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上卷)

  青少年时期
  成进士:翰林院编修
  蜡丸疏
    ——不赴伪职。
    ——密送“蜡丸疏”。
    ——附:《蜡丸疏》全文。

  蜡丸案(即卖友案)
    ——陈梦雷与“蜡丸疏”
    ——李光地“卖友案”
    ——附:陈梦雷简介

  叛乱平:迁至翰林学士
    ——侍读学士。
    ——翰林学士。

  内阁学士:谋画多称上意
    ——内阁学士。
    ——进论学文章。
    ——举荐施琅复台。
    ——疏贳陈梦雷从逆之罪。
    ——两度返乡。

  德格勒事件
    ——未及叩谒孝庄皇后梓宫事。
    ——德格勒事件的记述。
    ——德格勒事件详细过程。
    ——累至兵部右侍郎。

  观星台事件
  馆聘梅文鼎
  提督顺天学政:夺情案

  李光地(1642—1718年),字晋卿,号庵,别号榕村,谥文贞,清·安溪县感化里(今湖头镇湖二村)人。康熙间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有争议却又深得康熙帝信任的人物,在清初政治史和学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在科学活动组织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代的学者尊称为安溪先生,或“安溪相国”

  清•钱仪吉《碑传集•卷13•康熙朝宰辅下》收录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还收录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其有曰“小子不文,谨敢志先生之学行、爵里,俾仰止哲人者登斯邱得以览焉。”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有传。

青少年时期

  李光地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祖父李先春;父李兆庆惟念,明代诸生。

  李光地5岁入塾从师授读。13岁遍读群经,18岁编写《性理解》,19岁写《四书解》,20岁写《周易解》,24岁辑《历象要义》,25岁通律吕之学,后又从著名学者顾炎武受音韵之学,尤致力宋明理学的探求。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公讳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

  祖讳先春,义侠闻乡里。父讳兆庆,明诸生,天秉忠孝,以礼法教于其家。

  顺治十二年( 1655年 ),避难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贼虏,独己得脱。其兄日燝自远来,慷慨诣贼,乞释此十二人;贼义之,具饮食慰遣,然故弗释也。明年夏,日燝募壮卒合家僮百人,夜缘山背上;路峭险,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贼帐,会天大雾,不辨众寡;贼大惊奔窜,出其季弟、弟子二人,余絷它山不能得。贼征其党万余来,日燝用 ……

  公少好学,为文守先辈法度。”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先生讳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生安溪之湖头乡。代有明德;考惟念公,懋于孝而笃信正学,不回于时。

  先生幼而神颖。五岁从师授读,未尝一启齿发声;试之,辄已成诵,不失一字。善属对,矢口惊人;塾师谢弗能教也。

  十三,陷山贼中,屡濒于危,百日而脱。

  逮于成童,泊然无所嗜好,有类惷愚,居若忘,行若遗,真静之极与神明通。常寝息危楼,午夜而天风震荡,四窗洞开,欻见日丽景明之象;心精所启,灵贶昭焉。嗣是发高坚,竭才钻仰;积旬损寝,神勇蹶生。以濂、洛、关、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务造于知性达天,不得不止。会遘严亲笃疾,忧思旁徨,衣不解结;每中宵阒寂,则默致吁祷。一夕,梦神庭吏语之曰:‘君父实居阴隲首,纪算尚二十年。’以籍与观而寤。已果霍然。”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幼颖异。年十三,举家陷山贼中,得脱归。力学慕古。”

成进士:翰林院编修

  李光地康熙三年(1664年)试策论学于乡 ,康熙五年(1666年)中举 。康熙九年庚戌(1670年,28岁)三月成进士,殿试拟第一,因制策错一字,降为第五;奉旨试诏令,考第一 ; 四月选翰林院庶吉士,习满文。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诏诸翰林各献所学,李光地进《河洛图说》;秋九月,庶吉士散馆考第一,授翰林院编修(七品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五月回乡省亲。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康熙三年,试策论,学于乡。九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充会试同考官,寻乞假归。 ”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庚戌登第后,由庶吉士授编修。癸丑充会试同考;乞假归省。”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九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乞省亲归。”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七·风俗人物之四·彰献·皇清·科第》:“康熙五年丙午蔡奎榜:李光地,感化里人。”

蜡丸疏

  不赴伪职

  就在李光地省亲归里的这年(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叛清。康熙十三年( 1674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反于福州,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广东反清,史称“三藩叛乱”郑成功之子郑经(史称“郑锦”)入踞泉州。李光地隐藏山谷间,郑经耿精忠均派人招之,坚不赴。(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成功郑经》)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踰数月,孽将为乱,伪以朝命召至福州;及接语,颇见惮,竟不敢明言他志也。先生察其有异,因以亲老且病,辞归。越日而封公(指李光地之父)促视疾之手信至,持之以恳。孽知终不为用,遂听之归。

  既而山海间群贼并兴,奸徒多通贼以相煽胁。先生避居深山,画之所游,夜辄易处;顾畏周防,不遑宁息。封公伸大义以敦勉族人,一时家庭间效忠思奋者得数人焉,执奸徒尤黠者屏之于远,众志乃定。”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贼郑锦亦入踞泉州。公奉亲逃匿山谷间,精忠并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十三年,耿精忠反,郑锦据泉州,光地奉亲匿山谷间,精忠并遣人招之,力拒。”

  密送“蜡丸疏”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李光地以蜡丸密封破贼机宜疏(即《密陈机宜疏》,史称“蜡丸疏”),遣家仆夏泽赴京,送至泉州人、内阁学士富鸿基转上之。(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富鸿基》)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爰遣人自间道上蜡丸书,陈破贼策。上动容嘉叹。”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十四年五月,密疏陈破贼机宜,言:‘闽疆褊小,粮税稀薄,自二贼割据以来,诛求鞭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以急攻为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逆悉力于仙霞、杉关,贼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处,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分道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力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之兵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 ,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我兵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更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

