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南著述(13—18划)

目录

  13划:新仪象法要(北宋·苏颂韩公廉合撰)新唐书(宋·曾公亮监修,吕夏卿修部分)彙音妙悟靖海纪事循良前传约编(清·张先岳筹海重编(明·邓钟

  14划:演炮图说嘉祐补注神农本草韬钤内外篇精忠类编(明·徐缙芳疑耀(旧本题明·李贽撰,或说广东张萱蔡文庄(明·蔡清蔡可泉(明·蔡克廉

  15划:增补则克录遵岩集(明·王慎中毅轩杂志樗全集(明·王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体例。学术渊源。)

  18划:藏书(明·李贽

十三划

新仪象法要

  三卷,北宋·苏颂韩公廉合撰。(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颂》)

  宋代之前,东汉·张衡创制的浑天仪和唐·僧一行等人的复制品都已失传。苏颂精通律历之学,元祐元年(1086年)奉命检验天文院太史局的天文仪器,发现多数仪器年久失修,无法使用,奏请另制。哲宗诏命他定夺新旧浑仪,主持其事。苏颂荐举精通《九章算术》、天文、历法的吏部令使韩公廉协理。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苏颂组织一批科学家,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天文、数学、机械学知识开始着手复制水运仪象台和浑仪。在韩公廉和擅长仪器制造的寿州州学教授王允之以及太史局人员和通力协作下,元祐三年(1088年)十二月获得成功。元祐七年(1092年)又复制成铜质台。共历时六年。(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颂·天文学成就·复制水运仪象台》)

  绍圣二年至四年(1094—1097年),根据浑仪和仪象台的构造原理,苏颂又和韩公廉合撰《新仪象法要》三卷。(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颂·天文学成就·撰《新仪象法要》》)

  《卷上》介绍浑仪的 设计,附总图4种,分图13种。

  《卷中》介绍浑象的设计,附总图7种,分图4种。

  《卷下》介绍水运仪象台的设计,附总图2种,分图21种,图中绘有机械零件150多种。

  书中还附载依据实测绘制的两套星图63种,绘星1464颗。

  《新仪象法要》的意义和贡献在:

  一是详细介绍浑仪、浑象和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制作及使用方法。

  二是保存一套我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机械设计图纸,且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

  三是所绘全天星图,是国内最早的全天星图。西欧直到十四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只有1022颗,比苏颂晚四世纪,少测442颗。西方科技史专家蒂勒·布朗和《科学史导论》的作者萨顿都认为,从中世纪到十四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

  《新仪象法要》是我国现存最详尽的天文仪象专著,也是一部代表11世纪我国天文学和机械制作水平的重要文献。现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把《新仪象法要》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这部书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新仪象法要》使得今人复原仿制水运仪象台成为可能。李约瑟博士的复制品陈列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王振铎的复制品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入口处;在苏颂故里同安,也有水运仪象台的复制品,陈列在苏颂科技博物馆。

新唐书

  宋·晋江曾公亮监修,吕夏卿修部分。(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曾公亮吕夏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

  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公曰: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于纪传各著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名,本纪、志、表、题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于

  又宋《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题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

  至于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 《尘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

彙音妙悟

  《彙音妙悟》是系统保存泉州方言词汇的泉州地方韵书,清·南安黄谦著。黄谦思逊,号柏山主人,南安官桥文斗乡人。

  初刻本称“薰园藏板”,序题“清·嘉庆五年”(1800年)。该书具有字典的功用,故问世后曾多次刻印,迄今为止,人们所能见到的版本多达12种以上。其中泉州市图书馆所收藏的薰园藏板《彙音妙悟》列入我国善本书目录,而泉州市历史文化中心所收藏的大版式《彙音妙悟》是一个最接近原著的珍贵版本。另有清·光绪庚辰(1880年)绮文居木刻本、光绪乙巳(1905年)厦门廿四崎脚会文书庄石印本、光绪乙巳(1905年)上海书局石印本等。

  书前有黄谦的叔父黄大振写的序言,序言的最后一行是;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上元日,愚叔瞻二大振题于兴安府学官署。”

  黄大振的序言,先提出对韵学的理解,“盖出于天籁,非可强而致,故虽无知之童稚,矢口歌谣,自叶于韵,似不待学而能矣。然考之《周礼·大行人》九岁谕书名,而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则又不能无待于学”并举诗书六经为例,说明何莫非韵。其次提出“齐梁以来,定以四声,至唐则专诗赋试士,韵至此而严。士子竞相研究,皆守其韵,亦惟中州之士清淑之气为得其正。僻处一方者,各囿于地,杂以土音,于四声未能悉合,虽有韵书,声吻互异,欲全凭天籁,谓不必学而能,有是理乎?”

