡善继郡库吏。(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善继》)

  郑芝龙有妻田川氏(日本人,氏《族谱》称“翁氏”)、氏。长子郑成功(幼名“”)为田川氏出。(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田川氏》)

  郑芝龙为长,有弟3:芝虎芝彪(后改“鸿逵”)、芝豹。(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鸿逵》)

赴日

  少跅弛荡逸

  石井为闽南渔村,郑一官“少落魄”,从小习海事。

  江日升《台湾外记》说他“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跅弛放纵,渐流荡逸,失父爱。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芝龙方十岁,常戏投石子,误中太守额。太守擒治之,见其状貌,笑而释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幼姣好。所居在郡衙后,十岁戏掷石子,误中郡守蔡善继额。擒治之,见其貌而怒解,曰:‘子相当大贵!’”(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善继》)

  依澳门舅父黄程

  郑一官17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当时中外贸易中心地点之一的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黃程

  但另有一说,称郑一官是得罪于父,才而逃避香山澳依舅父黃程的。如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继而得罪于父而逃,为海盗所得,龙之,与同寝;见巨人数十,披甲列侍,心异之,抚为义子。”

  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他留下郑一官在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郑一官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学会经商贸易, 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

  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另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

  侨居日本长崎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郑芝龙“居无何,落魄之日本。”

  黄程营商置舶,兴贩东洋,见郑一官能干,谴其附日本平户华侨李旦(泉州人)之舶,押送一批货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日本。

  关于郑芝龙到日本的年月,早先的中国文献多根据江日升《台湾外记》的记载,即他是在明·天启三年(1623年)20岁那一年抵达平户。如连横《台湾通史》《台湾外记·卷1》云:“至天启三年癸亥夏五月,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旦船往日本,遣一官押去。”但是,后人研究已经指出了这方面的错误。如按日本史料记载,推断他应是在天启元年(1621年)18岁时到达日本的。

  郑一官李旦到日本后,侨居长崎,人地生疏,初期经历了一段艰困的日子。始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以糊其口”。后转经商,为其舅黄程贩卖白糖、奇楠、麝香等物,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
郑一官还热心学习剑术,认识了“为邑主锻刀剑”起家的“泉州冶工姓者。”

投靠李旦

  郑一官到投靠李旦后,命运开始转变。(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旦》)

  父事李旦

  郑一官所处的时代,正好是荷兰与英国开始加人角逐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欧洲国家开展的对华贸易的年代。当时澳门已经为葡萄牙占据,台湾的重要性还不完全为欧洲人所认识,在找不到可以取代澳门的第二个中国据点的情况下,日本平户遂成为荷、英两国的首选。

  李旦是继徽州人王直之后在日本九州建立庞大的商业势力的又一名中国人。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第一批英国人到达平户时,李旦已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和当地华人社区的首领,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

   郑一官“寄身李旦门下”,“以父事之”,帮助李旦做生意,成为李旦的部下。李旦觉得一官能干可靠,“把几艘船和大量财富交给他监管,委托他在交趾支那(越南)和柬埔寨经商”,“郑芝龙出色完成任务,给主人赚了厚利,并获得巨大的信任”,“抚为义子”。

  居日华侨咸推重之

  1620年年初李华过世和1621年春天李旦派遣亲戚二官和儿子李国助到台湾之后,郑一官更受到李旦重用。不数年,郑一官成为巨賈和与这些国家的欧洲人都打过交道的早期少数中国人之一,常往來中国、日本间,居日华侨,咸推重之。

  ?郑一官以领袖华侨之资格,晋谒日本幕府大将軍德川家康於骏府(今之靜岗)献药品,家康亲问以中国事,大喜,命招待于长崎宾馆,赐賚优渥。郑一官受幕府召见,日本人视为光荣显赫人物,自是地方豪贵常从交遊,称为“老一官

  平户岛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心,各国商船云集。在平户期间,郑一官经历了荷兰人、英国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争夺在日贸易特权、荷英商馆两度组联合舰队从平户南下马尼拉抢劫西班牙船只和中国商船以及李旦兄弟周旋在欧洲人和日本人之间换取贸易利益的整个过程。这一些经历可以说是为他日后对付荷兰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基础。而1621年荷英商馆因为组舰队联合对付西班牙人后收人增加,先后在川内浦附沂大兴土木,建造码头和货仓,欧洲人在此出入更为频繁,更增加了郑一官与他们交流的经验。

  缔婚田川松

  由于郑一官熟悉海外事情,又善外交,为日本政府所重视,初召后“屡访藩士家”。后迁肥前国平户,受到松浦侯优遇,松浦侯为在长崎附近平户的河內浦千里滨(即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並介绍平戶侯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

  田川昱皇翁昱皇,是中国迁平户的侨民(一说是泉州驻日本的海商),在日本为田川氏田川松日本人,系翁昱皇养女,故又称氏。田川氏,年方十七,性端淑。成婚翌年,以明·天启四年(1624年)生长子郑成功(幼名福松,长名);1627年生次子七左卫门。(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田川氏郑成功》)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郑芝龙“娶平户士人女田川氏,生成功。”

亦商亦盗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亚人的海外要塞、商馆,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大本营。1622年荷兰人占领澎湖,李旦居中斡旋,说服荷兰人退出,转移台湾。

  郑一官个性不能安份守己。明·天启四年(1624年)1月底,郑一官离开田川氏和还沒有出生的儿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但荷兰人这时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双方沒有交往,中国商人也不可能与荷兰人交易,故郑一官的通事派不上用场。

  荷兰占领澎湖舰队司令雷约茲在1624年2月20日发给東印度公司总督德卡本特的信說:“等候好多时的帆船‘好望号’于1月21日由日本出航,月底到达此地。…我们接纳了来自日本的一名通事,虽然给予优厚待遇,但目前对我们沒有什么用处。”

  不过,荷兰人 为了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一官也是和荷兰人合作的海賊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峽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盜任务。