  置疏蜡丸中,遣家仆夏泽间道出杉关赴京,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

  奏入,圣祖谕内阁诸臣,嘉公忠,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王大臣知之。

  时广东叛乱,大兵防守赣州、南安,未能入闽。会康亲王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精忠降。康亲王驻师福州,令都统喇哈达赖塔等进剿海贼,并访问公。”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十四年,密疏言:‘闽疆褊小,自二贼割据,诛求敲扑,民力已尽,贼势亦穷。南来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方今精忠悉力於仙霞、杉关,郑锦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大兵南来,皆於贼兵多处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由赣达汀,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馀不至,则我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伏乞密敕领兵官侦谍虚实,随机进取。仍恐小路崎岖,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 ’

  置疏蜡丸中,遣使间道赴京师,因内阁学士富鸿基上之。

  上得疏动容,嘉其忠,下兵部录付领兵大臣。

  时尚之信亦叛,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康亲王·杰书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精忠请降。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赉塔等讨郑锦,并求光地所在。 ”

  附:《蜡丸疏》全文

  李光地《蜡丸疏》全文如下:

  “臣李光地谨奏为密陈机宜事。

  臣自二贼构乱以来,遁逃山谷中,贼遣人延致,至于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于今,未污清节以辱朝廷。然踪迹孱危,尚未知草莽孤臣,复能幸全腰领以再瞻天日与否?虫蠛微命,无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独至于一隅安危,大势所系,敢冒万死蹈不测之祸,希彻天听,惟皇上垂察焉!

  臣惟八闽疆宇褊小,粮税稀薄,今自二贼蹂躏,兵革不休,椎骨剥肤,民以大敝,而贼之势亦穷矣。此时官军诚宜以急攻为主,不可置此一方,旷日持久,恐粤东、江右必生他变。然所谓急之之道,不可不审也。今逆方悉力于仙霞关,贼亦并命于漳、潮之界,独汀州一道与赣州接壤之处,防备极疏,耿逆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窃闻北来大兵,皆于贼兵多处尽力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以臣愚度之,仙霞地连浙江、衢州等处,杉关连江西、广信等处,漳、潮连惠州、广城等处,此三者本地经制之兵,坚壁深藏,虚张声势,自足以控制羁縻之。至于汀、赣一道,为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余人或七八千人,诈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遂转而向汀界。赣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来往非月余不至。比二贼闻知,则大军入闽久矣。此所谓避实击虚,迅霆不及掩耳之类也。

  此时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所在残黎,望大师之来,正若时雨。苟出汀州小道,横贯其中,则三路之贼不战自溃矣。漳州守臣黄芳度婴城固守,以待大师,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属,接应尤极便易。臣乞皇上密驰诏旨,敕总兵官间谍虚实,随机取效。仍恐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可以必胜。

  臣今者早已为樊鸟汤鸡,然葵霍之心,晞见太阳,尚几幸于万一。倘有可采,伏乞睿鉴施行!缘在患难之中,奏对失体,仰惟圣明照亮! ”

蜡丸案(即卖友案)

  李光地一生最受人垢病的,就是与“蜡丸疏”事件有关的一起“卖友案”,仕林震动。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编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蚃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陈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光地乃疏陈两次密约状,梦雷得减死戍奉天。”

  陈梦雷与“蜡丸疏”

  耿精忠叛乱的第2年,即康熙十四年(1675年)年初,李光地出于无奈,派其叔李日蚃(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日蚃》)至福州探听消息。

  这时与李光地同榜进士且颇有交谊的侯官(今福州)人、编修陈梦雷,也因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回乡省亲之故滞留福州,陈梦雷和其父都被耿精忠软禁,逼授伪翰林院编修之职。陈梦雷不受,耿精忠怒降其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无奈,托病不出,与之周旋。

  当陈梦雷李光地之叔前来,并得知李光地亦即将来福州之消息,大为震惊,遂亟催促其“速归”,并请其劝阻李光地千万勿自蹈凶地,“勿陷网罗”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他又恐李日蚃不能劝阻李光地,于是特派人辅之同行。

  正当此时,李光地“自泉州五百里外,方巾大袖”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4·(康熙)四十四年五月疏》),来到省城福州,投见耿精忠,继至陈梦雷家。

  陈梦雷对其轻率投耿精忠甚为忿慨,不愿与见。后在陈梦雷之父的解劝下,两人相见。陈梦雷逆之狂悖,逆党之庸暗,兵势之强弱,间谍之机宜”,向李光地作了详尽的分析介绍。李光地“见其凿凿可听,始为恍然”。于是两人密议,密疏向清廷表忠,疏由陈梦雷李光地同具名,封疏于腊丸,由李光地 借口父病速归,设法从山路潜携进京上呈朝廷;陈梦雷则继续留在福州“从中溃其心腹,睽其党与”,做内应。

  陈梦雷表示在耿精忠面前设法关照李光地全家安全,并以“全家八口为保”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 ·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李光地说:“果能保全者,本朝恢复日,君之事予任之”李光地 《榕村语录续集·卷10》)。又说:“他日幸我之成功,则能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能白我之功”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未几日,李光地托辞父病归家侍疾,离福州逃匿安溪山间。

  两人密议后,李光地游移观望,未即上京。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李光地耿精忠败势已成,遂于《密陈机宜疏》中删去陈梦雷之名,用蜡封裹(即蜡丸疏),遣家僮夏泽出杉关奔送京师。