  因此大振对他侄儿的研究十分赏识:我阿宜(侄儿的代称)思逊,因念功令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诸试,皆不能离韵学,著为《彙音妙情》,其苦心用功,阅几寒暑而成,邮寄兴(安)来相质。置之座右,诸生见之皆称赏焉。余观其平仄无讹,有声无字者,亦有字焉。盖不独学士大夫执笔为诗有所补益,即农商贾阅之,于俗语俗字所不经见者,亦出其中。则是书之为用,实韵学之指南。”

  黄谦也有《自序并例言》一篇,先说明古无所谓韵,只有音而己,“今所谓韵书者,自魏李登之韵书始,嗣是而《切韵》、《集韵》、《唐韵》、《广韵》诸书,不能枚举。然而疆域既分,乡音各异,山陬海澨与中原之声韵迥殊,况闽省喉齶贰喃,加之轻唇、正齿、撮口之音并缺,故临文操觚,声律不谐,应酬失次。

  “吾泉富知园先生,少熟等韵之书,壮游燕辽之地,诸任既该,群音悉解,爰辑为《闽音必辨》一书,于唇喉齿舌分别厘然。乡里后生熟复之,可无为方言之所惑矣。乃客有曰:‘是编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识字,使农工商贾按卷而稽,无事载酒问字之劳乎 ?'余喜其见解之辟,辑成一编,以五十字母(即韵部)为经,以十五音(即声母)为纬,以四声(即平、上、去、入四个声调)为梳栉,俗字土音皆载其中,以便村塾。事物什器之便,悉用泉音,不能达之外郡,固不免贻笑大方之诮也。藏之家塾为子侄之用,亲友见之,以为有裨于初学不浅,怂恿付梓以公同人。余不能辞,爰缀数言而陈其例于左…… ”

  五十字母为:春、朝、飞、花、香,欢、高、卿、杯、商,东、郊、开、居、珠,嘉、宾、莪、嗟、恩,西、轩、三、秋、箴,江、关、丹、金、钅句 ,川、乖、兼、管、生,基、猫、刀、科、梅,京、鸡、毛、青、烧,风、箱、弎、熊、嘐。

  十五音为: 柳、边、求、气、地,普、他、争、入、时,英、文、语、出、喜。

  比如春韵柳声:麻(下“香”字)、腀、籥、忍、箻;朝韵求声:骄、娇、鹬、挢、荞、桥;轩韵他声 :天、青(右“气”字旁)、兀(下“兀”字)、目(右“火”字旁)。不认识的字,不懂读,按声韵切之就是。

  在每个字下,或加注释,或给例词,所以又对于研究200年来泉州话语音及词汇的变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彙音妙悟》虽研究的是泉州声韵,但提出两个带有全国性的大问题。

  第一,认为方言应该从属全民语言,所以在一些声韵中特标出正音的读法。

  第二,他是认识汉语应走拼音化道路的第一人。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于1958年《拼音》月刊发表《黄谦的“三推成字法” 》一文中说到,当时论述汉语拼音运动历史的人,每推崇同安卢憨章为自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人,事实上,的《一目了然初阶》出版于1892年,而黄谦的《彙音妙悟》里的“三推成字法”发表于1800年,早于著九十二年。所以汉语拼音首创之功,应以泉州黄谦为第一人。

  “三推成字法”:

  其精神是把复杂的声、韵、调化为十个数码,把五十个韵母、十五声母、八个声调,纳入代表十个数的基本笔划,加以拼切。

  其三推成字法拼音要诀云:“先从字母弁于头,反切声音左位收。平仄分明居右畔,完成一字传千秋。三推之法意何如?但愿世人喜读书。凡字旁通心内得,无忘昔日诵于斯。”

  这样拼写,人们只要记住数量很少的十种笔划及其所代表的基数字,就能从位置上懂得该字的声、音、调值。一个字的声韵调合起来最多才五笔。只要记住几十个少量的符号、数字、音值,就可以拼出一二千个音节来,因音寻字,何等方便;比起死记几千个或几万个汉字的方法,无疑是对传统汉字的一次大革新。但因为三推成字法字形模糊,书写易错,结构较繁,连写不便等原因,比不上“罗马白话字”使用拉丁字母的简明方便易学,所以未能广泛流行。 尽管如此,黄谦提出的汉语走拼音化道路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在汉语拼音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该书在闽南一带影响很大,系闽南各地韵书的蓝本。

靖海纪事

  2卷,清·施琅著。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富鸿基(泉州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李光地(安溪人)、户部江南清吏司主事林麟昌作《叙》,翰林院庶吉士曾炳(泉州人)作《序》。(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施琅李光地曾炳》)

  曾炳《序》曰:

  “岁在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薄游京师,从舅氏太常后,获与公(施琅)追随。会闽海余孽复炽,攻围郡邑,东南一带,为之震动。  天子方南顾拊髀,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蒿目时艰,嘘唏扼腕,声泪俱下,忠孝之性其天植也。时吾闽先生人士在都者,群诣公(施琅),私请平海方略。公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扼塞之处,如列诸掌。  公(施琅)自其先任楼船,则已熟察环海形势。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当事将为息边之计,持抚议;疏寝不行,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至是。  皇上稔知公(施琅)智勇威望素著,特简公南征之戍,得以便宜行事。公(施琅)之再奉命也,练舟师、修战具,克期进取。议者以澎湖险远,贼负固据守,难以猝拔。又风信不测,进退为艰,欲徐用间谍,以待其毙。持两端,公(施琅)抗疏曰:臣今日操演水师,以制贼命。譬若有人焉扼其吭,气将垂绝,一为之稍松,则其气将舒而复起。且曰臣年已六十有二,血气未衰,尚堪报称。今不使臣乘机扑灭,过此将老无能为,更无敢肩渡海灭贼之任者。前后五六疏,皆披肝沥胆、慷慨激烈。  皇上感公(施琅)忠诚,可其奏。不逾时,遂克澎湖,尽降其众,台湾平。夫不读公之疏,不考公平南始末。谓公与海逆不共之仇,不惮波涛危险,捐躯报国乃公素志,岂知其料敌制胜不遗毫发。如此哉!抑又说讨贼,公任也。既奏肤功告成子。  工宜可谢厥责,公(施琅)人乃不遑启处,毅然以经营为己任。如请减租税,免移驻辑海外流民。诸皆言人所难言,是其仁心为质。原本经术将以培养国家元气,固非勋名之士,邀功一时而忘久远,善后之计所可仿佛,公(施琅)可谓社稷臣暧矣。  公(施琅)勋名烂然,史不胜书。不具论,唯是叙。公(施琅)生平忠孝大节,以匡济弘猷皆出素定。而实为炳昔日京师追随,闻见之悉,不待功成而后知之。公(施琅)克敌之役,余待罪史馆,不获亲悉。公(施琅)鏖战状今读是疏,雷霆精锐之气如或接之。何啻作从诸侯壁上观也,敬为序。  康熙岁次乙丑(康熙二十四年,1685)季春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候补主事曾炳谨撰。”

循良前传约编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循良前传约编》四卷,国朝·张先岳撰。先岳北拱,晋江人。  是书一名《历代名吏录》。采诸史循吏传,各以时代先后编次。亦有旁取于他书者,然为数无几也。其所论断,亦罕新裁。”

筹海重编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筹海重编》十卷,明·邓钟撰。道鸣,晋江人。万历二十年,倭大入朝鲜,海上传警。总督萧彦取昆山郑若曾《筹海图编》,删其繁冗,重辑成书。  冠以各处海图,次记奉使朝贡之事。又分案沿海诸省,记其兵防制变各事宜,而以经略条诸终之。于前代旧事,亦间有引证。

  前有序一篇,极称胡宗宪功,亦当时公论也。”

