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之路(南宋)

  南宋泉州市舶司(即福建市舶司)
  
南宋提举泉州市舶司名录
  海交外贸事业的持续推动

     ——讲求实际经济效益的转变。
     ——“抽解”的市舶税率逐步增大。
     ——禁榷。
     ——博买。
     ——泉州市舶收入对财政的支持。

  泉州港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
     ——降低舶税。
     ——投入钜额折博本钱。
     ——优异推赏。
     ——犒设蕃商。
     ——严格法纪。
     ——改革船舰编籍制度。
     ——革新海舶制造技术。
     ——改善泉州港口基础设施。
     ——安静航路。

  泉州地方官吏的个人素质对海外贸易的影响
     ——促进海外贸易发展的官吏。
     ——危害海外贸易发展的官吏。

  海舶制造与编制
  招徕蕃商
  异国悉归于互市
  《诸蕃志》
  航线

     ——西行。
     ——北行。

  澎湖航路
  汉蕃海商结托
  祈风祭祀

     ——民间祈风习俗。
     ——北宋泉州官方的祈风祭祀。
     ——南宋泉州官方的祈风祭祀。
     ——九日山祈风石刻。
     ——海商祈谢。

  蕃商“住唐”
     ——夷夏杂处。
     ——蕃人巷。
     ——蕃长。
     ——蕃学。
     ——蕃教庙宇林立。
     ——蕃客墓葬区。
     ——蕃商热心公益。
     ——以宋法治蕃客。

  远物来输商贾乐
  泉人入蕃

南宋泉州市舶司(即福建市舶司)

   高宗建炎~绍兴1127—1162年间,泉州市舶司(福建市舶司)曾屡罢屡设。

  ·黄仲昭《八闽通志·80·古迹·泉州府·晋江县·市舶提举司》:高宗1127—1162年时亦罢而复置。

  建炎元年(1127年),罢福建、两浙市舶司,海外贸易归转运司管辖。建炎二年(1128年),复设市舶司。

  绍兴二年(1132年),罢福建市舶司(驻地泉州),以泉州知州兼领市舶,不久有归提举盐茶司兼管。如乾隆《泉州府志·卷13·学校1》载,刻于绍兴丁巳(绍兴七年,1137年)的张读撰《泉州重建州学记》碑记的题额者赵奇,其职衔是“左朝请郎提举福建路茶事常平等公事兼市舶”

  绍兴十二年(1142年),复设福建市舶司(驻地泉州)。

  ·黄仲昭《八闽通志·27·职员·方面·诸司附·宋·提举市舶司》:提举市舶司……又按《中兴会要》:绍兴二十一年,李庄除福建提举。上曰:‘提举市舶司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可发来禀议,然后任提举。’’”

  后又废,至宁宗1195—1224年)初复置。·黄仲昭《八闽通志·80·古迹·泉州府·晋江县·市舶提举司》:后废,宁宗初复置。

  直至乾道二年(1166年)罢两浙市舶司后,福建市舶司的建置才不再改变,与广州市舶司并列,成为南宋的两大市舶司。后来,市舶司也常由泉州知州兼领。如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有“宝祐戊午(宝祐六年,1258年)……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淳祐七年(1247年赵师耕“以郡兼舶”等记述。

南宋提举泉州市舶司名录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宋·诸司附·提举市舶司·提举》载,南宋期间泉州提举市舶司提举名录有:

  “邵邦达:建炎间(建炎二年,1128年)任。

   徐与可李承遇王权赵奇吕用中鲍仔韦寿成楼王寿(“王寿”合一字,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作“楼钥曹泳赵士鸣李庄张子华郑寀傅自修张汝楫陈之渊黄绩何俌(龙泉进士。约束奸吏甚严)林之奇(侯官人):俱绍兴(1131—1162年)间任。

  郭知训:隆兴(1163—1164年)初任。

  程祐之马希言陆沅张坚:俱乾道(1165—1173年)间任。

  虞似良苏岘韩康卿彭椿年严焕(《闽书》作“严涣”)林邵(《闽书》作“林劭”)潘冠英(长乐人,绍兴进士)胡长卿张逊:俱淳熙(1174—1189年)间任。

  王涣赵汝彧:俱绍熙(1190—1194年)间任。

  许知新詹徽之黄缵:俱庆元(1195—1200年)间任。

  余茂实曹格郭晞宗(《福建通志》作“邹晞宗”):俱嘉泰(1201—1204年)间任。

  赵盛赵亮夫:俱开禧(1205—1207年)间任。

  朱辅王枢赵不熄傅庸叶元澣赵崇度施棫(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作“施椷”)魏岘赵汝适:俱嘉定(1208—1224年)间任。

  谢采伯李韶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作端平间任、知州兼权):俱绍定(1228—1233年)间任。

  叶宰(知州兼权)黄朴:俱端平(1234—1236年)间任。

  刘炜叔(知州兼权)赵涯(知州兼权)王会龙(知州兼权):俱嘉祐(误,应为嘉熙,1237—1240年)间任。

  刘克逊(莆田人)赵希楙陈大猷(知州兼权)赵师耕(知州兼权)杨瑾(时间有误,应从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为“淳熙间(1174—1189年)任”:俱淳祐(1241—1252年)间任。”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增补:

  林孝渊:建炎间(1127—1130年)以通判任。

  何偁:隆兴间(1163—1164年)以上封事,朝议比朱云,任是官。

  赵汝谠:从《闽书·宗室志》增。嘉泰间(1201—1204年)任。

  陈可大:仙游人。嘉定间(1208—1224年)任。

  林逵:莆田人。端平间(1234—1236年)任。

  张理:清江人,著有《易象图说》。依《闽书》增。淳祐中(1241—1252年)任。

海交外贸事业的持续推动

  讲求实际经济效益的转变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统治区域缩小,但统治者的消费和军需民用却有增无减,造成经费紧缺。

  宋高宗十分清楚海外贸易的重要性。

  《宋会要辑稿·职官4420载,他曾谕及臣僚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宋·诸司附置泉州者·提举市舶司》:“又按《中兴会要》: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李庄除福建提举。上曰:提举市舶司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可发来禀议,然后任。见《八闽通志》。”

  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也成为统治集团的共识意识到海外贸易有补于国计民生,以往那种“厚往薄来”、“接以仁义”、“示以绥怀”的观念,企图通过海外贸易关系,宣示皇家“声威”的虚骄心理,有了转变,转向讲求实际的经济效益。《宋会要辑稿》:(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

  南宋政府不断调整政策,放宽对蕃货交易的管制。淳熙二年(1175年)取消“蕃商止许于市舶置司所贸易,不得出境”的规定,充许蕃货经税后销往福建其他地方。

  “抽解”的市舶税率逐步增大

  北宋·徽宗·崇宁后已经恢复到真宗时的“十取其一”,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前提高到“细色十取其二,粗色十五取一”,绍兴十四年(1144年)又提至“十分取四”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开禧三年(1207年),准蕃船依条例“抽解和买入官”外,可以“从便货买”。即除了禁榷的物品之外,商人带来的舶货,经过“抽分”、“博买”,余下的归商人所有,就可以于所在的市舶司或运到其它地方出售,不再征税。

  禁榷

  “禁榷”,即有一些商品,由国家专买专卖,不许民间私相进行交易。

  北宋初年禁榷物有玳瑁、象牙、犀角、宾铁、乳香等八种,后来略有增加。南宋时,连“牛皮筋骨堪造军器之物”(《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7》)也成了禁榷的物品。这些禁榷物品从船上搬运下来,直接运送京师,由国家垄断买卖。

  不属于禁榷的物资,“官市之余,听市于民”(《宋史·卷186·食货下8·互市舶法》),允许民间贩卖。

  博买

  “博买”,又称“官市”,即政府对于征税过的舶货按时价进行收买。

  北宋·太宗·淳化二年(1091年),政府规定除禁榷物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政府选择部分舶货按时价收购,余下的其它货物百姓可以进行交易。市舶司代表政府收买部分舶货以后,要送榷易院加价出售,以牟取更多赢利。

  博买的物品一般是获利较多,国内需要量较大的。如香料,国内需要量很大,故市舶司每“遇蕃船回舶,乳香到岸,尽数博买,不得容令私卖”(《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3》)。其它物品也有一定数量的博买,如“犀象十分抽二分,又博买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分,又博买六分”(《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7》)

