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光 地 (下卷)

  出为直隶巡抚: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至吏部尚书衔
  治理“三河”

    ——治理漳河。
    ——治理子牙河。
    ——治理永定河。
    ——其他。

  清厘宿弊
  再聘梅文鼎
  保定巡抚衙门的算学学习中心
  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事件

    ——记述。
    ——全过程。

  德州应对
  多见同列排挤
   “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拜文渊阁大学士

    ——理学思想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
    ——得君最专。
    ——君臣相知。
    ——深谙时务。

  身后
    ——哀荣。
    ——著述。
    ——家人。

  评价
  附一:“西学”、“汉学”之争
  附二:朱、王之争

出为直隶巡抚:
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至吏部尚书衔

  康熙卅七年(1698年)十月,李光地改任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巡抚直隶。康熙四十二年癸未(1703年)四月,擢吏部尚书,巡抚如故。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寻改兵部(侍郎),巡抚畿封。”“癸未,就任升吏部尚书。”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隶巡抚。公在官以清勤自厉,恤民之隐,尤尽心于农田水利。”

  “四十二年四月,下诏褒美;擢吏部尚书,巡抚如故。”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三十七年出为直隶巡抚。”

  “四十二年,上褒其治绩,擢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为治不立赫赫之名,一唯节俭简易;正己率物,因时之宜、循事之序,故法立而人易遵。察寮吏、饬戎伍,俾洁清者劝、娴练者升。水利、农田、食货诸政,靡不绸缪未然,规厥经久。于折狱,尤尽心焉。遇大事,必请命而后行。凡荐人,则慎密而不出用,无专美居功之咎,而忠信获伸。

  计自为督学、巡抚以来,先生之学行政事孚为士民、信于寮友。上知之日深、任之日重,谕旨之褒嘉、尚方之宠锡稠叠便蕃,逾于常格矣。”

  李光地每次出行,队伍仅十几人,严禁索求扰民。那时,康熙帝经常出巡京郊,当地民众苦于供应。李光地申请宽减,奉旨:“随从人员如敢违法扰民,准先拿办后报。”从此官风清肃。偶有公开索求,基层属员就说:“不是不供应,是巡抚不准啊!”

  李光地生长山乡,间察民间疾苦。书于《农民苦行》,感叹“四民最苦是农家”,呼吁“欲使大官知谷黄,不矜元老归嘉禾。”康熙卅八年(1699年)夏,蝗蝻盛发,他亲率官吏,又出资募民,日夜捕扑,并下令于冬季用铁锥缚于竿末,巡视斜坡洞穴,消灭星卵,此法后被沿用。他抑制富豪,扶助穷黎,垦荒自业,轻敛薄刑,主张让无地农民开发山泽之利和经商,解决社会问题,促使安定繁荣,民得以安。

  河道治理有关国计民生,是康熙帝继位以来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直隶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情况不亚于黄河下游。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最突出的政绩是尽心于农田水利。

  李光地的治绩显著,一再得到康熙帝的赞扬。如:《清圣祖实录·卷206、211》载,康熙帝李光地“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体恤微员”。《清圣祖实录·卷212》载,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居官诚优,且得大臣礼”,“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

治理“三河”

   “三河”指子牙河、漳河、永定河。

  治理漳河

  康熙卅八年(1699年)二月,李光地奉诏治理漳河以分滹沱河之势。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三十八年二月,诏以漳水与滹沱合,易泛滥;其导漳河由运达海,以分滹沱之势。

  公疏言:‘漳河见分为三:一支自大名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归运;一支名老漳河,自山东邱县经南宫及青县与完固口合,至鲍家嘴归运;一支名小漳河,自邱县经广宗、钜鹿合于滏,又经东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

  令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应量加疏浚;其完固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以达之运;更于静海、阎留二庄挑河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泛滥。’

  报可。

  次第讫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浚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其赋额;从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初,畿辅屡遭水患,上以漳河与滹沱合流易汎滥,命光地导漳自故道引入运河,杀滹沱之势。

  光地疏言:

  ‘漳河现分为三:一自广平经魏、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水归运;一为老漳河,自山东丘县经南宫诸县,与完固口合流,至鲍家嘴归运;一为小漳河,自丘县经广宗、钜鹿合於滏,又经束鹿、冀州合於滹沱。

  由衡水出献县完固口复分为两支:小支与老漳河合流而归运,大支经河间、大城、静海入子牙河而归淀。

  今入卫之河与老漳河流浅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口小支应筑坝逼水入河,更於静海阎、留二庄挑土筑堤,束水归淀,俾无汎滥。’

  诏报可。

  寻奏霸州、永清、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请豁免赋额,从之。”

  《清圣祖实录·卷192》也载:康熙卅八年(1699年)二月,康熙帝特谕李光地等说:“漳河与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两水合流,所以其势泛滥。尔等往视,如漳河故道可寻,即可开通引入运河。如虑运河难容,即于河道之东别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浚情形尔等阅后再奏。”

  《清圣祖 实录·卷193》又载:李光地率河道总督王新命等属员实地会勘漳河、子牙河。四月上疏,提出治河方案。李光地说,现在漳河分为三支,其中两支流入运河,另一支分流后又入运河。这样“入运之水已多,子牙河之水自减,可无碍漕之虑。但归卫之河与老漳河皆有散漫浅平之处,应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应筑鸭嘴坝及拦河坝,逼水入河。”再于静海县“阎、留二庄出水处挑成河道,两岸筑堤,束水归淀。则静海县地方不致淹漫,而大城等州县堤岸均无妨碍矣。”“滨河千家居民,择地建屋以易之”。诏如所请。

  《清史稿》还有载:

  “三十八年,圣祖南巡,至东光,命直隶巡抚李光地察勘漳河、滹沱河故道。覆疏言:‘大名、广平、真定、河间所属,凡两河经行之处,宜开濬疏通,由馆陶入运。老漳河与单家桥支流合,至鲍家嘴归运,可分子牙河之势。’”

  “四十年(1701年)李光地言:‘漳河分四支,三支归运皆弱,一支归淀独强。遇水大时,当用挑水坝等法,使水分流,北不至挟滹沱以浸田,南不至合卫河以害运。’如所请行。”