十四划

演炮图说

   清·晋江陈埭丁拱辰著。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丁拱辰出国谋生,先后到菲律宾、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他把自造的全周仪带到船上,测量航程远近,北斗的方位。这为后来探索西洋炮火和科技创造,打下了牢固的知识基础。他的行动引起西方同行人员的重视和佩服,他们把所藏的有关图书借给他阅览。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但从中悟出炮法、造船的原理,而且以惊人的记性,铭记在心。嗣后,他航经各地,更加注意考究访问,对推测色肌密率等三角八线弧弦,参酌尽善,加以发挥创造。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后,丁拱辰回国。他目睹了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炮火炮舰的滋扰猖獗,深觉要拯救中国,抗击侵略,必须发展科技,改善武器,加强海防,“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夜以继日地整理有关西洋武器的资 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编著成《演炮图说》一书,并竭尽私囊,自费予以刊刻问世,书一出便引起反响。  这本书针对中国炮法未精,所铸大炮未合法度的缺陷,绘制了“演炮差高”和“用滑车拉炮、举重”等图说,经实际试验,操纵灵便,命中率大大提高。  当时不少爱国志士对此书给予极高评价。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被贬谪时读到《演炮图说》,非常盼望与丁拱辰见面详谈。名士魏源称《演炮图说》“甚合时用”。闽浙总督邓廷祯称赞《演炮图说》为“辨徵妙解弧三角,策事真通垣一方。”并把此书转给驻广东的靖逆将军奕山等人。道光皇帝听到《演炮图说》“ 演试有准”,还特地命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邓廷祯查明具奏。但由于鸦片战争失败,道光皇帝失去信心而不再加以重视。   拱辰又通过多次实践,对《演炮图说》继续修订,三易其稿,定名《演炮图说辑要》,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泉州城内会文堂刊印出版。全书分四卷五十篇,附图110多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详细介绍西方军械技术、普及火炮、火药常识的专著。  《辑要》对各种炮式、火药、炮弹以及轮船、战舰的制法和运用,以及各种炮台炮位依式变化的的建造和安置,演练火炮时应注意的各种事项,都加以说明,并绘图显示,还介绍他所改进的“滑车绞架”和用象限仪测量演炮高低的方法等等。《辑要》特别强调炮弹的制造与火力的关系,准确测量各种火炮的远近高低的方法,指出炮弹发射角度“高自二十四度起至四十五度止为极远”,同时论证比较中国火炮与西方火炮的优劣长短。《凡例》中写道:“西洋各国兵船炮位,尽行加表,或铸就炮上,或炮上铸小空,用时加之……炮上加表,可使炮发易中。”  前有序,后有跋。番禺张维屏《序言》说:“君所著书,于铸炮、用炮之法精且备矣。若夫用以克敌,用以奏功,则在乎将能用兵,兵能用命者。”另一位番禺人潘仕成作《跋》说:“粤军讲求炮火之法,奇材异能之士咸思有所建白。而晋江丁君乃覃思极虑,著成此书,图说相辅,如指诸掌。其中备详立表,测望之理,参以中西算术,且具亲历演放,试验不爽。实为明·张焘《西洋火攻图说》及近世《火龙经》诸书所未逮。”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丁拱辰偕其胞侄丁金安,应钦差大臣赛鹤汀之聘,前往广西桂林,与丁守存等铸造各种类型的大小火炮106门,兼造火药、火箭、火喷筒、抬枪、鸟松等火器。经过这次实践,他又对《演炮图说辑要》加以补充阐发,又撰写了《演炮图说后编》1册2卷64篇,附图81幅,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在桂林刊印。  《后编》具体论述制炮、铸弹、配药、瞄准诸法,对各种小型火器的制造与操作、测量、演练、选将练兵的方法,以及火药库的制式等,都加以详尽阐明。文词简易,配图说明,士兵便于练习。《后编》对制弹、配药特别强调,在卷一中就有17篇这方面的专论,占本卷总数的三分之二。

嘉祐补注神农本草

  宋·泉州南安人(一说同安人)苏颂编著。  嘉祐二年(1057年),苏颂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在此以前,《唐新修本草》收入850种药,宋《开宝本草》收入983种药,而《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共收药1082 种。

韬钤内外篇

  七卷,明·泉州赵本学著。收入俞大猷辑编的《续武经总要》一书。  古代兵书有《六韬》及《玉钤》,故以韬钤取名。《六韬》、《玉钤》 相传是姜太公吕望所作,分文韬、武韬、虎韬、豹韬、犬韬。《韬钤》意思是深藏不露的行军布阵秘诀。  《内篇》四卷,记述明代以前“圣王贤将”所作“攻守便利”的有一定影响的演步阵法22种,赵本学对这些阵法既有广博征引考订,也有自己的见解,“绘为图,纂为法”,图文互证,“便人索其理”。   《外篇》三卷,分析汉以来文人俗儒附会伪托的阵法17种。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指出这类阵法华而不实,巧而无用,迷误后学,应予“非之”。 最后还附诸葛亮阵法十八势。   俞大猷在《兵法发微·自序》中说,由于该书根于《易》,如先天后天之卦、河图洛书之数,来作为论述依据,显得比较玄奥,叙述未尽明白流畅。故而作《兵法发微》加以阐述。

精忠类编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精忠类编》八卷,明·徐缙芳撰。缙芳奕开,晋江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事迹附见《明史?刘策传》。(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徐缙芳》)

  是编辑录宋·岳飞事实、艺文。首为表类,纪姓氏世系之属。次为传类,记生平始末,次为遗翰类,皆诗文。次为宸纶类,皆高宗所赐,载于《金陀粹编》者。次为褒赠类,皆历人制诰案牍。次为家集类,皆岳珂之文有关于者。次异感类,纪诸灵应。次诗类、文类,则皆后人题述之作也。  编次颇无条理,而异感类中如疯魔行者骂秦桧胡迪入冥之类,尤类传奇演义。之忠烈,自与日月争光,不假此委巷之谈,侈神怪以相耀也。”

疑耀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疑耀》七卷,旧本题明·李贽撰。有《九正易因》,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李贽》、《泉南著述·九正易因》)

  是编前有张萱序,称‘负笈数千里,修谒其门,乃裒一编见示,属以订正。戊申岁,以地官郎分务吴会,登梓以传'云云。  案:

  恃才妄诞,敢以邪说诬发。所作《藏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藏书》),至谓“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无一非狂悖之词。

