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之路(元)

  元泉州市舶提举司的设置
  
元泉州市舶提举司职官
     ——设置。
     ——提举名录。
     ——同提举名录。
     ——副提举名录。
     ——知事、提控、照磨名录。

  
泉州港的历史机遇
  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
  梯航万国
  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中南半岛。
     ——南洋群岛。
     ——印度半岛。
     ——阿拉伯半岛。
     ——东北非洲。
     ——东亚地区。

  外国人描述的元代泉州

     ——《马可波罗游记》。
     ——鄂多立克和安德鲁的记述。
     ——《奉使东方录》。
     ——《伊本·巴都他游记》。

  《岛夷志略》
  吴宅商人远航“古里地闷”
  缠头赤脚半蕃商

     ——蕃商来泉愈后愈多。
     ——番坊总领。
     ——宗教自由。
     ——蕃汉通婚。
  泉籍“土生唐人”
  亦思巴奚战乱

元泉州市舶提举司的设置

  元代的市舶管理制度多因循宋制,仍在泉州设市舶司,全称是福建市舶提举司。·黄仲昭《八闽通志·80·古迹·泉州府·晋江县·市舶提举司》载:元季废置不一。

  ·黄仲昭《八闽通志·27·职员·方面·诸司附·元·市舶提举司》

  “市舶提举司:按《元史》:延祐元年,改立泉州。考之《泉州历官志》,大德1297—1307年)间已有是官,二说不同。余见都转运盐使司下’。”

  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二员,知事一员。知事,盖幕官也。

  ·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历代泉州府以下职官考··诸司附》:“市舶提举司,《八闽通志》云:《元史》延祐元年(1314年)改立泉州。考之《泉州历官志》,大德1297—1307年间已有是官。提举二员,同提举二员,副提举二员,知事一员。

  元代的泉州市舶司之设,《元史》载是在延祐元年(1314年),但至元(1264—1294年)间就有泉州市舶提举司提举的记载,因此,《元史》记载有误,应在至元(1264—1294年)。实际是,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廷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泉州市舶司并入盐运司,在泉州设置福建盐课市舶都转运司;至元廿三年(1286年)十二月,复置泉州市舶提举司。

元泉州市舶提举司职官

  提举名录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元·诸司附》、明·何乔远《闽书》清·道光《晋江县志·卷28·职官志文秩》的记载,元代泉州市舶提举司提举有:

  黑的:至元间(1264—1294年)任。

  宋熙:至元间(1264—1294年)任。

  张铎:至元间(1264—1294年)任。

  陈珪:至元间(1264—1294年)任。

  八哈迭儿:大德间(1297—1307年)任。

  马合谋:大德间(1297—1307年)任。

  段庭珪:大德间(1297—1307年)任。

  沙的:至大间(1308—1311年)任。

  石抹羗吉刺歹:至大间(1308—1311年)任。

  孙国英:至大间(1308—1311年)任。

  海寿:至大间(1308—1311年)任。

  瞻思丁木八喇沙

  严文:延祐间(1314—1320年)任。

  哈散:延祐间(1314—1320年)任。

  朱善辅:延祐间(1314—1320年)任。

  廉寿:延祐间(1314—1320年)任。

  山海牙:延祐间(1314—1320年)任。

  刺倒沙:至治间(1321—1333年)任。

  裴坚:至治间(1321—1333年)任。

  昔宝赤赵敏八都鲁丁刘选亦思马因暗都刺蛮子海牙忽都鲁沙也先帖木儿

  乌枢:至正间(1341—1370)任。

  葛绍祖:至正间(1341—1370)任。

  驴儿:至正间(1341—1370)任。

  合山:至正间(1341—1370)任。

  聂世英:至正间(1341—1370)任。

  回回:至正间(1341—1370)任。

  项棣孙:丽水人。至正间(1341—1370)任。

  马合马沙:依《闽书》增。

  同提举名录

  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元·诸司附》记载的元代泉州市舶提举司同提举有:

  “高闾:至元(1264—1294年)间任。

  乌马儿:大德(1297—1307年)间任。

  刘侃王良弼,俱至大(1308—1311年)间任。

  马合麻拜住,至治(1321—1333年)间任。

  怯烈怯来马合马沙袁成忻都

  翟从德谢不花李也先,上三人俱至正(1341—1370年)间任。”

  副提举名录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元·诸司附》记载的元代泉州市舶提举司副提举有:

  卫璧:至元(1264—1294年)间任。

  阿不撒刘孚,俱大德(1297—1307年)间任。

  木八刺沙别都鲁丁忽辛,俱至大(1308—1311年间任。

  杨思敬石廷玉乐礼延,延祐间(1314—1320年)任。

  刘文佐赵敬,俱至治(1321—1333年)间任。

  施泽答亦儿不花买驴习昔刺不花刘克礼

  严亮买住,上二人俱至正(1341—1370年)间任。”

  知事、提控、照磨名录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0·秩官·历官·方面·元·诸司附》记载的元代泉州市舶提举司知事、提控、照磨有:

  “知事:高升,至元(1264—1294年)间任。张复礼,至大(1308—1311年初任。

  提控:张禧虞泽,俱至元(1264—1294年)间任。康珪,大德(1297—1307年)间任。蔡时亨,至大(1308—1311年间任。

  照磨:张埜袁裔,俱至元(1264—1294年)间任。”