  治理子牙河

  康熙卅九年(1700年),康熙帝李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当年七月,静海等地方长堤竣工后,李光地奏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陆诸水灌溉,并推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以管理这项工程。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三十九年,圣祖以子牙河屡泛滥,自河间以北、静海以南皆被害,遂亲临相视,发帑金命公于献河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余里;又于广福楼之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畅,无水灾。其年七月,公以堤工既成,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鏬沱、大陆诸水资灌溉,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司其役;从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三十九年,上临视子牙河工,命光地于献县东西两岸筑长堤,西接大城,东接静海,亘二百馀里;又于静海广福楼、焦家口开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畅,无水患。”

  《清史稿》还载:

  “三十九年,帝巡视子牙河堤,命于阎、留二庄间建石闸,随时启闭。御史刘珩言,永平、真定近河地,应令引水入田耕种。谕曰:‘水田之利,不可太骤。若剋期齐举,必致难行。惟于兴作之后,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励效法,事必有成。’ ”

  “四十三年(1704年),挑杨村旧引河。先是子牙河广福楼开引河时,文安、大城民谓有益,青县民谓不便,各集河干互控。至是河成,三县民皆称便。”

  治理永定河

  康熙四十年(1701年)春,李光地随驾视察永定河,奉旨督修永定河,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引水入淀。李光地召集民夫18万人,派两个大员分辖南北岸,划界施工,不40日而工浚。沿河居民另建宅迁居,排涝后的田地,大、小麦丰收。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明年(康熙四十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

  康熙帝亲临阅视,对随行大臣说:“朕用一清正抚臣,便岁丰民乐。”李光地“夙志澄清”匾及御服衣冠。

  其他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卅八年 ,1699年)通州(今通县)等六州县额设红剥船六百号,剥运南漕,每船给赡田(10亩,作为运丁赡养之费) ,遇水旱例不蠲免,(六月)光地(为稳定运丁情绪,确保漕运畅通)奏请援民田例(遇灾时额赋)概蠲免之。(下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准其奏)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康熙卅九年,1700年)畿属故有八旗,牧地与民田相错,岁久民多占牧为田;方奉部牒按验,公令民自首者按则输粮而免其隐漏罪,其弃地愿耕者听,民便之。”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四十一年(1702年)八月,饬所属州县广兴水利,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去水远者凿井溉田,其水道应修浚者俱听借帑兴工。”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是年(康熙四十二年,1702年)冬,以畿辅被水,请发仓赈贷,命富人出粟平粜。”

  《清史稿》还载:(康熙 四十三年,1704年)天津总兵官蓝理请于丰润、宝坻、天津开垦水田,下部议。旋谕曰:‘昔李光地有此请,朕以为不可轻举者,盖北方水土之性迥异南方。当时水大,以为可种水田,不知骤涨之水,其涸甚易。观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可知。’次年部臣仍以开垦为请,谕以此事暂宜存置,可令蓝理于天津试开水田,俟冬后踏勘。 ”(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蓝理》)

清厘宿弊

  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为国家扭转财政亏空、清除考试积弊,也作出有益贡献。

  据《清圣祖实录·卷197》,康熙卅九年(1700年)二月,李光地针对各级官吏侵吞、挪用公款、粮米成风和“法轻易犯”的弊病,上疏建议立法清厘宿弊,严加盘查属库及各种支出,有犯者实行重治,“嗣后地方官如挪移银至五千两以上或粮米六千石以上者,无论已未革职,仍拟满流,不准折赎,即遇恩典亦不准减免。庶人知畏威法,而仓库加谨矣 。”下部议行。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康熙卅九年(1700年)七月,康熙帝因科场考试时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下诏另编字号考取,并将给事中满晋、御史郑维孜条陈科场积弊与总督郭琇条陈学校弊端,连同九卿定议一起,下令尽行录出传示李光地及总督张鹏翮郭琇、巡抚彭鹏。上谕中说:“四臣皆操行清廉。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好,今阅九卿等所议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各抒己见具奏。”李光地遵旨上奏,称颂康熙帝的决定是“仰见天地无私,不遗侧陋,洵足永远遵守”。除同意九卿所议各款外,在严肃考场方面提出增加3条意见,即“势要勒收关节,许考官据实出首”;加强考场巡察,务求精密严肃;革逐试场中所用儒士,以杜暗中行奸。于整饬学校弊端方面,增加四条意见。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寻(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馀万,论斩,籍没。”

再聘梅文鼎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又回到李光地的门下。其原因:

  自从康熙初年历法之争发生之后,康熙对历算很重视,不时向周围大臣询问历算知识,或向大臣炫耀自己的学习心得。康熙对汉人不懂历算的批评,时时可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 十月,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康熙李光地索取所刻书籍,李光地于是把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进呈,康熙帝得到梅文鼎的书后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两天后,康熙帝见到李光地,称:“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

  第二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帝南巡时,把《历学疑问》发回给李光地,并说:“无疵暇,但算法未备,盖书原未完成。”李光地看来,梅文鼎得到康熙 帝的知遇,可谓千载一时。然而就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月,康熙帝在德州期间,曾对李光地说汉人对算法一字不知,这些话无疑伤害了汉人的自尊性。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廿三日,康熙帝在灯下看梅文鼎的《历学疑问》,这使李光地回忆起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对熊赐履历算知识贫乏的不满。 李光地曾说:“壬申年(1692年)上问孝感历算,律吕新书与世子书孰是,孝感原不知道,漫应以季通书是,上大不平。”

  从康熙卅一年(1692年)康熙批评熊赐履不懂历算,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批评汉人不懂算法,时隔十余年,李光地记忆犹新,促使他猛然反省。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春,康熙又把《几何原本》、《算法原本》送给李光地,在学习天算问题上,君臣之间一拍一合,甚为默契,但李光地“虽经指授大意,未能尽通,乃延子至署,于公暇讨论其说。”也就是说,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西方数学。

  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四十二年(1702—1703年)间,李光地梅文鼎写信,告诉他已把氏《历学疑问》进呈康熙的消息,并再次邀请梅文鼎到保定传授数学。

