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第三卷)

【主要依据《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顾城《南明史》,
以及其他资料编制。】

  陈辉北援张名振名振请援。行动极其迟缓。“旗纛”之争。张名振三入长江之役的意义。)

  收复舟山群岛(撤兵聚思明。海禁。第三次招降。攻陷舟山。张名振之死。清·台州副将马信反正投明。)

  揭阳丧师(克揭阳、普宁、澄海诸县。清军大举来援。揭阳丧师。清军进击厦门、安平。斩苏茂黄梧苏明降清。)

  首次北征失利(攻陷闽安城。清军反攻舟山。进退罗源、宁德。第四次招降。闽安镇失守。)

  再次北伐(敕封延平王。谋大举北伐。陷乐清、温州。羊山受挫。浙江沿海整军。)

  部署长江战役(基本战略意图。加强金、厦基地的防务。谕将士携带家眷随军行动。)

  突破长江防线(进入长江。军兵力情况。占领瓜州、镇江。)

  集军南京城下(进抵江宁[南京]。围江宁而不攻。清廷震惊。清军紧急赴援江宁。)
  
  南京之战
(初战。军全线崩溃。南京之役失败的原因。对南京之役的评价。)

  退保金、厦(退出长江口。厦门保卫战。)

  郑成功向日本乞师请援问题(顺治五年。顺治八年。顺治十五年。顺治十七年。)

陈辉北援张名振

  名振请援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十八日张名振二入长江之后,未接应到上游东下之师,自感兵力不足,曾南下福建厦门请求郑成功出兵相助。郑成功因为同清廷谈判受挫,答应派忠靖伯陈辉带水陆兵一万五千名北上支援。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间,陈辉率舟师北上。

  行动极其迟缓

  陈辉等八月间奉命北上,行动极其迟缓,先在福建福宁地区进攻清方营堡,直到九月初才起航赴浙江、江苏海域。

  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抚宜永贵为塘报事》载:

  “陈辉陈奇黄大进黄兴林锡蓝芳施举沈奇等连舡八百余号,聚党数万余人,自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十一日流突福宁三沙地方,劫掠攻堡,四民震恐,本府及左营将领、道标中军督率官兵与寇相持鏖战二十余日,……

  各逆因而失利,于九月初三等日始扬帆败遁北指。本道复令本府提师尾追堵剿至秦屿店、下沙埕一带,诸寇方舍闯入浙海而去。”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顺治十二年“福建巡抚残题本”》载:“该道看得,海逆联舡北上,自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八月起蹂躏福宁各汛,随处堵剿殆无虚日;至今年(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五月二十七日贼船三百余只,贼首陈辉等六镇鸠集万余,抛泊官澳内,分一百号进钓澳,截我去路。”

  “旗纛”之争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二月,张名振发动三入长江之役,但陈辉部借口“旗纛”之争,根本没有参加。

  据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书李际期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报告,三月初七日清·江南总督马国柱从来降的明·游击罗西峰口中获悉:

  “张名振现有水艍、犁舡等舰八十余只、沙船四百余只。

  张名振曾向国姓夸口南下,故此国姓派陈辉领战船二百艘,并带有兵士;又阮四之大战船近百艘助伊。

  伊等于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祭江,其声势浩大。船起航后,因张名振着陈辉降下旗纛,二人于濠头分裂。十月初五日抵达洋山,遇狂风,陈辉船顺风向温州黄华关以南之三都地方聚集。如此可断言其未来本地。

  阮四前曾行文国姓,请求招募南田(浙江象山县南与石浦相对的海岛)之五六百户人家耕种官田,国姓准之,阮四乃屯驻于官田。是故虽经张名振屡次行文调兵,亦未能来。”

  这场“旗纛”之争的详情不大清楚,但作为军嫡系大将陈辉张名振在距长江口不远的地方会师不过十天左右就闹翻了,陈辉率部南下浙江温州海域。张名振张煌言的失望可想而知。

  陈辉的不肯参加入江战役,自然是奉郑成功之命。次年(1655年)正月郑成功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信(《先王实录》)中说得很明白:“自去岁议和之后,不佞遂按兵不动,即江淮截运之师,亦暂吊回;遣进浙西之旅,亦戒安辑;孙可望李定国请援之兵,亦停未举。此示信于清朝,不可为不昭矣。”

  总之,张名振等进行的长江战役,郑成功给予的帮助微不足道。

  张名振三入长江之役的意义

  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尽管没有取得多大实际战果,但其意义在于:

  一是打击了长江下游清朝统治,暴露了清政府长江防务的脆弱。次年(1655年)五月,清廷派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领八旗兵驻防镇江京口(《清世祖实录·卷91》):同年八月又重新设立江南福山、杨舍、江阴、靖江、孟河、永生各营及沿江汛兵一千八百名(《清世祖实录·卷93》),并把储藏在江宁库中的红衣大炮移至京口,算是亡羊补牢。

  二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舳舻相接,金鼓齐鸣,直入长江数百里,对大江南北复明势力在心理上是一个不小的鼓舞。

  三是在战略上配合李定国进军广东,迫使清政府不敢抽调江南附近的军队赴援广东。

  四是取得入江作战经验,后来郑成功大举进攻南京,由张煌言担任前锋乃是意料中的事。

收复舟山群岛

  撤兵聚思明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闻济度师且至,隳安平镇及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诸城,撤兵聚思明。”

  清廷在抚局完全破裂后,决定再次动武。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三月,清·定远大将军济度率3万满、汉兵入闽。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十二年三月,官军自泉州出攻两岛,为风飘回;分兵攻白沙,弗克而还。”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顺治)十二年三月,官军自泉州出攻两岛,为暴风飘回;分兵攻白沙,弗克而还。”

  六月, 清廷又增兵入闽,前锋进逼安平。

  面对清方主力迫近,郑成功扬长避短,主动放弃业已恢复的漳州、泉州两府属县,把兵力集中到海上,退守金门、厦门与海澄。郑成功将安平眷属和家资尽移往金门,并令部将黄昭拨船接应当地“愿相从者”,“悉渡金、厦两岛居住”

  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和加强己方防务,郑成功下令诸将于征饷后拆毁漳、泉二府属邑的城墙和房屋,所得砖石木料用于建造和加固金门、厦门、浯州诸岛和滨海的海澄县城垣及营房。四月,郑鸿逵拆晋江安平城墙石料修筑东石、大盈、前埔等要塞以及白沙城,作为郑成功退守金门、厦门的前垒。杨英《先王实录》记:“九月,藩驾驻思明州,漳、泉各属邑并漳城俱报拆完平地。”

  军收复漳、泉二府属县不到一年,漳州府属派饷银多达一百零八万两,泉州属县也达七十五万两(《先王实录》),撤退时又夷为平地,这在军事上有其紧迫性,但后果势必失去民心,使自己立足之地越来越小。

  郑成功放弃漳州、泉州大部分地区,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在加强金、厦等岛屿防务的同时,分别派遣部将带领舟师北上浙江、南下广东,使入闽清军主力陷入进战无能,后顾有忧的困境。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六月,郑成功派前提督黄廷、后提督万礼统领十三镇兵员南下广东潮州府攻城征饷。

  七月,郑成功派中提督甘辉、右提督王秀奇等率领陆战兵乘船北上会同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部伺机进攻浙江、江苏。

  海禁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六月,清廷为切断军与内地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清廷中止出海贸易政策,厉行“海禁”,下令沿海地区“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清世祖实录·卷92》)。但是,这一禁令收效并不大。(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海丝之路没落篇·清·海禁》、《清初迁界》)

  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抗清军占据闽南大片地区后,清廷进一步规定:“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道皆论死。”(《清世祖实录·卷102》)

  第三次招降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济度次泉州,檄招降,不纳;易为书,成功依违答之。上又令芝龙自狱中以书招成功,谓不降且族诛,成功终不应。”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九月,济度统清军攻复泉属各县,进驻泉州,並由清·总督刘清泰复致书郑成功,先以晋封郑成功为潮王诱降之,郑成功不受;最后再用清将固山之兵力威胁之,且以祖母安全打动之。郑成功笑而曰:“用以固山兵力来威胁,吾不足懼怕。”便不复书。

  攻陷舟山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遣其将洪旭陈六御攻陷舟山,进取温、台。”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十月二十二日,郑军甘辉王秀奇部进抵舟山,次日围城;张名振部也从崇明一带沙洲南下参加会攻舟山战役。(《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舟山将官投贼残揭帖》)

  十一月初三日,清·浙江巡抚秦世祯揭帖报告:“自王师(指济度所统清兵)大进,兵力全注于闽中,而逆豕奔,贼众亦全注于海上。”“闽、浙逆众联合(指北上的甘辉部和南下的张名振部),有排山倒海之势”,“南北贼艘逾千,贼兵数万,围困舟山,声息不通。”(《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

  十一月二十六日,据守舟山城的清军副将把成功(译音,蒙古族人,《海上见闻录》作巴成功反正来归。明军收复舟山群岛这一战略要地(《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浙江巡按叶舟揭帖》)。清·定关守将张洪德也率部归明杨英《先王实录》作张鸿德

  郑成功考虑到留守金、厦的兵力不足,左提督祥符伯赫文兴又病死,决定调甘辉等率主力回守根本,由总制陈六御“督定西侯张名振、英义伯阮骏等镇守舟山”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十二月十三日,甘辉王秀奇等率部回到厦门。郑成功把成功起义来归非常欣赏,改其名为把臣兴,授骁骑将军印管镇事。

  张名振之死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名振进率所部攻崇明,谋深入,成功嫉之,以方有和议,召使还。名振俄遇毒死。”

  在军攻下舟山城不久,张名振去世。关于张名振之死的时间和原因,众说不一。

  亲史籍说张名振病死。

  其他史籍则说是郑成功命人毒死。

  清·江南总督马鸣珮揭帖(《明清档案·第29册》)称,据来降兵丁报告说,因攻崇明失利,郑成功要捉杀张名振名振惊愤,得病而死。张名振去世的时间在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十二月间。