  而是编考证故实,循循有法。虽间倡儒、佛归一之说,其言谨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经典出六朝人润色,非其本真”,且与论相反,断乎不出其手。  王士禛《古夫子亭杂录》云:“家有《疑耀》一书,凡七卷,乃李贽所著,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余尝疑为自纂,而驾名于。以中数有‘校秘阁书修玉牒'等语,尝为中书舍人,纂《文渊阁书目》,而未尝一官禁近也。及观‘论公'一条中云‘余乡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  今因士禛之说,而考之《奉朝请》一条云:“余今年五十矣,始为尚书郎。”是官户部时语,亦未尝官六曹也。《兰香》一条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广始。”《苏东坡》一条云:“东坡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条云:“文璧盖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广东人语,与之乡贯相合。本闽人,无由此语也。知此书确出于士禛所言为不谬。盖以万历中名最盛,托以行,而其中删除不尽者,尚有此数条耳。  相传坊间所刻《四书第一评》、《第二评》皆叶不夜所伪撰,知当时常有是事也。其书多由记忆而成,如文彦博伪帖,不知为《玉照新志》所载石苍舒事;翡翠屑金,不知为欧阳修《归田录》语。谓沈约“还家问乡里,讵堪持作夫”二语为白居易诗,谓《左传》巫允为巫者名。皆失之疏舛。谓《本章》称螬可疗目,故陈仲子耳无闻,目无见,食螬李而即愈。又谓《本草》称莼鲈作羹,下气止呕,张翰在当时,意气郁抑,遇事呕逆,故思此味,尤穿凿无理。  然其他考证乃往往有依据,旧以恶之故,并屏斥之,过也。今改题名,从其实也。

蔡文庄集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蔡文庄集》八卷,明·(晋江)蔡清撰。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清》、《泉南著述·易经蒙引》)  其集凡有二本:一为石崖葛氏所刊,即《明史?艺文志》所载五卷之本(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虚斋集》);一即此本,乾隆壬戌(乾隆七年,1742年)其族孙廷魁所重刊也。

  自一卷至五卷,仍其旧文,而重订其目。又搜辑墨迹、遣稿为《补遗》一卷,附以其孙邦驹所集事迹及志、书、传、序,为《附录》二卷。  集中有《与孙九峰书》,述宁王·宸濠讥其不能诗文。廷魁序中因反覆辩论,历诋古来文士,而以清之诗文为著作之极轨。夫文以载道,不易之论也。然自战国以下,即已岐为二途,或以义理传,或以词藻见,如珍惜之于菽粟,锦绣之于布帛,势不能偏废其一。故谓清之著作主讲学明道,不必以声偶为诗,以雕绘为文,此公论也。谓文章必以清为正轨,而汉以来作者皆不足以为诗文,则主持太过矣。  廷魁《序》又称以家藏《密箴》、善本《太极图说》、《河洛私见》三种附焉,而此本无之。盖本各自为书,故或附载或别行也。”

蔡可泉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蔡可泉集》十五卷,明·蔡克廉撰。克廉道卿(号可泉,晋江人。嘉靖己丑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蔡克廉》)

  其文每篇皆系以时地,末缀以各体诗及案牍之文。万历初,其子应龙应麟录而梓之。

  克廉少与乡人王慎中齐名,而其文乃远不及慎中苏濬(又作苏浚《序》称:‘克廉秉枢执钺时,慎中已跧伏故园,日寻之绪,而克廉方锐意事功。论者谓慎中阒寂丘园,故文独工'云云。是当时已有定评矣。(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苏浚》)

十五划

增补则克录

  清·晋江陈埭丁拱辰编,共1册3卷,附图88种。  《则克录》原为德国教授汤若望、安徽人焦勗记述的火炮制作技术专著。丁拱辰指出其一些疏漏舛误,如《则克录》未言中线加表之法,“则炮法无准,无准则不中,不中则不 能克敌”。于是他为该书补充修改,增入中线差高加表,使制炮方法准确,重新编补成《增补则克录》。他又逐条批注《则克录》中的《火攻挚要》的正误,从实践上为我国制作火炮技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遵岩集

  二十五卷,明·泉州晋江王慎中著。(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慎中》)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遵岩集》二十五卷,明·王慎中撰。慎中字道思,晋江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政。事迹具《明史?文苑传》。

  正(正德)、嘉(嘉靖)之际,北地、信阳声华藉甚,教天下无读唐以后书。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能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遂成伪体。  史称慎中为文,初亦高谈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而悟欧阳修曾巩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唐顺之初不服其说,久乃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于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李攀龙王世贞力排之,卒不能掩也。

  其诗则初为藻艳之格,归田以后,又杂入讲学之语,颓然自放,亦与顺之相似。朱彝尊《明诗综》乃谓其五言文理精密,嗣响,而论者辄言文胜于诗,未为知音。  今考集中五言如《游西山普光寺》、《睡起登金山》、《游大明湖》诸篇,固皆邃穆简远。七言如‘每夜猿声如舍里,四时山色在城中',‘万井遥分初日下,群山微见远烟中',‘琴声初歇月挂树,莲唱微闻风满川',亦颇有风调。  然综其全集之诗与文相较,则浅深高下,自不能掩,文胜之论,殆不尽诬。彝尊之论,不揣本而齐其末矣。