泉州港的历史机遇

  1258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劲旅的阿拔斯王朝被旭烈兀率领的蒙古西征军所扫灭,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的帆船队突告衰落,这一切不能不成为刺桐港振兴的难得机遇。

  宋末元初,在改朝换代的转折时期,泉州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元军南下时,对独揽军、政、市舶大权的蒲寿庚极为重视,统帅伯颜曾于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秘密派人前来劝降,后来张世杰护送端宗·赵昰南下泉州,就被蒲寿庚拒之门外。张世杰抢走氏大小船只400余艘,氏一怒之下,竟杀南外宗子三千余人,并于景炎二年(1277年),与州司马田真子以蜡丸裹降表,举城降元。

  蒲寿庚备受朝廷优待。至元十四年(1277),元世祖·突必烈下令:“各郡降官,各治其郡。”泉州市舶司原为蒲寿庚担任,此时首先批准重建福建市舶司(驻地泉州),仍由蒲寿庚担任。后来张世杰虽回兵攻泉,也无力改变泉州已为蒙古人所有的事实。前后虽两次与张世杰交战,但破坏不大。泉州港几乎是相对平静地过渡到元朝,商业贸易依旧进行,并不因朝代更替而中断。(参见www.qzhnet.Com《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蒲寿庚 》)

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

  《元史·卷94》载,就在蒲寿庚纳表归降的同一年(景炎二年,至元十四年,1277年), 元世祖下令泉州设市舶司,“每岁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然后听其货卖。”

  《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世祖唆都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义慕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或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并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并委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路市舶提举,旋又命其为海外诸蕃宣慰使“通道外国,抚宣诸夷”汪大洲《岛夷志略·吴鉴序》),广泛从事海外的招徕活动。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十二月,元世祖唆都议招海外诸蕃,行中书省诏諭诸蕃,并指出:“此事非唆都等人所可专也。若非朕命,不得擅自遣使。”元世祖直接派人往俱兰,便是一例。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俱蓝国宣慰使哈撒儿海牙偕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廷璧 自泉州港出海招谕俱蓝,只至马八儿国。十一月,元廷再遣杨廷璧独往,翌年二月抵俱蓝,三月该国遣使入贡。

  元初,舶税得到制度化。《续文献通考·卷26》“帝即定江南,凡邻海诸郡与番国往返互易舶货者,其细货以十分取一,粗货十五分取一。大抵皆因宋代旧制,而为之法。”

  《元史·卷11》载,“至元十八年(1281年)九月癸酉,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外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即凡在泉州进口已在泉州交纳进出口税的货物,运至国内他处只交行商税而已。此时泉州已等于中国海关的总关,泉州港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

  至元十九年(1282年),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守泉州,设万户一员(达鲁花赤),撤除沿海诸要塞,南宋·郡守真德秀苦心经营的泉州沿海海防设施全部被撤除。终元一朝,泉州沿海基本没有海防军事设施。民众相对能够自由地进行海上捕鱼、海上经商,促进了泉州海上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对外开放,成就了泉州昔日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繁荣和东方第一大港的风光。

  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泉州市舶司并入盐运司,在泉州设置福建盐课市舶都转运司。

  《元史·食货志·市舶》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元王朝施行“官船官本商贩之法”。“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律,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极大地刺激了外贸的繁荣。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二月,复置泉州市舶提举司。

  元朝还实行“站赤”制度,即宋代的驿传制度。在“站赤”中,居住有馆舍,顿有供帐,饥渴有饭食,十分完善。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规定:“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 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蕃吏货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可见泉州港地位的重要。 至元二十八年八月罢。

  《元史·卷10》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泉州市舶司 对舶货“取三十分之一以为税。”为各市舶口岸中最轻的一种。《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30年》又载, 经人申奏,元廷又颁行《市舶则法二十二条》,“以泉州为定制”, 明文规定各地市舶司悉依泉州例取税。元王朝对于外贸,仅有金银铜铁和人口的禁令。《元史·食货志》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下令,“凡金、银、铜、铁、男女,并不许私贩入蕃。”

  大德元年(1297年),全国原有七处市舶司,只剩下庆元、泉州和广州三处,《元史·世祖本纪》和《 元史·食货志》均有记载。

  自南宋后期逐渐集结而成的刺桐港蕃帕海商集团,斩风劈浪,特别活跃,而又拥有海上贸易的亲缘地缘优势。土著海商继之而起。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48·兵政志》“元政宽纵,听民与番互市,故海岛居民多货番。”

  与此同时,元朝政府还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泉州的社会经济。至元十五年(1278年),改泉州宣慰司为行中书省,设泉州路总管府,后虽有迁移,但大德元年(1297年)又迁回泉州。作为行省政治中心,在泉州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意味着泉州港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在经济方面,至元十六年(1279年)减“租赋之半”,十八年(1281年)又诏止泉州建造征日海船150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对于推动泉州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梯航万国

  元代是泉州海外贸易发展最为繁盛的时期。

  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占城、马八儿国等为首来泉州通商,其他诸国次第效之。泉州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到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元·大德二年(1298年),泉州人奉使火鲁没思(即忽鲁谟斯,今波斯),受到哈赞大王的接见,并带回特赐“七宝货物”呈献给元朝皇帝。

  元·至大元年(1308年) 九月,泉州番商、西域人合只铁即刺马合马丹分别向元廷进贡异木沉檀和珍异、宝带及西域马。

  元·天历元年(1328年)十一月,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江浙行省选廉吏征其税。