  沈光文有挽定西侯诗(《沈光文 斯庵先生专集》)陈汉光注:定西侯,即张名振,系隆武元年(顺治二年)鲁王所封,死于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此诗应系是时所作。”

  张名振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清·台州副将马信反正投明

  在军北上时,清·台州副将马信曾派使者李国宝至军中接洽反正事宜。

  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正月十二日,郑成功派忠振伯洪旭率战船三百余艘进至台州港。是日夜间,马信借口“海贼临城,请议堵剿”,待文武官员到齐后,马信喝令把兵巡道傅梦吁、知府刘应科、通判李一盛、临海知县徐钰等逮捕。次日,开狱放囚,除将尚未建成的战舰烧毁外,带领部下兵马四百余名、家眷和府、县库存钱粮、兵器弃城乘船来归。(《明清史料·已编·第四本·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

  郑成功大喜,授马信挂征虏将军印管中权镇事。(《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

  郑成功把成功马信和后来李必王戎的来附特别优遇,原因是这些北方将领带来一批擅长骑射、惯于陆战的军队,正可弥补自身军队的不足。这和清廷致力争取擅长海战的施琅黄梧苏利许龙等人,是同一个道理。

揭阳丧师

  克揭阳、普宁、澄海诸县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八月初五日,黄廷万礼统领苏茂林胜等二十余镇将、兵丁六七万包围广东潮州府属揭阳县城,黄廷围东门,万礼围北门,苏茂围西门,皆树栅开堑为久驻计”林胜劄营于人家头乡阻击潮州府来援清军(乾隆《揭阳县志·卷7·事纪·附兵燹》)。同时,分遣兵将到各乡寨去征米征银。

  八月十三日,军击败由广州来援的清将郭登贤张祥部,歼敌三百余人。

  八月二十五日,军又在狮抛球击败清·饶平镇总兵吴六奇部,杀敌八百余名。据《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载,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广东巡抚李栖凤曾联名上疏朝廷,建议授吴六奇协镇潮州总兵,驻镇饶平,额定兵员为一千名。狮抛球战役中吴六奇部所受重创可想而知。

  到九月初七日,揭阳被围已一个多月,守将游击杨伦、知县段有黻等见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以交出揭阳为条件,请求军网开一面,放他们逃出该县。经黄廷等同意后,清方官兵撤出揭阳,军入城委派了知县等官员,“设糜粥以济饥民。”(乾隆《揭阳县志·卷7·事记·附兵燹》)

  军乘胜,于九月初九日克普宁县,九月十三日克澄海县。

  清军大举来援

  军连克揭阳、普宁、澄海,清·广东当局大为震惊,他们探得李定国当时正在广西横州,其部下六将都已进至与广东接境的容县(《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顺治十三年闰五月两广总督李率泰揭帖》),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会商后,惟恐军趁势直下潮、惠,李定国军再入罗定、肇庆,将两面受敌,不堪设想。于是,决定趁李定国军尚在广西,首先出兵迎战军,抽调平藩下左翼总兵许尔显、靖藩下左翼总兵徐成功部与总督标下兵马共一万余名,会合潮州总兵刘伯禄、饶平总兵吴六奇等部七千余人,大举来援。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军在揭阳附近的琅山筑四大营盘,待机而动。

  清·潮州知府黄廷献令乡寨供粮草,当夫役,百里内竹木祠宇俱毁伐无存;老幼被拘者索取财贿取赎,使令稍不如意,即殴扑至死。又造事诬扳惨毒,无异闽寇。”(乾隆《揭阳县志》卷七《兵燹》)

  揭阳丧师

  清、双方相持到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二月,黄廷召集诸将商议作战机宜,左先锋苏茂积极主张进兵决战,自告奋勇打前阵。金武营将郭遂第(即华栋提出进攻时大军须过钓鳌桥,桥面狭窄,如果作战不利被迫后撤时将会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他主张持重。

  经过一番争议,黄廷决定采纳苏茂建议,出城决战,由苏茂任前锋,前冲镇黄梧、护卫左镇杜辉继进,殿兵镇林文灿、援剿右镇黄胜为后援;黄廷亲率后劲镇杨正等抄出敌后夹击。

  不料,清方早有部署,先派出小股游骑佯抵一阵,等待军大部过桥后突然前后合击,把军截为两段。混战当中,苏茂身中两矢一铳,带伤突围而出,军阵势大乱,后撤时因桥面过窄,黄胜林文灿二将和许多士兵被挤入河中淹死。

  此战,《揭阳县志》云军战死者四千余人,《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记“兵死者五千余人”,《先王实录》等书云“折兵大半”。《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会剿揭阳闽寇残件》记双方交战于揭阳万里桥,军失利,黄廷下后营镇副将何猛阵亡,年月及情节均与方记载不符。

  《先王实录》载:二月二十五日,军再次同清军交战于东村渡,又被击败。郑成功接到揭阳战败的消息后,下令放弃该地,命黄廷率师登舟在广东海域探听永历朝廷消息后返航。

  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十三日,黄廷领南征将士放弃揭阳、普宁、澄海三县,于揭阳港登舟出海,带回在潮州地区征得的饷银十万两、米十万石。回到厦门后向郑成功报告舟师航行到大星所(约为今广东省惠东县南地名港口),探得“行在驻跸高、琼(今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省),声援难通”

  清军进击厦门、安平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三年(四月)济度以水师韩尚豪部)攻厦门,成功遣其将林顺陈泽(左右合围)拒战,飓起,(清舰漂沉无数,大败)师引还。”

  清军进入安平,焚毁安平市镇及型厝、西土安、皇恩、后库等村庄。安平港再次遭到严重破坏,从此废弃闭绝近30年。

  斩苏茂

  杨英《先王实录》记: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二月间郑成功闻败讯,先调回苏茂黄梧杜辉等,三月间斩获苏茂徇军中。

  郑成功提出,苏茂轻敌致败,黄梧杜辉不及时应援反而临阵退却,都应该处斩,由于众将跪告求情,才仅斩苏茂一人,杜辉捆打六十棍,黄梧寄责,各戴罪图赎(《先王实录》、《海上见闻录[定本]》)。《台湾外纪》作罚黄梧赔偿盔甲五百副。

  苏茂被杀的具体日期应在五月。苏茂之弟苏明在后来降清后揭帖中说:“顺治十三年五月内,兄以疑被戮”(《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应以此为准。

  郑成功御将之道以严著称,这在明末军纪涣散的情况下确有必要,但他的性格过于刚强,往往失之偏激。苏茂在揭阳战役中虽轻敌寡谋,但勇于进战,负伤突围,本应薄责示警,以观后效。郑成功把他处斩,首级传示军中,显然过于苛刻。

  据江日升《台湾外纪·卷4》记载,郑成功是因为获悉苏茂曾经掩护施琅,使他得以叛逃清方,怀恨于心,必欲杀之,这次借揭阳战败为由将其处斩。诸将不明底细,“咸有微言,曰:论揭阳之败,无非天意,岂战之罪?虽不从郭遂第之言,其气可以吞敌,何至于死?况战功难以枚举,非他人所可比,藩主如此施行,岂不令人寒心!郑成功见诸将不服,乃厚加殓葬,养其妻孥,自作祭文:“马谡非无功于蜀,然违三军之令,虽武侯不能为之改”云云。这显然是玩弄权术。

  黄梧苏明降清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以军储置海澄,使王秀奇黄梧苏明同守。先与攻揭阳未克,成功,并责并怨成功,俟秀奇出,以海澄降济度。诏封海澄公,驻漳州,尽发氏墓,斩成功所置官。”

  郑成功更大的错误,是在处死苏茂之后立即派黄梧苏明苏茂族弟)镇守海澄县。这里“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曾动员大量人力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屯积大量军械、粮食,使之成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大陆前进基地,同金门、厦门组成犄角之势。

  清·济度以漳、泉属邑皆下,独海澄未复,遂向黄梧苏明百计诱降。黄梧既牵连受责,心怀二意,就同“痛兄苏茂被戮”的后冲镇副将苏明密谋降清(《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

  俟王秀奇他调,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六月二十四日夜间,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官八十余员,兵丁一千七百余名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方。(《明清档案·第二十八册·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福建巡抚宜永贵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福建巡抚宜永贵揭帖》)

  驻守海澄县五都土城的副将林明火速报告郑成功成功大惊,派大将甘辉统诸将驾快哨船连夜开赴海澄,天亮时清兵已入城据守,甘辉等无可奈何,只能掩护林明部把土城内军械粮食搬运下船,返回厦门。

  海澄之失,对郑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叹息道:“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王元士(知县)如此悖负,后将何如用人也!”杨英《先王实录》)

  清廷得报黄梧苏明以海澄县来归,欣喜不已,于八月十七日决定,将原清、和谈时准备授予郑成功的爵位海澄公封给黄梧(《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兵部揭帖、封黄梧为海澄公敕谕稿》)。授苏明为都督佥事,不久加衔为右都督(《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顺治十四年四月初四日都督佥事苏明揭帖》)。

  黄梧叛明投清,受封公爵,大有平步青云之感。可是好景不常,他不久就发现这是清廷玩弄的政治权术。

  顺治十四年(1657年),黄梧部下的兵丁被清朝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调走。《海上见闻录[定本]》记:“永春义师林忠袭破永福县。清部院李率泰发兵救援,檄海澄公黄梧,未至,疑之,尽拨其辖下官兵分入八旗。黄梧大悔。”

  杨英《先王实录》亦载此事,并云:黄梧只剩随从数人,始悔叛之误也。有思来归,藩弗纳之。”

  《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顺治十八年十一月清廷兵部揭帖》载升同安副将施琅为同安总兵官时云:“此副将所管兵丁一千,原系海澄公黄梧标下之兵”,其部“仍作海澄公所属。”实际上黄梧并没有兵权。