  慎中集旧有《玩芳堂摘稿》(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南著述·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诸刻,率杂以少作。是本乃隆庆辛未(明·隆庆五年,1571年)慎中同康及婿庄国祯(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庄国祯》)稍为芟削重锓,较为精整。

  惟简端洪朝选《序》称诗文四十卷,此本止二十五卷。目录卷数亦多改补,未喻其故,或刻成之后为简汰欤。”

  清·康熙五十年(1571年),另有李光墺李光型所编四十二卷本。还有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晋江张汝湖编的《遵岩文录》十卷。  内容分序、记、书、碑、传、墓表、行状、志铭、祭文、杂著及诗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文运动的主张及这种主张在文章中的体现。  王慎中是唐宋派的倡导者,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的文学主张,推崇唐宋散文。这一派的重要人物还有唐顺之第坤归有光。  自永乐以后,台阁体长期统治文坛,致内容贫乏,篇章冗赘,文风萎弱,给文学带来严重危机。 为了矫正这种流弊,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七人,结成一个文学集团,打起复古旗号,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所促,竟至于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把秦汉的好文章拿来,刻意摹仿,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完全着眼于形式的追求,即使损伤作品的内容也在所不惜。在文学内容上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前七子鼓吹一阵之后,终因其弱点而消歇。  嘉靖中又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起,变本加厉,又把复古运动余波,搅起一阵浪花。这个为首者李攀龙,正是王慎中出任山东提学佥事时识拔出来的。也还是这个李攀龙,对王慎中为代表的唐宋派的攻击不遗余力。

  王慎中在《寄道原弟书·八》中写道:方洲(风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不若学马迁司马迁班固,不知学马迁莫如,学莫如。今我此文正是学,岂谓学哉! 但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史记》)(《汉书》) 全文,其余文句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如是而谓之学,亦可笑也 !这正是对复古派王世贞言论的批判,指出复古派形式主义的危害。

  《再上顾未斋书》追述生平为文,从迷误到尽弃前学的改变过程。书云:某少时师心自用,妄意于文艺之事。勤思竭精十余年,只知剽割拾取并凑,以为这样多闻博识,摹仿依效即为近古。就像自己饮酒装醉,自以为乐,而不知旁观者正觉得好笑、可怜! 这样沉溺下去,已成废物;天机诱发,使不致沦落。“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闲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谬,其不见为大贤君子所弃而终于小人之归者,诚幸矣! 愧惧交集,如不欲生,乃尽弃前之所学,潜心钻研者又二年于此矣。”

  他进一步指出唐宋诸名家所以可追崇的原因。在《与汪直斋》书中说:自有序记文字以来,诸名家之文为记学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词,虽昌黎韩愈夫子庙一篇亦为劣。盖唐制立学不广,不但诸家无名文,而诸家之文为学而作者亦少。惟宋·庆历诏天下立学制,始盛于郡县;而古文之兴亦自庆历以后,故宋人之记学者其文甚多。然惟李时江 (李觏)《袁州》、欧阳六一欧阳修《吉州》二记,盛为一代所传。二文要为差强人意,在二公亦非其至者。至曾南丰(曾巩)《宜黄》、《筠州》二记,王荆公(王安石)《处州》、《慈溪》二记,文词义理并胜,当为千古绝笔,而荆公犹为差贬焉。学问文章如宋诸名公 ,皆己原本六经,轶绝两汉,而记学之文,其难为工如此……说明宋诸公所达到的造诣,而他们本身就是学两汉、原六经脱颖而出的,学唐宋文是学两汉的实质,这和文必秦汉、只学习其形式正是本质的差别。

  王慎中学唐宋文,达到了立意谋篇的程度,遣词用字能表达真正的感情,感人至深。这种行文达意的文章,和追求形式的毫无情感、毫无生气的复古主义文章相比,优劣自现。  看王慎中佩甫其亲写行状一文,便知写真情和刻意摹仿的根本区别。王慎中《与吴泉滨书》云:“仆为此文以授佩甫君,使刻石纳圹中。佩甫读之,未毕涕数行下,哽咽不能出声,几于自绝,为废其读,读之三四而后能毕。每读皆饮泣欲绝,以谓道其情事如探其肺肠肾胆。而所以写其亲者,不独神志如存,形貌亦宛然在目矣。夫孝子不志其亲者,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所乐所嗜,思之之极,其精诚之专而犹不得见。而一读吾文,则其人忽然在前,而居处、笑语、乐嗜皆是。盖文之妙如此。昔少君致李夫人于帷帐,灯烛之间,使武帝真以为李夫人为生也,文亦有是欤!”