  海上贸易的深度与广度,比南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刺桐港进入鼎盛境地,成为中外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是名符其实的世界性大港。

  《梦梁录》曰:“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 

  元·王恽《秋涧集·卷55·王道神道碑》(四库全书本)曰:“万货山积来诸蕃,晋江控扼实要关。”

  大德六年(1302年),泉州人庄弥邵《罗城外壕记》(乾隆《泉州府志·卷11》)一文中说:“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四海舶商,诸蕃琛贡,皆于是乎集。”

  元·吴澄(1249—1333年)《草庐文正公集·卷16·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四部丛刊本)曰:“泉,七闽之都会也。蕃货远物、异宝奇珍之所渊薮,殊方绝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之最。”

  舶上物品通过城、镇、草市,与福建广大城乡居民实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异邦蕃货的交换过程。兴化军仙游县枫亭市,位于福建沿海交通干道,紧靠湄洲湾,又是宋元时期太平港所在地。元·林亨《螺江风物赋》描写其交换情状说:“通道而南,城趋乎刺桐。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上自宝物、香药,下至木帛、葛布,都在进入枫亭草市市场之列。”可以窥见舶上物品深入剌桐港腹地的细微程度。

  据《闽书·版籍》载,从南宋后期起至元代,泉州进口的商品就有细物67种、粗物75种。

  由于海上贸易的繁荣,港口的空间结构始自南宋后期即重新调整,港道稍嫌狭窄的南关港,已被泉州湾上开阔的后渚港所取代。晋江县境内的深沪湾祥芝、永宁、深沪、福全诸港,围头湾的金井、围头、石井、安海诸港,在宋、元时期依附于泉州后渚港、法石港而得到初步发展。

  当时的泉州,成为计算我国与世界各地航线里程的起点。如《元史·马八儿国传》云:“自泉至马八儿约十万里”《异域志》云:爪哇国“自泉州发舶一月可到” ,等等。这种计算方法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就已使用,是生活于泉州,他以泉州为计程起点不足为奇,但这种方法被普遍认可,就说明泉州港已经成为公认的标志,泉州港在中国各港口中的地位,显然是最高的。

  泉州港的名声吸引了大批国内各地的商人,他们运来货物,换回所需的商品,甚至加入海外贸易的队伍,奔走于各国之间,经营着彼此需要的商货。如陶宗仪《辍耕录·卷23》载,杭州商人张存,至元十三年(1276年)来泉州,数年后就以贩舶发家,他本人还到过“蕃中”。又如泉州陈棣丁氏开基祖丁节斋,元初自杭州来泉州经商,后就此定居。

  元代泉州路的海外交通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元世祖建立大元帝国的至元八年(1271年)到其八十三岁辞世的至元卅一年(1294年),经历三十五年的开国朝气,使泉州港具备大港规模。

  第二阶段,是元朝中期,自元贞元年(1295年)至至顺三年(1332年),前后三十八年,泉州仍继续发展,但进展时起时落。元朝换了八个皇帝,都较早逝世,有的只在位一年,如元幼主·阿速吉八元宁宗·懿磷质班。时中央政局动荡,削弱了统一帝国的优势。

  第三阶段,是元末惠宗·妥懽贴木尔朝,即至顺四年(1333年)在至至正廿八年(1368年)。惠宗在位三十五年间,换了三次年号(元统、后至元、至正)。进入至正年间(1341—1368年),朝政荒乱,剥削严重,全国到处起义和暴动。泉州也发生十年的 思巴奚战乱 ,由此衰落下去了。

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据成书于元·至元九年(1349年)的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当时来泉贸易的外商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数字,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的赵彦卫《云麓温钞》记载只有 31个,成书于南宋·宝庆元年(1226年)的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有58个,而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则大大增加。

    下面以苏继顷(“广”字头)《岛夷志略较释》为主,参阅其他有关著作,分六个区域,略述宋、元时期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一、中南半岛(21个):

  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民多朗(今越南潘朗)、呈宾童龙(今属潘朗)、真腊(今东埔寨)、罗斛(在真腊南部湄南河下游)、暹(湄南河人海处)、昆仑(今越南南部的昆仑岛)、灵山(在越南最东端的华列拉岬)、乌爹(指缅甸莫塔马湾沿海一带)、戎(在泰国南端克拉地峡附近)、东冲古剌(在暹罗湾西、马来半岛东岸中部)、苏洛鬲(马来半岛古国之一)、针路(在马来半岛北部西岸)、八都马(马来半岛东南部大岛)、淡邈(马来半岛北部西岸浃江内)、龙牙犀角(在马来半岛,一说是北部的丹那林,一说是南部的吉打)、龙牙菩提(马来半岛西岸的凌加卫岛)、无枝拔(今马六甲)、蒲甘(今缅甸南部)、登流眉(今属东埔寨)。

  二、南洋群岛(40个):