  同时,黄梧位高而金不多。《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顺治十六年十月初六日海澄公黄梧揭帖》说,自己投顺“已逾两载,而常禄未沾。前岁蒙大将军世子王月命有司暂给爵俸银三十两,而禄米概未有及”,他全家二百余口,不够吃饭,遑论其他。

首次北征失利

  攻陷闽安城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攻陷闽安城牛心塔,使陈斌戍焉。”

  海澄县易手以后,郑成功的兵力虽然还相当强盛,但控制的地盘差不多仅限于金门、厦门、南澳等沿海岛屿。为解决兵饷来源和扩大影响,郑成功除了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海外贸易,还亲自统率军队进攻福建省会福州。

  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七月,郑成功任命甘辉为元帅,率水师攻福州。郑军攻克闽安镇。并沿鼓山一线进军福州,被守城清军击退,乃退回闽安及罗星塔。

  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记: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海兵破闽安镇,陆路由古岭,水路由大江。十九日掠鼓山下各村及东北一带,乡村俱焚。二十一日掠南台至洪塘,皆焚烧无遗。……围城(福州)之中,百姓皆分垛守御,灯火器械,各令自备。至二十七日始退,据闽安镇……”

  九月间,郑成功亲自视察闽安镇,认为这里是福州的门户,令工官冯澄世调集民夫增筑土堡城寨,为长久之计,在罗星塔、肖家渡也拨兵戍守,由后提督万礼坐镇闽安,总督水陆防守。这一部署是在福州外围设置重兵,扼守闽江口,牵制福建清军主力。

  清军反攻舟山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大将军伊尔德克舟山,击杀六御。”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浙江巡抚陈应泰揭帖残件[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到]》载:

  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宁海大将军伊尔德(又译作宜尔德、提督田雄指挥满、汉兵再次进攻舟山。明将阮骏等率领舟师迎战。

  八月二十六日,清军全力进攻;阮骏伤重而死,总制陈六御、总兵张洪德张晋爵李廷选阮凯姜英等阵亡,残余明军乘船逃往外洋。

  八月二十七日,清军在舟山登陆,占领舟山群岛。

  由于当时清朝水战兵力和经验都还不足,为了避免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攻占舟山留军戍守,结果被郑成功大批海师包围,守将孤立无援,被迫投降的情况再度发生,又为了防止明军重来以舟山为基地,清方文武官员商议后决定把该岛城郭房屋全部拆毁,居民统统赶回大陆。从这时起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舟山群岛基本成了一片废墟。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浙江巡按王元曦“为海外孤城已复,封疆善后宜图”事题本》载,王元曦在顺治十三年十月初三日奏疏中说:

  “查舟山经岁之入钱粮不过四千四百余两,粮米不过七百九十余石,悉其所供仅亦锱铢,量其所费,当得钜万。……

  更有虑者,舟山民物渐集之后,贼以釜底游魂保无窥伺?是有舟山而有居有食,反起贼垂涎之心;无舟山而无居无食,反制贼必死之命。

  臣区区之愚,窃以舟山原系海外之地,或应暂置海外,无烦议兵增守,以示朝廷不勤远略之意。至于百姓,料亦无多,或于班师之日听其择便,愿为兵者编入卒伍,使之随行报效;愿归业者安插宁波一带,使之耕凿得所。”

  这一建议得到清廷批准,后来浙江巡抚佟国器在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揭帖中谈到:“顺治十三年十一月间议弃舟山,业经奉文遵行讫。……惟是弃舟山之时,毁城迁民,焚毁房屋,当日虑为贼资,是以惟恐不尽。职查舟山旧城周围五里,仅存泥基,砖石抛弃海中。”(《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

  道光《宁波府志·卷15·海防》亦云:“国朝顺治初舟山为明季遗顽所据,八年始讨平之。旋陷于海寇。十二年(应为十三年)再攻克之,遂徙其民,弃舟山为界外。”

  进退罗源、宁德

  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十二月,郑成功统舟师在福州以北的梅溪登陆,经飞鸾、白鹤岭攻罗源、宁德。

  清·郑亲王世子济度派梅勒章京觉罗·阿克善(又作阿格商阿克商等将率马步兵数千,尾后牽击。郑成功采取诱敌深入战术,设伏诱击于护国岭,大败来援的清军,阿克善被击毙,清兵败回者仅数百骑。

  杨英《先王实录》记阿克善陈蟒所杀;江日升《台湾外纪》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说是甘辉所杀。《满汉名臣传·卷9》、《清史稿·卷242·本传》说他在顺治十四年福建罗源战役中阵亡。

  罗源、宁德二县守城清军闭门不出,郑成功的作战意图本不在于占领该地,他分遣官兵到二县乡村搜括粮食,大约积足三个月之用后就主动撤退了。

  第四次招降

  郑成功进军罗源、宁德时,清廷大震,又迫郑芝龙差家人谢表持巡抚佟岱书来宁德见郑成功,再度相劝就抚。

  郑成功览后,谢表劝进曰:“少主公,天下已定,徒劳无益矣。”郑成功大怒,拔剑叱止曰:“尔小子敢多言,砍尔首级。”吓得谢表魂不附体,日夜跪哭:“请替老主公打算,早日降清。”郑成功不理。

  待至大破清兵杀清将阿格商之后,令谢表持书还,自是抚议永绝。

  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郑成功还曾多次派出军队到浙江、福建沿海地方筹集粮食。二月,郑成功派遣张英率师攻福建兴化等地,取溫州,所至皆捷。七月,郑成功率大军北上进扎涵头、浙江黄岩地方。八月,北略黄岩、台州(府治今定海)。《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陷台州。”

  闽安镇失守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四年,鸿逵(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n《泉州人名录·郑鸿逵》)。师克闽安,降而杀之。”

  军固守闽安镇长达一年之久,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九月才为清军收复。(《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顺治十四年九月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为闽安攻克大捷”事揭帖》)

  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九月,清·浙江福建总督李率泰利用郑成功主力进攻浙江台州,福州闽安镇守御力量单薄的机会,决定乘机攻克该镇,以解除福建省会的威胁。他同固山额真图赖郎赛商议后,抽调满、汉大批军队,水陆三路进攻闽安镇。

  九月初七日,先派水师出闽江口,切断海上来援的军。

  九月初八日开始,陆路分兵二支,一支由鼓山出发,一支由南台西路出发,大举进攻。

  参加进攻的清军,除图赖郎赛两固山额真统率的满军外,还有总督李率泰标下、巡抚刘汉祚标下军队,精奇尼哈番沈永忠部、提督马得功、总兵王之刚苏明等部,兵力相当强大。

  而郑成功北上进攻浙江省台州时,抽调了后提督万礼部主力随行,在闽安镇只留下了五军戎政王秀奇节制护卫前镇陈斌、神器镇卢谦、前提督下右镇余程留守闽安镇,兵员不过数千人。

  双方自九月初八日开始激战。清军用红衣大炮猛轰闽安寨城,军兵单势薄,难以招架。十四日清军攻克闽安镇,驻守顶寨的右镇余程和部下兵士全部阵亡。

  清军转攻罗星塔寨。据守该处的陈斌卢谦兵力不敌,向郑成功紧急请援。因双方距离过远,救援不及。十五日,陈斌卢谦施琅(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n《泉州人名录·施琅》)的招徕下带领官兵一千三百人向清方投降,罗星塔要塞失守。此外降清的尚有官弁一百二十一名、兵丁二千六百四十八人。

  郑成功急弃台州南下回救,闽安已失,引回思明(厦门)。闽安战役以清军获胜告终,不仅解除了省会福州的威胁,而且歼灭军五六千人。

  关于陈斌卢谦降后被杀一事,有多种说法:

  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陈碧笙校注本)记:“守罗星塔护卫前镇陈斌、神器镇卢谦俱被获逮去,不屈,杀之。”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记:陈斌等死守罗星塔待援。总兵施琅遣人招卢谦等剃发投诚,全师至福州。李率泰令大厅按册内花名领赏,五人一队,从东辕门入,由西辕门出,即收其器械,枭首千有余人,斩讫,方收等并杀之。”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施琅招降陈斌等后有小注云:“后说李率泰尽杀之南台桥,凡五百余人。”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1989年)中载:清·总督李率泰借口事先招降未顺,直至“已断粮饷,又无援兵”的困境下才被迫投降,决定以“犒赏”为名,“逆贼伪镇南将军陈斌率沈奇镇伪总兵陆钱(系“神器镇伪总兵卢谦”之误译)及其属下来降,……均杀之。”

  应该以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为准。

再次北伐

  敕封延平王

  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九月,永历帝·朱由榔已迁入云南昆明之后,决定进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冬十一月制作印敕完备后,派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等为使者取道广西、广东,航海至厦门,行册封礼。

  周金汤等到达厦门已经是顺治十五年戊戌(永历十二年,1658年)一月。

  《敕封延平王诰》如下(引自许浩基编《郑延平年谱》)

  “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

  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啮臂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十年,蜡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繁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以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河山之誓。

  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修茅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尚敬之哉!”