  后来担任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的德韦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这时正在澎湖服务,他在一封信中写到:“经过雷约茲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夠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于俘获一些船只。”

  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在台湾建筑“热兰遮”“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同年荷兰、西班牙两个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荷兰得胜,独占了整个台湾 ,这是历史上台湾第一次为外国人占领。

  在随荷兰人在大员(今台南安平)立定足跟以后不久,郑一官就奉荷兰人之命率领几艘中国帆船袭击前去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船只,直到第二年(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员。

  明·天启五年(1625年)四、五月间,也许是在荷兰人手下沒有太多的发展,或因奉义父李旦之命,郑一官离开荷兰人,开始亦商亦盜的海上生涯。1625年4月底,他已经带着手下活跃在台湾海峽了。一名荷兰船长曾经给第一任台湾长官宋克写信說:(4月)27日,星期天,…突然首领一官,作为代表,后面跟着手执刀剑的铳手七、八名,向我们寒喧。”?

  两个月后,身为日本长崎、平户侨领的李旦宋克长官请领了出航许可证,在7月3日从大员启程回到平戶,但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就在平户去世了。李旦死后,他在台湾的产业和事业都归郑一官所有,为郑一官合并当时台湾既有的其他汉人武裝势力(主要在今云林北港地区),及从大陆招收新的势力到台,创造了条件。

崛起

  从颜思齐屯台湾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

  “郑芝龙明季入海,从颜思齐为盗。”


  “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芝龙颜思齐为盗时,尝屯于此。”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思齐(1589~1625年),福建海澄人,字振泉。雄健,精武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遭宦家之辱,愤杀其仆,逃日本为缝工。数年,家渐富,仗义疏财,众信倚之。

  天启四年(1624年)夏,华船多至长崎贸易,有船主杨天生亦福建晋江人,桀黠多智,与思齐相友善。当是时,德川幕府秉政,文恬武嬉;思齐谋起事,天生助之。游说李德洪升陈衷纪(海澄人)郑芝龙等二十有六人,皆豪士也。六月望日(农历六月十五日),会于思齐所,礼告皇天后土,以次为兄弟。芝龙最少,年十八,材略过人,思齐重之。”

  “思齐既谋起事,事泄,幕吏将捕之,各驾船逃。及出海,皇皇无所之。(驶至九洲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衷纪进曰:‘吾闻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从之。航行八日夜,至台湾。入北港(原称“笨港”),筑寨以居,镇抚土番,分汛所部耕猎。未几而绍祖死。芝龙昆仲多入台,漳泉无业之民亦先后至,凡三千余人。”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长而长躯伟干,倜傥善权变。历游海岛,交结豪杰,与海澄颜思齐、泉客杨天生洪升张宏陈勋陈衷纪李俊臣林福等剽劫海中,积赀无算。以所剽掠与红毛市,遂入居台湾。”

  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解决垦荒所需资金;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

  思齐卒,众推郑一官为盟主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卒;十二月,众推郑一官为盟主,继统其业。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天启)五年(1625年)秋九月,思齐率健儿入诸罗山打猎,欢饮大醉,伤寒病数日笃,召芝龙诸人而告曰:‘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建立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言罢而泣,众亦泣。

  思齐死,葬于诸罗东南三界埔山,其墓犹存(位于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

  卒哭之日,天生议举一人为主,众曰可。乃奉盘鍉割牲而盟,以剑插米,各当剑拜,共约拜而剑跃起者为主。至芝龙而剑跃出地,众乃服,推为魁。然大权仍归衷纪衷纪亦海澄人,最桀骜,芝龙犹阳奉焉。”?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思齐死,众推芝龙为魁,益招徕群盗。”

  郑一官自立门户后,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氏地方统治政权。还从福建招徠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暉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 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

  郑芝龙继续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载: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泉州帮势力的兴起

  天启五年(1625年),李旦颜思齐死后,以厦门为根据地的漳州人许心素代之而起。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天启)六年(1626)春二月,芝龙谋出军。召诸部计议曰:‘夫人惰则弱,众合则强。今台湾庶事略备,势可自守,宜为进取之计。吾欲自领师船十艘,前赴金、厦,若乘其虛而据之,则可为台之外府。公等以为如何?’

  衷纪曰:‘善。’

  乃命诸部。以芝虎芝豹为先锋,芝鹗芝豸次之,芝彪张泓为左军,芝獬李明为右军,芝鹄芝蛟为冲锋,芝莞芝蟒芝燕衷纪为护卫,芝麟陈勋为游哨,芝麒吴化龙为监督,杨天生洪升为参谋。每船战士六十,皆漳、泉习水者。既定,以林翼杨经李英方胜何斌等十余人留守。

  三月初十日伐金门,十八日伐厦门,官军莫能战。已而薄粤东,沿海戒严。”

  郑芝龙自率船队袭击福建漳浦,劫掠金门、中左所(今厦门)和广東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师福建,再犯厦门,袭铜山(东山),陷旧镇,击败金门游击卢毓英、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进剿,纵橫东南海上,声势所向披靡,官兵疲於奔命,莫可奈何。奔袭中,郑芝龙等还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

  这一仗郑芝龙打败官兵和许心素,使厦门从此成为氏的地盘,势力日益强盛,官兵不能敌,也代表着泉州帮势力的兴起。

  从王直李旦以来,在平户的几代华商所积累发展起来海上武装实力,已经成为不可低估的一股力量,再经过郑芝龙的整合之后,结合闽台两地的大小海上力量,其实力已经完全足以与欧洲人相抗衡。

受抚

  就抚复叛

  荷兰人还不能统治环中国海。其原因是:东方海洋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

  郑芝龙和浙江李魁奇、广东刘香等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明政府既无力剿灭郑芝龙,又为了利用这支海上势力与荷兰人抗衡,及镇压其他“海盗”,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