  三佛齐(今爪哇,含詹卑和宝利佛逝)、吉兰丹(马来半岛吉兰丹河口西侧)、丁家卢(马来半岛南端,与柔佛隔新加坡海峡相望)、罗必(马来半岛最南端,今新加坡一带)、旧港(今巨港)、急水湾(苏门答腊岛北部马六甲海峡沿岸)、花面(苏门答腊多巴湖与帕尼河区域),淡洋(苏门答腊岛东部塔米昂)、须文答剌(苏门答腊岛亚齐区域,一说在八昔河区域)、喃巫(左“口”字旁)哩(苏门答腊岛西北,今亚齐附近)、万年港(在苏门答腊岛,与渤泥同处一岛,渤泥为国名,万年为港名)、文古老(苏门答腊岛的美洛居,即马鲁古)、无牙门(新加坡岛南岸偏西的石叻,今克佩尔港)、班卒(苏门答腊岛北部西岸)、啸喷(一说在苏门答腊岛兰沙附近,一说在马来半岛吉打附近)、丹马令(一说在苏门答腊岛东岸,一说是马来半岛土腰)、日丽(在苏门答腊岛东岸)、龙涎屿(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一带)、彭坑 (三佛齐属国,在马来半岛南部东岸)、渤泥(加里曼丹岛西北岸)、都督岸(加里曼丹岛沙捞越河口)、蒲奔(加里曼丹岛东南岸大国)、假里马打(加里曼丹岛西南的卡里马塔群 岛) 、勾栏山(加里曼丹岛东南的格兰岛)、爪哇(指爪哇全岛)、苏吉丹(在爪哇中部)、古里地闷(一说在爪哇岛东部的帝汶,一说是马来西亚东部的潮满岛)、遐来勿(爪哇的苏拉威西岛)、八节那间(中爪哇的北加浪岸)、文诞(西爪哇的万丹)、重迦罗(东爪哇的苏腊巴亚岛)、苏门傍(东爪哇马都拉岛南岸)、东西竺(今柔佛东岸海中的奥尔岛)、沙华公国(在渤泥西北岸)、苏禄(加里曼丹东北部的苏禄群岛)、麻逸(今菲律宾的吕宋和民都洛岛 )、 三岛(菲律宾的加麻延、巴姥酉和巴吉弄)、麻里鲁(今菲律宾的马尼拉)、尖山(苏禄海西岸的巴拉望岛)、毗耶(苏禄海东部海湾内)。

  三、印度半岛(28个):

  僧加剌(今斯里兰 卡南端)、明家罗(斯里兰卡西岸黑水江畔)、高郎步(斯里兰卡的科伦坡)、金塔(斯里兰卡的栋德拉岬)、第三港(在斯里兰卡的马纳尔湾)、千里马( 斯里兰卡的亭马马里)、大佛山(斯里兰卡的别罗里湾)、故临(印度西岸的亚英咖一带)、马八儿屿(斯里兰卡北部与印度南部渡海往来之处)、土塔(在印度半岛的讷加帕姆塔附近)、特番里(马拉巴尔海岸的特拉凡哥尔)、班达里(马拉巴尔海岸的梵答剌亦纳)、下里(马拉巴尔海岸的柯枝附近)、沙里八丹(注辇王国的要港)、大八丹(马拉巴尔海岸坎纳诺尔和特利切里之间)、天竺(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北溜(马尔代夫群岛北端诸岛)、放拜(今印度的孟买)、须文那(在孟买北部的古港)、古里佛(今科特科德)、曼陀郎(今印度的曼德维港)、东淡邈(在南印度西岸)、华罗(今印度的佛腊伐尔)、朋加剌( 今印度半岛的孟加拉)、巴南巴西(指印度西部的霍纳瓦港)、大乌爹(孟加拉湾的奥里萨)、注辈(在印度南部)、南尼华啰和晏陀蛮(都属印度管辖)。

  四、阿拉伯半岛(14个):

  大食(是伊斯兰教诸国的总称)、大秦(古称罗马帝国,因景教的总教主称为 大秦王故名)、麻嘉(今名麦加)、加里那(在伊朗法尔斯海岸)、波斯离(今巴士拉)、挞吉那(在法尔斯沿海)、马鲁涧(今马腊格)、甘埋里(今伊朗霍尔木兹港)、麻呵斯离(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哩伽塔(在红海口的亚丁)。据《诸蕃志》记载,在阿拉伯半岛的还有记施国、白达国、芦眉国和 壅 蛮国4个。

  五、东北非洲(11个):

  弼琶罗(今索马里)、层摇罗(在桑给巴尔岛)、昆仑层期(在马特加斯加岛)、罗婆斯(在尼科科巴群岛)、麻那里(今属肯尼亚)、加将门里(在马达加斯加岛)、勿斯里(今埃及开罗)、阿思里(今埃及东部的赛库)、遏根陀(今埃及亚历山大港)、中里国(非洲东岸,王城似在木骨都束)、木兰皮(在非洲北部,今西班牙南部)。

  六、东亚地区(3个):

  高丽(唐称新罗,今朝鲜国)、日本(古称倭国,唐代起改称今名)、琉球(在日本九州之南,明代以前就与泉州有贸易往来,洪武五年[1372年]被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 [指免予征税] ”之一 。)

外国人描述的元代泉州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春,到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波斯国为王后,从泉州出洋。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廷实施海上兵力大集结,成宗·大德三年(1297年)遣使忽鲁谟厮,至治二年(1322年)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华游历,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由罗马教廷派遣出使元廷的旅行家马梨诺里,回国时由泉州港登船放洋。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伊本·巴都他)来华和数年后乘商船经印度回国, 都经由泉州港出入。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载:

  (离开福州)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泉州)。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额10%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巨额的收入。”

  “船舶装载商品后,远到蛮子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到亚历山大港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1%吧。”