  博买虽说按时价收买,但是官市的价格往往定得低,“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朱彧《萍州可谈·卷2》),给商人带来很大的损失,故博买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市舶税。

  泉州市舶收入对财政的支持

  市舶收入是南宋王朝财政的主要收入,市舶之利最厚,宋高宗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 。 ”

  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市舶提举司迁入泉州。

  绍兴二年(1132年)九月,为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进驻泉州的南外宗室(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南外宗正司》)的需要,朝廷随之下达“条要招徕蕃商,课额增羡”命令(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庚辰》),给泉州市舶司施加巨大压力。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从建炎二年(1128年)到绍兴四年(1134年)七年间,泉州的舶税收入达到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

  又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舶税净收入增至二百万缗 。”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

  泉州市舶收入对政府财政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嘉定十年(1217年)、绍定五年(1232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析风文》指出:“福建市舶司(即泉州市舶司)正仰蕃舶及海南船之来供国课。”“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真西山文集·卷50》,四部丛刊本)

  淳熙中(1174——1189年)泉州府学教授陈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陈谠》)亦说,泉州“舶交岛夷而财赋本裕。”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四部丛刊本)

泉州港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

  宋廷南渡后仅剩半壁江山,为了解决财政来源,更加迫切需要扩大对外贸易以增加收入。为促进泉州市舶收入,南宋朝廷批准在刺桐港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同时采取有力的保障措施,给泉州海交外贸事业以强力推动。

  降低舶税

  原来的舶税,不分粗、细货物均为“十取其二”

  绍兴六年(1136年),泉州市舶司申奏朝廷将粗色舶货改为“十五征一”,细色依旧,迅即获得两浙市舶司的支持,经朝廷批准,在沿海各处市舶司施行。

  到南宋后期,将进口商品分为细物(如珍珠、龙脑、沉香等)、粗物(如玳瑁、苏木、香料木等)两大类征税。

  投入钜额折博本钱

  南宋时,由于南外宗正司迁泉州,朝廷拨给泉州更多博易本钱。《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载:建炎二年(1128年)给福建路二十万贯,两浙路十万贯,“专充市舶本钱。”

  朝廷不仅给度牒作博易本钱,而且截拨上供银作博易本钱。《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9》 载:乾道三年(1167年)诏令“福建市舶司,泉、漳、福州、兴化军应合起赴左藏西库上供银内,不以是何窠名,截拨二十五万,专充抽买乳香等本钱。”

  博买量之大,略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宋代市舶司兼是贸易机构,具有贸易职能。

  优异推赏

  为鼓励放洋招商,南宋确立了“存恤远人,优异推赏”的政策(《宋会要·职官44之30》),对能招徕外国商船、增加市舶收入,发展海外贸易有贡献的市舶官吏和蕃舶纲首,政府兑现加官晋级等各种奖赏。

  《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香》载: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还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百万两者,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

  《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4》载: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大食商人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抽解得30万缗,福建(泉州)市舶司奏请朝廷批准,特补蒲罗辛为承信郎,“赐公服履笏”蒲罗辛行前,宋朝政府特别吩咐:“令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綵。”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载:福建“蕃舶纲首”蔡景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授承信郎。

  这项政策一直延续至南宋末年,阿拉伯后裔蒲开宗,也因招商有功授承信郎,其子蒲寿庚 时,是泉州蕃商首领,曾被授予福建招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初(1276年)升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市舶司提举。(参见www.qzhnet.Com《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蒲开宗 、 蒲寿庚 》)

  犒设蕃商

  市舶司每年举办宴会,犒设蕃商。犒设蕃商时间一般在10月份,经费由官方支付。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岁十月提举司大犒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复护焉。”

  绍兴年间,朝廷应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璹之请,增拨官钱犒宴蕃商。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璹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船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

  朝廷增拨官钱给福建市舶司犒宴蕃商,说明政府对蕃商来福建贸易的重视。福建犒宴蕃商的经费标准与广州同,表明福建海外贸易的规模已发展到可与广州并驾齐驱。由市舶提举官同守臣出面筵宴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有利于鼓励更多的外国商人到福建贸易。

  严格法纪

  宋代市舶官吏及市舶所在地的地方官吏,经常利用职权强行用低价收买船商的部分货物,“择其精者,售以低价”(《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3》) ,美其名曰“和买”,意即两相情愿,自愿成交。

  晁补之 公行状》(《鸡肋集·卷62》)载:在泉州,“舶商岁再至,……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有时甚至不给一文钱。

  对此,宋朝政府多次下令禁止。

  《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载: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政府颁布详细明确的处分规定。

  《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4》载: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又“严饬泉、广二司及诸州舶务”,不许他们违反规定,私下抽买,“如或不悛,则以赃论。”

  同时,允许蕃商越级控诉。《宋会要辑稿·食货38之34》载:为防止官司“巧作名色,违法抑买”,“许蕃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

  对于违反有关规定,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员,则给予降低官职等处分。《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载:绍兴十六年(1146年),“降右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袁复一一官。以前任广南市舶,亏损蕃商物价,故有是命。”

  改革船舰编籍制度

  为有效驱动民间海舶,泉州地方政府实行上户船舰编籍制度,轮流按籍放洋。航上人员,设置钢首、梢工、杂事、部领诸职,水手实行准军事编组,轮流操作。

  革新海舶制造技术

  南宋前期,福建沿海船舶的产量惊人,政府顾募海船,一举即得数百艘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36·林之平传》);或购买海船,单泉州一地即得200艘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9·连南夫墓碑》);刺桐港港口所在地晋江县制造的船舰,质量又最佳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47·黄彦辉传》)

  最迟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前,泉州海船已装备浮针,配置火长专司航向测报。洪迈《夷坚三志已·卷6·王元懋巨恶》)

  稍后,又测绘并使用了早期的海图。赵汝适《诸蕃志·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改善泉州港口基础设施

  泉州港口的基础设施大有改善,顺畅运输的数十座卧海跨江的石桥陆续兴建,导航标志与灯塔拔地而起。(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古港》、《泉州桥梁》)

  安静航路

  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伴随而来的就是海寇。因此,泉州官吏坚决平定海盗搔扰以安静航路,沿闽粤海岸建寨置戍以策海舶安全。

  仅南宋一代,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记载的就有: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海寇奄至安平镇。”

  “乾道七年(1171年),岛寇昆舍邪掠海滨,八年复以海舟入寇。始置水澳寨,即今永宁,以控御之。”

  “淳熙七年(1180年),海舟贼沈师作乱,泉郡大震,戍将某统领战死。知泉州程大昌趣统制裴师武讨之,贼遁之(去)。”

  “嘉定十一年(1218年),海寇赵希卻等冲突围头,知州事真德秀请移宝林寨兵戍围头,立宝盖寨,分地巡徼,获赵希卻,诛之。”

  “绍定五年(1232年),海寇王子清等泊舟围头澳,知州事真德秀遣队将王大寿防遏,猝与贼遇,大寿射杀贼十余人,贼为夺气,竟以独力难支死之,官军乘进,遂有沙陶之捷。

  真德秀乞恤王大寿状略:

  窃惟见危授命,士之所难,今有厕迹戎行,缀名小校,而能捐躯殉义,凛然有烈士之风,其在今日尤为难得。某既亲睹其事,岂容不以上闻?