  大约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李光地写了一封信,回忆了当年在北京一起和睦相处。李光地敦促成书的情景,感激之情,跃然纸上:“奉违忽复十年,每忆畴昔追随之乐。……承先生以历论灾梨,日拟补作,以竟其绪,而迄今未就,他可知已。每于养疴之隙,勉自策励,亦多稿本,然往往贪发胸中昔日难明之事,聊自遣适,山河阻修,末由就正。……私心感激,无以为喻,有捧函感泣而已。……且以鄙著进呈,草茆下士,姓名仰达宸聪,中心惭感……”

  梅文鼎获悉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皇帝,又得知在保定已集中了一批对历算感兴趣的学生,极为兴奋,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某虽不敢以此相方,然亦亟思同志者共相讲明,每求其人而未得。今既有实心问学其人,又有贵同学数辈,丽泽相资,闻之不禁狂喜,即拟溯洄相从,亦出中诚,非泛泛酬应语也。属有保定之行,往返约有数月,……某所撰亦非一种,皆稿本,携之行笈,时时有所增定,以故不能录副。即《疑问》已经授梓,亦尚有宜补之图,未备之篇也。……”

  李光地的再次相邀和学生们聚集保定,使梅文鼎决心再次投靠李光地。在这一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梅文鼎到了保定。

保定巡抚衙门的算学学习中心

  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左右在北京时,李光地周围就有几个学习算学的学生,方苞曾回忆当时情形:“康熙辛未(1691年) 余再至京师时,诸公方以收招后学为名,天下士负时誉者,皆聚于京师。而君(按:指梅文鼎)与四明万季野亦至。……而君所抱历算之说,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贞及其徒三数人从问焉。”

  李光地的这“三数人”学生中包括徐用锡,他跟随李光地达23年,记述李光地的一言一行,成《榕村语录》,是李光地的得意门生。

  康熙廿九年(1690年)之后,三藩之乱业已平定,尼布楚条约也已签订,海内升平,这是学习的大好时机。白晋张诚徐日升安多等耶稣会士向康熙介绍数学、解剖学等知识,使康熙的眼界大开。故康熙在许多场合下,多次向大臣谈论和询问天算问题。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康熙帝来到乾清门,和大学士九卿谈论性理、音律、算法、河道、测量圭表等问题,提到“《律吕新书》所言算数,专用径一围三之法”,反映康熙帝对算学的重视。大臣也为迎合康熙,建议编撰历算书籍。

  可惜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因人才尚没有培养成,故康熙编纂历算著作的打算犹如空中楼阁,不能实现。毛际可先生传》亦感叹道:“天子欲讲明方圆围径,刘徽 古率与西法之得失,有应召往者,而先生襆被出都久矣。”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李光地已经注意到历算的重要性,在论及“治道”时,他也谈到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如今人才不生,予做学院至今,留心人才,虽童子有知觉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为之教,须得相如为之师。”

  康熙卅三年(1694年),李光地任顺天学政,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1698年—1705年),担任直隶巡抚。在此期间,提倡学习经学和算学,网罗了一批得力人才。他们精通理学,又对数学、天文、音律等学科有精深的造诣,如魏廷珍王兰生王之锐陈万策徐用锡,都在巡抚公暑。李光地之子李锺伦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也来到保定,向梅文鼎学习历算。徐用锡当年在北京时,就曾向梅文鼎学习,他又追随李光地到了保定,再次受到梅文鼎的指教。

  在保定的一些学生,无不对梅文鼎表示敬意。而群贤毕至,研习历算,相聚问难,对于梅文鼎来说,高兴万分,他在诗中描写道:“问辨集群彦,欢然洽主宾。”

  当时保定很有名的保阳书院就设在抚署莲花池畔。这批学习算学的人才,后来参加了《律历渊源》的编撰,迎合了康熙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李光地在保定造就了一批天文算学人才。

  梅文鼎著作也在保定刊刻,共八种,其中《历学骈枝》、《勿庵笔算》为金铁山所刻,李光地所刻者共有六种,包括《交食蒙求订补》、《交食蒙求附说》、《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弧三角举要》、《环中黍尺》等。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梅文鼎八十诞辰,李光地曾有诗文祝贺,同人相应,徐用锡后亦作诗唱和,生动记录了梅文鼎的事迹与活动:

  “文望北楼近,灵源宛水长。巨人宁世出,绝艺得明扬。
  忆昔燕台畔,常依泰岳旁。大文弥噩噩,坠绪起茫茫。
  荣禄轻三策,中西贯九章。赋言惊纸贵,仪制重金相。
  思至神来告,疲因乐此忘。发蒙工启钥,开诲必倾囊。
  异授仍修古,真知喜共商。每逢花月地,亦入咏游场。
  棠蔼三间屋,荷清十亩塘。藉糟如恋恋……
  帝谓怜龙马,云书舞凤皇。身名隐犹见,志业老逾强。
  别后山川间,尘中日月忙。殷勤新梦想,历落旧心肠。
  奉诏元孙至,欣闻八帙康……”

  
〖原注〗“赋言惊纸贵”:先生有璇玑玉衡赋拟作,一时竟传。“仪制重金相”:先生自制仪盘十数面,妙出欧罗巴良工之上。“棠蔼三间屋”:蔼棠轩在保定抚署。“荷清十亩塘”:保定城畔有荷花池。“操笔冢卿行”:舟次给笔札与安溪先生,同时试诗律。

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事件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发生“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事件。

  记述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明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三月,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公抚绥无术,致河间饥民散入京城;又以宁津县被灾甚重,而去年竟不报灾:请严加处分。疏下,公回奏。公言:‘宁津知县陈大经报灾不时,业经劾罢。至民有流离,臣不敢辞咎。再疏,乞从重处分。诏并原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四十三年,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劾光地 抚绥无状,致河间饥民流入京畿,并宁津县匿灾不报状。 光地 疏辨,引咎乞罢,诏原之。再疏辞尚书,不许。 ”

  全过程

  据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所载,“河间饥民流入京畿”一案的全过程是: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冬,李光地以河间一带水灾,奏请发放仓米赈贷并命富户出粟平粜。这时饥民大量涌入京师,康熙帝命八旗诸王、贝勒大臣、内务府各官及汉大臣官员等,于京城数十处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但这已给京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三月,大学士九卿等奉康熙帝上谕,令李光地领回河间等处饥民。