  天启七年(1627年),福建巡抚沈犹龙请于朝,抚之,授郑芝龙浯铜游击,巡檄海防,因此在东石建豪华宅邸。郑芝龙虽就抚,犹纵党劫掠,巡抚举荐曾任泉州知府、与郑芝龙自小熟悉的蔡善继任巡海道,书招郑芝龙至,后议安插未定(或说令芝龙兄弟叩首为礼不从),军哗然,说郑芝龙复叛入海为盗。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朝议招抚,以蔡善继芝龙,为书招之。芝龙感激,归命。

  及降,善继坐军门,令芝龙兄弟泥首。芝龙屈意下之,而一军皆哗,竟叛去,复居台湾,劫截商民,往来闽、粤之间。”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时浙有李魁奇、广有刘香,皆有船数十、众数千,纵横海上,官军莫谁何。

  巡抚沈犹龙请于朝,抚之,授芝龙浯铜游击,巡檄海防。因家东石,第宅壮丽,绵亘数里,朱栏锦幄,金玉充牣。

  芝龙虽就抚,犹纵党劫掠。大府以善继有恩于芝龙,举为巡海道,以书招之至。上官坐戟门,芝龙兄弟自缚请命。后议安插未定,芝虎不能平,一军尽哗,说芝龙扬帆去,遂据海岛。截商船,闽中望米不至,求食者多往投之。

  旋攻广东海丰嵌头。”

  屡败官兵

  由于郑芝龙集团力量的大幅度发展,对荷兰殖民者也造成很大威胁,荷兰船只一在中国海露面,就为郑芝龙集团截获,为此,天启七年(1627年)还发生一场驻台荷军与军的战争,结果荷军败北。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思宗即位。次年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在漳浦白镇屡败官兵,并占据厦门,但仍有求抚意。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崇祯元年春正月,郑芝龙泊于漳浦之白镇。巡抚朱之憑遣都司洪先春击之。鏖战自晨及晡,未有所败。会海潮夜生,先春漂泊失道。芝龙阴度前山,绕先春后。先春腹背受敌,身被数刃。芝龙故有求抚意,乃佚先春

  又趣中左所;中左所者,厦门也。督师俞咨皋与战败,又佚之,中左人开门纳之,于是芝龙威名震于南海。”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巡抚朱一冯遣都司洪先春、把总许心素陈文廉率舟师击之,鏖战一日,胜负未决。会海潮夜涨逆流,心素文廉漂泊失道,先春首尾受敌,收入镇港,欲调乡勇。芝龙登岸,诈为乡兵出先春后;先春大败,身被数刃。芝龙仍有就抚意,舍先春不追。

  一冯卢毓英率舟师进剿,毓英芝龙所擒,不杀,待以殊礼,相议归诚,情甚款洽。毓英归,见都督俞咨皋,陈说战败情由及芝龙衷曲。

  咨皋大猷子也,意在征剿。时善继内转,大守王猷亦以抚为上策,而一冯再促咨皋督捕。咨皋马胜杨世爵往讨,战没。咨皋复合副将陈希范前往,亦败;芝龙不追,舟泊厦门,约束麾下毋得登岸骚扰。工科给事颜继祖咨皋下狱。”(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俞咨皋王猷》)

  就抚熊文灿授守备,加游击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朝廷派员招抚郑芝龙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思齐死,崇祯初郑芝龙因巡抚熊文灿请降,授游击将军。”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泉州太守王猷遣人招抚,芝龙从之,率所部降于督师熊文灿,授海防游击。”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王猷曰:‘芝龙之势如此,而不杀、不追、不纵掠,似有归罪之萌。剿之势难猝灭,不若遣人往谕退舟海外,仍许立功赎罪。’兴泉道邓良知从之,巡抚熊文灿亦力议招抚。

  崇祯元年,从海上来归,授守备,加游击。”

  当年(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郑芝龙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杀海寇李魁奇

  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据澎湖的李魁奇犯金门,泊料罗湾,被郑芝龙击破擒杀;又歼钟斌于外洋。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当是时,衷纪在澎湖,势稍弱,为海寇李魁奇所杀。魁奇惠安人,素习水,力举千斤,集渔舟,劫商舶。既杀衷纪,遂据之。

  二年夏四月,魁奇犯金门、泊辽罗,芝龙击之。魁奇亦善战,终被杀。”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擒李魁奇,歼钟斌于外洋,海寇始平。”

  在安平建立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

  崇祯三年(1630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

  据清《嘉庆·赤店乡土志》载:府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亩。 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规模宏耸。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周以墙为护,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迄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毁家复明,自焚宅第。

靖海

  崇祯四~十三年(1631—1640年),郑芝龙平山寇、焚红毛、歼刘香,累擢至潮漳总兵、加都督同知。

  平山寇:升参将

  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平山寇陈万钟凌秀,捷闻,升参将。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四年,山寇陈万钟凌秀倡乱,文灿芝龙讨之,生擒凌秀。捷闻,升参将。”

  歼灭刘香

  刘香势力的崛起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到广东,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結,在一段时间內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

  刘香势力在广东崛起后,台湾海峽又转趋不平靜。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宣佈恢复海禁,並力阻郑芝龙与在台湾的荷兰人私下通商。郑芝龙势欲扫除刘香

  而在此之前,原为郑芝龙旧部的李魁启钟斌也先后叛离,但都遭到郑芝龙扫除,刘香成了他原先一起结伙的海寇中最后的对头,也是最难应付的一股势力。

  福州海域之战

  崇祯五年(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伤800-1000人。

  郑芝龙弟弟郑芝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況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人用四爪锚和铁链缠住,几乎不能脫身,后为部下拼死救出。

  刘香本人则向南逃逸而去。

  郑、荷厦门之战

  崇祯六年(1633年)7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8艘战舰,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沒有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內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武裝船队,船上配备完善,架有16、20到36门大炮。