  当时京中官员以夏泽“自贼中来,虑有他变,弗敢以闻”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 )。得泉州籍内阁学士富鸿基以全家百口作保,即日代奏。

  此疏对敌我双方情形之分析及出兵布阵的建议很有见地,但疏中却只字未提与陈梦雷共谋之事,更未联名,只具他个人名字。后来他向陈梦雷的解释是“诚恐事泄俱毙无益”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军收复福建,叛乱平。李光地擢侍读学士,康亲王奏报中列举许多抗逆人物,但却没有陈梦雷的名字。

  九月,李光地北上进京赴任,到了福州,再次与陈梦雷相会。他对陈梦雷说:“尔报国之事非一,吾当一一入告”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1·绝交书》),并写长诗相赠,中有李陵不负汉,公亦反周”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2·寄答李厚庵百韵》附《李厚庵原赠诗》)之句,赞美他身陷敌中,而忠于朝廷。

  但朝廷并不了解陈梦雷的情况,此时最了解也最能为陈梦雷作证的只有李光地陈梦雷李光地完全信任,也寄予了巨大希望。

  李光地“卖友案”

  康熙十七年(1678年),就在李光地升任内阁学士、倍受康熙帝宠信之际,耿精忠因被告发降后尚蓄逆谋,系狱受审,陈梦雷也被徐宏弼诬奏“从贼”叛附逆出任大学士,因密疏中被删去姓名,“负谤难明 ”,处境岌岌可危 。

  李光地于康熙十九年(1380年)八月服除奉母赴京入值,为自保爵禄,竟然忘义负友,不为剖白。陈梦雷悲愤至极,于七月份写下了《告都城隍文》,开始揭露李光地的背信弃义行为。九月,即李光地出任内阁学士的第二个月,陈梦雷被逮入狱。第二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廷鞫以死刑论。

  但因陈梦雷公开揭露李光地欺君卖友之事,早已在朝廷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谴责李光地而同情陈梦雷李光地也看到了这点,他承认同榜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玉书徐乾学及左赞善王掞等,“都还信他(指陈梦雷的话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的事实。他们对李光地在这件事的所作所为深感遗憾。

  刑部尚书徐乾学甚至代李光地起草一份疏稿,反映陈梦雷耿精忠叛乱时有功国家的表现,逼李光地上奏。

  李光地难以拒绝,遂具名上奏康熙帝,请求宽免陈梦雷。奏疏中说:“臣叔日蚃潜到其家探听,梦雷涕泣言隐忍偷生,罪当万死。然一息尚存,当布散流言,离其将帅,散其人心,庶几报国家万一。臣叔回述此语,臣知其心未丧也。”又说陈梦雷“言敌势空虚,屡欲差人抵江浙军前迎请大兵,奈关口盘诘难往。因详语各路虚实,令归报臣。此密约两次,知其心实有可原者也。”

  这份奏疏显然回避了一个重要情节,即共谋献蜡丸疏事,仅说他“其心未丧”,“其心实有可原”。这是说陈梦雷并无可以奖赏的报国之功,有的只是可以谅宥的罪过而已。

  康熙廿一年(1682年)正月,陈梦雷被免死流放,改谪沈阳尚阳堡给披甲人为奴。

  对此,陈梦雷当然愤慨不已。李光地散布说陈梦雷责怪他不言蜡丸事,与他“闹不已”。他说:“本即 徐健庵徐乾学与他自己做的,我何尝改他一字!他自己说不上的话,却教我说,可笑。” 当然李光地知道删改与否,是任何人都无法核实的问题。他还散布说,陈梦雷的话是徐健庵教他如此说”。(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康熙廿一年(1682年)四月,陈梦雷被押离京师,踏上了流放的道路。李光地对这位昔日“同年中最相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的好友,发了点慈悲,“有资斧之赠”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但遭到陈梦雷的拒绝。

  康熙卅七年(1698年),康熙帝东巡沈阳,陈梦雷献赋称旨。康熙帝召见陈梦雷时屏退左右,对说:“你屡次告某人,你今天在我面前,又无旁人,有什么话就说吧!”陈梦雷一再讲李光地欺君卖友的事。但康熙帝最关心的是李光地如何“欺君”,因此诱使陈梦雷“你今天再不说,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 陈梦雷只好说:某负奴才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奴才怎敢妄说?”康熙这才和颜悦色 ,念其罪情出于胁迫,遂特恩准释放并召回北京,任三皇子胤祉侍读。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陈梦雷上疏弹劾李光地,但此时已是朝廷重臣,声势显赫,陈梦雷之申诉终以不了了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帝病逝,四皇子胤禎继位,开始残酷迫害与胤祉有关系的人。陈梦雷又首当其冲,再次发遣戍边,直到乾隆六年(1741年)含冤病逝于戍所,年九十一岁。而李光地却早于23年去世,遂再也无人提起“蜡丸”一案。

  附:陈梦雷简介

  陈梦雷(1650-1741年),字则震,一字省斋,号天一道人,晚年又号松鹤老人。清·闽县(今福州市)人。康熙四十年(1701年)受命主编《古今图书集成》。历经5年,于康熙四十四年四月编纂成书。

叛乱平:迁至翰林学士

  侍读学士

  康熙十四年(1675年)尚之信亦叛后,清兵师次赣州、南安,未能入福建。浙江的清兵屡次击败军,因此乘胜追击。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康亲王·杰书自衢州克仙霞关,复建宁、延平,插向福州,十月精忠请降。康亲王师进驻福州,令都统拉哈达喇哈达刺哈达)、赉塔等讨郑锦,并求李光地所在。