  比者,海盗狓猖,侵轶郡境,某亟牒右翼军分兵防遏。

  是时,群贼泊舟围头澳,距州城百余里,官军星夜疾驰,至辰巳间,猝与贼遇。贼徒椎牛大嚼,而官军犹未朝食,众寡劳逸既皆不侔,故自将官邵俊以下,俱有观望蓄缩之意。

  独拨发官进勇副尉王大寿者,忠勇奋发,控弦直进,贼徒中箭而毙者,凡数十余人,群凶为之夺气。邵俊等既引军稍退,大寿犹挺立不移,大骂等曰:‘赵官家平日养得好人,见贼便走。’其时惟队将秦淮、军兵朱仙陈捷吴庆尹政李从五人随大寿,及秦淮等死之,李从以两夺贼艄获免。濒海居民登高山望见者,莫不失声叹息,为之泣下。

  某既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闻者,于是竞劝,未几,遂有沙陶洋之捷。俘获贼首林添二等,皆适下手杀害官兵之人。行刑之际,设大寿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虽足以慰英魂,而据众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奖忠义,以励风俗。

  今大寿以军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一旦遇贼,宁捐其身,而不忍负国,宁死于王事,而不暇顾其亲,其忠节卓荦如此,党以其人微之故,泯嘿不扬,殆非所以为忠义者之劝。”

泉州地方官吏的个人素质对海外贸易的影响

  泉州地方官吏的个人素质,对海外贸易的影响是巨大的。遇廉官能吏,则海外贸易就能健康发展;遇贪官污吏,则海外贸易就受到挫折。朝廷在委派市舶司官员时非常重视,认为 “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其非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

  促进海外贸易发展的官吏

  南宋泉州地方官吏中,不少人颇有建树,有力地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赵令衿:宋宗室。(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令衿》)

  赵令衿于绍兴二十一年至绍兴二十五年(1151—1155年)知泉州,在郡大力发展海外交通。

  赵令衿的最大功绩,是建成安平桥和东洋桥(安平东桥),将港口区和主要市场联成一体,便于海船运卸货物,对于城市商业的繁荣至关重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桥梁·安平桥、安平东桥》)

  赵令衿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尊重来泉州经商的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宋代许多外国人来泉州经商,把所在国的风俗习惯和各种宗教信仰带来泉州。时赵令衿同意伊斯兰教徒建清净寺于文庙府学之前,遭到士子剧烈反对,群起告官。理由一是“化外之人,法不当城居”;二是清净寺建于城内府学之前,既破坏了“八卦巽位”,又破坏“泉庙学受盛山川”;三是“贾赀矩万,上下俱受赂”。事经通判傅自得处理后平息。但事后又成为秦桧迫害赵令衿的理由之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寺庙·清净寺、文庙》、《泉州人名录·傅自得》)

  傅自修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1·人物志》载,傅自修于绍兴年间(1131—1162年)“临泉市舶务,宿弊十去八九” ,招徕海舶。

  虞仲房:余杭人。

  虞仲房于淳熙元年(1174年),十二月任泉州提举市舶。楼钥《攻瑰集·卷1·送虞仲房赴潼川漕》载,虞仲房为政清廉,“贾胡钦仰清节高。”

  颜师鲁:字几圣, 福建龙溪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颜师鲁》)

  颜师鲁于绍熙二年(1191年)知泉州,在任三年。绍熙四年(1193年)以焕章阁学士提举玉隆万寿宫,未赴,再起知泉州,同年卒。《宋史·卷389·列传第148·颜师鲁载:“在泉因任,凡阅三年,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始至即蠲舶货,诸商贾胡尤服其清。”

  真德秀:浦城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

  真德秀于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年)首知泉州,绍定五年至端平元年(1232—1234年)再知泉州。

  庆元(1195—1200年)以前,泉州港田赋丰足,舶货充羡。“舶商岁至,一舶连三十艘,异货禁物如山”(《鸡肋集》)。庆元以后,吏治败坏,“比年蕃船抵岸……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宋会要辑稿》),地方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对海商的刻剥,无所不用其极。官府假“和买”之命刮取舶货,甚至不给货款,对蕃舶肆意掠夺,严重地损害了泉州港的声誉。加上南宋中后期,海盗猖獗,沿海之民和商旅深受其害,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商人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比年蕃舶颇疏,征税暗损。”舶税收入下降到年仅十多万缗。

  真德秀两知泉州期间,将振兴泉州港作为首务,采取许多强有力的措施:

  一是罢和买、禁重征。

  真德秀深入了解泉州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间题。认为:“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真文忠公文集·卷43》)

  为重振泉州海上贸易,真德秀立即与市舶提举赵崇度、军州事章徕着手整顿泉州市舶司,革除积弊,采取有利于促进海商贸易往来的经济措施,“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严戒官吏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购买舶货,狠刹重征勒索之风。

  真德秀做好各级官吏的廉政建设,要求他们对非份之物要“毫发不染”。对于那些长期恣意侵吞外商财物,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真德秀决定给予严厉的打击,公开表态:“宗室为贼首,则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

  二是礼遇蕃商。

  真德秀对来泉州贸易的蕃商很尊重,处处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对于“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啜泣者”真德秀都能秉公持法,为他们分忧解愁。

  为显示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真德秀多次到九日山主持“祈风典礼”并宴送海外商贾,祈求海神保佑商舶往来平安,祝客人顺利返国。

  三是动用刑法,强迫放洋。

  真德秀严整泉州市舶,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刑法,强迫放洋,“泉州市舶司拘于岁课,每冬律谴富商,请验以往,甚有不愿者,照籍点发”(《宋会要·刑法》)。这次整顿市舶,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泉州港海外贸易下降的趋势,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海上商贸的往来与发展,减轻泉州百姓的负担,功不可没。

  三是发展生产。

  他劝告父老要“用天之道,尽地之利”,注意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按时播种和收藏;亲自主持疏浚洊田塘等水利;立仓储粮,以备荒年赈济。在他治泉期间,岁屡丰登,国有常赋,民得饱食,海外贸易有货源,为发展地方社会经济创造条件。

  四是平寇靖海,巩固海防。

  积极惩治海盗,确保海道畅通。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海寇王子清赵希◇等犯泉州境,真德秀派兵大破之。《宋史·真德秀》载:“海贼作乱,将逼城,官军败衄,德秀祭兵死者,乃亲授方略,禽之。”绍定五年(1232年),王子清等泊舟晋江围头澳,真德秀遣将破之。绍定间(1228—1233年),海寇猖獗,真德秀巡海滨、屯要害,遣将击贼于料罗,经略料罗战船。

  整饬海防。泉州原有宝林、法石、永宁三寨,沿海又有石湖、宝盖、小兜等寨,但自从开禧(1205年一1207年)以来,主将多用非其人,州郡又无权过问,致泉州沿海“武备空虚,军政废坏”,“盗贼屡作”,严重地威胁着海上商船往来的安全。真德秀一方面上书请准使寨兵改由州郡节制指挥,并增设围头寨,以加强海道捍卫;另方面亲率观察推官李方子、晋江知县徐叔用、左翼军副将邱童等人,“遍行海滨,审视形势,增屯要害处,以备不虞”(《宋史·真德秀》),重新部署整顿泉州湾的法石、永宁、石湖、围头、小兜等海防要塞,合理调整寨兵,增备各寨兵船,加强寨兵的水战操练和防区巡逻,规定寨兵可以预支一月钱粮,以备随时出海捕盗。

  由于采取一系列措施,泉州港复兴。真德秀首次入泉的当年,来泉州贸易的蕃舶从原来的三四艘增至18艘,翌年增至24艘,再年增至36艘。《宋史·真德秀》载:“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理宗初年(1225一1233年),来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比以前增加了20多个,泉州港又出现了繁荣景象。

  赵崇度

  赵崇度于嘉定间(1208—1224年),提举福建市舶赵崇度在泉州郡守真德秀的配合下,“罢和买,禁重征”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43·提举吏部公墓志铭》),蕃舶“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宋史·卷437·真德秀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崇度真德秀》)

  章梾:字敬则,浙江东阳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章梾》)

  章梾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任泉州太守。章梾清廉高洁,舶来品从不染指,去任之日,番商拥道攀送,以“大炮炷”香立于州治之门,香闻阖府,相与涕泣而祝送之。

  刘克逊:字无竞,莆田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刘克逊》)

  刘克逊于淳祐三年(1243年)任泉州提举市舶,五年(1245年)知泉州。清·道光《福建通志·卷14·列传》载,刘克逊“严禁官吏向蕃商强买”,“蕃商闻风并集,舶计骤增。”

  方澄孙:字蒙仲,福州侯官(治今福建福州)人,居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方澄孙》)

  方澄孙于淳祐(1241—1252年)末任泉州通判,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至景定元年(1260年)权摄泉州郡事兼提举市舶司。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称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

  危害海外贸易发展的官吏

  南宋泉州地方官吏中,也有一些人贪虐不堪,妨碍甚至破坏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赵士雪刂:宋宗室。

  赵士雪刂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以观察使知南外宗正事,卅一年(1161年)因丑闻下台。《宋史·卷244·列传3·宗室1》载:“建宁节度使士雪刂知南外宗正司,以事去官。”(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南外宗正司·赵士雪刂赵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事件》)