  在这以后,郑成功和他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一直以延平王的身分,奉明朝永历正朔,在东南沿海独树一帜。

  谋大举北伐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五年,谋大举深入。”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

  一月,郑成功接受册封延平王后,即表奏永历帝,请命李定国出洞庭,会师江南;同时还约鲁王部将张煌言出兵,参加北伐。

  三月,郑成功调各提镇舟师回厦门,在厦门港筑演武亭,精选良将锐卒,整编大军,训练营伍,筹集粮饷,备大举图江南。郑成功拥兵十七万,分以五万习水战,五万习骑射,五万习步击,以万人为策应;并选壮勇者5000人编入左右武卫、虎卫亲军,戴铁面、穿铁甲,绘朱碧彪文,矢铳不能伤,专立于阵前砍马足,号称“铁人”,由左虎卫陈魁统率。

  为解除北伐后顾之忧,早在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郑成功回思明(厦门)后,两次派兵攻破鸥汀寨,破巨寇许龙,克粤东澄海。

  五月初七日,郑成功颁布北伐令。郑成功对众将言:“此番孤军侵入重地,当于死中求生。胜此一阵则破竹之势成,功名富贵近之矣。进生退死,本藩当身先陷阵,以为尔率。尔等其勉之。”(《靖海志》)

  郑成功为严格约束部队,提高战斗力以取得民援,特颁布军纪条令:官兵除沿途取粮外,不许奸淫掳掠,不许抓夫屠畜抢夺等,违者枭首示众,将领连罪。

  这次动员的兵力,据清方档案记载至少有船舶一千余艘,浙江巡抚陈应泰在后来的九月十五日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竟说有“五千余艘”

  陷乐清、温州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与其将甘辉余新等率水师号十万,陷乐清,遂破温州,张煌言来会。”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五月十三日,郑成功黄廷洪旭郑泰守厦门,自率大军从厦门出发北上。

  五月中旬,中提督甘辉统领前军乘船进至沙埕;五月二十七日在桐山(属今福建省福鼎县,与浙江省接境)一带征粮。郑成功亲自带领的主力也到达距沙埕三十里的岑屿。

  留守金、厦一带的兵力比较单薄。“重兵劲卒尽数而出,所余留守老巢者虽有三镇、五镇之众,不过老弱病养并在其中。”清·福建提督马得功乘机出兵,于六月初四日攻占泉州附近的军基地白沙(即郑鸿逵归隐地)(《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顺治十五年六月初十日福建巡抚刘汉祚揭帖》)

  六月初十日起,张煌言甘辉马信等集中兵力进攻浙江温州府属的瑞安县城。

  浙江巡抚陈应泰于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六月二十五日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报告:

  郑成功“率伪镇张煌言甘辉把成功,按:把成功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死沙埕,其部参加温州府战役,他本人不在军中)马信诸逆”进攻温州。

  “联舡数千,甲兵数万,分道突犯,密布帐房,扎营绵亘四十余里,烟火蔽天。此番大举非比寻常登犯,且贼舡横截飞云江口(飞云江流经瑞安县城西南入海),援兵莫渡,平(平阳县,在飞云江之南)、瑞(瑞安县)二县声息不闻。又复水陆并进,窥伺郡城(温州)。我兵首尾牵制,万分危迫。”

  清政府除集中浙江驻守军加强防御外,还从河南、江西、山西、山东抽调兵马增援。

  军在温州地区征集粮饷后,即移舟北上,准备入长江,攻取南京。

  羊山受挫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将入江,次羊山,遇飓,舟败,退泊舟山。桂王使进封为王,成功辞,仍称招讨大将军。”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七月初二,郑成功统领大军至浙江舟山。此行的目的,正如郑成功所说:“我提师望复神京,以为社稷”杨英《先王实录》)

  八月初九日,军乘船由舟山进抵羊山。羊山即今浙江嵊泗西南海中大、小洋山,属崎岖群岛。这里是“海道必由之路”,“南至定海,北至吴淞,皆一潮可到,盖江、浙之交界也”(《观海指掌图》)

  八月初十日中午,成功召集各提督商讨进兵机宜。不料陡然之间乌云滚天,狂风骤起,大雨如注,波涛汹涌,军舟船对面亦不相见,互相撞击和为大浪颠覆,兵将、船艘、器械损失巨大,沉舟舰50艘,漂没官兵8000人。

  候代浙江巡抚陈应泰于顺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报告:据被俘军供称,“前被飓风,国姓淹死亲子三个,内一个六岁,一个五岁,一个一岁;又淹死老婆三个。”

  杨英《先王实录》作淹死“六位妃嫔”

  郑成功遭这一意外打击,说:“今船只兵器损失,长江难进矣。须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先王实录》)

  八月十四日,郑成功拒绝返回厦门的建议,督师回到舟山滃州进行休整,并合兵部右侍郎张煌言兵。

  浙江沿海整军

  由于舟山岛一片荒芜,大军难以久留,九月初,军船只分三帮经舟山群岛与镇海县之间的海峡南下。

  军中一些清方投降过来的北方兵将不习惯海上军旅生活,被羊山飓风吓坏了,纷纷逃走。郑成功一面整顿队伍,制造器械,修补船舰,筹集粮饷,准备明年再举;一面在南返途中攻克台州、海门卫、黄岩县、磐石卫、乐清县等浙江沿海要地。

  大致说,从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八月羊山受挫,到次年五月入吴淞口进攻南京的半年多时间里,军主力一直驻于浙江沿海一带,郑成功本人也往来于磐石卫、沙关(今浙江、福建交界处之沙埕)二地。

部署长江战役

  基本战略意图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二十日(明·大统历闰正月,清·时宪历闰三月,此处系明历)郑成功由沙关来到磐石卫,下令各提督、统领、总镇“速办船只,催完饷务,限三月内齐到磐石卫听令”杨英《先王实录》),着手部署长江战役。

  郑成功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发动长江战役,大举进攻南京,是基于以下基本战略意图:

  一、据情报,清军主力除留守北京以外,已开赴云贵一带,驻防南京一带的兵力非常薄弱,其中满族军队只是昂邦章京喀喀木带领的一支小队伍。

  二、从内地复明志士魏耕等人提供的消息得知,江南各地汉族官绅士民反清的潜在势力还相当大,判断以优势兵力大举展开长江战役,必将收到远近来归的效果。

  三、江南是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之地,又是全国的腹心之区,一旦夺得该地,不仅将使明、清在经济实力上发生逆转,而且攻克南京之后趁势收取长江中下游,将造成清朝统治区南北隔断,为下一步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四、朱元璋是以南京为基地完成统一大业的,南京在明代先后是京师和留都,尽管清朝在顺治二年(1645年)将其改为江宁府,但在相当多的人们心目中这里仍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之一。

  因此,在郑成功等人看来,攻下南京,收取长江中下游各地,复兴大业将由出没海岛之间移到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明、清相持的局面将大为改观。

  加强金、厦基地的防务

  长江战役之前,郑成功吸取上年北征时清军趁虚攻陷白沙的教训,留守金门、厦门等地的兵力显然有所加强。这对于保证后方基地安全和牵制福建清军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八月向朝廷报告(《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

  “今逆孽虽犯江宁,而厦门各岛乃其巢穴。

  近据各汛报称,有伪提督黄廷等领兵数千留守厦门,尚有多贼分布各汛港口,浯州则有伪前镇戴捷,◇州则有伪仁武镇康邦彦,把守海澄港口、海沧等处则有伪礼武镇林顺,泉州港口蜂尾等处则有伪中镇黄昌,游移高崎地方乃系伪援剿右镇吴胜,铜山更有伪护卫右镇黄元同伪忠匡伯张进,南澳则有伪忠勇侯陈豹,定海则有伪五军都督陈尧策等。

  或一伪镇领兵千余名,驾船数百只,或扼守各港要区,或往来沿海窥探。无时不图登掠,无汛不用堤防……”

  谕将士携带家眷随军行动

  郑成功用兵历来把将士的家属安置于比较安全的地方,拨兵保护;这次却“传谕官兵搬眷随征。谕云:官兵远征,不无内顾;携眷偕行,自然乐从。本藩统领大师,北伐丑虏,肃靖中原,以建大业。虑各勋镇将领官兵,永镇之时有为家之念,已经着兵、户官拨赶缯船配载各眷;各令有眷官兵照依派船载来,暂住林门,候令随行”(《先王实录》)

  郑成功还特地指派忠靖伯陈辉、宣毅前镇陈泽领水师一镇保护女眷船只,随军行动。《先王实录》载,“时官兵俱各欣悦”,只是苦了晕船的女眷们,“颇有怨言”

  古语云“军中有妇,士气不扬”(《汉书·卷54·李广苏建传》)郑成功当然不会轻易违反这个军事原则。但他这样做的原因,是认定攻克南京、收取江南有必胜的把握,命令中用了“永镇”字样就是个证据。这无疑犯了轻敌的错误。

  徐孚远《钓璜堂存稿·卷20·北伐命偏裨皆携室行因歌之》对郑成功决定命将士携眷属随军一事进行讽刺:
       “浪激风帆高入云,相看一半石榴裙。
        箫声宛转鼓声起,江左人称娘子军。
        长江铁锁一时开,旌旆飞扬羯鼓催。
        既喜将军挥羽入,更看素女舞霓来。
        挥戈筑垒雨花台,左狎夫人右酒杯。
        笑指金陵佳丽地,只愁难带荔枝来。”

  从明、清两代战史来看,明·太祖·朱元璋曾规定将领出征不得携带家眷,这固然有扣留妻子为人质,防止将领叛变的意图,但对于将士在前线作战时无旁顾之忧显然起了积极作用。清朝制度也颇为类似,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载,“清制:惟王行师可携妇人(非正妻),贝勒、贝子、公皆有定数;公以下不得有。”

  郑成功决策的失误,对进入长江之后郑军不愿舍舟陆行,南京城下战败后匆促撤出长江,显然都有密切关系。

突破长江防线

  进入长江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六年五月,成功甘辉余新等整军复出,次崇明,煌言来会。”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三月廿五日,郑成功集训全軍于盘陀桥

  四月,郑成功张煌言亲统大军北上。二十八日到达浙江定海,经过两天激战,全歼镇守该地的清军,夺取了定海炮城,焚毁清水师船只一百余艘。这样,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制造了进攻浙江宁波府的假象,吸引江苏、浙江清军来援。

  五月初一,郑成功率领兵马十余万分乘大小船舰三千余只从定海北上,分三路进发,由中提督甘辉统前军,郑成功亲率兵将居中,总兵陈文达殿后,浩浩荡荡起航,由浙东沿海登舟山,攻崇明,泊船吴淞口。