毅轩杂志

  晋江市安海镇赤店村农民藏书家曾华衡(1947年—)藏书,未印行。  《毅轩杂志》为曾氏先祖于清代辑撰,约高半米。  《毅轩杂志》记载,明代航海家王景弘是晋江青阳王厝人。母亲东石女,于东石生了王景弘,由于他排行第三,人唤“三郎”,随着父亲迁徙漳州,后又至龙岩。王景弘与郑和一同下西洋,经常到故乡购买陶瓷、竹器、珠、绣、锦、帛、茶叶等,还征集少年壮士以及航海水手。   根据《毅轩杂志》的记载,有不少泉州人曾随王景弘下西洋。如黄逸初、张联抗、普照、蔡良桢、苏世荣、蔡红树、杨其泽、吴士诚、施山秀、王东维、蔡贤法、王师如、黄影骐、曾闻如、叶德俊、苏远征、苏远荣、曾孟春、杨益盛、吴金土、蔡友渔、蔡钦岳、王世初、张宏盛、刘志坚,塔头刘家裕、孙永生,白沙曾闻升、蔡有加,肖下肖景聪等38人。此外,还有东石蔡盛、李兴、洪保,安平、陈埭、蚶江等地的舵手陈荣、黄芳、颜彰、陈善成、林衍豪等20人。   这些人名也确实查有其人,各地的族谱上大都有载,只是简略写诸如“外夷”等之类的注明,未再有更详细的出处介绍。

樗全集

  “樗全”之意取自《庄子》。《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明·晋江王畿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畿》)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介绍

  《樗全集》施邦曜王畿著作合成刻版印刷的,并为之“叙”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9·集部32·别集类存目6载:

  “《樗全集》七卷、《附录》一卷,明·王畿撰。翼邑,号慕蓼,晋江人。万历戊戌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与讲学之王畿同名,非一人也。(文中所称“讲学之王畿”,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此王畿王阳明弟子,属“浙中学”派学者。

  是集诗文共七卷,末附《家谱劝戒》二十则,为一卷。立自居官,矫矫自励。故所为诗文,皆质朴类其为人。  

  卷首《序》为施邦曜所作。视学浙江时拔邦曜第一;邦曜贫不能婚,为备聘,拜雁于官署。邦曜即于是秋登第,后殉节为完人。其识鉴为世所推服云。”

  体例

清·乾隆廿四年己卯(1759),王畿六世从孙王宗敏鉴于《全集》散失殆尽,特取旧本加以校对,作《重刻樗全集序》重新刊刻问世(该版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

  彭国翔《<樗全集>及其作者》一文介绍: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樗全集》一部,为清·乾隆廿四年己卯作者王翼邑的六世从孙王宗敏重刻。其中,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云:‘《樗全集》者,太高祖伯慕蓼先生所手著也。集刻于明季,当时宇内盛传其书,贵重宝惜,不啻如藏拱壁,兵变以后,镌板散失,迄今百余年。'”

  “笔者所见的这部清代重刻《樗全集》,共分八卷。

  卷一包括奏疏4篇,揭8篇,议4篇,寿文5篇,序17篇。

  卷二包括序5篇,跋4篇,引1篇,记3篇,论2篇,表4篇,策6篇,学政1篇(《两浙学政十六条》)。

  卷三包括解辨2篇(《不惑知天命解》和《大心小心辨》),志铭7篇,行略3篇,祭文44篇。

  卷四包括五言古诗1首,五言排律2首,五言律3首,五言绝句4首,七言古诗1首,七言排律1首,七言律14首,七言绝句10首,赋2篇,歌2首,吟1首,行1篇,传3篇,赞5篇,婚启22篇,启41篇。

  卷五包括启104篇。

  卷六包括启10篇,尺牍145篇。

  卷七包括尺牍92篇。

  卷八包括家谱劝戒二十则(《十戒规范》和《十戒药石》)。

  八卷正文之前,有九篇文字,分别为:一、六世从孙王宗敏所撰《重刻樗全集序》;二、姚江门人施邦曜所撰《樗全集叙》;三、四明门人赵珽禹所撰《樗全集序》;四、年友吕图南所撰《特祠方伯文集叙》;五、年友龙溪张燮所撰《樗全集序》;六、其侄观光所撰《樗全集序》;七、六世从孙王世浚所作《重刻樗全集序》;八、《省志人物传·王畿》;九、蒋德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蒋德璟》)所作《通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左布政使慕蓼 公墓志铭》。

  八卷正文之后,有三篇跋文,分别为长子王尚诹所作《樗全集后跋》,其孙王昌缵所作《跋》以及其次子王尚谐所作《樗全集后跋》。

  据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所谓‘并增入先生本传、志铭,弁诸全集,庶几披览者可以仿佛其生平',则可知除《重刻樗全集序》外,至少《省志人物传·王畿》和蒋德璟所作的《墓志铭》,为原明刊本所无,乃乾隆廿四年乙卯重刻时补入。”