  赵士雪刂去官的原因,与夺取蕃商船只有关。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前,辛次膺任泉州知州,南外宗官即赵士雪刂挟势为暴,夺蕃商浮海巨舰。蕃商诉于州、诉于市舶司,辛次膺不敢诘,致案件三年不得伸。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范如圭接替辛次膺知泉州后,对该案以法义正之。赵士雪刂大沮恨,对范如圭无端诽谤,致范如圭被罢职。赵士雪刂“夺贾胡浮海巨舰”一案即不了了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漳州百姓黄琼控告福州西外宗正赵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强行购买海舟。鉴于赵士雪刂赵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强夺胡贾巨船和民船,也因为“绍兴末年,泉、广二州市舶司与西南二宗司犯法载铜钱,而郡县却无可奈何”,朝廷才将赵士雪刂赵士衍(“衍”字中去“氵”加“干”)一起罢了官。

  这件事的另一个后果,是朝廷绝对禁止西外、南外宗正司官员(仅针对宗司官员,而非宗室)参与海外贸易,规定“两宗司今后兴贩蕃舶,并有断罪之文”,剥夺了他们的一项可能的利益来源。

  王木肃(“木肃”合一字):字茂悦,四川眉山人。(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木肃[“木肃”合一字])

  王木肃(“木肃”合一字)于景定(1260─1264年)、咸淳(1265—1274年)間任泉州市舶使兼监丞(提举纟集事)王木肃(“木肃”合一字)是权相贾似道的亲信党羽。贾似道通过王木肃(“木肃”合一字)控制泉州市舶司,既征税、受贿,又贪暴,造成刺桐港成为“郡帑素枵”、“盐米忧仓惶”“凋瘵”之区。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王木肃(“木肃”合一字)两件事:

  王木肃(“木肃”合一字)从泉州离任返京后,以“缧钿桌面屏风十副,图相盛事十项”,媚献贾似道

  “林乔,泉州人,寓信州,得罪押回本籍,与蒲寿庚,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罢去,并攻之,且夺其所借也。”

异国悉归于互市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迁徙泉州。对于当时泉州的外贸情况,祝穆《方舆胜览·卷12·泉州》(四部丛刊本)称:“外宗分建于维城,异国悉归于互市。”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四部丛刊本)称:泉州“水路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泽之重”;还引建炎三年(1129年)至绍兴十六年(1146年)生活在泉州的李邴(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邴》)诗句云:“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

  南宋·刘克庄(淳熙十四年—咸熙五年,1187—1269年)《南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惟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进口的香料增加至200余种;绍兴十一年(1141年),输入泉州的海外货物增为近400种,比北宋时增幅近9倍;进口的香料扩展到300多种。

  泉州进口香料数量相当可观。建炎四年(1130年),泉州“博买乳香一十三等,八万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大食蕃客蒲罗辛,造船一只,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1974年8月泉州湾后渚出土的宋船(南宋末),船舱内出土香料药物4700多斤,占全部出土物的绝大多数。

  据赵汝适《诸蕃志》和赵彦卫《云麓漫钞》等史籍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达320多种。主要有:宝货类的珠贝、象牙、犀角、珊瑚、玛瑙、琉璃;香药类的乳香、沉香、降真香、安息香、檀香、龙涎香、木香、丁香、没药、血竭、苏木等,约占进口商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宋代进口大宗香料,有一部分作为药物,宋政府设立惠民局,加工配制各类香料药品的丸、散、汤、丹公开出售,使外来药品原料与中国医方相结合,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宝库;有部分作为饮食方面的调料;一部分供宗教迷信活动用;大部分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占城国遣使运载香料、象牙、犀角、香油等货物共63300多斤来泉州向宋廷进贡。宋廷以丝织品和银作为回酬。

  刺桐港黄金岁月到来的标志,是航线繁复延伸和寄碇地点频增。绍兴(1131—1162年)中,刺桐港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孤葬蕃商记》)。林之奇当时提举福建市舶,熟知行情,以十数为量词单元,说明刺桐港海外贸易的对应国家、地区或部落已为数不少。

  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宋廷罢两浙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之一,海商云集。

  《宋会要辑稿·蕃夷7》载,乾道三年(1167年),福建市舶司报告说,本地纲首陈应自占城来,有“船五只,除自贩货物外,各为分载乳香、象牙等,并付使人等前来”。“继有纲首吴兵船人责到占城,蕃首邹亚娜开具进奉物数,白乳香二万四百三十五斤,混杂乳香八万二百九十斤,象牙七千七百九十五斤……。诏使免阙,令泉州官以礼管设,章表先入递前来候到。”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王十朋起知泉州(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十朋》)王十朋对泉州的评价是:“闽乃负山带海遐僻之乡,而泉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梅溪王先生文集·卷21·泉州到任谢表》.四部丛刊本)

  当时按照朝廷规定,除禁榷物品或指令装纲上京物品一概不得任便销售者外,其他粗色或所谓“南货”物品,则可经过市舶司官包收购转销,或径由蕃商依持公凭在划定区域内自销。

  王十朋《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曰:“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壤”(《梅溪后集·卷17》);《提舶生日诗》曰:“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说明八闽(即八壤)城乡确实是刺桐港舶上物品的销售区域,同时又是受惠对象;也生动地描述了出入泉州港的商船利用季风航海发展海外贸易的盛况。(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寺庙·延福寺》)

  大约同一时间,周去非屡述泉、广海外贸易诸蕃国分布,自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中经中南半岛、大巽他群岛、南亚次大陆,西抵阿拉伯半岛,西南终点直至昆仑层期国(东非沿岸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3·外国门·上、下》)

  南宋·乾道七年(1172年),有四艘真腊(今柬埔寨)商船到泉州贸易。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遽然决定,只准在停靠口岸销售,“此令一下,其徒有失所之忧”(《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O》)。危急之际,福建市舶提举司挺身而出,申奏中央朝廷,特准蕃商可在本路各州军范围内销售,从而缓解了他们的营运困境,免除了货滞财枯的破产威胁。

  《宋会要辑稿·职官44》载,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来贡方物,诏“免赴阙,馆于泉州”。泉州港成为进奉国的终点站。

  庆元间(1195年~1200年),刘克逊任泉州市舶提举,严禁官吏向番商强买。番商闻风并集,舶船骤增。(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刘克逊》)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经常到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31个,其中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渤泥、蒲甘、波斯、高丽等,入口货单增加到三十多种。

  南宋·嘉定(1208~1224年)《清源志》载,当年输入刺桐港的舶上商品,含宝物、香药、布疋、皮革和杂货各类在内,细色66个单项,粗色75个单项何乔远《闽书·卷39·版籍志·市舶税课》)。

  这些输入的货物,开始时多数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如香料、象牙、玳瑁、犀角、珍珠等。随着贸易 往来的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源源而来,其中有来自菲律宾的贝纱和吉贝布,来自高丽的人参、银、铜、水银和绫布,还有来自日本的大杉,“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

  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年中,日本僧人庆政附舶抵达泉州,与其他日本人陆续运回福州东禅寺和开元寺刊印的《大藏经》等经书。福建的刻书能工多达30余人,先后前往日本、直接在该国雕造汉字书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刺桐港腹地元代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据日本现存传本,他先后手雕《月江和尚语录》、《宗镜录》、《碧山堂集》、李善注《文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宗元先生文集》、《昌黎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集解》等书。这位能工巧匠,侨居日本长达25年,惨淡经营,常在刊记中留下心声:“自辛亥四月起刀,至今(历时四年)苦难始成矣。”(《唐柳先生庥》刊记)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捐资捉刀,鞠躬尽瘁,芳名永垂青史,为中日人民所永远怀念[(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7、483--484页]。(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宗教·佛教》)

  至于外销,宋王朝主要是禁止金银铜铁出口,但成效不大。《宋史·食货志》载;南宋时期“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铁之泄尤甚……其弊卒不可禁。”

《诸蕃志》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提举福建市舶,于刺桐港询问蕃商,并参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撰成《诸蕃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诸蕃志》记述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58个,其中相当部分应是刺桐港海商所到之处:

  交趾国 (今越南北方)、占城国 (今越南南方) 、宾瞳龙国 (今越南蒲郎)、真腊国 (今柬埔寨)、登流眉国 (今马来半岛) 、蒲甘国 (今缅甸中部)、三佛齐国 (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单马令国 (今马来半岛南部)、凌牙斯加国 (今马来半岛北部)、佛罗安国〈今马来半岛南部〉、新拖国 (今印尼爪哇岛西部)、监篦国 (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北) 、蓝无里国 (今印尼苏岛西北)、细兰国 (今斯里兰卡)、阇婆 (今印尼爪哇岛) 、苏吉丹国 (今印尼爪哇东部) 、南毗国、故临国、马八儿、胡茶辣国 (今印度西南部)、麻罗华国(今印度中部)、注辇国 (今印度东南部) 、朋茄啰国 (今印度东北部)、南尼毕啰国 (今巴基斯坦西部)、天竺国 (今印度半岛总称)、大秦国 (今叙利亚等国) 、大食国 (今阿拉伯国家总称)、麻嘉国 (今阿拉伯麦加) 、层拔国 (今伊拉克东南部)、粥琶罗 (今非洲索马里东部) 、勿拔国 (今伊拉克东南部) 、中理国 (今索马里及索哥德岛)、瓮蛮国 (今阿拉伯东南部) 、记施国(今波斯湾帕奎斯岛)、白达国 (今伊拉克巴格达)、弻斯啰国 (今伊拉克东南部)、吉慈尼国 (今伊拉克西北)、勿斯离国 (今伊拉克属)、芦眉国 (今小亚细亚半岛伊斯坦丁堡)、木兰波国 (今西班牙南部) 、勿斯里国 (今埃及地) 、遏根陀国 (今埃及亚历山大港)、晏陀蛮国 (今斯里兰卡附近的岛)、沙华公国(今爪哇岛附近) 、女人国 (今马来群岛中苏拉威西岛)、波斯国 (今伊朗) 、茶粥沙国 (今北非西北部)、斯加里野国 (今小亚细亚西西里岛) 、默加腊国 (今勿里斯等国)、渤泥国 (今加里曼丹岛上文莱)、麻逸国 (今菲律宾群岛之一)、三屿 (今菲律宾的三岛)、箔里鲁 (今菲律宾马尼拉)、琉球 (今台湾岛及附近)、毗舍那国 (今菲律宾东部岛屿) 、新罗国 (今朝鲜半岛) 、倭国 (今日本) 。

  当时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阿拔斯王朝国势强盛,成为亚、非、欧国际贸易的枢纽,所以波斯湾内外的寄碇点特多,有白莲(今巴林岛)、瓮蛮(阿曼),记施(卡伊斯岛),思莲(古代撒那威港)、勿巡(苏哈尔),伽力吉(加尔哈)、勿拔(米尔巴特)、奴发(佐法尔)、施曷(也门)及波斯东南的积吉(莫克兰)。

  东非沿岸则有弼琶啰(今索马里东部柏培拉),中理(索马里东北),麻罗抹(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等。

  凡记载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航线距离、日程、方位,多以泉州为基准。从这些国家和泉州距离的远近,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航线。《诸蕃志》所记,证实泉州是南宋最大的对外通商海港,也是其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与这些国家之间已经有比较固定的航线。

  如《占城国》条云:“自泉州至本国,顺风舟行二十余程。”

  《三佛齐国》条云:“三佛齐在泉州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

  《真腊国》条云:“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可到。”

  《闍婆国》条云:“于泉州为丙巳方,卒以冬月发舶,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

  《大食国》条云:“大食在泉之西北……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今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

  《琉球》条云:“当泉州之东,舟行约五、六日程。”

  《渤泥》条云:“在泉之东南。”

  《诸蕃志》记载的从各国各地区运进泉州港的商品,其种类繁多,一般称为有47项。进口商品 以香料和药物为大宗。主要商品有:脑子、乳香、没药、血竭、金颜香、笃耨香、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蔷薇水、沉香、笺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槟榔 、椰心箪、苏木、吉贝、胡椒、芦荟、珊瑚树、猫儿睛、琉璃、象牙、犀角、腽肭脐、翠毛、龙涎香、鹦鹉、瑇瑁、黄蜡等。

  《诸蕃志》对这些香料和地产的产地、性状、制作和用途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可作为《宋史》的补充。如“苏合香油,出大食国……番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麻风)也仿之,可合软香,及人医用。”又如“椰心簟”,“出丹戎武……又出三屿、蒲哩。山产草,其状如藤,长丈余,纹缕端腻,无节目,名曰椰心草。番之妇女采而丝破,织以为簟(即“席”),或用色染红黑相间者曰花簟。冬温而夏凉,便于出入。”

  据《诸蕃志》所载,从泉州输出的商品,种类繁多。从各国贩运情况看,有衣料、瓷器、药物、食品、杂物等 60 多种。尤以丝绸、瓷器等传统出口货物为大宗,其次为加工的金属产品。书中还记述这些商品的交易方式。

  丝绸类有锦绫、缬绢、丝帛、皂绫、假锦、五色缬绢、红吉贝等。

  陶瓷器则有陶盆、陶钵、青瓷、白瓷、黑瓷用具和摆设等。

  金属类有铜、铁、铅、锡、金、银、钱币、铁钉、铜鼎、网坠等。

  药材有川芎、朱砂、大黄、黄连、白芷、樟脑、麝香、荔枝干等。

  食品类有糖、盐、酒、茶叶等。

  杂物类有漆器、绢伞、藤笼等。

  这些产品的输出,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喜爱。据记载,中国商船队每次到加里曼丹,回国时渤泥王都要“酾酒椎牛祖席”,为中国客人饯行。又如 “苏吉丹国”条写道:“采椒工人为辛气熏迫,多患头疼,饵川芎可愈。蛮妇搽抹及妇人染指甲衣帛之属,多用朱砂。古番商兴贩,率以二物为货。”说明由泉州输出的川芎、朱砂等中药,在海外也颇受欢迎。

  据《诸蕃志》约略统计,刺桐港出口的外销商品主要有9大类,有记载的贸易口岸18个。按出口的贸易口岸和比例计: 丝绸14个,占78%; 瓷器17个,占94%; 陶器4个,占22%; 铁2个,占11%;金8个,占44%;银6个,占33%;金银器5个,占27%; 饰品4个,占22 %;文化用品2个,占11%;布匹、铜、铜铁器为0。

航线

  《诸蕃志》所载,凡与中国来往的国家、地区或部落,多以泉州港为基础,形成西行和北行两条主要航线。

  大致上说,宋代泉州港与各国交通的航线有如下几条:

  西行

  西行航线是以东北季风出洋、西南季风返航回泉州的。从泉州至中南半岛的交趾、占城、真腊,再到南洋群岛的麻逸、三屿、渤泥、婆诸、三佛齐,再往西南的马来半岛凌牙斯加,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入印度洋到印度半岛的南毗、故临、细兰,然后入阿拉伯海,入波斯湾 ,至大食、白达,再沿阿拉伯半岛海岸西入红海,或到达非洲东海岸的层拔、粥琶罗等地,或越过苏伊士地峡入地中海,到欧洲南部和非洲北部。这条跨越洲际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线,即是现今统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 它的起点就是泉州港 。

  (一)泉州至占城(今越南南方)。这是西行航线的第一站。 由泉州港启航,经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至占城 ,“顺风 舟行二十余程”。因占城“地据海冲”,为其他西行 航线所必经。在这条航线上还有新州、交趾、罗斛、真腊、暹罗、宾童龙等国。

  (二)泉州至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部)、阇婆(今印尼爪哇)、渤泥等国。三佛齐 至渤泥,还需“三十日程”。这是西行的第二条重要航线。这条航线上,还有巴邻旁、须门答喇、丹马锡、蒲奔、都督岸等, 皆以顺风为利。

  这条航线上,以三佛齐最为重要。由泉州入海,经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占城(今越南南方)、真腊(今柬埔寨)、凌牙门,而后至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部)。三佛齐于泉州为丙乙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文献通考·卷332》亦载,从这里“舟行顺风月余亦可到”泉州。三佛齐是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所处地理位置极佳,是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岭外代答·卷2》载,由阿拉伯和南亚诸国的商船,“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

  (三)泉州至故临(今印尼西南部)再至波斯湾沿岸各国。这是西行航线中延伸的航线。 由泉州港出航,经占城过马六甲海峡,先至故临(今印尼西南部),再由故临换乘小舟进入波斯湾内,至大食(古阿拉伯帝国,都城在巴格达)、大秦、白达、忽鲁谟斯、雍蛮等国。这条航线必须在故临越冬,候明年的东北季风再往西行,称为“住冬”,因此往还一次约需两年。