  这个地区“一切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他特别赞美德化“制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购价甚贱。”“此城(指泉州)之中瓷市甚多,物搦齐亚钱(威尼斯银币 )一杖,不难购取八盘。”

  他还说,泉州人“民性和平,喜爱舒适安逸,爱好自由。”该城的文身技师以艺精出众而驰名中外,有许多印度人到这里来文身。

  鄂多立克安德鲁的记述

  鄂多立克曾从广州来泉州,再从泉州经福州至杭州、南京、北京等地。他在泉州时,与在泉传基督教的安德鲁,分别在各自的游记或给教友的信中,记述当时在泉州有基督教加特力派的教堂二所,表明当时已有许多人信奉基督教。

  安德鲁在给瓦尔敦神甫的信中写道:“有阿美利阿某妇人,富于资财,在此城建教堂一所,雄壮华丽,为一方冠。由总教主(指约翰·孟德高维奴创办的一所教堂,建筑之外,该妇又捐巨资以维持之。”

  《奉使东方录》

  马梨诺里《奉使东方录》(《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写道:“又有刺桐城,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我小级僧人(指基督教徒)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一所,以储商人来往货物。”

  《伊本·巴都他游记》

  伊本·巴都他伊本·巴都他游记》描述:

  “彼大洋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汗沙(杭州)、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

  “刺桐港诚世界最大港口之一,或径称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余曾目睹大艟克百艘,辐辏其地。至于其他小船,则更不可胜数。”

  “城内每户必有花园及空地,居室即在其中央。正如我国(指摩洛哥)赛格尔美撒城的情况一样。”

  他说在印度洋曾目击很多中国商船,挂3至10扇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载海员600人,战士400人,尾随柴水船3艘,“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制造,或在广州制造。”

  泉州地方官就是用一艘“华丽的大官船”送他北航上京都的。

  他特别记述泉州所产瓷器运往印度诸国,还远销他的故乡。

  他还提到当时在印度时,曾看到元朝使臣赠送印度苏丹的礼品500匹锦缎,其中100匹就是 “刺桐城”织造的刺桐缎。

  《史记·契丹国传》

  大德二年(1298年)任波斯首相的拉拖特所著《史记·契丹国传》(《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提到刺桐港是滨海大港,“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

《岛夷志略》

  《岛夷志略》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可靠纪录。作者汪大渊顺帝年中二度搭乘刺桐港海舶的远航,至正九年(1349)整理航海日记,撰写此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汪大渊两次出洋都在泉州港附舶,归来写成《岛夷志略》又附在泉州地方志书《清源续志》之后。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曰:“顾以清源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

  《岛夷志略》以地为纲,以事系地,记述亲自历的国家、地区或部落寄碇名称219个,其中贸易口岸81个(略计中南半岛25处,菲律宾群岛5处,东印度群岛24处,南亚次大陆14处,斯里兰卡4处,伊郎3处,阿拉伯半岛3处东非沿岸3处)。

  写关于海外交通之类的书,他不同于赵汝适“询之贾胡”,而是两次亲自经历各国。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曰:“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视见。”

  《岛夷志略》记述100个国家和地区,比《诸蕃志》多了40多个。如灵山昆仑、八都马、罗婆斯、鸟爹、逻、东冲古刺、东西竺、无技拔、龙牙门、龙涎屿、班卒、勾栏山、都督岸、蒲奔、文涎、文老古、苏禄等等。记述罗卫 (迦逻舍佛) 、罗斛(今泰国中部班培欣一带)、针路(马尔代夫) 等处较前史为详。说明并不是元时船舶所到的地方,在宋时都曾与泉州贸易。

  书中不记高丽、日本。盖大渊此书,惟纪所见,非海国全志。

  对照前代,元代“海上丝绸之路”大有发展,尤以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及南亚次大陆为突出。特点是新开辟的贸易口岸居多,充分体现元代刺桐港海商的开拓精神。在印度洋西部,阿拔斯王朝灭亡,在埃及先后建立的阿尤布王朝与马木路克王朝,却积极经营过境贸易,因此,国际商路西路移埃及、红海一线。处于阿拉伯海与红海联结点的亚丁(哩伽塔)勃兴,成为刺桐港船队的重要寄碇点,由此向北深入红海西岸的库赛尔(阿思里),向南直抵马达加斯加岛对岸位于南纬十七度五十分的克利马内(加捋门里),把中国古代帆船在东非沿岸的寄碇点推进到最南端。

  《岛夷志略》据实记载海外各国的地产和与之交易的商品。这些交易的商品,有些是中国产的,也有些是他地贩运的。如

  交趾:“地产沙金、白银、铜、锡、铅、象牙、肉桂、槟榔。贸易之货用诸色绫罗匹帛、青布、牙梳、纸扎、青铜、铁之类。流通使用铜钱。”

  占城:“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地产红柴、茄蓝木、打布。货用青瓷花碗、金银首饰、酒、烧珠之属。”

  民多朗:“民凿井而饮,煮海为盐,酿小米为酒……地产乌梨木、麝檀、木棉花、牛麂皮。货用漆器、铜鼎、婆布、红绢、青布、斗锡、酒之属。”

  真腊:“地产黄蜡、犀角、孔雀、苏木、沉速香、大枫子、翠羽,冠于诸番。货用金银、黄红烧珠、龙缎、建宁锦、丝布之属。”

  三佛齐:“地产梅花片脑、中等降真香、槟榔、木棉花、细花木。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硝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