  学术渊源

  彭国翔《<樗全集>及其作者》一文还介绍:

  “透过《樗全集》中的文字,我们又可以看到翼邑先生在隽秀的文笔中,平实地渗透了儒家的一贯思想

  张燮称‘先生之为文,大都与人子言孝,与人臣言忠,原本六经,而自舒轴,水流峰峙,日朗煙褰,不问而知为大儒之结撰焉'(《樗全集序》)。

  施邦曜翼邑先生有一个基本的概括,所谓:‘吾师之学虽博极而万殊,而一本之以正心诚意。言理学则濂、洛、关、闽的派也,言经济则伊、皋、稷、契其芳躅也,言文章则六经诸史印证也。'(《樗全集序》)

  而吕图南翼邑先生的文字和学问风格,则说得似乎更具体些,所谓:‘论文则以为的,近世独服膺唐应德王道思,而于王元美衷其材;济南奇、京山杂,无取焉。论学则以濂、洛、关、闽为派,近世独服膺蔡文庄薛文清,而于王阳明衷其旷;泰山傲,庐陵泛,无取焉。'

  当然,这样的说法仍不免简略,且准确与否,尚需我们对《樗全集》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研究方可判断。譬如此处翼邑先生学术思想的路数,似乎让人感觉属一派。

  王宗敏在《重刻樗全集序》中亦言‘夫先生以理学祀学宫,直接虚斋(蔡清,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紫峰(陈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数先生嫡派'。

  但明代经过了阳明学的洗礼之后,翼邑先生的思想,亦难免不受影响,观《樗全集》卷三翼邑先生为数不多的直接论学文字之一——《大心小心辨》,即可见一斑。

  再者,施邦曜曾经辑评过十五卷本的《阳明先生集要》,且‘少好王守仁之学'(《明史》卷265),应试文字中难免不有所流露,而翼邑先生能‘拔邦曜第一',恐非偶然。”

十八划

藏书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

  “《藏书》六十八卷,明·李贽撰。有《九正易因》,已著录。  是编上起战国,下迄于元,各采摭事迹,编为纪传。纪传之中,又各立名目。
前有自序曰:‘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固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又曰:‘《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而无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览不已,予又安能以已耶?但戒曰‘览则一任诸君览,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云云。  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成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

  特以大言欺世,同时若焦竑诸人,几推之以为圣人。至今乡曲陋儒,震其虚名,犹有尊信不疑者。如置之不论,恐好异者转矜创获,贻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

  《藏书》是李贽编著的人物评和记传述评。《藏书》之名,就是取藏之名山,不以示人的意思。他自称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  《藏书》记述上起战国、下迄元代的历史人物约800名。多取材于正史《通鉴》,各采辑事实编为纪传。其中《世纪》六卷,《列传》六十卷。在帝王、大臣传记之前各有总论,后附评语,抒发自己的观点。《列传》之中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类。  李贽思想力主解放,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在《总目前论》中,开宗明义不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认为古代所谓“圣贤”的言论,不可能永久作为人类思想的绝对标准,在衡量历史人物时,不受孔子之是非的羁绊,其议论又往往独创,反对保守。因此,有的千百年来的见解被推翻,有的人物评价颠倒过来。封建卫道者们对此惊呼,群起而攻之。  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誉之为“千古一帝”冯道历经五代,稳定社会动乱,人称变节,他称为“五代一人”;对历史上一些变革家给予高度评价,如商鞅韩非晁错,列为强主名臣,把李悝桑弘羊等列为富国名臣;评论三国时事,以司马懿为巧,以诸葛亮为拙;论晋政事,极赞赏王导谢安治以不治的治道为不可及,认为儒者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选其域。对韩愈朱熹的道统论以及传统的世俗见解均进行尖锐批评,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窦建德列入《世纪》等。

  李贽班固所著《汉书·司马迁传》指责司马迁是非谬于圣人,看法大不相同。在《藏书·卷40·司马迁传论》说:之悬绝正在于此。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 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 此之史所以为继《麟经》(即《春秋》)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按古圣人以为是非也。”

  再如《司马相如传》的评论,先感慨相遇相知之难,司马相如若不逢汉武帝,即使他的赋是千古绝唱,也是徒然。再以卓王孙等人不如一女子之知人加以说明:当相如作客临邛时,临邛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虽财富倾东南,而目不识丁。虽令相如鼓琴,也是白鼓,谁知琴心? 那些作陪的贵宾都衣冠楚楚,空有其表,只看到金没见到人;只看到相如贫,没见到相如富。如果不是卓文君,谁能知相如?假如当时文君要求王孙,与相如梁鸿孟光之结合,我知道王孙肯定不答应。这样目光短浅的人,怎能与他计议大事,白白失去佳偶,空负良缘。所以卓文君果断地私下找相如,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司马相如卓文君“正是归凤求凰,何等正确,岂能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