  (四)泉州至东非沿岸的弼琶啰(今索马里东部柏培拉一带)、层拔(今伊拉克东南部、 桑给巴尔)等国,甚至远在地中海的斯加里野(意大利西西里岛)。这是西行航线中最远的一站。从泉州发航,经故临、波斯湾至亚丁湾后,北入红河至麻嘉,或继续南下到东非沿岸各国,往还一次都要两年时间。这条航线到达的国家和地区,还有昆仑层期(马达伽斯伽岛)、勿斯里、阿斯里、层摇罗等。

  西行后折向东北行

  泉州至菲律宾群岛的麻逸(今菲律宾岷多洛岛)、三屿、苏禄等国。这是西行航线中经渤泥后再折向东北行的一条迂回的航线。

  北行

  北行航线是利用西南季风启航北上、东北季风返航回泉州的。《诸蕃志》记一条北行航线 ,自泉州港出发,向东北方向航行,经浙江四明,继续往东北开航,至新罗国(朝鲜)、倭国 (日本)。

澎湖航路

  《诸蕃志》记载宋代存在着一条澎湖航线,即以泉州港为起点,经澎湖、麻逸、渤泥(婆罗洲)的不甚发达的民间航线。

  近年来,台湾陈信雄博士经10多年的考古发掘,在澎湖岛采集发掘到1万多件瓷器标本,除了数十件属于明清时期外,其余万件都是属于宋元时期,且主要窑口集中在德化。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一书中详细介绍的陶瓷标本,均能在德化博物馆找到相同的实物,这证明澎湖是泉州古代外销瓷的重要中转站。

汉蕃海商结托

  南宋,在泉州城内,准许蕃商任便设铺营业,“市有生蛮卖象牙”。他们既可与中国海商“结托”,合作经商,也可以组建远洋船队。南宋后期,由于刺桐港蕃商财雄人众,结合而为蕃舶海商集团,操纵和垄断本港的海外贸易。宋廷有鉴及此,率先拔擢蒲寿庚任职,开一代风气之先。(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祈风祭祀

  民间祈风习俗

  民间祈风习俗,由来已久。由于古代航海技术水平所限,人们对海上天气的变化不能完全掌握,于是就把航路的顺风和安全寄托于海神的保祐,因而在宋代泉州沿海一带,民间盛行祈风习俗。

  清·道光《福建通志·卷9·金石志·石8》载:南宋·高宗·建炎八年(1138年)刻的莆田《祥应庙碑记》记:“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得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藩者,未尝有是。咸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

  莆田祥应庙建于五代,祀海上保护神。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部使者始列神之功状于朝,次年赐庙号为祥应,宣和四年(1122年)神封显惠候。

  这样的庙宇在泉州也不少,如建于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的惠安洛阳昭惠庙、大观(1107—1110年)间改名的通远王祠、南宋的法石真武庙、庆元二年(1196年)的天后宫、庆元三年(1197年)的东石天妃宫等。

  真武庙位于泉州通淮门(俗称涂门)外法石乡的石头山上。《闽书》载:(法石山)上有真武殿,宋时望祭海神之所。”

  北宋泉州官方的祈风祭祀

  泉州官方的祈风祭祀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最早的记载见于《泉州府志·灵乐祠》。文中纪述九日山三十六奇之一的“肉身佛”,即通远王祠的从神陈益陈益是北宋·熙宁年间的巡辖官,“元丰间(1078—1085年)从守祈风延福寺神运殿”,感佛之灵而舍身为佛,封仁福王。

  “神运殿”即灵乐祠,也即通远王祠的前身。巡辖官陈益侍从泉州太守到延福寺神运殿祈风是在北宋·元丰间(1078—1085年),此时泉州市舶司尚未建立(泉州市舶司建立于北宋·元祐二年,即1087年)。

  九日山现存的十方祈风石刻,均属南宋时期,但铭文中分别提到举行祈风是“遵令典”、“修故事”、“遵故事” ,说明南宋的祈风,是遵北宋旧制。

  南宋泉州官方的祈风祭祀

  南宋,民间盛行祈风习俗,官方也希望借助神灵的保护,发展海外贸易,因此举行祈风仪典。

  泉州官方祈风祭祀的地点在南安九日山延福寺的通远善利广福祠(通远王祠)。每年夏、冬,泉州官府由泉州郡守、南外宗正、提举市舶主持,府郡及市舶司的高级官员出席,到九日山下的延福寺、通远王祠举行“冬谴舶、夏回舶”两次“祈风祭祀”典礼,成为制度。

  致仕资政殿学士、建炎四年(1130年)起闲居泉州十七年的李邴(1085—1146年)在绍兴元年(1131年)《九日山水陆堂记》(收载于乾隆《泉州府志·卷7·山川·九日山》)中说:“泉之南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胜为闽第一。院有神祠,曰通远王,其 灵之著为泉第一。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并描写了“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狼籍”的场面。

  “祈风祭祀”有一年一度,也有一年两度。上半年多在阴历夏四月间,此时商舶从南蕃回航,祈回港顺风;下半年多在冬十、十一月或十二月,此时遣舶南下,祈出航顺利。
仪典隆重肃穆,规模很大,礼毕常
勒石记事。

  清·康熙《南安县志·卷2》记载其盛况说:“通远王在宋时最为灵著,州人祈祷翕赫,酒肉滂沱。及乎散胙饮福,觞豆杂进,喧呼纷藉。”

  祭海神通远王的目的,是祈求顺风,望海舶能平安到达目的地。

  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9》记,南宋· 绍兴间,福建提举市舶司(驻地泉州)每岁举行两次祈风典礼,其祝文曰:“夫祭有祈焉,有报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祷。报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赐。祈不可以为报,而报不可以为祈,自古然也。而 舶事之岁举,事祀典于神则异乎?是于夏之祈,有冬之报;冬之祈,有夏之报。”

  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9》又有《祈风文》曰:“象齿南龟,远出岛舶。以舟为趾,重泽罔隔。沙阜石幢,如芒刀。以风为翼,万里一瞬。勃勃蓬蓬,怒号法海。以神为虚,立谈而改。羽盖云车,貌然浩荡。以礼为介,阙应如享。惟风必期,岁有常信。今虽袭礼,匪常之徇。吏之守职,两年为期。官满则去, 位难出思。神所庙食,与天地通。民享利泽,厥望不穷。某也,终更行且还里。席神比休(“艹”字头),曰既久矣。神之歆否,愿以驭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桨,为舟预请。指望飚南,留神引领。”

  南宋·嘉定十年至嘉定十二年(1217—1219年)、绍定五年至端平元年(1232—1234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祈风文》《真文忠公文集·卷50》)写道:“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鸣呼!郡计之殚,至此极矣;民力之耗,亦极甚矣。引领南望,需其至以宽倒悬之急者,惟此而矣。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马风(“马风”合一字),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

  九日山通远王祠祈风,还有官员求神协助消灭海寇的。真德秀《海神通远王、灵著王祝文》(《真文忠公文集·卷50·祝文 》)云:“大海之神,比者,温、明之寇,来自北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舟师致讨,稍挫其锋,而余孽蕃也。傥弗即扑除,则其纵横海道,未有穷已。某既大集官民之兵,稗往迹捕。然鲸波浩渺,实为危道,非神力助顺,岂能必济?是用一诚遥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荐,以乞灵于大神。伏惟挤狂寇于立败之途,导王师以必胜之机,使一网尽获。庶几万舶安行,群生嘉赖。某之所以图报于神者,其敢弗虔。”

  九日山祈风石刻

  南安丰州九日山上现存关于宋代海交和祈风的石刻13方,其中明确记述祈风经过的有10方,均为南宋时物,是泉州官方举行祈风仪典后留下的珍贵文字记载。

  这10方祈风石刻,据黄柏龄《九日山志》(晋江地区文化局、文管会出版,1983.2 )的收载是:

  (一)淳熙元年(1174年)虞仲房祈风石刻

  (二)淳熙十年(1183年)闰十一月司马伋祈风石刻

  (三)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月林枅祈风石刻

  (四)嘉泰元年(1201年)十一月倪思祈风石刻

  (五)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月章梾祈风石刻

  (六)淳祐三年(1243年)四月颜颐仲祈风石刻

  (七)淳祐七年(124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赵师耕祈风石刻

  (八)宝祐五年(1257年)十一月下旬谢埴祈风石刻

  (九)宝祐六年(1258年)四月方澄孙祈风石刻

  (十)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忄宅祈风石刻

  详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山川·九日山·祈风石刻》。

  10方祈风石刻清楚记述祈风时间、地点、参加者姓名。石刻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 1174年)虞仲房所刻,最迟为南宋·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忄宅所刻。参加祈风仪典的市舶官吏有:提舶、提舶寺丞、舶幙、权舶干、监舶、提举纟集事等。地方军政官员有:郡守、典宗、统军、总管、别驾、左翼、权军、县令等。

  石刻所载,四月举行的有4次,十、十一月举行的有7次(其中有一方记述夏、冬两次)。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月林枅祈风石刻,是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中最有代表性的,既记 “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也记福建市舶司(驻地泉州)在一年中为海舶举行“夏四月”、“冬十月”两次祈风典礼。

  淳祐三年(1243年)四月颜颐仲祈风石刻,中有“祷回舶南风,遵彝典也”之句。学者对“彝典”有两种解释:

  一是“彝”作“夷”解,即外国人。“遵彝典”即遵照外国人的典例和风俗习惯去举行 祈风典礼。其依据是,《诗经·大雅》“民之秉彝”《孟子·告子上》则作“民之秉夷”唐·韩愈《原道》“诸侯用彝礼则彝之,彝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还有,福建“武夷山”亦作“武彝山”。

  二是“彝”作“常”解。“遵彝典”即遵照常典。其依据是:其一,我国文字中的“彝 ”字,除“彝器”外,均作“常”解,如常典、常制。之所以有时“彝”、“夷”混用,是因为其发音相同,而“夷”笔画简单,故而同音假借。其二,九日山其他祈风石刻,也有称是“遵故事也”、“修岁祀业”、“遵令典也”等。其三,中国古代封建官员狂妄自大,轻视外国人,污称蛮夷,绝不可能遵蛮夷之典举行祈风典礼。且通远王神使泉州地方神祇,非外国之神,外国人是不会向通远王祈风的。其四,最重要的是,祈风典礼已纳入国家例行祀典,不应作“夷典”解。

  应以第二种解释为是。

  咸淳二年(1266年)赵希忄宅祈风石刻,是九日山祈风石刻最晚的,也许是宋代最后一次 祈风典礼了。此时,元兵已经下樊城、襄阳,宋都临安朝不保夕,故而文中发出“彝典云何哉”的感叹了。祈风旧典也已流于形式,成为官僚借机在延福寺宴乐并乘兴登游的机会。

  海商祈谢

  每岁春、冬,海商也于延福寺通远王祠祈谢。

  南宋·建炎三年至绍兴十六年(1129—1146年)生活于泉州的李邴(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李邴》)《水陆堂记》(《泉州府志·卷7·山川》) 载:“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成物不知其几百数焉。”

远物来输商贾乐

  至少在州在城,宋朝政府特意设立太平惠民局,加工配制各类舶上香药品的丸、散、汤、丹公开出售。民间“香人”则开设“香行”、“香铺”经营香药的销售生意。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上有“礼贤香记”木签,即是城内这家香铺结托经营海上贸易事业的物证。

  舶上香药在福建路各地广为推销的结果,使外来药品原料与中国医方、医艺互相结合,促使传统的中医药推陈出新,创造性地生产一大批中外药物科学结合的新药品,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宝库,发展了中医药成就。

  李迅,字嗣立,南宋·泉州名医,平时“广收方书,多蓄药味,有问方者必告,有求药者必与,了无吝色厌心”李迅《集验背疽方·郭应祥序》),医德也很高尚。其《集验背疽方》总结当时亲手治癌经验,内中各方所采用舶上香药有木香、沉香、丁香、乳香、麝香、没药等。

  另一名医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福州人。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著成《仁斋直指》26卷,男女内外各证俱备。书中各方采用舶上香药略计达数十种。如能治疗心痛、霍乱等十多种急慢疾病的《苏合香丸》方,计有安息香、苏合香油、丁香、青木香、白檀香、沉香、荜拨、薰陆香、龙脑、白术、香附、苛子、乌犀、硃砂、麝香等15味。部分验方则径以舶上香药命名,如《沉香降气汤》、《顺气木香散》、《撞气阿魏丸》、《白豆蔻散》、《槟榔散》、《丁香半夏丸》、《肉蔻散》、《龙脑鸡苏丸》、《乳香膏》等等。

  蕃货包含相当数量的“杂货”、“南货”,由于粗重,准许就地销售。布疋衣料有番丝、番布、吉贝纱、吉贝(棉布)、苧、麻;杂货有乌纹木、花梨木、鱼胶、水藤、(番藤)草席、簟(凉席)等。这些海外物品价格低廉,又多为一般日常用品,深得广大城乡居民的欢迎。如降真香,香气劲烈,民间以为驱邪,故“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焚之如燔柴,然其值甚廉”。麝香木,生砍的气恶价贱,“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赵汝适《诸蕃志·卷下·降真香、麝香木》)

  宋·林凤《泉南风俗》诗着意刻划:“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蓉叶送槟榔。”吉贝即木棉,自海外传入刺桐港腹地后,斗转星移,至北宋前期,载种渐广,“土夫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彭乘《续墨客挥犀·卷1·吉贝布》),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产量渐丰,成品渐繁,“南北走百价”朱松《韦斋集·卷3·吉贝》),极为畅销。据南宋季年的一个估算,“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古今图书集成·卷303·草木典·木棉部》引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经济效益很高,是一门大有可为的专业园艺,广受八闽百姓的垂青,所以元初福建便成为江南专设木棉提举司的五大地区之一,能承受朝廷“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的沉重负担。(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织造》)

  蓉叶即芙蓉,其叶与槟榔合蚶壳灰共嚼,俗传可以消食下气,有益身体健康。这种食疗风习也传自海外,宋元以降,盛行不衰。市舶司适应民间需要,大量进口槟榔,舶税“风岁收数万缗”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槟榔》)(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小吃·槟榔》)

蕃商“住唐”

  夷夏杂处

  蕃商来华日众。南宋初期,寓居泉州近二十年的李邴诗中,有“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咏叹。蕃商熟悉中外交通贸易,有很多成为巨富。

  如蒲开宗,祖先是阿拉伯人,因经营贸易迁至占城,后到广州做香料生意并定居,时值泉州港日益繁荣,前景看好,氏便迁至泉州,定居于东南郊法石云麓村,绍定六年(1233年)因招商有功被授为承信郎,此后,曾出资重修过龙津桥和长溪桥,做了不少公益事业。(参见www.qzhnet.Com《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蒲开宗 》)

  蒲开宗之子蒲寿庚“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憧数千”,南海诸国,莫不畏服。(嘉靖版《藁城县志·卷9》)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并在泉州置有巨产,成为蕃商首领。南宋末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氏小朝廷,企图借助氏的财力,景炎元年(1276年)任命 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市舶司提举。年底,元兵入闽,张世杰护送端宗·赵昰南逃至泉州,蒲寿庚闭门不纳,张世杰一怒之下,抢走氏海舶400余艘转入潮州。(参见www.qzhnet.Com《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蕃商佛莲也是阿拉伯人,亦称泉南巨贾。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载:“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貲,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

  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载:“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

  因此,有一部分蕃商杂处民间,即所谓“化外人”城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称泉州“民夷杂居”楼钥《攻媿集·卷88·汪大猷行状》也说泉州“蕃商杂处民间”

  蕃人巷

  又称“蕃坊”、“蕃巷”。《蒲寿庚考》的译者陈裕菁认为:“所谓蕃巷,当即蕃坊。其称蕃巷者,或如今华侨所居之称唐人街欤?”