  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月,拉哈达麾军南下,二月复泉州,知李光地离安溪县七十里结寨而居,因遣人以所奉上谕宣示,李光地乞禁屠城,泉城得以安堵。李光地就见喇哈达于漳州军营 ;经康亲王疏荐,授侍读学士。但李光地上京赴任行至福州,即丁父忧回乡守制。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超迁侍读学士。会丁父艰,里居。”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十六年正月,刺哈达复泉州,知公离安溪县七十里结寨而居,遣人往宣上谕,公就见喇哈达于漳州军营。喇哈达白之康亲王,王疏言:‘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表扬。’下部议叙,授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丁父忧归。”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十六年复泉州,光地拉哈达于漳州。拉哈达白王 康亲王,疏称‘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宜予褒扬’,命优叙,擢侍读学士。行至福州,以父丧归。”

  《清圣祖实录·卷66》有载:旨:李光地不肯从逆,差人密奏地方机宜,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夏,部议于额外升为侍讲学士,康熙帝特为下令“著于额外升为侍读学士”

  翰林学士

  康熙十七年(1678年)闰三月,李光地募乡兵百余人 拒同安贼蔡寅于乡;六月,助清军解泉州围;十一月喇哈达上其功,迁翰林学士。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白巾贼乱,围安溪城;丐饷募士、扼绝粮道,贼遂溃散。戊午,氏围泉州;爰南北分出请师,各遣人为导,率乡里具牛酒馈劳。围解,郡属之陷者悉平。事闻,晋秩学士。

  是时,先生于戎事倥偬、居丧毁瘠之余,读书味道,极虑通微习坎而得心亨见,几不俟终日;思若启之、行若翼之,直有沛乎莫御,几非在我者。 ”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十七年闰三月,同安贼蔡寅结众万余,掠安溪。公募乡兵百余人扼险拒守,戒诸乡毋资贼粮。贼饥,解去。

  六月,郑锦遣伪总统刘国轩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诸县,犯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南北援绝,泉人汹惧。公请善泅者从水关入,令坚守待援兵。时喇哈达驻漳州,公遣使告急,值江水涨道阻,乃导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公叔父日成率乡兵百余度石珠岭,辟荆棘,架木为桥以济;公出迎十里外,具粮饷、牵牲牢以犒军。又使弟光垤光垠以乡兵千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于永春。大兵达泉州,大破贼,贼走入海。

  喇哈达上其功,再下部议叙,迁翰林学士。公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十七年,同安贼蔡寅结众万馀,以白巾为号,掠安溪(围安溪县城达28日)光地(与其叔)募乡勇百馀人扼守,绝其粮道(并要求乡人“毋资贼粮”),贼解去(投奔郑锦)

  未几(六月)遣其将刘国轩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诸县,进逼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南北援绝

  光地遣使(从兄李光斗拉哈达军告急。值江水涨,(长泰大路)道阻,乃导军自漳平、安溪小道入。光地从父日蚃率乡勇度石珠岭,芟荆棘,架浮桥以济。光地出迎,具牛酒犒军。又使弟光垤光垠以乡兵千余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军于永春。师次泉州,击破国轩,窜入海(各县相继收复)

  (十一月)拉哈达上其功,再予优叙,迁翰林学士。(十二月)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辞新命,不允;并官日蚃,后积功官至永州总兵。”

  《清圣祖实录·卷78》载:“优叙”时,康熙帝 发谕旨:李光地当闽地变乱之初不肯从逆,具疏密陈机宜,殚竭忠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险隘,治浮桥,馈食物饷军,率民兵备办粮米,供给兵众口粮,矢志灭贼,实心为国,深为可嘉 ”。

  时李光地推功将帅而辞新命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

  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以将军拉哈达率满汉万余之兵,行朝天、石珠岭鸟道之险,马喑仆病,千里赴难,推美于臣,而臣俨然遂蒙优叙,典虽至渥,心则何安? ”

  又说,“念臣资质蠢愚,了无才藻,独从少为六经性理章句之学,粗有纶绪。自壬子、癸丑(按指康熙十一、十二两年)间,以翰林编修簪笔侍从,尔时固已仰承圣训。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学,执经敷义少佐高深,此臣之愿也。至于馆阁学士之职,主于赞画枢机、分载文献,自非老成知军国大体及有文章声望者不能称也。臣年才三十,筮仕日浅,典故未谙,文采不赡,岂宜冒昧而服大僚 ”,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在恳切谦恭的态度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康熙帝览奏后谕令说:“已有成命,著即祗遵,不必辞。”李光地此举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李光地仍然居丧于家,“读书味道”,探讨哲理。

内阁学士:谋画多称上意

  内阁学士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李光地服阕,八月抵京,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太子允礽之师。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服阕,奉母趋朝,入直论事。”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内阁学士。”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十九年,光地至京师,授内阁学士。”

  李光地李清植(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清植》)《文贞公年谱》载:康熙十九年二月,李光地服阕,奉母离闽返京,“秋七月至京,额外补授内阁学士。”李光地虽在此前已晋升为内阁学士,但由于当时他还在福建,并未实授;而内阁学士的人数又有一定的限制,待其回京,名额已满。康熙帝特予眷顾,下令不必候缺,用增加名额的特殊办法实授李光地为内阁学士,故曰“额外补授”

  内阁学士任上,李光地完全看准了康熙帝稽古右文、尊崇理学的意图,投其所好。从此,他更以自己的学问获得康熙帝的宠信。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称他“谋画多称上意”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进对时,圣祖问‘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乱,民心摇摇,未知所归;今上恩德信于天下矣。往岁闽中旱荒,群吏不能宣上德,所在发帑、粟多干没;民饥且死,独归怨于有司耳。’ ”