  明朝的厦门官员在驻军遭到荷兰人痛击后,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找人与荷兰人疏通,表示愿意通知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各岛的百姓送上25头牛、25只猪和100只鸡,希望荷兰人不要再伤害百姓,使他们可以继续安心耕种。

  澎湖、金门之战

  崇祯六年(1633年)9月,普特曼斯刘香在台湾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

  福建巡抚邹维琏檄调诸将,大集舟师,准备痛击荷兰侵略者。身任“五虎游击将军”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1艘,生擒荷将1名,溺死荷兵数百。

  10月22日,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9艘、刘香船五十多艘。郑芝龙报仇心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1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

  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級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普特曼斯只好放弃与刘香勾结,改与郑芝龙修好,转而表达今后想在台湾、而不是強势前往福建寻求对华贸易的意愿,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郑芝龙也不原长期树敌,因此在一位住在热兰遮城的同安商人林亨万居间协调下,双方同意进行贸易往来。于是福建商船开始驶抵台湾。东印度公司史料說: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須把一官这一根刺從公司脚下拔除。郑芝龙势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田尾洋之战

  九死一生的刘香不滿荷兰人又与郑芝龙修好,在1634年(崇祯七年)4月9日清晨天亮前,利用月亮被遮住,以部众六百多人袭击大员(今台南安平)的荷兰人城堡热兰遮城,並且已经用云梯爬上了城墙。被荷兰哨兵发觉,经开枪和炮轰后,刘香率部众逃散而去。

  数天后,这支海盜从高雄离开台湾,劫掠闽、粤。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七年,刘香(一作香老)劫掠闽、粤,文灿令守道洪云蒸等招,被执。”

  5月20日与郑芝龙在金门外洋遭遇,李旦之子李国助倒戈投降明军。

  崇祯八年(1635年),朝命芝龙征讨。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芝龙最心爱之弟芝虎搏战皆死。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八年,朝命芝龙往讨。战于定海所三日,芝龙且败,芝虎望见坐大舟,潜以小舟直冲其阵,跃登大舟,与徙搏相持,坠海皆死。”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芝虎刘香搏战死。”

  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潮漳总兵官、加都督同知

  刘香死后,台湾海峽恢复安宁,原来害怕海賊伏击的中国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如1636年11、12兩月,自大陆到台湾的船只有33艘,次年8月达29艘,1638年6月更达31艘之多。

  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至此,東南海疆各股武装集团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均唯郑芝龙之命是从。

  几年间,郑芝龙平粵寇,征生黎,击退侵厦荷夷,消灭海上巨盜刘香,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明廷擢郑芝龙为潮漳总兵官、加都督同知。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郑芝龙以捕海盗刘香李魁奇,攻红毛,功著,累擢总兵。”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崇祯)三年(1630年),以平粤盗、征生黎、焚荷兰、收刘香功,迁都督。

  于是成功在日本已七岁矣,芝龙屡遣人请归,不能得。乃使使者齎金币,图写芝龙为大将秉钺军容烜赫之状,幕吏受贿归之。”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三年,晋潮漳总兵,加都督同知。”

海商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他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臥內,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氏为长城。”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唐王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

  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般。

拥明

  南明•弘光封南安伯

  明、清鼎革之际,神州震荡,天下大乱。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破北京,崇禎帝自縊缢煤山,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中原,清军定京师。清·攝政王多尔袞入北京之后,反客為主,以狂风扫落叶之勢,未至1年,席捲明朝半壁山河。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明·马士英史可法等遗臣拥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改元弘光,是为南明,以史可法晋师江北。八月,郑芝龙郑鸿逵原任总兵,加封南安伯及靖魯伯。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鸿逵初以武举从军,用芝龙功举甲科进三秩,授都指挥使。累擢掌印千户。崇祯十四年(1641年),成武进士。明制,勋著,授锦衣迁,亦至总兵。福王立南京,皆封伯,命鸿逵守瓜洲。”(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鸿逵》)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北京破,福王立江左,改元弘光,封芝龙南安伯。”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七年福王立,封南安伯。”

  实际上,在清朝立国之初的两年里,郑芝龙集团仍居于海上和福建东南地区,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海上王国。

  拥立唐王朱聿键平虏侯平国公加太师

  顺治二年(1645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朱由崧被捕杀。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黃道周等,拥立唐王•朱聿键称帝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为定西侯,旋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小字莽二)封澄济伯,侄兒郑彩亦封永胜伯;家官居极品。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师下江南,鸿逵兵败(自京口退至杭州),奉唐王·聿键入福建,与芝龙共拥立之,皆进侯,封芝豹伯。未几,又进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二年,郑鸿逵黄道周共迎唐王,即位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晋同安侯,加太师。昆仲亦多封。

  芝龙幼习海,群盗多故盟,或在门下。就抚后,海舶不得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舳舻直通卧内。所部兵自给饷,不取于官。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以故氏威权振于七闽。”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顺治二年,南都亡,芝龙蒋德璟黄景昉黄道周陈洪谧林欲楫黄鸣俊朱继祚张肯堂李长青曹学佺吴春枝周应期马思理郑鸿逵郑英郑瑄郑彩张明振张推之陈霸等拥立唐王于福州,改元隆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蒋德璟黄景昉陈洪谧林欲楫郑鸿逵郑彩》)


  封芝龙平国公、鸿逵定国公、建国公,族戚部将封侯伯者十余人;挂印腰金,侍御乡校盈列朝内,军国大权悉归芝龙。”

  的控制与反控制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既而成功陛见,帝奇之,赐姓,改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

  芝龙以拥立非本意,日与文臣忤。又以偏安一偶,不足以拒清师,密有反顾意。”

  朱聿键的意向是以恢复明室为己任,具体目标是首先恢复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他称之为“半功”),进而收复北方(他称之为“全功”)。郑芝龙的用心却是,以迎立隆武作为定策勋臣第一,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区惟我独尊的地位,带有很大的割据色彩。