  当月,给事中黄鼎楫等合疏弹劾李光地,指出去年直隶报灾州县二十余处,李光地上疏称开仓赈济或减价平粜,实际上河间饥民却散入京师者甚多,抨击光地身为抚臣漫无经理,疏内所称民沾实惠,俱属空言。尤可异者宁津县被灾更重,流亡更多”,“而光地去岁竟不报灾,仅于题参知县陈大经疏内称‘宁津颇有水灾’,匿重为轻”。“光地目击流亡,不闻出一筹画,碌碌素餐,虚文巧饰”,“请严加处分,以为大吏漠视民生之戒。”

  李光地被责令回奏说:“去岁河间等府属被水,勘明成灾州县三十余处,陆续照例题请蠲免钱粮,分别灾份轻重将仓粮散赈出借,又设立粥厂二十余处。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未停,无论远近饥民皆许就食。其流散者饬地方官分道招令还乡。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负皇上委任。然安集无术,尤有贫民如许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无可辩者也。”

  至于初不了解宁津地方被淹情况,是知县陈大经“竟不通报”造成的。“及十月中,臣扈驾西巡由真定回暑,路遇天津县民人,询知情形,即劾罢陈大经,疏中声明宁津颇有水灾 ”,“非敢匿重为轻也。”

  但由于受灾之后,“人民既不能悉归本业,致有流移,臣与地方官之罪又无可辞者也。”

  他用委婉的言辞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康熙帝于是颁旨说:“不必引咎。”

  康熙四十三年( 1704年)四月,李光地又上奏,以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师,自陈不职,请求解任。康熙帝览奏后,谕大学士说: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议?但彼专信门生,常为所诳。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夫道学岂易言哉!”“若徒托之空言而无实事,则亦何益之有!”这分明是为李光地开脱。但众臣似乎并不买账。

德州应对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康熙西巡时,向李光地问及“隐沦之士”李光地推荐了李颙张沐梅文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春二月,康熙南巡,李光地曾前往迎驾,“上问曰:‘汝前道宣城梅文鼎者,今焉在?’臣以尚留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

  闰四月十九日,康熙返回北京途中,李光地带领梅文鼎前往见康熙,一起受到接见的还有 李光地的学生、督学杨名时和天津道蒋陈锡梅文鼎之所以能够受到康熙的接见,完全是李光地引见之功。

  一连三天,康熙在舟中接见梅文鼎。当时《三角法举要》已刻,梅文鼎把它进呈康熙帝。会见之后,康熙李光地感叹地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临别,为表彰梅文鼎在天算方面的成就,特书“绩学参微”相赠。

  对于历算能通皇上,李光地曾深为感叹地说道:“六艺真是要紧事……本朝顾宁人之音学,定九之历算,居然可以待王者之设科。”

  作为梅文鼎,对于李光地的引见,则是感激涕零。康熙五十年(1711年),当李光地七十寿辰的时候,写诗祝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诞毓中天盛,登庸大道公,赞襄仁寿溥,敷锡海邦同。燮理全经术,甄陶录爨桐,尘霾烦拂拭,顽钝藉磨砻。遂使寒□朽,能邀圣主聪,一编亲指授,三接对优隆。霁色瞻云日,宸章焕彩虹。每怀抒短技,何以当苍穹……”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底,李光地升任大学士,离开保定,梅文鼎也于1706年初返回南方,继续从事历算研究。

多见同列排挤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光地被上遇,同列多忌之者,凡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光地

  (李光地抚直隶时,(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八月)御史吕履恒光地于秋审事任意断决,上察其不实康熙帝特谕大学士说,李光地皆依律审拟,并非任意决断),还其奏。

  给事中王原劾文选郎中陈汝弼受赃,法司论绞。汝弼光地所荐也。上察其供证非实,下廷臣确核,得逼供行贿状,汝弼免罪,承谳官降革有差,夺官。”

  关于陈汝弼事件,康熙帝更是公然出面偏袒李光地

  当时,王原陈汝弼由刑部调吏部后“专擅恣纵,有贪赃情弊”。都察院议革职、刑部论绞。

  奏上后,康熙帝却说:“人有荐陈汝弼之贤能者,故朕简于众郎中内,特授选司郎中。如受贿是实,即置于法以为众戒;若未经受贿则应宽之。”驳回下令再审。

  回奏是“受贿有据,应立绞。”

  康熙帝仍然认为供证不实。于是特令议政大臣、九卿重新核查。报称有逼供现象。

  于是康熙帝下令,免陈汝弼所犯之罪。原审诸臣分别受革、降处分。王原以被陈汝弼揭发有“嘱托私书”《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行为,遭革职。

“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
拜文渊阁大学士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康熙帝认为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1705年),李光地拜文渊阁大学士。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乙酉,召拜文渊阁大学士。时海内又安,唯以尊经劝学、仰佐休明、敷奏因时,要在滋培元气、宣导仁风而已。平时以淡泊明素志、以正直率群僚,朝野胥倚重焉。 ”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四十四年(1705年),拜文渊阁大学士。”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召还。”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李光地入阁办事。历充会试正考官职、殿试、武殿试读卷官,国史馆、典训馆、方略馆、一统志馆总裁。直至其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77岁去世,始终身居相位。

  理学思想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

  任上,李光地尽量附和奉承康熙帝,并从理法上推至到历史最高度。如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载:“圣祖尝召编修沈宗敬至,命作行、楷书;因传谕公曰:‘朕初学书,宗敬之父实侍;每下笔,即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之勤也。’公对曰:‘此即成汤改过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恶直言,则无由自镜矣。’”

  因此,李光地不仅在政治上深得康熙帝信任,思想文化及学问上更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壬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续修《朱子全书》。

  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承纂《周易折中》。既成,诏颁行天下。

  天德、王道之精蕴,毕具《折中》(《周易折中》)一书,非圣学妙契象数之宗不能修而明之,非先生深通理数之原不能赞而成之也。先生以天授明睿之姿,覃思经义,积六十年精融浑化,自汉、唐来,未有俦匹。