  进论学文章

  康熙十九年(1680年)闰八月,李光地汇集读书笔录及论学文章为1卷 ,“叙”(序言)而进之,从“理论”上对康熙帝做了无与伦比的赞颂。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圣祖御乾清门,命公奏进家居所著文字。公汇其读书笔录及论学文字为一卷,叙而进之 。

  其言曰:

  ‘臣惟学之系于天下,大矣。

  古之言学者,自说命始;其所谓多闻学古、时敏逊志,与夫教学相长、始终克念,皆后世聪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纵之君、帝赉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则继成汤(即商汤嘉靖于殷国,臣则与阿衡(商·伊尹,名,小名阿衡媲美于有商:学之切于治道如此。

  古今言学者,莫不曰帝王之学与儒生异,臣以为不然。夫溺于技艺、滞于章句,以华藻为美、以涉猎相高,岂独帝王哉!虽儒生,非所尚也。

  若夫穷性命之原、研精微之归、究《六经》之指、周当世之务,则岂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学,何以加兹!盖高宗所谓‘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归也;其所谓‘学而有获’者,经训之旨也;其所谓‘监而罔愆’者,当世之务也。此古今言学之宗,亦古今为学之准也。

  肆我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识,生知乃复好古、将圣而又多能;其潜思实体、朝讲夕诵,非之道不陈于前,非天人性命之书不游于意。臣窃谓我皇上非汉、唐以后之学,唐、虞、三代之学也。

  臣穷海末儒,蔽于聪明,局于闻见,四十无闻,没身为耻。今太阳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趦趄,陨越无地。然臣之学,则仰体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北宋·程颢程颐(北宋·朱熹,远不敢违于孔子孟子;诵《师说》、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则一卷之中,或可以见区区之志焉。

  臣又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 孟子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

  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 ’”

  举荐施琅复台

  康熙廿年(1681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郑锦)死,子克塽嗣位,朝中大臣都主招抚。李光地力主任用 内大臣施琅施烺)用武力收复台湾,卒成是举。此前姚启圣也曾举荐施琅,但康熙帝最后做出的决定与李光地 的力荐有直接关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经郑克塽施琅》)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上悯海氛不靖,思拯民于涂炭,顾问及之。因极陈其可平状及命帅机宜,深见契纳,克日底功。 ”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因面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 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又言:‘内大臣施烺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圣祖用公言,卒平台湾。 ”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入对,言:‘郑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争权,宜急取之。’且举内大臣施琅习海上形势,知兵,可重任。上用其言,卒平台湾。”

  疏贳陈梦雷从逆之罪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复疏言:‘原任编修陈梦雷虽陷贼中,托病支吾;受臣密约,隐图反正。宜贳其从逆之罪。’已而法司坐梦雷斩,诏从宽免死。”

  两度返乡

  由于遭权臣疑忌,李光地于康熙廿一年壬戌(1682年)五月乞假奉母归乡。他在家建榕村书屋,与亲友讲学其中,故世称榕村先生。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常以地方兴革事宜相咨询,李光地备陈利弊,多所建树。

  康熙廿五年(1686年)七月还京,这时,徐乾学已将陈梦雷所写的揭露李光地的《绝交书》呈进康熙帝,但丝毫未影响康熙帝李光地的信任,他下令不必候缺,即任原官;十月,充经筵讲官;十二月授翰林院掌院学士,仍兼礼部侍郎,直经筵;6天后兼充日讲起居注官;廿六年(1687年)正月教习庶吉士。

  逾年,以母病乞归省。康熙帝下旨:准其归省一年,悬缺以待。临行召见,李光地康熙帝推荐德格勒徐元梦汤斌李颙等六七人。

  康熙廿六年丁卯(1687年)三月,李光地以母病归省。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壬戌,送母归。三年复入,改翰林学士,掌教习事,充经筵日讲官。

  丁卯,以母病,乞归省。

  先生之在官也,公忠易直,论人言事,无所依回,一不掩其是非之实。每论及科场请托之弊,以为植私废公,坏人品、伤风化,莫此为尤;采虚声与受贿属,厥罪均尔。盖培人才、端士习,尤素心所惓惓也。 ”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

  二十五年至京,补前官;寻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兼经筵讲官。

  二十六年,命教习庶吉士;复以母病乞归省,命悬缺以待。”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二十一年,乞假奉母归。

  二十五年还京,授翰林院掌院学士,直经筵,兼充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

  逾年,以母病乞归省。”

德格勒事件

  康熙廿七年(1688年)四月,李光地回到京师。

  未及叩谒孝庄皇后梓宫事

  康熙廿六年(1687年)年底,康熙帝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逝世。康熙廿七年戊辰(1688年)四月,李光地仓皇回到北京奔丧,以三品卿员未及叩谒太皇太后梓宫下吏部议,议处降五级调用,康熙帝却下旨“勿问”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二十七年至京。”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时值孝庄文皇后丧礼,部劾公在途迁延,弗及叩谒梓宫,请下吏部议;议降五级,得旨‘勿问’。”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时先生屡因省事请归,不无淡于荣禄之迹;自戊辰赴太皇太后之丧而后,惴惴滋恭,遂不遑陈情将母矣。”

  德格勒事件的记述

  这时发生了一起德格勒事件”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初,公尝奏侍读学士德格勒有学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称公兼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会天旱,圣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论大学士明珠过失;明珠闻而大恶之。寻有言德格勒与其同官诽议朝政,圣祖召试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级,留任。寻又私抹《起居注》,为掌院学士库呼讷所劾,下刑部论罪。有旨以前奏诘公,公引罪乞处分;圣祖原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初,光地与侍读学士德格勒善,于上前互相称引。上召德格勒与诸词臣试乾清宫,以文字劣,镌秩。旋掌院库勒讷劾其私抹起居注事,下狱论罪。诏责光地光地引罪,乞严谴;上原之。”