  波斯离:“地产琥珀、软棉、驮毛、腽肭脐、没药、万年枣。贸易之货用毯、五色缎、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枫子、牙梳、铁器、达刺斯离香之属。”

  《岛夷志略》记录经泉州港出口的商品90多钟,绝大多数是手工业制品。为揭示宋元二代刺桐港外销商品的内部结构及变动情况,对比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成书的《诸蕃志》,《岛夷志略》中按81个贸易口岸分列几种主要外销商品如下:丝绸39个,占48%;瓷器44个,占54%;陶器14个,占17%;铁35个,占43%; 金22个,占27%;银34个,占41%;金银器1个,占1%;饰品24个,占29%;文化用品12个,占14%;布匹55个,占67%;铜21个,占25%;铜铁器14个,占17%。《岛夷志略》 对于哪些国家大多购买什么商品有比较详细的分列,使人一目了然,带有一点指导贸易性质。       

  《诸蕃志》和《岛夷志略》二书撰述时间相隔一个世纪,丝绸(含布疋)、陶瓷依然是主体商品。“丝绸之路”名称没有根本性的改观,但已经有部分质的变动。

  《岛夷志略》记载的泉州港对外贸易,就其进出口商品论,与《诸蕃志》也有很大的差异。

  据记载,元代泉州港外来商品共有 90多种,和《诸蕃志》比较,除香料外,还增加了衣料、食品、宝货、杂货诸类,特别是样式繁多的蕃布,有八丹布、巫仑布、桑布、芯布、绝细布、印布、竹布、阇婆布、都剌布、八节那间布、西洋布、西洋丝布、麻逸布、占城布、甘理布等。

  外销商品也比《诸蕃志》多,除丝绸、瓷器外,还有其他商品 90 多种,丝绸布料花样种类也比较多。金属用品,如金银首饰、铁线、铁块、铁条、铜铁鼎、铁锅,食用品有米、盐、酒、糖、姜等,杂货有漆器、木梳、牙梳、筐梳、篾子、纸扎、黄油伞、鼓、瑟 等等。

  进出品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 反映元代泉州港在宋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也反映当时这条航线上的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情况。

  元代后期,丝绸销量有所下降,布疋崭露头角,市场兴旺。略计有单项品色29个,其中原地商品18个,中(途)转(口)商品11个,即占城布、麻逸布、阇婆布、西洋布、甘理布、塘头市布、巫仑布、八丹布、八都刺布、八节那涧布、剌速斯离布。显然,价格昂贵,多为贵州酋长享用的丝绸,已被价格低廉,广为下层居民服用的布疋所逐渐代替;长途运输原地商品的贸易战略已被穿棱中转的灵活方法所部分改变。

  其次,陶瓷输入地的百分比有所缩小,铜铁销量增幅很大。除生活用品外,铜铁还能广泛使用于生产领域。这对于地处热带、亚热带草木茂盛环境的消费者,伐木耕垦,射猎谋生,用处十分巨大。

  刺桐港海商风帆所向,备受各寄碇口岸居民的欢迎。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人民,对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敞开大门。

  熊禾《勿轩集·卷7·春雨》曰:文老古(今马鲁古群岛)居民“每岁望唐舶贩其地”。《岛夷志略·文老古》也说,文老古居民往往以五梅鸡雏孵代多少来占卜唐舶几何。

  《岛夷志略·三岛》载:三岛(今吕宋群岛境)“男子常附舶至泉州经纪,罄其资囊,以纹其身。既归其国,则国人以尊长之礼待之,延之上座,虽父老亦不得与争端。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

吴宅商人远航“古里地闷”

  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记载了一起泉州吴宅商人远航“古里地闷”的事件。元代的“古里地闷”,即今印尼帝汶岛,是宋代商人不曾去过的地方。吴宅港,即今惠安洛阳港的内港。这是泉州商人从泉州扬帆出海,到东南亚经商,首航帝汶岛,开创中国与帝汶友好往来的先例。吴宅是泉州港的一个支港,一次去印度尼西亚等地贸易就有百人之众,可见当时泉州人到海外经商的人不少。

  汪大渊《岛夷志略·古里地闷》载:“昔泉之吴宅,发舶稍众百有余人,至彼贸易。既毕,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乏力驾舟回舶。”

  吴宅商人“高帆健舻,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不惧也。趋利之多,自昔为然”。吴宅商人到帝汶,一路上历尽艰险。每当“风恬浪息,黄昏之际,则狂魂荡唱,歌舞不已”;夜幕降临后,“添炬辉耀,使人魂逝而胆寒。”

  吴宅商人到帝汶,带去的货物主要是色缎、青缎、瓷器等,在当地很受欢迎,各项交易也很顺利。但是,由于“古里地闷风俗淫滥”,部落首领又“纵食贪酒色”,睡觉时多不盖被子,一旦受了风寒,染疾者颇多。因此,当地流行一种怪病,人称“阴阳交”,一旦发作必死无疑。到此地贸易的吴宅商人中有许多人也不幸染上“阴阳交”,致“死者十八九,间存一二,而多羸弱”。不久后,幸存的吴宅商人挑选了一个顺风的日子,驾舟返回泉州。

  吴宅商人这一次远航,可谓尝尽艰辛,连汪大渊也感慨地说:“吁!良可畏!然则其地虽有万倍之利何益!昔柳子厚谓海贾以生易利,观此有甚者乎!”(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汪大渊》、《泉南著述·岛夷志略》)