  五月十九日,军由吴淞口进入长江,郑成功刘登与清·苏淞提督马逢知(原名马进宝联系反正事宜。

  杨英《先王实录》记:“十九日,移泊吴淞港口,差监纪刘登密书通报伪提督马进宝,合兵进讨。以前有反正之意,至是未决,欲进围京都(南京)时举行,故密遣通之。未报。”

  《清世祖实录·卷139》记,在后来审讯马逢知时,马逢知招认:“将海逆差来伪将刘澄不即诛戮,仍行放回。”“阴附逆贼是真。”又记:“江南巡按马腾升逢知结为兄弟,同谋隐徇。”

  《清世祖实录·卷143》又记:“海逆郑成功曾遣伪副将刘澄说令逢知改服衣冠,领兵往降。逢知声言欲杀刘澄,而实未杀,反馈刘澄银两,又差人以扇遗成功,又将申报成功投诚本先示成功……”

  军兵力情况

  当时郑成功的兵力是相当强大的。其优势不仅是出动了3000多艘船舰、10余万兵力,而且装备精良。仅从马龙部的配备可见一斑。

  马龙原为鲁监国张名振部将,张名振死时嘱咐所部兵将由张煌言领导,但马龙部后来却被郑成功改编为藩前军。杨英《先王实录》记,郑成功部署入江战役时令五军张英督首程大船,“拨就都督罗蕴章(亦为张名振旧部)马隆(即马龙船引港”。

  据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顺治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为恭报投诚伪帅仰祈部从优叙用以彰鼓励事”题本》载:军进入长江之前,五月初八日郑成功藩前军前镇马龙在乍浦降清。随马龙降清的有5艘船,其中水艍船2只,双篷船2只,水底舡1只,兵丁及家属男妇共140余名口,可是携带的装备竟有红衣炮13位,铜百子炮45位,三眼枪、鸟枪10杆,火药42桶连桶共重1889斤,红衣铁弹1663出,百子铁弹182桶连桶共重8899斤,铁碎子105桶,连桶共重5190斤,铁盔甲42顶,铁甲26身,铁蔽手9副,铁裙9条,铁遮窝14副,还有棉盔甲、刀、箭、长枪、藤牌之类。

  这5条船虽仅100多人,拥有的进攻性火炮和防身的铁盔甲之类数量相当惊人。

  军的弱点是:一没有马,二携带妇女家属。

  明朝末年军事装备已经由冷兵器为主逐渐向铳炮等热兵器为主过渡,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进步。由于当时火器性能较差,装药填弹费时,在一些场合下不如使用弓箭刀枪等冷兵器的骑兵机动灵活。清朝统治者虽然继承了明代的部分火器,但总的来说更重视传统的骑马射箭。火器的优越性在江、海战中能够充分发挥,这正是郑成功张煌言的军队克敌制胜的主要原因。

  占领瓜州、镇江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取瓜洲,攻镇江,使煌言前驱,溯江上。提督管效忠师赴援,战未合,成功周全斌以所部陷阵。大雨,骑陷淖,成功兵徒跣击刺,往来剽疾,效忠师败绩。成功入镇江,将以违令斩全斌,继而释之,使守焉。”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初一日,军进至江阴,清朝文武官员凭城扼守。郑成功接受诸将建议,以县小不攻,率师西上。

  六月,军至丹徒,泊焦山祭天地。

  六月十六日进攻瓜州。瓜州在今江苏邗江县南,大运河入长江处,与镇江市隔岸相对。

  郑成功见清军在瓜洲筑炮台,江中设浮营(木城)与铁链、船只连结而成的锁江防线“滚江龙”,布防严密,命令先锋马信攻瓜洲,张煌言等人从上流合击。该役,焚毁清军江上浮营三座,选派善潜水者斩断“滚江龙”,开通江道,发兵强攻,阵斩清·游击左云龙,破敌满、汉兵马数千,夺得谭家洲大炮数十门,使清方苦心经营的江防工事全部瓦解。

  同一天,军攻克瓜州,清·操江巡抚朱衣助杨英《先王实录》等书作“朱衣佐”)投降,郑成功命援剿后镇刘猷镇守该城。

  《海纪辑要·卷1》载:“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年)……赐姓舟至焦山,谓诸将曰:‘瓜、镇为金陵门户,须先破之。’乃授诸将机宜。值南风盛发,各率所部进据瓜州上流。十六日,自督亲军及甘辉等将直扌寿其栅,清操江军门朱衣佐、城守左云龙率满、汉骑兵迎战。赐姓麾军大进……清兵大败。斩左云龙于桥下,擒朱衣佐,遂克其城。……召见朱衣佐,将欲用之;以有母存,哀恳求归,给资斧纵还。”

  六月十九日喀喀木郎廷佐给清廷的告急题本(《满文兵科史书》)中说:“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于六月十七日报,瓜州城两翼所有红衣炮均被掠去等语。旋经询问自瓜州逃回披甲等,则称瓜州失陷是实。”

  张煌言《北征录》记,攻克瓜州后,郑成功本拟直攻南京,煌言建议应先取镇江。成功采纳了他的建议,亲领主力攻镇江,让煌言率舟师先往南京。

  六月二十二日,军在镇江银山大破清·江宁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派来的援兵,清·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献城投降。成功命右武卫周全斌、后冲镇黄昭入城防守,降将高谦以熟悉地利留之协守,其部下兵马调随主力进攻南京。又派工官冯澄世为常镇道,戴可进仍署知府事。(顺治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清·两江总督郎廷佐题本、驻江宁府昂邦章京喀喀木奏本、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奏折,均见《满文兵科史书》)

  《先王实录》载:六月二十五日,郑成功亲自巡阅镇江府城,在北门外甘露寺举行了阅兵典礼,谆谆戒谕右武卫周全斌、常镇道冯澄世“城守贵乎严肃,宁民必以简静。镇江首先归顺,乃为恢复之始,当十分加意抚字,以为天下榜样。宜严束官兵,日夜住宿窝铺,不许混落城下,擅入民家,致行骚扰。该道不时缉解,有扰民者,罪连该统领。其民,不准道府差役扰索,该统领须为查察,有病民者,即拿启报,罪连该道。此处骚扰,即四方望风而遁,天下事自尔等坏矣。慎之,慎之!至于守城机宜,商确而行。”镇江府内果然“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附近各城“归附者接踵而至”,句容、仪真、滁州、六合等城相继来归。

  六月二十六日,张煌言带领的一支为数不多的舟舰进抵南京城下。张煌言《北征录》记,军抵南京观音门下“乃六月廿有八日也”

  占领瓜州、镇江以后,南京已近在咫尺,郑成功本应派主力登陆,直趋南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攻城;即便一时拿不下来,也应切断清方援军入城的进路。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失去了第一次战机。

  郑成功在镇江逗留五日。曾登岘山感慨赋诗云:
    “黄叶古祠里,西风寒殿开。沉沉松柏老,暝暝飞鸟回。
     碑碣空埋地,庭阶尽染苔。此地到人少,尘世转堪哀。”

  〖苏菱搓《东宁百咏》有诗云:“舟师北伐下瓜州,黄叶西风片片愁。一例长城诗律壮,岘山名句足千秋。”其附注云:“己亥五月,成功誓师北伐,少司马张煌言以所率义兵从,未至仪征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煌言抵观音门,成功己下镇江,大会文武,登舰山援笔赋诗。”〗

集军南京城下

  进抵江宁(南京)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郑成功进攻江宁,煌言次芜湖,庐、凤、宁、徽、池、太诸府县多与通款,腾书成功,谓宜收旁郡县,以陆师急攻南京。成功狃屡胜,方谒明·太祖(暨祭崇祯隆武二帝,恸哭誓师),会将吏置酒,甘辉进言:“北取扬州,南据京口,断山东、江北、浙江之师,严扼咽喉,因绝南畿。”)不听。”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二十四日军占领镇江以后,行动异常缓慢,进攻南京这一头等大事迟迟未行,仅派兵部张煌言和杨戎镇往浦口(南京北岸)安抚。

  三天以后,郑成功认为镇江地区已安抚就绪,才在六月二十八日召集各提督、统镇会议,讨论进攻南京事宜。

  会议开始时,郑成功提出“官兵行程,水、陆孰得快便?”

  中提督甘辉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由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时日犹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成功赞成这个意见。

  可是,其他将领却以“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又提出正下大雨,河沟皆满,不利于行军。

  郑成功竟然采纳了后一主张,决定由水路进发。

  镇江距南京不过百里之遥,如果由陆路直趋南京,按甘辉的建议“昼夜倍道,兼程而进”,至迟两天内可达;按张煌言的说法,“虽步兵皆铁铠,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张苍水集·第四编·北征录》)

  其实,军中身披重铠的“铁人”不过5000(一作8000),其他绝大多数军队携带装备较轻,决不至于一天只走30里。所谓“不习水土”、“炎暑酷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同以辽东和北方人为主组成的清满、汉军队相比,就很难说得过去。至于正逢大雨,不利陆路行军,更是一种借口,因为清方援兵由上海、杭州等地赶赴南京,路程要远得多,竟然在决战以前进入南京。这说明郑成功和他的多数部将不仅过于习惯水上作战,而且缺乏战略眼光。

  六月二十九日,郑成功亲自督师,十几万大军既然决定由水路向南京进发,所乘海船形体巨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靠纤挽而行,十天之后,即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初九日,才到达南京仪凤门下。

  围江宁而不攻

  早在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八日晚上,清朝进攻贵州的部分满洲八旗兵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吐尔玛率领下,由荆州乘船四十艘到达南京,增强了南京的防守力量。