  德格勒事件详细过程

  这时的朝廷,既有索额图明珠满人间的争斗,又有汉人徐乾学高士奇明珠等人的角逐,李光地作为康熙十分信赖的汉大臣,自然成为各派争取拉拢的对象,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政治斗争中。围绕李光地“三案”(“卖友案”、“夺情案”、“外妇之子来归案”)的斗争在当时就格外引人注目。

  康熙廿六年(1687年)三月李光地以母病归省陛辞时,康熙让他推荐精通《易经》的人。李光地推荐数人,其中有侍读学士德格勒,称其“学博文优”。不久,德格勒擢任掌院学士,尝“召见讲论经史,尝扈从巡行”“会久旱,上命德格勒筮,遇夬(“夬”卦)。问其占,曰:‘泽上于天,将降矣!而卦义五阳决一阴。小人居鼎铉,故天屯其膏。决去之,即雨。’上愕然,曰:“安有是?’德格勒遂以明珠对。明珠闻,大恶之,时以蜚语上闻,谓德格勒与侍讲徐元梦互相标榜。徐元梦亦不附明珠者也,故并嫉之。”

  明珠很快得知康熙帝德格勒的占卜对话,立即利用德格勒私抹起居注一事,将其罢官论罪,打入大狱。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载,康熙帝李光地曾面荐德格勒事,命廷臣诘问。李光地供称:“此皆我识人不明,交友不慎所致。”“我妄奏是实,此皆系我之罪,更无辩处。”康熙帝因此于康熙廿七年(1688年)四月初一下谕:李光地先奏德格勒所学甚博,文章甚优,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称李光地若以总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则来,若于别处任用,必不肯来。因伊等互相陈奏,朕欲辨其真伪优劣,特加考试。”结果德格勒所作之文,朝中大小官员一致认为“全无文义,甚属陋劣,事已昭著”。他说本“应将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别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治罪,令为学士。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回籍。宜痛加改省,勉力尽职 ”

  累至兵部右侍郎

  由于康熙帝的信任,李光地再一次得免获咎。康熙廿七年(1688年)九月充武会试主考官;廿八年己已(1689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廿九年(1690年)察赈大同;卅年辛未(1691年)二月充会试副考官 ,九月往江南视河工。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己已改通政使,冬迁兵部侍郎,出纳献替,朝士奉为矜式。辛未会试充副考官,振雅还醇,文体于数科为盛。”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廿七年)九月充武会试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会试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霁徐廷玺、原任河道总督靳辅往江南视河工;明年正月绘图还奏。”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寻擢兵部侍郎。三十年典会试,偕侍郎博霁徐廷玺、原任河督靳辅勘视河工。”

观星台事件

  康熙九年(1670年)李光地举进士,后经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字孝感,当时任掌院学士) 的推荐,得到重用。康熙廿五年(1686年),李光地升任掌院学士,这是通向大学士的重要职位。但是到了康熙廿八年(1689年)五月,李光地却受到康熙批评,被调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实权有所下降。

  李光地的调职,与康熙廿八年(1689年)康熙南巡时在南京观星台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康熙廿六年(1687年)春,李光地疏乞终养,请假一年。由于李光地为政之余除研习朱子外,对历算也颇有爱好,临走前康熙特意召见李光地,谈论历算,特别是关于西方天文学。这是康熙李光地讨论西洋科学的首次记载:

  “(上)又问:‘历法日月交蚀、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错,其原安在?’

  奏曰:‘历法不能不差,……即今历极精,然稍久亦当必差,所以要随时修正。’

  上曰:‘古人七政各为度数,所以难于推算。今西洋人打几个团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缩,这是他一点好处。’……

  上又问:‘西洋历法果好么?’

  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几处明白晓畅,自汉以来历家所未发者。看来西洋人学甚荒唐,而谭历却精实切当,此乃本朝历数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祸乱,功德巍巍,臣不敢赞。即制度文为有两事,足跨前古。’

  上问:‘何事?’

  奏曰:‘历法其一也。又满州十二字头尽合古韵,得天地之元声,亦从来所未及。’”

  康熙廿八年(1689年),李光地扈从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为观测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护拥下到达观星台,李光地也得以随侍。李光地曾生动地记载了康熙在观星台的活动:

  “己巳年(1689年) ,上南巡。……予随驾至南京,果见孝感(按:即熊赐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与语至黄昏始出。

  上问孝感:‘某学问何如?’

  曰:‘一字不识,皆剽窃他人议论乱说,总是一味欺诈。’

  上曰:‘闻得他晓得天文历法。’

  曰:‘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不认得。’

  孝感才出,上便卒然上观星台。……既登,予与京江(按:即张玉书) 相攀步上,气喘欲绝。上颜色赤红,怒气问予云:‘你识得星?’

  予奏曰:‘不晓得,不过书本上的历法剿袭几句,也不知到深处,至星象全不认得。’

  上指参星问云:‘这是甚么星?’

  答以参星。

  上云:‘汝说不认得,如何又认得参星?’

  奏云:‘经星能有几个,人人都晓得,至于天上星极多,别底实在不认得。’

  上又曰:‘那是老人星?’