  所著《学庸语孟解》、《毛诗所》、《尚书》‘洪范’诸篇之说,及所纂朱子等编,无非根极性命、开关启钥之书。

  所论数律、算术,皆洞彻原本、贯穿古今;一一可施于实用,利赖无穷焉。

  盖其学诚明并进、敬义夹持,道器、德艺兼资互养。凡见于文章着述言行政教者,无非潜修默证,肫肫乎仁孝忠爱之符,诣益崇而心益虚、业弥广而守弥约:斯所以年及耄而清明若神、一息存而仔肩非懈者欤! ”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时圣祖临御久,日潜心六艺之文、河图象数之学,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算、声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达流。公固笃信程颢程颐朱熹,因以上窥伏羲周文王之秘;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末尝不称善。凡御定诸书,多委公参定;中有‘淆赜往复,陈请不倦。’故最后圣祖诏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乌呼!岂不荣哉!”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时上潜心理学,旁阐六艺,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皆命光地校理,日召入便殿揅求探讨。 ”

  康熙帝是博学多才的帝王,他潜心钻研学问,对之道和之学,以及历算、机械等当代科学之事无不有极大兴趣。他尤其喜欢理学。理学是为封建纲常服务的。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而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忠君。康熙十二年(1673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1712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在选用大臣时也多选用理学名家。

  理学正是李光地所擅长,提倡学,甚为得力。李光地一次南巡时曾专程绕道前往武夷山,仰望着朱子祠前康熙皇帝赐的御额“学达性天”,肃然起敬,成诗三首。其中一首道:“居于夫子以邹鲁,来往未曾拜夫子。此行弃舍浙江舟,取道回邅西水浒。探源莫惮九折深,阳止方知万仞古。飘风当谢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古。”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卷》(齐鲁书社,1985年)评,李光地的理学体系是多弥缝而少发挥,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足以调停一元二元之间”。他用这种取巧的办法,把本来矛盾的事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以伪代诚,君臣相欺而可以相安无害”

  这种思想方法和理论大有利于康熙帝的思想统治政策,所以深受康熙帝欢迎。所以李光地 常被康熙帝召入便殿研讨义理。

  康熙帝所御定的书籍多指派他来参定,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谕李光地校理《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 等书 。

  李光地深知康熙的用心,而他对理学的理解,正和康熙一致,所以有些“御纂诸书”,也多出于李光地等人之手。

  其他如《诗》、《书》、《春秋》、《律吕正义》以至韵学等书,都令李光地审定。

  章太炎《检记》说:李光地……会康熙朝尊学,故以学名……贵训沽,即稍稍理故书;贵文言幽眇,即皮傅《周易》与《中庸》篇,为无端崖之辞。然惟算术为通明,卒以是傅会得人之意,称为名相……自光地在朝,君臣相顾欢甚……时令参订朱熹书。”并引述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曰:“帝曰:‘知光地者莫如朕,知朕者亦莫如光地者也。’”

  得君最专

  李光地积极供职,认真阐发理学,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得君最专”。越是这样,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纷纭的官场中越是寡言慎行,善于自处,从不弄权, 惟恐招祸。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公于当世人材贤、不肖,往往直言无隐。”“然公自初在朝即中立,畏远权势;其后位益高,忌者益众。凡公所称荐,多见排挤,因以撼公。公恐启门户之祸,益慎重寡言;其有献纳,罕见于奏章。独与公共事内廷者,时能道之。 ”

  建储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康熙)四十七年(1508年),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命诸大臣保奏诸皇子孰可当储位者。尚书王鸿绪等举皇子允禩,上切责之。询光地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

  废立太子是康熙帝大伤脑筋的问题。《清圣祖实录·卷235》载,康熙四十七年(1508年)十一月,皇太子允礽以疾废,康熙帝有意将已废太子允礽复立为太子,康熙“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尚书王鸿绪等附和内大臣阿灵阿,举皇八子允禩,上切责之。康熙传谕李光地“前召尔入,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问臣以废太子病,臣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告诸人也。”

  这是在关键时刻准确体会康熙帝意图的极为得体的回奏。第二天,康熙帝便召见众大臣,公开宣布废皇太子病已痊愈,表明了复立之意。四个月后,即康熙四十八年(1509年)三月, 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李光地被任命为二正使之一,奉命持节授皇太子宝册。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光地益敬慎,其有献纳,罕见于章奏。”康熙“独对”时,他对重大事情也多以委婉和模棱两可的言辞。

  陈鹏年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江宁知府陈鹏年为总督阿山所劾,问重辟;公言其冤,鹏年遂召入。”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江宁知府陈鹏年忤总督阿山,坐事论重辟,光地言其诬,鹏年遂内召。 ”

  康熙四十五年(1506年)六月,江宁知府陈鹏年忤两江总督阿山(满族),阿山疏劾陈鹏年安放圣训不敬,定谳论斩。据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相国逸事》载:康熙李光地阿山如何?”光地曰:“当官勤敏无害,其犯清议者,独劾陈鹏年一事耳。”陈鹏年遂得宽免,召入京修书。

  噶礼张伯行互讦案

  两江总督噶礼(满人)与巡抚张伯行(汉人)互相攻讦,康熙帝遣大臣往讯,该员因慑于总督权势,不敢深究,致狱久不决。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诏罢噶礼,后二年噶礼又 因他案遭孥戮,张伯行复官。此事李光地实有助力,但事秘不详。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纠,遣大臣往讯,狱久不决;而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公有助焉。”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讦,遣大臣往讯,久不决。嗣诏罢噶礼,复伯行官,光地实赞之。”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相国逸事》也载:此事李光地“实赞之。其语秘,世莫能详。”

  方苞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桐城贡士方苞戴名世《南山集·序》,论死。圣祖一日言:‘汪霦死,无能古文者! ’公曰:‘唯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已而(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二月)得释,(隶汉军旗,以白衣)召入南书房。公之护惜善类、启迪圣聪,多此类也。”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桐城贡士方苞戴名世狱论死,上偶言及侍郎汪霦卒后,谁能作古文者光地曰:‘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得释,召入南书房。其扶植善类如此。”

  方苞(1668一1749年),字凤先,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清代中叶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案,是一起震惊全国的案件,被诛戮者甚多。

  戴名世(1653一1713年),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少年才思艳发,散文长于史传。他留心明代史事,网罗放失,时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于康熙四十一年刊行《南山集》。书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时事,且用明·永历年号,康熙五十年(1711年)被劾为“狂妄”,两年后以“大逆”被杀。

  方苞曾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并收藏木板,受牵连入狱论死。经李光地进言后,方苞及同案300余人因而得救。方苞获释后被编人旗下为奴,从事修书工作,雍正时诏免奴籍,任内阁学士,乾隆初官至礼部侍郎。