缠头赤脚半蕃商

  元代泉州不仅是昌盛的通商大港,而且也是一座繁华的国际性都市。

  蕃商来泉愈后愈多

  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政治地位优越的回回商人迅速发迹。他们或者官居显贵,或者家财巨万,甚至二者兼而有之,其中以控制市舶司的蒲寿庚最为典型,他不仅政治上拥有大权,经济上实力雄厚,而且在蕃商中有极高的威望。至元十四年(1277年),董文炳极力向元世祖推荐氏说:“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权事,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随后,氏被升为福建行省丞。蒲寿庚长子蒲师文也被任命为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慰使,为朝廷招来商贾,后又被任命为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市舶提举,继续控制市舶贸易。这些阿拉伯人后裔此时已不是“蕃商”“客商”,而是泉州港的主宰。至今泉州一代仍有许多阿拉伯人的后裔,如蒲、丁、郭、金、夏、葛、马等姓。

  正因为刺桐港令蕃商普遍感到客异邦如在家园,所以,随着岁月推移,海外贸易愈益发达,蕃商来港也愈后愈多。

  至元十二年(1352年),泉州城再次被扩建,把原来的南城推到晋江北岸,使城池二周达30里。原来最为繁华热闹的南郊港区,大部份被圈入城内,这样城中居民不仅有蒙古人、汉人,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如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东南亚人甚至欧洲、非洲人。他们当中有王子、贵族和使节,更多的是商人、传教士、水手和旅游者,也有妇女和儿童。

  元·释宗泐《金室外集·卷4·清源洞图为上人而作》(四库全书本)诗云:
    “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楠檀绕。
     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这些缠头赤脚的蕃商主要以西亚穆斯林为多。仅据现存的泉州伊斯兰石刻即可看出,泉州穆斯林来自也门、哈姆丹、土耳其的玛利卡、亚美尼亚的哈拉提、波斯的施拉夫、设拉子、贾杰鲁姆、布哈拉、花刺子模、霍拉桑、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吉兰尼等地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4.3.)。以至泉州民间有“半蒲街”“回半城”的说法。元代泉州一个新的民族成份——回族,以部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或部落的蕃商为主体,基本上了有雏型。(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系·元末明初——泉州多民族的形成》)

  此外,来自东南亚、南亚的蕃客也不少。如上引南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四库全书本)云:“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1956年泉州曾出土一块元初泰米尔文石碑,后经印度学者释读,碑文记载了泰米尔人于1281年蒙元廷批准在泉州立神庙一事,它说明宋末元初泉州已存在着一个有经济实力的泰米尔侨民集团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可与马可·波罗称泉州“来自印度之旅客甚众”之说互证韩振华《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古迹》.海交史研究,1995.1)

  番坊总领

  泉州出土过一块可能是元代的中、阿文字合刻的墓碑,阿文刻《古兰经》句,中文刻总领”、“四月初一日身亡”

  学者认为,它不可能是一个“潘”姓汉人“总领”的墓碑,把它作为“番坊总领”的墓碑看待似乎更加恰当。

  一、该墓碑样式为顶部尖弓形,属典型的阿拉伯式墓碑。《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所搜集的近百方阿式墓碑只要没有残缺,几乎都是尖弓形的。

  二、地道的汉人墓碑不应出现蕃文,而该墓碑却在正中刻阿拉伯文;总领”等两行汉字反被分置于左右下方。这既不符合汉人墓碑的文字表述方式,也不符合汉人墓碑的文字排列格式。

  三、该墓碑汉字书写甚为拙劣,其中“初”、“亡”两字均有错笔。这对汉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故只能是略晓汉字的蕃客所写。

  四、汉姓源于荆蛮,《通志·氏族略三》称姓为“虏姓也”;而“潘”、“番”两字近形近音,既有可能是蕃客弄混,亦有可能是蕃客取汉姓时从“番”“潘”所致。

  宗教自由

  蒙古人对各种宗教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因此,随着侨居泉州的各国人等的增加,各种宗教相继传入,出现一种多教并存、教寺林立、竞相发展的局面。其中以伊斯兰教的势力最大、影响最深。据说当时泉州的穆斯林教徒多达数万,所建教堂有六、七座之多。此外,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也曾盛极一时。这些,为商业气氛极浓厚的泉州城,增添了不少异国情调的文化气氛,成为元代泉州社会的一大特色。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8年)载,元代方济各派泉州教区主教安德肋(此人的墓碑已在泉州出土)称:“在此大帝国内,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吾等可自由传教,虽无特别允许,亦无妨碍……”

  蕃汉通婚

  蕃客的长期侨居还促进了中外民族的融合,这就是蕃汉通婚。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指出:蕃商“其不归者亦多,谓之‘住唐';亦有五年十年不归……侨华至于五世,盖永住矣。此等永居蕃客,在华生子曰‘土生蕃客'。”

  泉州曾出土过不少中外文字合刻的古代墓碑,其中一方叫“黄公墓百氏坟”的墓碑,是泉州人公与其“蕃妻”乌姆·百耶尔的合葬墓碑。另一方双面墓碑中、阿文字各刻一面,阿文一面称:艾哈玛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玛德家族母亲的城市——刺桐城。”中文一面称:“先君生于……男阿含抹谨志。”由此可知艾哈玛德家族的母亲是泉州人。