  这样,隆武朝廷从建立开始,就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朱聿键得到了除鲁监国据守的浙江东部地区以外南方各省的支持,至少在名义上是公认的南明第二个正统朝廷。然而,他的政权是依靠氏兄弟的支持才得以建立,又处于郑芝龙集团实力控制下的福建,一切作为都必然要受到郑芝龙的挟制。

  朱聿键即位以后,为抵制和摆脱氏家族的控制作了相当大的努力。隆武朝廷建立不久,朱聿键郑芝龙郑鸿逵之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朱聿键为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

  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

  接着,在一次朝见群臣时,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违心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部将杨耿在半路上割掉何楷的一只耳朵,借以向朝廷示威。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8》载,郑芝龙原意是于半途邀杀何楷何楷见伏兵持刃突出,心知是氏指使,镇静如常,“出谓贼曰:‘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伸颈命取之。众愕眙许时,曰:‘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割耳而去,以已杀报芝龙隆武元子何楷玄子,此处避康熙讳)被盗杀,哭几日。当时人作一对曰:‘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郑成功寻封忠孝伯。唐王倚芝龙兄弟拥重兵。芝龙族人郑彩郑芝龙的侄儿)亦封伯(永胜伯),筑坛拜鸿逵为将,分道出师,迁延不即行。”

  朱聿键原本希望郑芝龙郑鸿逵统兵出福建,建功立业。在他的一再训令下,郑芝龙不得不派永胜伯郑彩带兵出杉关,援救江西建昌义师。郑彩到达杉关之后却按兵不动,无论监军给事中张家玉怎样催促,他一概置之不理。不久听说清军将至,拉起队伍就跑,三日夜退到浦城。张家玉极为愤慨,上疏劾奏;隆武帝下诏削去郑彩的伯爵。(《思文大纪·卷4》)

  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又因郑鸿逵部将黄克辉从浙江省江山撤退回闽,隆武帝大怒,指责郑鸿逵“始则境内坐糜,今复信讹撤转,不但天下何观,抑且万世遗耻。未有不能守于关外而能守于关内者”,下诏将郑鸿逵由太师降为少师。(《思文大纪·卷4》

  移跸赣州的落空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及两浙败,关门不戒,帝议亲征,芝龙亦以不出关无以压民望。

  当是时,清军已迫福建上游。芝龙乃分兵为二,声言万人,实不满千。以鸿逵为元帅,出浙东;郑彩为副,出江右。帝仿淮阴故事,筑坛郊送之。既出关,疏称饷缺,驻不发,诏书切责任。不得已逾关,行四、五里而还。”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收就近指挥之效。即便江西作战不利,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朱聿键决策移跸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东,说明他确实是有恢复之志的,和后来的永历帝不可同日而语。

  李天根《爝火录·卷12》载,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江西督师万元吉上疏请移跸赣州,疏中写道:“赣(指赣州)居上游,豫(豫章即南昌)不能仰面而攻,且左为楚,右为闽、浙,背为东粤,足以控制三面,宜驻跸。”

  《爝火录·卷13》载,御驾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开始作向西转移的准备。

  《思文大纪·卷3》作:“十二月初六日,御驾亲征。”又记:“帝手敕凤阳知府张以谦:‘朕今正位福京,志雪救民。八月十八日,兵发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驾亲征。’”?

  朱聿键和忠于他的臣僚作的这种战略部署,连时任清朝江西提督的金声桓也看得很清楚。顺治二年(1645年)十二月十六日金声桓题本(《明清档案·第3册》)写道:“以臣今日细观福建(隆武朝廷)陈兵之势,俨然一常山之蛇,以浙东为首,江西为腹,湖南、广西、云贵为尾,敌畏江南满州,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指鲁监国政权的兵),乘臣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臣计南赣、建昌、广信之贼虽号有三十余万之众,若得满州二万从江西来,合臣兵二万,臣效前驱,立可翦灭无余,随由南赣直捣闽广,凭腰肋之间铲为两断,敌人首尾不能相顾,钱塘可一苇而渡矣。然后合力平定云贵,一统之业岂不易易哉!”

  明清双方都认识到江西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问题是,南明方面隆武帝既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的何腾蛟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也全盘落空;而清方洪承畴(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洪承畴》)却抽调了柯永盛高进库等部赴江西协同金声桓部作战,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

  江西战局的逆转,归因于郑芝龙何腾蛟的私心自用,它不仅直接导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对后来南明局势的发展影响极大。顺治五年(1648年),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归明时,都是在赣州城下屡遭挫败,不能全力北上。

向日本借兵问题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1646年),郑芝龙派遣黄征明为正使,出使日本借兵。
黄征明一行从福州向日本出航,途中遇到暴风,船只飘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陆,为清军所捕获。黄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陈必胜黄征兰二人为使者,带着许多礼品去日本,九月初到达长崎。

  使者带去郑芝龙的书信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两封,将军三封,长崎王长崎奉行)三封。

  林春斋林恕《华夷变态》记载,其父林罗山回忆列席幕府会议讨论时,郑芝龙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内容是:“……附隆武皇帝唐王之敕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鹘之事,意在求借劲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战胜敌兵。”

  信中关于“前云借兵五千”一事,一般认为指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日本·正保二年,1645年)十二月崔芝向日本要求派兵。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十二月,命水师先锋副将崔芝齎书至日本请兵,别以书贸甲二百领。日本幕府不从。”

  时仕于唐王的都督崔芝,以林高为使者,派去日本,要求派兵三千。对于这次借兵,幕府向长崎奉行指示说:“……此次林高虽来申述,然而事起仓促,无意满足。可将此意告知,令林高早早回国。”表面上做出的答复是拒绝,其实是在暗地作出兵准备。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曾经向其侄儿板仓重矩透露出兵计划,而且极其具体地记录下了计划的内容,决定派“主将一人,副将十人”,“知行一万石征发一骑和步兵三至五人”