  方苞获释经过,在其《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相国逸事》有相同的记载。

  君臣相知

  李光地的晚年愈加为康熙帝所倚重,君臣彼此相知,关系更加密切。

  充会试正考官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年),李光地充会试正考官。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四十八年,充会试正考官。”这时李光地已六十八岁,奋勉不辍报知遇之恩,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己丑,充会试正考官;闱中以过劳婴疾,不稍自惜。”

  李光地崇拜之舍己为人、之好问好察,为“天之气贯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内”,坚持不懈,促成康熙盛世。康熙特地御书唐太宗《劝农诏》赐之,每有大事,都将他召入便殿,秘密相商,“相与讲求利民之政,日见施行。”

  李光地感到皇帝“眷注深恩”,对一些政策性问题一般能够据情准理,抒发己见。如皇亲国戚出巡,鱼肉百姓,民不堪,李光地上书直陈,请求“过从减损,以纾民力”康熙准奏。又如李光地反对将“金币之重”引入官场,反对居官者以权经商,与民争利;反对海禁,主张放手让百姓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西方“有用之物”,发展经济,富国裕民。

  康熙五十年(1511年),李光地以疾乞休,不准。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五十年,以疾乞休,辞甚切。报曰:‘览卿奏,朕心惨然!想当时旧臣如卿等者,不过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实不忍言也!’”

  参加“千叟宴 ”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李光地于畅春园参加“千叟宴”;随即以病乞休,慰留。《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五十二年与千叟宴赐赉有加。顷之,以病乞休,温旨慰留。”

  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载,晚年的李光地年老体衰,疾病不断,恶疮、疥毒、脾泄之症不时困扰着他。他或“两手硬肿,匕箸俱废”,或 “不能胜衣冠,不能移动数步”,“苦楚缠绵”康熙帝对他关怀备至,给假令其坐洗温泉,亲赐药物、食物,甚至玉泉山水,指示治疗办法。一再指示其加餐,以增加体力,“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这使李光地感激无状。

  他多次以病乞休,但康熙帝不愿他离去,一再温旨慰留。而《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续编《朱子全书》正是这时经李光地手相继纂修告竣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翰林院诸词臣因试被黜者24人,李光地奏言文字不称与品质恶劣者不同,请予宽减,奉旨各按原职退休。

  给假回乡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年)六月,李光地再疏乞休,且言母丧未葬,康熙帝准给假二年 。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乙未秋,承纂《性理精义》竣,恳致仕;许假二年,悬缺以待。陛辞之辰,恩礼优至。 ”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丧未葬’为言。诏许假二年,赐诗宠其行。”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越二年(康熙五十四年),复以为请,且言母丧未葬,许给假二年,赐诗宠行。”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

  李光地在乞休奏疏中说:“臣前以疮毒发体乞休,奉谕以内阁老臣凋零,令臣勉加调摄,药饵食物赐赉频仍,枯株败卉复得更生。”他历诉近几年间承修朱子全书、易经、性理诸书将次告成的情形后,又说:“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悬车之数已过,而痼疾缠绵。每奏对多失仪节,圣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又言“臣父殁于闽乱之时,窆封浅土,臣母之殁,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乌犊私情难免凄恻”。特请求休致。

  康熙帝览奏后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宽宏休容,得大臣之体。自简任机务以来,恪共清慎,益著勤劳。今虽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请?”“暂给假二年,事完即来京办事,以副朕笃念老臣至意。”“谟明弼谐”匾。圣祖赋诗送行,以壮行色,诗中有“协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经书翊庙谟” 之句。并赐红稻1石。他回家栽种,获好收成,又早熟十余日,便报请向民间推广。(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地产·稻》)

  李光地回乡不到1年,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三月开始,康熙帝便一再密令召李光地还朝,并明令督抚促还。如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载:“家居一载,累旨敦速归朝。”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载:“明年(康熙五十五年)三月,诏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湿,善自保。荔枝性极热,毋多吃也!’”

  返朝

  李光地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年)四月还朝。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五十六年四月至京。”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五十六年还朝。”

  秋趋热河(今河北承德)觐见。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丁酉秋,诣热河觐请,力请衰老乞休,遇慈圣升遐、安奉山陵,具疏未上。”于是又立即供职,赐第南城。奉命审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及翰林院检讨张照等所辑《篆字经文》等书。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说疏中、李光地等大学士未写章皇后字样。

  《清圣祖实录·卷277》载称“甚属错误”,诏“勿问”。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明年(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 说疏中有阙字,部议降三级;诏‘勿问’。”

  李光地年七十六岁,此事又引起不少人的非议,以为李光地贪图禄位。

  李光地累疏乞罢,康熙帝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累疏乞罢,上以大学士王掞方在告,暂止之。”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先后三具摺以老病乞休;圣祖以大学士王掞在告,俟其还,具疏请。”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李光地参加建储会议。康熙帝嘉许李光地,说:“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计万世者,独此一老臣耳。”

  深谙时务

  李光地为相,于时务亦有可陈者。

  福建陈五显因饥举义,陈五显被捕处死,其家属及余党1300余人被判充军。李光地奏言陈五显乃饥寒所迫,今首犯既诛,余党不必深究。得旨全部赦免。

  李光地先后荐举朱轼杨名时陆陇其赵申乔刘琰文志鲸魏廷珍李绂蔡世远梅文鼎惠士奇王兰生何焯庄亨阳等,皆名臣硕学,著称于世。

  李光地通晓兵书,熟悉海务,朝廷每用水师提、镇,多所咨询,先后推荐十八人,都能称职。他曾面奏:“府兵制坏,请于各县参用民兵,给以半资,有事用之,无事归农;边海之兵,仿古屯田制,择所在余地,给予耕种,几年之后,减其仰恃皇上宽仁,藉口俸薄,省几百万。”

  又奏“当今官俸,多次削减,百官几乎无以自给,多数仰恃皇上宽仁,藉口俸薄,额外需索。倘将节省之军费,用来酌加官俸,并严令杜绝需索,官风便整肃了。”