  由于当时这种蕃汉通婚的现象很多,因而产生了好多混血儿,泉州人称之为“半南蕃”

  如艾勒德和其子阿含抹看来已不是第一二代的“半南蕃”。另一块中阿文字双面分刻的元代墓碑,就是一个名叫吴应斗“半南蕃”为其父奈纳·穆罕默德·本·阿不杜拉撰立的墓碑。

  而像阿含抹吴应斗这样的“半南蕃”在泉州还有很多,如晋江的陈埭姓就是阿拉伯人瞻思丁的后裔;惠安百崎姓则是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的后裔,他们都是蕃汉民族融合的结晶。(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民系·元末明初——泉州多民族的形成》)

泉籍“土生唐人”

  元朝泉州人民移居海外持续增多。

  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世祖·忽必烈出兵攻打爪哇,就是从泉州后渚港出发,兵士也多从泉州沿海一带招募,后因出师不利,匆忙收兵,不少士兵流落爪哇。

  元·周致中的《异域志》也记载泉州与爪哇的杜板(厨闽)之间,每月有定期船舶往返,流寓于其地之粤人及漳泉人,为众极繁。

  元,泉州籍的“土生唐人”后代也进一步繁衍。《岛夷志略·龙牙门》载: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岛夷志略·勾栏山》载:勾栏山(在今加里曼丹岛附近)“今唐人与番人丛杂而居之”

亦思巴奚战乱

  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乱,史称“亦思巴奚战乱”。这场战乱,发生在元、明更替之交,波及面很广,对泉州破坏极大,尤其是战乱中出现排外风潮,许多外国客商纷纷逃离而去,或避走 乡村,对泉州海外交通中心地位的打击更为严重,使泉州港兴盛数百年的海外贸易几乎中断,直接导致泉州海外交通从此走向衰落。(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亦思巴奚战乱》)

  元廷的扶植,造成色目人势力庞大,最后酿成祸患。

  宋末,蕃人出身的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并在宋帝危难之际叛宋降元,得到元廷重用,氏满门朱紫,据泉州《清源金氏族谱·清源丽史》称“终元之世,其子孙贵显冠天下,泉人被其薰炎者九十年。”连他们的宗教亦凭借政治威势而获得迅 速发展。《惠安百崎郭氏族谱》亦称:“清净之教于元为最炽”

  至正中,元顺帝(1333—1368年在位)年迈倦勤,以高丽后氏和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为首的太子派,逐帝左右,广树私人,与以扩廊帖木儿为首的诸帅派,展开剧烈的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几经反复倾轧,矛盾达到白热化。这场斗争直接牵动到当时全国最大的海港——泉州。泉州港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成为两派剧烈争夺的对象。

  首先,起用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额定的舶来货品和额定课税,就可授官,掌握实权。

  如赛甫丁阿迷里丁两人,都因贸易捐官和保卫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义兵万户”之武职,掌握保卫泉州港的地方武装。“义兵”的首领,也根据需要享有正式朝官的品位和权力,这与南宋末年授官蒲寿庚略同。

  又如至正十九年(1359年),卢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卢琦》)任福建行省盐课司提举时,泉州港“有蕃商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盐场引自为市。”所谓“参省”,即“参议中书省事”,是职“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这位蕃商的权力之大,竟达到能够“胁户部令下四盐场引自为市”的地步。

  其次,起用私人,消灭异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者,皇太子私人之一也。为表彰燕只不花在福州驱逐赛甫丁和在泉州利用那兀纳阿迷里丁的功绩,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皇太子赐他“忠孝文武”四个大字,而燕只不花“摹勒皇太子所赐忠孝文武”于福州乌石山摩崖之阳,以纪“储皇之恩赐”陈棨仁:《闽中金石录·卷12·乌石山东壁亭记》)

  吴幼雄《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认为:“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完全是元廷争斗帝位斗争在省和路(地方)、县的反映。”(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政府编:《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

  “在这场从上到下的夺权斗争中,有巨额舶来货品和巨额课税收入的泉州港,是为争夺的焦点。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巨商赛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和‘以货得参省'的蕃商等,均因协助元朝政府保卫泉州港有功或以舶来货品捐官,而获得义兵万户、市舶司、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职。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卷入元统治者的夺权斗争,从根本上说,等人,只是被元廷利用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在泉州的穆斯林内部,也存在着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以蒲寿庚为首的是逊尼派势力,他们控制着泉州的军、政、财权,排斥什叶派。

  至正十七年(1357)属什叶派的亦思巴奚军发动兵乱,占领泉州城,后又进攻福州、兴化。至正二十二年,代表氏势力的那兀纳(一译阿巫那发动反攻,控制泉州,进攻兴化。

  持续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对福建沿海尤其泉州的破坏是巨大的。

  一方面,对泉州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新修大田县志·卷4·人口》(中华书局,1996年)曰:那兀纳大肆淫威……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

  另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导致泉民盲目排外,使侨居的穆斯林遭到自“海丝”兴起以来最沉重的打击。至正二十六年(1361年),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友定金吉的协助下平定叛乱。“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胡发高鼻有被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新修大田县志·卷4·人口》.中华书局,1996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非穆斯林的其他宗教也受到牵连,如天主教在泉州原有相当规模,亦因战乱而绝迹,即使是幸免于难的蕃商亦仓皇逃回本国。

  由于排外风潮声闻于外,泉州港被心有余悸的西亚商人视为畏途,“蕃商踵至”的繁忙景象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