  对南明的乞兵,日本德川幕府一直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虽然“颇有经略中国的雄心”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锁国》),在中国明、清交战中也是同情南明的,将清兵入主中原视为“华变于夷之态也”林恕《华夷变态·序》),但是,事关与清廷的两国关系,不能不权衡明、清战事演变和得失利弊。

  幕府接到郑芝龙这些书信后,将此事作为是极为重大的事件,以老中们为中心,反复讨论了数天,当时“尾张和纪伊的两位大纳言和水户中纳言”,即所谓“御三家”也来到江户,发表了意见。

  讨论结果,据林信笃的《宽永小说》说,“御三家”均赞成出兵。“据云尾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长,应派吾为主将。’自己要求出阵。反对的仅有井伊直孝,他反驳说,‘御三家’的意见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赖的,‘但,……关于求援事,吾以为不会立任何功劳,亦无益之至。’结果大家认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军。”

  《南龙公谱略》的记载稍有出入,说反对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纪伊的德川赖宣赖宣卿云:国家出援兵,无功则不仅为本邦之耻,且长期与外国结仇,成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国无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从其请……”

  不过,总的来说,有相当多强有力的赞成意见,赞成的占优势。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论取胜,暂且决定观望静候,但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内心里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意图。

  幕府准备特派丰后府内城主日野根织部正等人为正使去长崎,直接向郑芝龙的使者转达幕府的意见。这时传来了唐王郑芝龙的据点福州沦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

  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记载,德川幕府“以拒绝为耻,纪州、尾州、水户之藩更竟欲出任总大将”,只是获得郑芝龙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罢。

  细川家谱》收录阿部对岛守等三位老中给细川肥后守的一封信,也说:“此次大明兵乱,平户一官郑芝龙乞援事,书翰虽到,无法应之。书中疑问之点甚多,但为大明与日本之长远计,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长崎,询问一官使者情况,然后传达上意。此时长崎十月四日书函到达,报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无及矣。遵照上意,可将上述有关情况奉告江户有关方面,并转致阁下。诚惶诚恐,谨言如上。”

降清

  洪承畴黄熙胤劝降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

  “招抚大学士洪承畴芝龙同县(南安县),通书问,叙乡里,芝龙挟二心。

  (顺治)三年(1646年),贝勒博洛师自浙江下福建,芝龙撤仙霞关守兵不为备,唐王坐是败。”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时招抚江南者内院洪承畴,招抚福建者御史黄熙胤,皆晋江人,与芝龙通音问。”

  芝龙疏请航海,拜疏即行,遣使止之,不及。武毅伯施福撤关兵归,驾陷汀州,成功走金门。

  方清军之未至也,芝豹入泉州,大索富民饷,不应,立枭之。抵暮,得数万金。”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清使洪承畴招抚江南,黄熙胤(晋江人)招抚福建,二人与芝龙同乡,献策于贝勒,修书入闽,许以破闽封为王。芝龙意决,不告其弟鸿逵及子成功,遽召熙胤志美,复书,有‘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者巳非一日’之语。

  芝龙托入海取饷,遂密谕仙霞关守将施天福郭曦陈秀周瑞等尽撤官兵。九月,清师至,从容过岭,无一守将,遣使至延平执帝、后。”

  此时,清军进占浙东,朱以海遁往舟山一带海岛,鲁监国政权濒于瓦解。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即部署清军乘胜入闽。降清的明臣洪承畴降清的明臣洪承畴博洛提出招降郑芝龙的建议,并与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晋江人)写信劝郑芝龙降清。(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洪承畴黄熙胤》)

  据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黄熙胤《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报告,早在该年三月间,黄熙胤的使者苏忠贵就秘密到达福建,“见到郑芝龙,见其有诚意归附”。六月初,清军渡过钱塘江,博洛又命苏忠贵“持敕书赍送郑芝龙。(《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六月,清军兵分两路由仙霞关、分水关进逼福建。由浙、赣入闽有3个必经关隘,即仙霞关、杉关、分水关,一般称为“三关”。其中仙霞关最险。郑芝龙既得贝勒书,决意降清。秘密下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即施天福)放弃天险,自动撤退。

  稍后的王沄《漫游纪略·卷1》曾云:“仙霞最险……两崖斗绝,中通鸟道,仰高俯下,因险设关,裁容一夫。今已颓废。闽人言,先年氏望风送款,预撤守兵,启关以俟,故入闽者无血刃焉。”?

  八月,郑芝龙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晋江安平,上疏道:“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海警则无家,非专救不可。”隆武帝派内使持手敕云:“先生少迟,请与先生同行”华复蠡《闽游日记·卷2》)。郑芝龙置之不理,径自率部返回安平(《台湾外纪·卷2》)。隆武帝奔汀州,被执,后绝食死于福京(福州)。

  《思文大纪·卷八》:“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从北门而入。”

  郑芝龙为表示归降诚意,上《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

  探察清朝态度

  郑芝龙摸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芝龙退保安平,军容甚盛。以之信未通,犹豫未敢迎师。”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芝龙以对议未定,退泊安海,楼舡尚百艘。使人私于贝勒,自述撤关不守之功以邀封,且惧以立藩为罪。”

  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载,八月间,郑芝龙“密遣人通内院洪承畴、御史黄熙胤,探视清朝态度。

  博洛招降

  九月,清兵乃疾取兴化、泉、漳诸郡县。清军统帅博洛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逼南安,显耀兵威;一面遣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的泉州乡绅郭必昌(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持书往安平招抚郑芝龙。(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郭必昌》)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博洛师次泉州,书招芝龙。”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博洛命泉绅郭必昌招之,芝龙曰:‘我非不忠于清,恐以立主为罪尔。’会固山兵迫安平,芝龙曰:‘既招我,何相逼也?’