  他还极力主张废除旗人特权。曾建议:“满州生齿日繁,势不得不圈外地,百亩则失十人之业,千亩则百人,万顷则万人失业,此旗人与民人两敝之道也。莫如预定满兵应用若干,注籍若干,余听佃佣商贾,犯法与汉人同例,有司得而刑罪之。州县佐贰,汉军可做者,满州亦可做,亦与汉人一例黜陟,不必拘聚京师。如此广其营生之路,去其骄倨之资,生计渐广,人才亦出也。”

  在治河方面,他认为河性湍悍,惟引而泄之洼处,勿事防束,使四平皆容水之区,则虽或泛滥,势将随涨随溢,不至横决崩冲,河害自减,所谓不与水争地者是也。在治理永定河时,他采用浚地河身、直流冲沙的方案,取得良好效果。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时有开矿者,大豪多辇金京师谋首事。圣祖以问公,公对言:‘开矿以食饥民,无不可。请着令许土着贫民人持一铫以往,而越境者诛,则奸人不致屯聚山泽以酿乱。’议遂定。”

身后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五月廿八日,李光地卒于京寓,年七十七。

  哀荣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

  “宿疾骤作,以戊戌五月二十八日考终赐第正寝。殁曰:‘吾宁陟相在侧,魂气无不之;而精爽,与古之贤圣为徒矣。 ’

  先生平生无上人之色、无加人之言,虽遇事而怒,而词气雍容,不改其常。与人交,皆契阔终始,不念旧恶。政府同官以及僚吏闻讣,无不怆涕者。居恒言可为训、动可为型,解惑授业,其应无方,不渎不倦;及夫披示本根、拔除积痼,往往一席之语,令人立跻高明。是以溘传捐馆,及门诚服之士丧先生如丧父焉。

  遗疏至热河,上览之震悼,命皇子临奠,工部尚书徐元梦回京治丧事;赐赙银千两,谥曰‘文贞’。”

  “奉谕旨,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某原。”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康熙五十七年)五月卒于官,年七十有七。

  驾在热河,下诏悯悼。遣恒亲王率内大臣侍卫奠茶、酒,赐银一千两;令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予祭葬,谥曰‘文贞’。

  雍正元年(1723年)赠太子太傅。”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卒,年七十七。

  遣恒亲王·允祺胤祺奠醊,赐金千两,谥‘文贞’。使工部尚书徐元梦护其丧归,复谕阁臣:‘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雍正初,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

  正在热河行宫的康熙帝于六月十二日(阳历7月9日)得到李光地噩耗及接到其请求休致的遗疏后,下诏“悯悼”《清圣祖实录·卷279》载,康熙帝清楚群臣对李光地的不满情绪,特向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屡经求退,其奏折已呈览数次。因大学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暂止其奏,俟王掞到阁时,令其具本奏请,并非李光地贪恋官职而借以为名也。前折衷心毕露,甚是详明。”遂将李光地以前请求退职奏折及遗疏一并发下,以消除群臣的误解。

  当天,康熙帝便派遣皇五子胤祺、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给全祭葬。又命工部尚书徐元梦、侍读学士魏廷珍等护其丧归。《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载, 康熙帝又谕部臣等说:李光地久在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闻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所有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谥曰“文贞”

  这样高的评价,在康熙朝的满汉大臣中是十分罕见的。后来有人写了一副对联:“殿上君臣殿下友,碑中日月碑端魂。”现存家乡新衙内。

  雍正帝李光地“一代之完人”,雍正元年(1723年)追赠太子太傅,雍正十年(1732年)改其故居榕村别墅为贤良祠以祀。贤良祠至今保存完好。厅堂内外环墙嵌大理石,镌刻康熙御书的“太极图说”、“恭临唐太宗劝农诏”以及雍正帝颁发的《谕祭文》等碑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民居·李光地故居》)

  著述

  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共43种。清·道光年间编《榕村全集》时,5种散失,现存38种,计175卷。

  除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外,主要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象》十二卷、《诗所》八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杂记》二卷、《古乐经传》五卷、《阴符经注》一卷、《参同契章句》一卷、《注解正蒙》二卷、《朱子礼纂》五卷、《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

  还有 《周易折中》、《周易观象大旨》、《尚书七篇》、《春秋稿》、《孝经说》、《洪范说三种》、《四书解义》、《解义三种》、《榕村韵书》、《榕村讲授》、《讲授劄记》、《二程遗书》、《语类四纂》、《礼记改定篇目》等。

  家人

  杨名时《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谥文贞 光地墓碣》:“夫人林氏 ;子四人、孙八人、曾孙二人。”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

  “弟光坡,性至孝,家居不仕,潜心经术。(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坡》)

  子锺伦,举人,治经史性理,旁及诸子百家,从其叔父光坡治三礼,于《 周官》、《礼记》尤精,称其家学。

  从子天宠,进士,官编修,有志操,邃于经学,与弟锺侨锺旺俱以穷经讲学为业。

  锺侨,进士,官编修,督学江西,以实行课士,左迁国子监丞。

  锺旺,举人,授中书,充性理精义纂修官。”

  李光地一家,都受光地影响潜心经术、性理之学,对清代的经学研究蔚为大观,见之于艺文志的著述就有五十多种。这不仅在清代少见,纵观历代仕官也是少见的。

评价

  李光地居官40年,对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都做出重大的贡献,特别在保护善类,倡导朴学等方面,更是苦心孤诣。

  李光地秉授康熙旨意,推行汉学研究,虽束缚了思想领域的发展,使多少学子白首穷经,但在避免因文字构成的祸端的确起过作用,尤其是在福建因反对满族入侵斗争最烈,虽被镇压了,清政府仍严加防范的情况下。但泉州人的著述,除李光地彪炳史册外,未能形成一种学派,与“吴派”、“皖派”并立,说明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略差一筹。

  李光地官居极品,也曾陷入官场之争,多次因事被参劾,为官时有升降,面对众多政敌而不败,平安度过。其间虽受到康熙保护,但与其持身端格,以法律己、律亲、律族严谨也有关。其湖头私宅,仅四进平屋,还是他夫人从薪俸中取用的。平时“门馆寂寥,无有私谒”

  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

  “公平生释经之书甚具,其言曰:‘蔑训诂者无师、滞章句者无得,故学莫先于能择矣。’其于之说,时有同异。论《大学》,宜还古本,而以 ‘知本’为格物第一义;《易》兼综象数,《礼》兼采《大戴记》。论子云( 西汉·扬雄、仲淹(北宋·范仲淹,书有格言,节取焉可也;康节(北宋·邵雍象山(明·王守仁,所造高明,慎师焉可也。知言者以为然。