  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在题本(《满文兵科史书》)中说:“自海逆于京口得志后,贼势大盛,于六月二十六等日,已溯江逼近江宁。时因城大兵分,力薄难支,幸由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吐尔玛等率满洲兵自贵州前来,省城方得无虞。若非贵州凯旋之师抵达,江宁实难保全。”

  但是,清军实力仍然是不足的。这支由贵州返回的清军数量有限,本是因出征日久由他部替换回北京休息的军队,大部分没有携带战马、盔甲,作战能力比较有限。所以,在他们到达南京之后的第二天(六月十九日)喀喀木郎廷佐在向朝廷密报瓜州失守,要求“除准留自贵州回来无乘骑兵丁外,速从京师调遣大兵前来,方可恢复瓜州,大江两岸城池亦不致失守”

  時,张煌言自率所部先由芜湖取徽州,已得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廿余县,余亦皆待时而为降计,军暂无外顾之忧。

  同时,军既然是乘船而来,当不致旅途疲劳,进抵南京之后稍事部署,即可趁江宁空虛之机,迅速发起攻城。可是,郑成功却迟迟没有动作,反而作出围城部署。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4》载:

  七月十一日,郑成功率领大将甘辉马信等数十人,在几百名亲随侍卫保护下,“绕观钟山,采踏地势”

  “十二日,成功率诸文武祭太祖,哭奠列宗毕,令甘辉余新扎狮子山;万礼杨祖扎第二大桥山上;以翁天祐为救应,御仪凤门要路;马信郭义黄昭萧拱宸屯扎汉西门,连林明林胜黄昌魏雄杨世德诸营垒。又令陈鹏蓝衍陈魁蔡禄杨好屯扎东南角,依水为营;刘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屯扎西北角,傍山为垒,连周瑞林察张名振(?)等营。又令张英陈尧策林习山屯扎狱庙山,连诸宿镇护卫成功大营。各设鹿角了望,深沟木栅防御。江南一时震动。”

  喀喀木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两件满文奏本均云:“七月十二日,海逆逼近省城,立营八十三座。”

  这实在是一种奇异的部署。

  明代的南京城垣周围非常广大,以郑成功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做到将该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惟一可取的战术是分兵数路佯攻,借以迷惑城内清军;而以主力选择城守薄弱环节,一举突破。

  但是,从七月十二日部署“围城”安营扎寨,到二十四日全军败退,郑成功竟然没有组织过攻城。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记:“初至,马信即欲挥兵登城。成功不许。”

  张煌言《北征录》也说:“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实为十三天),初不闻发一镞射城中。”

  这可能是郑成功过分迷信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慑力量,认为足以迫使城内清军不战而降。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4》记载:

  当成功部署诸将安营之时,“参军潘庚钟曰:细观城内,必然空虚,可令四面攻击,齐倚云梯,此城必然可得”。成功深以为然,正发令各提、镇预备云梯、木牌(类似盾的挡箭牌)、布袋(可装土垒成阶坡供登城之用),以便攻城。

  南京城内的清·水师提督管效忠派人来纳款伪降,口称:“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

  “允其请,而厚赏之。复谕之曰:‘本藩攻此孤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差者叩首而去。

  潘庚钟曰:‘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

  成功曰:‘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耶?彼朝实有定例,尔勿多疑。’

  庚钟曰:‘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欲降则降,岂恋内顾?决是城中空虚。速为进兵攻之,乃为上策。’

  曰:‘古者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今既来降,又准其约,若骤然攻之,彼心不服。俟其不如前约,然后急攻,莫谓城内人心悦服,且使天下皆知我行仁义之师。况太祖皇陵在此,亦不宜震动也。’

  实以江上两次之捷,遂不听庚钟之言。发令诸提、镇,严防谨守,日则了望,夜则伏路,金鼓之声,日夜不息,守困以待其降。

  管效忠得差回报允限之言,喜曰:‘此乃朝廷之福。’随密檄附近救援。”

  跟随成功南京之役的户官杨英在《先王实录》中也记载:

  七月十一日,军截获清·提督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后派往苏、松等处调集援兵的公文和给清廷的紧急求援疏,其中说:“海师二十余万、战船千余艘,俱全身是铁,箭射不透,刀斩不入。瓜、镇二战,败回者魂魄犹惊,策战者鞠缩不前。现攻下镇江、太平、宁国等府,浦口、六合、丹涂(丹徒)、繁昌、句容、浦江等县,滁、和等州;松江提督马进宝阴约归□。现在攻围南都,危如垒卵,乞发大兵南下救援扑灭,免致燎原焰天”,云云。

  郑成功阅后非常高兴,判断“南都必降”,当即命人草拟招降书,故意引用管效忠给清廷奏疏中的一两句窘迫之语,用箭射入城中。管效忠回有书报,俱有稿在礼科。”同时,还写了一封密书通知苏松提督马逢知

  郑成功信心自负,遥望钟山虎踞龙盘之雄伟气势,赋诗《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一首曰: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
        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

  [第二句后原注:
“拟并复吴会州县”。]
  
【注】满夷:对清军的鄙称。满族位于我国东北部,而夷为对东部少数民族的贬称(后也为对外族的通称)。金陵:清称江宁,今南京市。缟素:缟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缟素即丧服。胡:古代我国称北方的少数民族,这里指标题中的“满夷”,即清军。吴:周代诸侯国名;又三国之一,孙权建立,建都南京,辖江浙一带。天堑:堑为防御用的壕沟,天堑即天然防线,多喻长江。投鞭渡:即投鞭断流,喻军队之多。前秦·符坚将攻晋,石越以为晋有长江之险,不宜勤师,曰:“以我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郑成功无疑是受骗了。郎廷佐管效忠和在南京的满洲将领合谋愚弄固然是原因之一,主要因素还是他陶醉于瓜州、镇江两战胜利和大批州县的望风来附,完全忘记了在总体上清方的兵力比自己强大得多。

  轻易许诺的一个月时间内,必然造成两种后果:一是敌方在兵临城下的态势下不仅不会松懈防守意识,而且可以从容调兵遣将,部署反击;二是己方孤军深入,利在速战,弃此不图,锐气将逐渐消磨。

  郑成功的部署,实际上是把主动进攻变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清廷震惊

  早在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九日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密疏报告瓜州失守,请求“速从京师调遣大兵前来,方可恢复瓜州,大江两岸城池亦不致失守”后,紧接而来的是镇江失守、江宁(南京)告急,“势甚猖獗,连舡长驱,围困江宁,侵犯上游,大江南北各州县相继失守,内外信息不通几一越月”(《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江南总督题海寇异变税课委无可征残本》)

  时在北京的王沄在《漫游纪略·卷2·燕游1》记载:“居久之,而闻京口之乱,京师大震。东南之客,皆惶怖思归,至有泣下者。”

  七月初八日,清廷“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达等统领官兵征剿海逆郑成功(《清世祖实录·卷127》)。清廷派出的仅仅是达素索洪等二流人物,可以想见清廷在重兵聚集云贵之后,已经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了。

  至于对江南清方当局造成的压力更是不可言喻。除了南京城中的总督郎廷佐等被迫约降以延时日外,漕运总督亢得时因责任攸关,不得不“出师高邮”往援南京,然而他早已闻风丧胆,以为不死于敌必死于法,七月二十一日竟然在途中从船上跳入水中自尽(《清世祖实录·卷127》)

  顺治帝·福临惊惶失措,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叙述当时的情况(汉译魏特《汤若望传》)说:

  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颇想作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责,她说:他怎么可以把他的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

  他一听皇太后底这话,这时反而竟发起了狂暴的急怒。他拔出他的宝剑,并且宣言为他决不变更的意志,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坚固他的言词,他竟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照这样他要对待一切人们的,只要他们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时。

  皇太后枉然地尝试着用言词来平复皇帝底这暴躁。另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面前进劝,可是这更增加了他的怒气。

  各城门已贴出了官方的布告,晓谕人民,皇上要亲自出征。登时全城内便起了极大的激动与恐慌。”

  关于福临“御驾亲征”事,中方文献里也有类似记载。

  时在清廷任礼部尚书、备受顺治帝亲信的王熙在《文靖公集·自撰“年谱”》记载:己亥(1659年)“以海逆入犯江南,上拟亲征,奉旨扈从,不果行”

  康熙初任福建福宁道摄福建按察使的洪若皋,也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海寇记》(《南沙文集·卷5》)中追记:

  “世祖章皇帝闻变,震怒,于八月初九日驾幸海子(北京供皇帝游猎的南海子),整饬六师亲征。是日申时,江南巡抚蒋国柱报贼已破。

  初十日子时,驾回宫,传百官于午门宣捷。

  寇平,以六等治从逆诸人罪,诛杀连年。”

  清军紧急赴援江宁

  自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六月十六日军突破长江防线,六月二十二日击败南京来援的管效忠部后,清·南京满、汉文官武将已认识到当务之急是确保南京。为了保卫南京,他们一面以管效忠的名义卑辞“请降”,借以缓兵;一面不惜以放弃部分州县为代价,从附近地区调集一切可用的军队,同时向清廷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援奏疏。在援军陆续到达之前,郎廷佐喀喀木噶褚哈管效忠等人自知兵力不敌,不敢出城作战。

  清方满文档案记载,六月三十日,南京清军曾在江面击败“首帮抵宁贼船”,“缴获船只达二十余条,五十两重镀金王印一颗、锡铸将军印一颗,以及大量器械”。其实这只是张煌言所统“先上芜湖”“轻舟数十”

  张煌言《北征录》记:“七月朔(按:明历与清历不同),虏侦我大舡尚远,遂发快船百余,载劲虏,侵晨出上新河,顺流而下,击棹如飞。余左右不满十舟,且无利兵,战不利,几困。忽一帆至,则余辖下犂舡也。乘之复战,后舡续至,虏始遯去,而日已曛矣。诘旦,整师前进。虏兵不出。”