  博洛乃檄固山,离三十里而军,以书邀之曰:‘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不胜天,则投明主而事,乘时建不世之功,此士之一时也。若将军不辅立,吾何爱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提督印以相待。吾所以冀将军来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载,博洛另派内院学士额色黑等二人持书信到安平面见芝龙,信中说:“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贝勒复令郭必昌贻书曰:‘吾所以重将军者,正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及乎天命已去,则幡然乘时以建不世之功。今两粤未平,藉将军兵威以慑之,已铸闽粤总督印以待将军。’”

  郑成功苦谏未果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芝龙率所部降,成功谏不听。”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芝龙得书大喜,召成功计事。

  成功泣谏曰:‘父教子忠,不闻以貳。且北朝何信之有?’芝龙曰:‘丧乱之天,一彼一此,谁能常之?若幼恶识人事。’

  鸿逵亦力谏,不听。

  遂进降表。过泉州,大张文告,艳投诚之勋。”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芝龙得书大喜,议降。

   安昌王恭木枭(“木枭”合一字)、侍郎朱永佑、安南侯杨耿、平夷侯周鹤芝、定洋侯辛一垠、武康将军顾乃德等皆以为不可,芝豹成功尤痛哭苦谏。”

  郑芝龙阅信后,遂召黄熙胤黄志美相议,决计降清,复书由密遣老苍头送出浙江,与承畴熙胤(《台湾外志·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并决定前往福州。(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志美》)

  郑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

  《台湾外纪》记载: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被胁带上京

  郑芝龙不顾郑成功苦谏,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十五日带了500名士卒在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日期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8·郑芝龙降清》)。

  十一月卅日,固山韩岱率清兵进劫安平,?翁夫人田川氏)未及逃出,受辱自殛,享年四十五。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俄而贝勒博洛韩固山猝至,乃走,田川氏不去,伏剑死,成功大号,悲不自胜。”(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田川氏》)

  至顺治四年(1647年),博洛郑芝龙久等郑成功来归未果,博洛师还,挟郑芝龙归京师。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

  “芝龙欲以成功博洛鸿逵阴纵之入海。

  四年,博洛师还,以芝龙归京师。”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

  “至福州,见博洛,握手甚欢,折矢为誓,命饮酒三日夜。

  博洛成功雄,俟以俱行,久而不至。芝龙叹曰:‘此子不来,清朝其道敝乎!’

  夜半,忽拔砦,挟芝龙以北。”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芝龙意已决,单骑见贝勒,握手甚欢,纵饮三日。

  忽一夕拔营,挟之北去,从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别营,不得相见。”

  目睹其事的华廷献《闽海月纪·卷2》记载,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骏字),又次余公诚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8·附闽事纪》,文字略有不同。按:据华廷献记载,博洛胁带郑芝龙等“拔营起行”似在白天,与他书记载半夜。)

  郑芝龙无可奈何,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明季南略·卷8·郑芝龙降清》)

  招降旧部

  博洛回京之前,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后改名施琅,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施琅》)、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清世祖实录·卷34》)。

  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年)三月“□(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鲁可藻《岭表纪年》),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清、和谈

  招降郑成功的工具

  授精奇尼哈番

  郑芝龙在清军挟持下被送到北京,清廷并没有兑现博洛承诺的“闽粤总督”职位,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才授他三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清世祖实录·卷40》),先后拨入汉军正白旗、正黄旗,实际上是遭到软禁。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镶黄旗下正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云:“职初入京时,蒙朝廷宏恩,拨入正白旗下,赐屋齐化门小街居住。”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郑芝龙隶汉军正黄旗,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芝龙至京,授精奇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芝龙子六,长即成功,次世忠世思世荫世袭世默芝龙入京,惟世忠从。

   先是,芝龙请留芝豹世恩守其祖父墓,母、妻、妾及诸子迎入京,并请改隶厢红旗汉军;诏允所请,仍官世忠为二等侍卫。”

  安抚

  顺治八至九年(永历五至六年,1651—1652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了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

  在清廷看来,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是自己手里的1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的目的。

  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1件密奏稿内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建议,其中有“应赐督臣密敕一道,内开招抚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等意见。(《明清史料·丁编》

  为了使招抚工作得以进行,清廷首先给处于软禁状态的郑芝龙恢复名誉,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绩,把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遭到监视的过失推到多尔衮身上,承认了清廷处置失当,对郑芝龙予以安抚。

  《清世祖实录·卷66·顺治九年七月戊戌》载,七月间,顺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鳌拜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

  八月初一日,应郑芝龙请求,将其由正黄旗拨入镶黄旗,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二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清世祖实录·卷67》)

  令郑芝龙作书谕郑成功

  顺治九年(1652年)十月初九日,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一件敕谕(《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其中云:“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上命芝龙书谕成功鸿逵降,许赦罪授官。成功阳诺,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至是,上命芝龙书谕成功鸿逵降,许赦罪授官并听驻原地方防剿闽、浙、广东海寇,往来洋船令管理。”

  封爵授官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初十日,封郑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

  敕谕中首先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接着指责墨勒根王多尔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并说明“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然后说清廷遣人赍敕传谕,开导归诚,郑成功郑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除封爵授官之外,特遣郑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以解疑畏。为了表达诚意,敕谕中宣布“满洲大军即行彻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清世祖实录·卷75》)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年,诏封芝龙同安侯、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使至闽,芝豹随母入京。”

  李德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和谈中北往南来,传递消息。郑芝龙也派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要成功接受清朝招抚。《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芝龙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

  郑成功的回信

  郑成功阅信后说:“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见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

  当贝勒博洛入关(仙霞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浙江、福建、广东)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
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

  虽然,儿于己丑岁(顺治六年,1649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

  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

  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浙江、福建、广东)相◇,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

  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散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啖父故智也。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专禀。”

  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

  和谈僵局

  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福州,招成功降。清廷命郑芝龙派其家人李德同行。

  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日至安海公馆驻劄。

  廿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

  廿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成功不受封,攻掠如故。”