  公门下士杨名时陈鹏年冉觐祖蔡世远,并以德望重于时;他如张昺张瑗惠士奇秦道然王兰生何焯庄亨阳之徒类有清节,通经、能文章;故本朝诸名公称善育材者,必以公为首焉。”

  《清史稿·列传49·李光地“论曰:圣祖崇儒重道,经筵讲论,孜孜圣贤之学,朝臣承其化,一时成为风气。裔介久官台谏,数进谠言,为忧盛危明之计,自登政府,柴立不阿,奉身早退,有古大臣之风。赐履刚方鲠直,疏举经筵,冀裨主德,庶乎以道事君者欤?光地易攵历中外,得君最专,而疑丛业集,委蛇进退,务为韬默。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

附一、“西学”、“汉学”之争

  康熙相信“西学”。在李光第《榕村续语录》中,有这样的记录,记录的是康熙因身边汉人不懂西方数学而轻视汉族学者:“皇上去年在德州,尚云:‘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我问张英:‘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答曰:‘十个。’余笑曰:‘一百个。’他不解。将算书与他看,看了三日,问他,他说一字也不懂。问他王畿几个侯国大,他仍说十个。算学惟圣人精之,只‘参天两地而倚数’一语已妙极矣……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的,他知道些。他俱梦梦。”

  康熙帝十分西化,喜欢向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江南士大夫挑战,以凌驾汉人之上为快。他懂了一点理学之后,就嘲笑汉人讲的多是“假理学”;他掌握了一些西洋数学,就嘲笑汉人 “一字不知”。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 ,皇帝还号召学者们学习研究欧洲语言文字。

  李光地也认为“西说”“是”“古说”只是西学的陪衬。“古说”有毛病:“词不达意”,“本意走作”

  李光地比较中国历算之学,不够简明。西方数学有公式、公则、定理、定律、定率,有极强的形式感和严格的逻辑过程,而中国“古学”都靠文字式、事例式的表达,都是应用题。如 “王畿千里,有几个百里诸侯之国?”按西方代数学,这问题应是:X=(1000÷100) ″。中国的文字式算学易起误会,而西式代数不经循序渐进的训练不能理解,康熙因此讥笑汉人不懂数学原理。数学形式阻碍了数学的发展,达不到必要的形而上程度,也难以上达到一个理论,一门学科的极限。

  李光地抓住了中国数学的弱点,但这不是他的发现,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已经把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和形式讲得很清楚了。

  康熙朝是继万历朝后,又一个“西学”占上风的时代。由于皇帝的提倡,“西学”在清初的宫廷里有一次被发动起来,但是民间学者有复杂的态度。汉族士大夫很不服气。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跟着说:“圣学聪明”,但内心的不满和怨恨转为对“文学侍从”们的厌恶。

  李光地密友,同为康熙文学侍从的方苞记录卅四年(1695) 秋,他一并被人骂进的情景,说:“余卧疾塞上,有客来省。言及故相国安溪公,极诋之。余无言,语并侵余。”“公在位时,众多诮公。既殁,诋讦尤甚。”

  客观地讲,李光地在汉族民间学者和康熙皇帝和部分西化的满贵之间,是在起折中作用。李光地在较晚的时侯,及时向康熙推荐了梅文鼎。清朝人都知道,是李光地进呈了梅文鼎的《天学疑问》,说服康熙南巡时,召梅文鼎至御舟,长谈竟日。从此,康熙承认中国也有懂西方学问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毋宁说,李光地康熙的态度改变中是起了作用的。

附二:朱、王之争

  理学主张“以理为本”,而陆九渊王守仁等则主张“以心为本”,两派争论数百年,各不相服。清初学术门户之争颇烈,如何在学说之间作出选择,以迎合时势之需,争论相当激烈。李光地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之下,实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赏识。

  李光地认为两派各有短长,是可以互补的,于是提出“以性为本”的论点,兼采,自成理学思想体系。

  李光地虚心好学。他肯定孔子对古礼持多闻阙疑的态度,强调读书最怕是无疑。论学以为宗,于《大学》不用朱熹的修订本,主张用古本;在编定《中庸》章次时,说:“只要明白天命之谓性,《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全部使可豁然。”不采用朱熹的章次,自行编定。

  清《国朝文录》说:文贞之学,本之朱子,而能心知其意,极推透以畅其旨,不阿附以盖其失。”

  他鉴于明朝学风不正,空谈心性,无治国经邦的真本领,主张学者要务实。他说:“吾学大纲有三:一说存实心,二说明实理,三说行实事。”他除儒家经传以外,诸子百家,历数、兵法、水利、律吕、音韵等,都旁涉会通,得其要领。

  李光地在清初的历算活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沟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使18世纪初的科学活动更为活跃。李光地在有清一代,不仅参与了天文历算的组织工作,而且领衔纂修了御制《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他的科学组织活动,是他政治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文历算和其他文化活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康熙的兴趣,促进了清初学术的繁荣。

  从1713年蒙养斋开馆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的编成,李光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光地梅文鼎培养的人才后来成了《律历渊源》的重要参加者。雍正初年刊成的《历象考成》,参加编修、校对的许多人都曾受到李光地梅文鼎的培养或提携,这些人包括汇编:翰林院编修梅瑴成;分校:原任湖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廷珍、翰林院编修王兰生、原进士方苞等人。王兰生李光地的引见,与梅瑴成一起,受到康熙的格外重视,容许破格参加会试和殿试,得以名列进士之榜,这种对学习音韵、历算人士的优厚待遇,在有清一代并不多见。李光地奖掖后进,培养历算人才,为清初科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李光地两度聘请梅文鼎,同时苦心经营十余年,完成了学术宗尚向朱子学的根本转变。李光地朱子和历算的爱好相辅相成,使他能成功迎合康熙,朱子和历算均成为君臣之间唱和的绝好话题,最后使李光地再次赢得康熙的信任而荣登文渊阁大学士之位。梅文鼎李光地之引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康熙对汉人历算水平的看法,也为李光地(乃至汉人) 嬴得了面子,这无疑对改善君臣关系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