  煌言所部“兵不满千,船不满百”,平均每船仅乘十人,这么小的一支船队被击败后,清军不敢追击予以全歼,不是兵力不够,而是不能远离南京。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南京守御力量相当单薄,也表现出清军将领的深谋远虑。

  当郑成功沉浸于守城清军即将投降的梦幻之中时,清方却在不断调集援兵,七月中旬清军援师陆续赶到南京,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崇明总兵梁化凤赴援。”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25·文集3·宫保壮猷记》载:苏州水师总兵梁化凤于六月二十八日率四千兵卒由崇明出发,在苏州与巡抚蒋国柱的抚标兵会合,七月十四日进至丹阳,傍晚时分连续接到总督郎廷佐四次调兵入援南京的羽书。化凤知道南京危急,连夜进兵,十五日上午到达句容县,这里是已经向郑成功纳款投降的地方,“丘陵曼衍,草木蒙茏”化凤怀疑有埋伏,下令严密戒备,搜索前进,结果毫无军踪迹。通过险处以后,梁化凤笑着对部下说:“贼何知,反使有数千人蔽林扼险,则吾能安行无恐哉!”当天深夜即到达南京城下,郎廷佐等非常高兴,开正阳门让军入城。

  《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亦记:“七月,南京被围既久,廷佐檄松江总兵马进宝及崇明提督梁化凤入援,进宝不奉檄,化凤以四千人至。”

  梁化凤部在七月十四日傍晚接到救援南京命令,自丹阳急速行军,次日深夜就进入南京城,只用了一天多时间;而郑成功在六月十六日攻克瓜州后,如果由长江南岸登陆,直趋南京,路程比梁化凤还要短。

  军云集南京城下后,又满足于附近州县的纳降,并没有派出部队切断清军入援之路。在“围城”的十二天里,不仅梁化凤部长驱直入南京,江苏、浙江等地的驻防清军也相继赶到。

  《清世祖实录·卷127·顺治十六年八月己丑朔江南总督郎廷佐奏报》:“至七月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亲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至江宁,又抚臣蒋国柱调发苏松提督标下游击徐登第领马步兵三百名、金山营参将张国俊领马步兵一千名、水师右营守备王大成领马步兵一百五十名、驻防杭州协领牙他里等领官兵五百名俱抵江宁。”

  浙闽总督赵国祚和驻防杭州昂邦章京柯魁派镶黄旗固山大雅大里、甲喇章京佟浩年带领驻防杭州披甲满洲兵五百名,浙江巡抚佟国器派抚标游击刘承荫领精兵五百名也“星驰赴援”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书首识语》)

  分驻南京上、下游的清军也源源到达。

南京之战

  初战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江宁总管喀喀木等合满、汉兵出战,袭破余新军。”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下旬,清方守备南京的兵力已经大大加强,而郑成功顿兵坚城之下不攻不战,士气难免低落。

  就在清军反攻前几天,郑成功命户官杨英巡视部队,竟发现前锋镇余新部下的士卒离开汛地到江边捕鱼。郑成功得报后很耽心余新轻敌“偾事”,说:“取鱼者伙兵则可,或战兵则事去矣。”(《先王实录》)

  七月二十二日,清军开始反攻。

  《先王实录》载:“二十二日午,虏就仪凤门抬炮,与前锋镇对击。我炮架并堵塞路口,俱被击碎,官后无站足。虏齐拥大队冲来,或由厝项爬下,前锋镇余新、左营董廷并各大小将领官兵全军战没,中冲镇副将萧拱柱亦战阵亡,萧拱宸浮水而逃。时藩见前锋营炮响,必是虏警,催左提督迅援不及,虏破前锋镇营,随蜂拥出城住扎。”

  关于清军开始反攻时间,清方档案作二十三日。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南京城里的满、汉官员认为时机已到,派汉族绿营兵打头阵,由梁化凤率领部下骑兵五百余名出仪凤门、管效忠领兵出钟阜门,于次日(二十三日)黎明时分突然对军营垒发起冲击。驻守在这里的余新等部盔甲器械都来不及披挂周全就仓促上阵,很快被清军击败,余新被俘。

  《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则记,余新之败是因为有奸细输情于清方,说“廿三日为成功生日,诸将卸甲饮酒,乘其不备,可破也”。清兵如计而行,遂获大胜。成功生日为七月十四日辰时,与此不合。军懈怠是失利的原因。

  军全线崩溃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军)诸军皆奔溃,遂大败,生得甘辉。”

  清军初战告捷,收兵在城外扎营。

  当天晚上,郑成功依据形势的变化,重新部署军队,以观音山至观音门一带为集结地点,准备同清军决战。派左先锋镇杨祖统率援剿右镇姚国泰、后劲镇杨正、前冲镇蓝衍屯扎大山上,作犄角应援;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伏于山内;左武卫林胜、右虎卫陈魁列阵于山下迎敌;他自己督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在观音门往来策应;后提督万礼、宣毅左镇万义等堵御大桥头大路;右提督马信、宣毅后镇吴豪、正兵镇韩英由水路抄蹑其后;左冲镇黄安专门负责水师,防止清军由水上来犯。

  郑成功的这一临战部署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清军已出城扎营,次日即大举进攻,军连夜移营,将士必然感到疲劳,也不可能熟悉地形,做好迎战准备。

  南京城中的清方大员在梁化凤管效忠出战得胜后,决定在第二天全力出击。具体部署是:昂邦章京喀喀木、梅勒章京噶褚哈玛尔赛、总兵梁化凤等率领主力由陆路出战;提督管效忠等领军由水路配合;总督郎廷佐等在城留守。

  二十四日晨,清军从观音山后分路直攻杨祖部军,军四镇虽顽强抵抗,终因兵力不敌,几乎全线崩溃,前冲镇蓝衍阵亡,杨祖杨正姚国泰领残兵逃窜,山头遂被清军占领。

  郑成功派右虎卫陈鹏、右冲镇万禄登山援救,但为时已晚。清军乘胜由山上以压顶之势向明军猛扑,一举包围了驻守山谷内的中提督甘辉、五军张英部,二将领兵死战不得脱,甘辉被俘,张英阵亡。列营于山下的林胜陈魁两镇也全军覆没。后提督万礼等在大桥头遭到清兵首尾夹攻,兵败,万礼被俘,万义泅水逃出。

  郑成功见陆师已经全线崩溃,叹曰:“是吾欺敌之过。”命令参军户官潘庚钟站在表示统帅驻处的黄盖下面,自己率领亲随卫士赶往江边调水师。但是败局已定,有限的水师既要保护随军眷属,又要为撤退留下后路,没有力量扭转形势了。

  清军乘战胜之威进攻郑成功的指挥所,潘庚钟挥众力战直至阵亡。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上》曾记:“余游吴淞,遇梁化凤部将姓者,述己亥战事颇悉。其人身在军中,自石灰山转战而下,声如崩山。然犹按步鼓收兵,至后乃大溃,延平师有纪律如此。……化凤亦言:当劲敌多矣,未有如郑家之难败者。”

  至此,攻取南京的战役完全失败,郑成功只有收集残兵,另图他策了。

  南京之役失败的原因

  一、私心自用

  郑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

  南京战役显示了他的兵力相当强盛,当顺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郑成功如果真心拥戴永历朝廷,亲率主力会师夹攻,江南必下无疑。可是他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经很难招架的时候,他才大举进攻南京。

  换句话说,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决不肯出兵配合作战;他自以为最聪明的战略是西线明军败退已远,又还牵制着清军主力时大举出兵收取江南是最佳方案;相对于清廷权威集中,用兵总能着眼于全局,则是最坏的战略。

  总之,郑成功的设想和举措同李定国张煌言很不一致,以往的史学家常把郑成功李定国张煌言描绘成志同道合,究其实际却是志不同、道不合。

  二、没有迅速进军和组织攻城

  中提督甘辉在进攻南京之前就提出建议:“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先王实录》)。可惜郑成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如果郑成功能够采纳正确建议,进至瓜州一带时统率主力由陆路直趋南京,乘城中清军守备兵力单薄迅速攻城,清方“城大兵单”,突破一处,歼灭守敌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三、围城后没有接管周围州县以切断清方援军入城道路

  郑成功在重兵进抵南京城下之后,即便一时不能破城,也应该分派部分军队接管南京周围州县,切断清方援军入城道路。但郑成功并没有这样做。

  张煌言《北征录》总结南京之战失败的原因说(引文据查继佐《鲁春秋》附录本,文字与《张苍水集》所载稍有不同)

  “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初不闻发一炮姑射城中,而镇守润州将帅亦未曾出兵取旁邑,如句容、丹阳实南畿咽喉地,尚未扼塞,故苏、松援兵得长驱集石城。

  余闻之,即上书延平,大略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将尽取畿辅诸城,若留都出兵他援,我可以邀击歼之,否则不过自守虏耳。俟四面克复方以全力注之,彼直槛羊阱兽也。

  无何,石头(石头城,南京)师挫,缘士卒释兵而嬉,樵苏四出,营垒为空,敌谍知,用轻骑袭破前屯。延平仓猝移帐,质明军灶未就,敌倾城出战,兵无斗志,竟大败。”

  四、没有抓住时机扬长击短

  由于郑成功轻敌,导致清军能够扬长避短。

  “北儿马,南儿船”,自古如此。从整个战役来看,南京城内的清军直到七月十五日梁化凤部入城之时,马匹很少,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郑成功军的水师占压倒优势,陆战主要是依赖装备有火器、铁盔甲的步兵,利于攻守城池,不利于野战。

  若能抓紧战机,乘清军骑兵未集之时猛攻南京,取胜的把握颇大。待到清军各路援军抵达,编组成一支颇有威慑力的骑兵时,军就穷于应付了。名将甘辉和其他部署在观音山诸将的覆败,都同缺少骑兵有密切关系。