  予说:‘据书本上说,老人星见,天下太平。’

  上云:‘甚么相干,都是胡说,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见,到这里自然看得见,若再到你们闽广,连南极星也看见,老人星那一日不在天上,如何说见则太平。’……

  上问淡人 (即高士奇) :‘某学问如何? ’

  曰:‘不相与,不知。’”

  《康熙起居注》也详细记述了此事:

  “酉刻,上幸观星台,召部院诸臣前,上问:‘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

  皆奏曰:‘臣等未尝通晓。’

  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尔所识星宿几何?’

  光地奏曰:‘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上因令指其所知者。

  又问:‘古历觜、参,今为参、觜,其理云何?’

  光地奏曰:‘此理臣殊未能晓。’

  上曰:‘此殆距星或有谬误。以观星台仪器测之,参宿至天中,确在觜宿之先。观于此,足证今历不谬矣。’……

  上又披小星图,案方位,指南方近地大星,谕诸臣曰:‘此老人星也。’

  光地奏曰:‘据史传谓,老人星见,天下仁寿之征。’

  上曰:‘以北极度推之,江宁合见是星。此岂有隐现耶?’谕毕,回行宫。

  是日,上驻跸江宁府。 ”

  在中国古代,老人星的出现,被视为“仁寿之征”,故李光地奏称“老人星见,天下太平”,想借此讨好康熙,但适得其反,遭康熙责备。

  老人星即船底αCar,亮度为-0.86等,也可说是负一等星,据推算,1689年其赤纬为-52。33'57'', 因南京的地理纬度为32。,故当时老人星出地平最高为5。26'03 '',可以见到老人星;而北京的地理纬度约为40。,故老人星始终位于北京的地平线之下,不能观测到。上述对话中康熙说在闽、广 (即现在的福建、广东一带)连南极星也能见到,这反映他的天文常识仍不够深入。

  上述君臣对话表示康熙李光地抱有戒心,康熙想从他人口中探听李光地的为人,而熊赐履当时正因母丧在南京守制,故向氏打听。熊赐履可算是李光地的座师,而竟在康熙帝面前中伤李光地,说明师徒之间已交恶极深。

  李光地熊赐履之间的恩怨,《榕村语录续集》 亦有记载,称:孝感 (按:指熊赐履)气概亦笼罩人,似不可遽窥其底里,后频造求见,每往必有徐健庵(按:指徐乾学),及见时又不说及学问,及问所疑,又不答所问。”流露对熊赐履的不满。从中还可看出熊赐履徐乾学关系非常密切。而徐乾学因向李光地递交陈梦雷的绝交书,很可能引起李光地的不快,俩人也可能为此积怨。

  观星台的君臣之对,康熙已有准备,不过是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康熙的这种性格。显而易见,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绝非寻常。

  同年五月,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就认为:李光地等冒名道学,自谓通晓《易经》卦爻,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何以表率翰林?”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以表祝贺,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故康熙大为不满,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对李光地来说,打击亦复不小。

  康熙十五年(1676年),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后寓居南京,在家闲居十余年,以藏书为乐事。康熙廿七年(1688年),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帝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次年九月,康熙帝谈话间论及熊赐履李光地等人,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甚至发出“汉人行径殊为可耻”的感叹。

  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道学”,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

  《康熙起居注》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若各立门户,各持意见,互相陷害结仇,何云道学?”康熙则说:“意见若能持久,亦自不妨,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

  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已经不能容忍,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李光地在此之前,徘徊于朱熹)、王阳明)之间,康熙廿八年(1689年)五月,因受到康熙帝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转而笃信学。

馆聘梅文鼎

  为迎合康熙对西学的爱好,以达到与熊赐履等人争宠之目的,对李光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在梅文鼎到北京之前,李光地曾从著名学者潘耒学算,但当时他对历算知识所知甚少。在回忆中,李光地曾如实地称:“某天资极钝,向曾学筹算于潘次耕,渠性急,某不懂,渠拂衣骂云:此一饭时可了者,奈何如此糊涂,……今日先生(按:指梅文鼎) 和缓善诱,方得明白。”

  在李光地被调官的同一年(康熙廿八年,1689年),梅文鼎为访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专程到北京。梅文鼎一向循循好学,每有精通历算之人,“虽在远道,不惮褰裳往从”,或通信请益。在梅文鼎到达北京之前,南怀仁刚刚去世。

  梅文鼎在北京期间,正值《明史》纂修,学者名流云集京师,极一时之盛,梅文鼎因此结识了不少学者。作为精通历算的大家,受朋友之托,梅文鼎参与了《明史》历志的部分修订工作。大概是梅文鼎的工作颇得史局学者的赏识,李光地得以耳闻其名。毛际可曾写道“史局服其精核,于是辇下诸公皆欲见先生,或遣子弟从学,而书说亦稍稍流传。”

  值得注意的是,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底开始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Bouvet, 1656-1730)、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及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Thomas,1644-1709)和葡萄牙耶稣会士 徐日升(T.Pereira, 1645-1708),开始向康熙介绍西方几何和代数知识。

  在掌握新的西方数学知识后,使康熙在和大臣们对话时增添了许多天文历算的问题。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之后,与清初形势已大不相同,三藩业已平定 (1681年) ,海内升平,康熙学习西学达到了一个高潮。

  因此,梅文鼎到达北京的时期是:李光地暂时失宠、《明史》纂修、康熙西学兴趣正浓的大好时机。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梅文鼎的到来,促使李光地梅文鼎聘入家中,为后来康熙时代一系列历算活动成为现实,使清初西学传入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

  梅文鼎被聘请到李光地家中后,李光地促使氏完成其历算著作。首先是促使写成《历学疑问》。梅文鼎曾记载:

  “己巳( 康熙廿八年,1689年)入都,获侍诲于安溪先生。先生曰:‘历法至本朝大备矣,经生家犹苦望洋者,无快论以发其意也。宜略仿元·赵友钦《革象新书》体例,作为简要之书,俾人人得其门户,则从事者多,此学庶将益显。’受命唯谨。……辛未(康熙卅年, 1691年) 夏,移榻于中街寓邸,始克为之。先生既门庭若水,绝诸酬应,退朝则亟问今日所成何论,有脱稿者,手为点定,如是数月。 ”

  梅瑴成在为李光地《历象本要》所写的序中,也谈到了《历学疑问》的成书过程:

  “昔先徵君(指“梅文鼎”)于康熙己巳岁(康熙廿八年,1689年)至都门,主家侍御桐崖先生 ,公(指“李光地”)闻而先之,且设馆焉。先徵君家世受‘易’,而好治历,兼通中西之学,欲著《古今历法通考》一书,拟列五十八卷,属稿未成。公曰:‘先生之书,卷帙浩繁,成之难,镂板亦不易,莫若逐条为之论说,以发明奥义,庶经生家亦得而卒业焉。’先徵君然之,遂命题设问,成书数十篇,名为《历学疑问》。 ”

  因此,《历学疑问》是在李光地的敦促下撰写的,1692年,李光地还曾为《历学疑问》写序。

  王萍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以文鼎之学,养而为此书,确系大才小用。而李光地亟力催其完成此书,与其谓为使人人能得其门户,不如谓其欲呈予康熙,则较恰当。”

  陈祖武先生也认为:李光地又于62岁时,把当时的著名学者梅文鼎聘入幕署,讲求天文历算学,以便同康熙帝的学术好尚全然吻合。”

  李光地就把梅文鼎聘入馆中,以梅文鼎为师,网罗爱好历算的学生,形成了清初研究历算的集体,为康熙时代蒙养斋开馆、《律历渊源》的编纂培养了一批人才。

  从康熙廿八年(1689年)至康熙卅二年(1693年),梅文鼎在京师断断续续共停留了约四、五年的时间,见到不少算书,见识渐广,与耶稣会士安多也有往来。除馆李光地家外,还曾受到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的礼请,但只呆了月余即告辞,而梅文鼎在宫廷已小有名声。康熙卅二年(1693年),梅文鼎辞别李光地,返回南方,在江南和福建一带游学,长达十多年之久。

  梅文鼎为什么南下呢?康熙卅八年(1699年),当梅文鼎毛际可再次在杭州相见时,毛际可梅文鼎作传,其中称:“台官甚畏忌之,然先生素性恬退,不欲自炫其长以与人竞。”

提督顺天学政:夺情案

  康熙卅三年甲戌(1694年)正月,李光地提督顺天学政;四月母丧,在京守制。卅五年(1696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卅六年丙子(1697年)迁工部左侍郎,督学政如故。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甲戌,督学畿辅。旋以母艰解任,守制京师。先生于《易》夙有神契,而观玩之功于斯为至。

  丙子服阕,以原衔仍视学政。手评先民制艺及古文精采者,以广所见而示之的;能背诵经古文、小学者优拔之,期月而士风蒸变。即任补工部侍郎。”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顺天学政。四月,闻母丧,有旨令在任守制;公请给假九月回籍治丧,不允。给事中彭鹏劾公忘亲贪位,请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议,如请。

  三十五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

  三十六年迁工部左侍郎,督学政如故。”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载:

  “三十三年,督顺天学政。闻母丧,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御史沈恺曾杨敬儒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给事中彭鹏复疏论光地十不可留,目为贪位忘亲,排诋尤力。乃下九卿议,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

  三十五年服阕,仍督顺天学政。

  三十六年授工部侍郎。”

  发生在康熙卅三年(1694年)的李光地因母丧“在任守制”而引起的“论劾”一事,史称“夺情案”

  李光地闻母丧,康熙帝谕:“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著在任守制。”李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丧,拟十二月返任,以不误岁科两科两试。但是,御史沈恺曾杨敬儒李光地不遵为父母回籍守制3年的古训,是“觍颜充位”、“潦草塞责”为由,“交章论劾”。“上令遵初命”

  但给事中彭鹏又上疏指责李光地“忽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是“贪位忘亲”,“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并详细陈述了李光地“十不可留”,而要害问题是李光地的不孝,请求皇帝“重其罚”。疏中说:“上谕十六章首曰敦孝悌以重人伦。”“不乞守制而请给假,非所以体上谕教敦孝意也。”这是“悖圣训而失本心”,“未闻不孝而能忠者也”。疏中又指出:“数日之内,长安道上无不指光地为贪位而忘亲,司文而丧行,大损其生平。”

  康熙帝览奏后很为震动,传旨询问彭鹏

  彭鹏又上一疏,称曰:“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他揭露李光地请九个月假是“外以欺人则为丧心”,“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犹不可。”他认为李光地所谓的道学的虚伪面孔已经“败露”。因此建议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

  至此,康熙帝再也无法回护,于是将彭鹏的前后两疏一并下九卿议,命李光地解任,不许回籍,在京守制。

  但是,这一切并未削弱 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与倚重。康熙卅七年(1698年)十月,康熙帝东巡,于盛京召见陈梦雷。尽管陈梦雷于召对中揭露了李光地在蜡丸疏一事上的“欺君卖友”行为,陈梦雷受到康熙帝的赏识也从此获赦回京,在诚亲王处行走,但也仍然没有动摇康熙帝李光地的信任。

  在顺天学政任上,李光地认为欲学浅陋,提倡通经学古,试题都先剖析义理,凡能诵读三经及古文百篇以上的,都予拔擢。有旗人利用权势干请,李光地说:“学校名额,本官所管,不属本官所有,不敢徇私求惠。”从此干请者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