  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所愚弄。连原来主张招抚并充当“保人”的浙闽总督刘清泰也在密奏中说:“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顺治十一年四月的揭帖中更直接了当地要求“厉兵秣马以应变”。(《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和局破裂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慌了神,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功。六月间,他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他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郑成功“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接着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最后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

  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作最后一次努力。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廿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湖四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

  八月十三日,清廷派遣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同郑成功二弟郑世忠以及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成功表叔)、李德周继武等携带敕书到达福州,先命李德周继武去厦门向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
廿四日,叶成格阿山抵泉州,又派郑世忠黄征明往厦门晓以利害。郑成功不为所动,依然敷衍拖延。

  九月十七日,叶成格阿山应约到安平镇与郑成功晤面,于廿日无功回泉。

  廿四日晚上,郑世忠周继武李德黄征明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指郑芝龙亦难!”杨英《先王实录》)

  郑世忠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复哭劝其回心转意。成功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同安侯郑芝龙密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和局至此完全破裂。

  郑成功表明志向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使至,成功不受命,为书报芝龙。”

  黄征明离开安平之际,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功依言写了1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见《台湾外纪·卷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主要内容有:

  “和议非本心也。”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

  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给二弟郑世忠的信中(《先王实录》),郑成功把自己的志向说得更清楚:

  “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

  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十一月,郑成功派遣五镇营兵及战舰百余艘南下,会西宁王李定国并力勤王破敌;郑芝龙则把郑成功寄来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清世祖实录·卷87》)。

  十二月,郑成功攻漳州,属十邑俱下;转攻泉属,各县望风迎降;转大扰福州、兴化等郡。

被族杀于北京柴市

  失去利用价值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成功私书。”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二年正月,左都御史龚鼎孳疏劾芝龙:‘蒙豢养者十年,弥桀惊,家仆往来海上,信息频通。子弄兵海壖,父高枕都下,酿祸之根,请早除。’巡抚佟国器亦获芝龙成功私书上之。”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结合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辑录的材料可知,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惩郑芝龙,主要理由是郑芝龙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

  为此:

  正月,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郑芝龙

  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

  正月廿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

  正月卅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题本:“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

  正月卅日,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

  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

  《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收录的福建巡抚佟国器二月廿五日《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和三月十五日《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报告,截获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间带出北京的几次郑芝龙的私人信件,更坐实了廷臣的指控。《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中报告,郑芝龙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3个儿子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

  郑芝龙预感到噩运即将降临化,内心彷徨。在其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用的是反语。

  囚禁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乃夺芝龙爵,下狱。”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诏革芝龙爵,下狱。”

  首先受到控制的是郑芝龙的胞弟郑芝豹。在郑成功叶成格阿山谈判破裂的时候,郑芝豹郑彩却同意降清。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录,正月卅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郑芝龙胞弟郑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廿一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岱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后囚宁古塔)

  囚禁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之事与时间,《清实录》不载,但时间不会早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廿一日旨批密捕郑芝豹时,也不会迟于六月初五日,因为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际期疏中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应在二月下旬。

  族诛

  招降郑成功终不应

  顺治十三年(1656年),郑成功督师北上,克闽安及罗星塔,攻连江,进攻罗源、宁德等邑,于护国岭击杀清将阿格商。清廷大震,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到宁德見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郑成功怒叱不理,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三月,黄梧请速剪芝龙;诏流芝龙及其家属于宁古塔。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四年三月,黄梧具揭兵部,请速剪芝龙,以绝盗根。诏流芝龙及其家属于宁古塔。等谓不杀芝龙成功之心不死,海上诸伪将投诚之意不决;总督李率泰以闻。”

  顺治十五年(1658年)八月,郑成功统军陷浙江舟山。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

  “济度次泉州,檄招降,不纳;易为书,成功依违答之。

   上又令芝龙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不降且族诛,成功终不应。”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

  “八月,成功陷浙江舟山,闻大军南来,遁。

  十二月,芝龙尹大器首其父子交通状,敕芝龙自狱中以手书招成功,不降即夷其族。”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失败后返回厦门。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月,康熙帝即位。三月初一日,郑成功在金门祭海誓师,进军台湾;四月初一(公历4月30日),军登陆台湾;四月初八日登陆安平,占领台湾南部;五月,郑成功攻台湾东都,改赤崁城为承天府;荷兰人战败,降于安平。

  族诛于北京柴市

  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廿四日,康熙帝《谕兵刑二部》郑芝龙“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泄漏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如此负恩叛国重犯,不宜尚加监候。”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

  十月初三日,清廷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全家11口“照谋叛律族诛”于北京柴市(《清圣祖实录》卷五)。氏在北京老少无遺。

  《清史稿·第242卷·列传11·郑成功载:“是岁,圣祖即位,戮芝龙及诸子世恩世廕世默。”

  连横《台湾通史·史卷29》:“十月,清廷弃芝龙于柴市,子孙在北京者皆被杀。成功闻之,大恸曰:‘吾固知有今日也!’令诸部举丧,设位以祭。”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十八年冬,磔芝龙于市,子世恩世荫世默等俱伏诛。”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郑芝龙》“案”

  民国·陈衍《福建通志·卷32·列传·郑芝龙后有“案”,曰:

  “《南安县志》谓芝龙从大贾李习贩日本,与同寝;《清朝野史大观》谓逃往李旦舟中,有宠;《海峰文集》谓为海寇所获。则从盗而为所宠者可信。

  《县志》言芝龙芝虎鸿逵,而芝豹不言弟;《逆臣传》则称弟鸿逵芝豹,未及芝虎事;《野史》则言芝豹芝彪鸿逵,而不及芝虎必亲弟,鸿逵当从弟。

  至《谈往》谓芝龙因中冓事为父所逐,野史略同。暧昧事不必深究,总之必为父所逐而已。《谈往》文又俚俗,今不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