  南宋时,蕃商依法是不准居住在城内的。朱熹《朱文公集·卷98·朝奉大夫公行状》(四部丛刊本)就记载着这样一桩公案: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赵令衿知泉州时,傅自得任泉州通判。时有贾胡建层楼(清净寺)于郡庠(文庙府学)之前,“贾赀矩万,上下俱受赂”。地方士人群起而告官。傅自得受理时判决:贾胡蕃商“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并“立戎兵官,即日撤去”,清净寺由郡旧罗城内迁出,建于城外濠。后来赵令衿还因此罹罪。(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令衿傅自得》、《泉州寺庙·清净寺、文庙》)

  所以,不少蕃商在城外相与比居。桑原骘藏说:“有宋一代,阿拉伯来华互市者多侨居各港埠,或于城内与华人杂居,或居有定处,谓之‘蕃坊'。”

  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左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迨南宋季年,“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祝穆《方舆胜览·卷12·泉州事要》)。宋·陈善《扪虱新话·卷15》称:“素馨唯蕃巷种者尤香,恐亦别有法耳。”桑原骘藏则径直指出:“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这与文献记载蕃客“列居郡之城南”是一致的。

  显而易见,“蕃人巷”习惯语或专有名词的广为流传,自是经过年深月久时间的沉淀而成。这片聚居街区随着蕃商“住唐”人数的递增,溢出镇南门,向东迤逦于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里繁华。

  当然,“蕃人巷”在北宋·宣和(1119~1125年)年中即已拥有五十万人口的泉州城内,只是一个小聚居区。从宏观鸟瞰,依然是“夷夏杂处”,整个泉州城“廛肆杂四方之俗”,岁月流逝,互相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

  蕃长

  长居蕃客不但建立自己的聚居区,而且还设置了自己的管理人员。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2》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泉州蕃坊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蕃学

  据北宋·蔡倏《铁围山丛谈·卷2》载:早在北宋末·大观、政和间(1107—1117年),泉州蕃客就“请建蕃学”,以便寓泉外族子弟入学就读,高丽国亦“遣士就上庠”

  蕃教庙宇林立

  由于长居蕃客在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上与汉人不同,因此,这些蕃客就在侨居地发展自己的宗教、文化。

  在“蕃人巷”内外,蕃建的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庙宇林立,蕃商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宗教·各条目》)

  蕃客墓葬区

  蕃客侨居既久,便不免客死侨居之地。蕃商病殁,可以其本国习尚举行葬礼,建筑坟墓。随着死者人数众多,在泉州便形成专门的墓葬区。

  高宗·绍兴(1131—1162年)末年,蕃商捐资在城外东郊兴建公墓。

  南宋·赵汝适《诸番志·大食国》载:“ 有番商施那炜,大食人也,侨居泉州,轻财乐施,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参见泉州历史网 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番志》)

  林之奇提举泉州市舶在南宋初,其《拙斋文集·卷15》确有《泉州东坂葬蕃商记》一文,记载蕃商施那炜购买泉州东郊的一块土地创设“蕃商墓”之事,曰:蕃商施那围之在泉,轻财急义……其事以十数,族蕃商墓其一也。”“俾凡绝海之番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使生无所忧,死无所恨矣。”

  考古调查也证实泉州曾有过成片的蕃客墓葬区。过去的考古调查和近年的旧城改造,在泉州涂门街及东南郊的津头埔、后坂、法石、美山一带发现成片的蕃客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伊斯兰教式的石墓、墓碑,这与史料上关于“蕃坊”在泉州城南、蕃商作丛冢于城东南隅的记载是非常吻合的。

  当然,蕃客墓葬区并不仅限于城东南郊,泉州东郊的金厝围、色厝尾、夏厝埔、丁厝山、铁厝围一带也发现了成片的穆斯林及其后裔的墓葬,而等正是泉州“半南蕃”中常见的姓,这些村名亦印证了这一带原来是南蕃、半南蕃的聚居地。1965年泉州金厝围出土了一块中阿文字合刻的墓碑,中文刻“蕃客墓”三字,书写既稚拙又有错笔,显然是侨居泉州略晓汉文的蕃客所写。有人认为它是“清真总墓”的标志,是否如此虽难下断言,但宋元时代曾有许多蕃客安息于他们的第二故乡——泉州却是毫无疑问的。

  蕃商热心公益

  蕃商也热心修城、造路和其他公益事业,慷慨资助,赢得了泉州人民的尊重,为民族和睦打下良好的基础。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泉州受命督造战舰。晋江知县林湜由于缺乏经费,又不忍科民,难以复命,欲弃官逃跑。结果,“诸蕃义公之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19·中奉大夫直龙图阁司农卿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造船业》、《泉州人名录·林湜》)

  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的大修,也是“得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明·阳思谦《泉州府志·卷4》)

  南宋时顺济桥的修筑,也得到蕃商的资助。(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桥梁·顺济桥》

  以宋法治蕃客

  蕃商杂处是一个既定事实,“市廛杂四方之俗”(宋·郑侠《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四库全书本),由此带来一定的民族问题。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四部丛刊本)明确指出,“民夷杂居”是泉州郡城的“四难”之一。

  不过,当时的封建政府还是多少注意到平等相待,注意处理财产问题和民族纷争的。

  南宋时期,长期居留在泉州的番客很多,有的家财富甲万户。如南宋时,“泉南有巨贾番”回回佛莲(一说佛莲指今巴林国)“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佛莲死后,留下“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按中国的法律,子孙是有财产继承权的。所以,中国封建政府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海商死后财产由其子孙继承,历经五世,如无孙,遗产才由市舶司管理。

  楼钥《攻媿集·卷88·赠特进公行状》记载,“蕃人巷”的形成,使蕃商易于将他们故土的习欲、语言、心理状态及住宅的宏观结构重现和延续于异国,以致于他们与中国居民争斗,打伤汉人“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或送蕃坊,由蕃长按照阿拉伯国家的责罚的办法,进行处理。

  南宋·孝宗时,汪大猷知泉州,即纠正过去的办法,坚持用宋王朝的刑法处置犯法的蕃客,号于众曰:“安有中国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所以,“外人始有所惮,无敢斗者”。这样处置,对外来说,是严厉了些,但是在法律面前注意民族平等,反能促进民族和睦相处。如果错罪蕃商,也立即纠正。有一次,戍兵抓到一群真腊商人,误为毗舍邪海盗,汪大猷经过查实,立即释放,并赔礼道歉。(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汪大猷》)

泉人入蕃

  南宋时期泉州港的私商贸易是很活跃的。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有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桐城即刺桐城——泉州。

  如《夷坚志·三志·巳·卷6》载:“泉州人王元懋,少时抵役僧寺,其师教以南蕃诸国书,尽能晓匀。尝随海舶诣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嘉其兼通番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而贪利之心愈炽,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貲。……淳熙五年(1178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 (1188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参见www.qzhnet.Com《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元懋》)

  南宋政府对私商活动持鼓励态度,但又要求必需置于市舶司的严格控制下。通过向私商征税,市舶司可以获得一大笔收入,而私商也愿意在政府的保护下经商致富。

  入蕃侨居的泉州人也不断增加。

  景定五年(1264年),蒲应蒲甲在文莱为其父立“有宋泉州判院公之墓”碑。

  据晋江《青阳王氏族谱》载,王元“尝航海之五洋”,从事海外贸易。他“生(北宋)哲宗·元符庚辰(1100年)……以(南宋)孝宗·乾道壬辰(1172年)卒。”他曾捐巨款,“立蒸尝田(即用于祠堂祭祖的公田)四百六十亩;创轮心院轮藏;建开元寺佛殿;刻舍利塔八十四分奉诸刹;造苏棣石桥,桥成,仍架亭一座以憩行人,又自桥砌石路至铭心院。”可见他海外贸易获利颇丰。

  晋江安海《嘉坡店古今》载:苏光国……不慕举业,专事航务。(南宋)咸淳十年甲戌(1274年)季春尝随刺桐(泉州)母舅船业主王元胜自温陵(泉州)放洋,经石塘至占城,折三佛齐;越阇婆,趋波斯等诸番国。贾舶输出泉货陶瓷、丝绸、漆器、茶叶、荔枝及各色地道药材,与诸番贸易珠贝、玳瑁、犀角、玛瑙、乳香、檀香、苏木、胡椒、吉贝等数十种,遇顺风往返一百二十余日。每岁放舶三次,可货利千缗,人慕不及也。”

  苏光国无疑为华侨,因该书在苏光国条下特地注有“寓夷”两字。后来。苏光国“率弟光闽光泉偕乡友苏祥发苏祥凌陈金纪许晓枫朱成嘉等人,司其厥事”,反映了华侨出国携亲带友的传统习俗及华侨日渐增多的趋势。

  宋末,泉州战乱,民众纷纷逃难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爪哇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