  五、郑成功嫡系军队的海盗遗风

  张煌言军的纪律严明是著名的,与清军形成成鲜明对照。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郎廷佐大败郑成功》载,清·总兵梁化凤统兵赴援南京,争先出击,战役胜利后,他与巡抚蒋国柱“兵过无锡洛社,花货满载,牛羊络绎不绝,余可知矣。所掠妇人俱在苏州发卖,镇江凡失父母妻子者,贴票各府县寻觅甚众,无锡城门招子粘满”

  郑成功原来计划攻取江南为基业,进军时也曾经下令军队不得侵犯长江以南各府州百姓,但是,也下令从江北地区“筹粮征饷”杨英《先王实录》),扰民自不必说。何况,在长江以南的某些地区,军也有以征服者自居,任意杀掠的行动,政治上有不少丧失人心之举。

  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6·丘于渭墓志铭》记:“己亥(1659年)之夏,……海师忽奄至(浙江鄞县),纵兵大搜牢,杀东乡万余人”李邺嗣的好友丘栋隆也由于海师“索其财,无有,因杀之。”

  李邺嗣张煌言的好友,顺治九年煌言张圭章卒于乡,为之营葬(《张苍水集·全祖望撰“年谱”》)。毕生以复明为志的李邺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打着复明旗号的郑成功“海师”在自己的家乡演出了一场“露刃如麻,万夫罹凶”的惨剧。乙酉(1645年)以后,李邺嗣的父亲李邺和许多亲友被清政府杀害,然而他“未有如哭吾君之甚者也”,遣民的隐痛难以言表。

  对南京之役的评价

  对南京之役,顾城《南明史》认为:

  一、郑成功进攻南京之役是正义的,符合当时百姓的愿望。

  这从郑成功和张煌言领军溯流而上,大江南北许多州县的绅民望风归附可以看得很清楚。

  战役前期取得的成果相当惊人。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九月二十一日江南总督郎廷佐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中有一段概括性文字说:

  “不意海氛狂逞,自五月初旬即寇崇明,旋入京口,至六月中旬陷瓜洲、破镇江、仪真、六合、江浦,沿江一带四散蹂躏,直逼省城。

  又分侵上游,以致宁、太、池三郡属邑并和、含等州县相继失守。……

  以五、六、七月之间在江北而论,如瓜、仪、天长、六合、江浦、滁、和、含山被陷矣,而淮、扬等郡震邻滋蔓也。

  在江南而论,如丹徒、高淳、溧水、建平残破矣,而上元、江宁、溧阳、丹阳等处界连荼毒也。

  在上江而论,如太平、宁国、池州、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南陵、贵池、铜陵、无为、舒城、庐江、巢县等处失守矣,而安、徽、庐三郡接壤地方祸延不小,室庐货物被其烧毁,子女玉帛被其掳掠,田地禾稻被其蹂躏。今虽寇遁,而逃亡流离大费抚绥。”

  清方为保卫南京,“调集诸路满汉大兵会剿,齐驻省城,甲士云屯,战马鳞集,所需粮饷,日费万有余金……”。

  郎廷佐奏疏中虽不免有诬蔑之词,但不难看出到决战前夕清江南地区已势同瓦解,疏中所列失守城池绝大部分是军未到而主动反清归明的,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二、南京之役失败对全局影响至大。

  只要郑成功攻下南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就已占上风,然后分兵四出,仍在观望之中的清·绿营官兵马逢知之流和更多的汉族官绅必然反正来归,顽固不化者聚而歼之。这样,有可能迅速占领江南财赋之区,清廷在经济上必然陷入困境。

  达素由北京统领南下的一万余名援军和明安达理部先后从荆州东下的两批援军数量既有限,又不熟悉水战,难以扭转战局。

  清廷如果调回进征云、贵的主力对付郑军,不仅路途遥远,丧失战机,还将给李定国白文选等以卷土重来的机会。郑成功张煌言若能联络夔东十三家的兵力,更将使西南清军回救江南造成重大障碍。明、清对峙的局面将延续更长时间。

  时人沈光文在《台湾赋》侯中一编《沈光文 斯庵先生专集》)中总结南京之役道:

  “永历己亥(1659年)之岁,延平扬帆出海,拨棹横江,戈挥于铁瓮(镇江古名)之南,艗系于金陵之北。童叟望云来霓,开天见日,妇女箪食壶浆,镂骨铭肥。惟因人皆济美,遂用汝作楫舟;东吴士尽英髦,于是争先◇刃。瓜、镇没水海师,江龙斩断;义军登城树帜,虏丑全输。京口喋血填濠,守将扶明反正。

  郑延平六月兴师,十年养锐;侍郎张煌言四方传檄,七郡来归。通金陵城而为营,因岳庙山而树栅。满汉望风披靡,胡廷举朝震骇。死于山者,山变其色;沉于水者,水断其流。

  当是时,断瓜洲则山东之师不下,据北固则两浙之势不通。延平若听甘辉之言,南都不待回师而定。奈何大势已去,望海兴悲。壮志未成,待机而动。”

  三、英雄的道德魅力

  甘辉被俘之后,同万礼余新一起押到郎廷佐等满汉官员面前,万礼余新下跪,甘辉踢之曰:“痴汉尚欲求生乎!”大骂不屈,英勇就义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在甘辉张煌言这样有勇有谋、忠贞不渝的将领面前,长江之战的胜利者清方任何一位将领都难以望其项背。

  吴伟业出于无奈给梁化凤写了《壮猷纪》,但他良心不昧,对出仕清朝深自痛悔,在《贺新郎·病中有感》(《吴梅村诗集笺注·卷24·诗余》)词中写道:“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到头来“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四、长江战役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

  郑成功长江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为明清之际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它曾经使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在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战例。

  清廷于险胜之后,痛恨江南地方官员无能,“寇平,以六等治从逆诸人罪,诛杀连年。”(洪若皋《南沙文集·卷5·海寇记》)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三月,清廷以海师入犯,“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分别议罪,得旨: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俱籍没。”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札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尤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清世祖实录·卷133》)

  两年之后,大规模地实行沿海迁界(简称迁海),同郑成功张煌言指挥的长江战役有密切关系。(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清初迁界》、《海丝之路没落篇·清·辛丑播迁》)

退保金、厦

  退出长江口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军)犹数万,弃瓜洲、镇江,出海,欲取崇明。江苏巡抚蒋国柱遣兵赴援,化?杀之,成功收余部亦还师御之。成功战复败,引还。煌言自间道走免。”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二十五日,郑成功率领败军乘船到镇江,在镇江停留五日。

  郑成功查明将领和兵员损失情况,把阵亡、被俘将领部下的士卒拨归其他将领统辖。

  郑成功估计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扼守瓜、镇,分掠维扬”,虽尚一时可行,但南京城防巩固,清廷在山东江右驻有重兵,远征西南的满洲精锐正在陆续东调,力量对比上清军占有绝对优势。于是,于七月二十八日主动放弃镇江、瓜州等城市,全军(包括在镇江投降的高谦等部,但不包括张煌言部)退出长江口。(清方记清军收复镇江在七月二十七日,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顺治十六年“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残件》)

  八月初四日,军退到吴淞港,遣礼都事往见马进宝进京议和事,权宜俱授蔡政知之。

  八月初七日兵船集中于平洋沙、稗沙一带。郑成功“逼其和局速成”,有意攻占崇明县城,控制长江出海口。

  杨英《先王实录》载(参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顺治十六年“为报明江宁崇明获捷有功人员事揭帖”残件》)

  “初八日,舟师至崇明港,集诸将议曰:师虽少挫,全军犹在,我欲攻克崇明县,以作老营,然后行思明(厦门)吊换前提督等一枝,再图进取。一则逼其和局速成,二则采访提督等诸将生死信息,三则使虏知我师虽败,尚全力攻城,不敢南下袭我。诸将以为如何?

  众答曰:可。

  于是随派防水师并攻城官兵。”

  八月初十日,军在崇明登陆,派右武卫周全斌攻西门,宣毅后镇吴豪攻北门,正兵镇韩英攻东北角,后冲镇攻西南角。

  次日上午开始大举攻城,郑成功亲自督战。清·游击刘国玉仝光英王龙陈定等据城顽抗。韩英和监督王起俸奋勇攻城,都被清军火铳击伤,几天后伤重而死。

  郑成功还想让其他将领带兵猛攻,周全斌建议:“官兵被创之余,昨日韩英被伤,闻者寒心,无心恋战。且得此孤城绝岛亦是无益”,不如回师南下休整。郑成功同意了这一意见,传令回师。

  厦门保卫战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攻江南,兵败归厦。”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九月初七日,郑成功率师回思明(厦门)

  出师无功,郑成功修表自请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軍印,立忠臣庙,祀以甘辉为首的殉难将领十余人。

  此时,清兵克云南省城,洪承畴自贵阳赴滇,永历帝走缅甸居赭硜。吴三桂镇云南,尚可喜镇广东,耿精忠镇四川。清帝升梁化凤为江南提督。

  为保存实力,更好地抗击入侵之敌,郑成功认真总结北伐失利的经验教训。 他料定精兵会乘胜追袭,以图全歼。他一面调兵遣将,整编操练将士; 一面征集粮饷,修造船只,制造武器弹药等,严阵以待。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十七年五月,将军达素、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分督水师官军迫海门,斩伪将周瑞。渐近厦 门,会东风大作,日晕,遂大溃,还。”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

  “(顺治十七年, 永历十四年,1660年)上遣将军达素、闽浙总督李率泰分兵出漳州、同安,规取厦门。

  成功使(右虎卫)陈鹏守高崎(抵遏同安之兵),族兄(户官郑泰出浯屿(大金门,抵御漳州之师),而与周全斌陈辉黄庭次海门。

  (清)师自漳州薄海门战,成功周瑞陈尧策死之,迫取舟,焚舟。战方急,风起,成功督巨舰冲入,亦自浯屿引舟合击,(清)师大败,有满洲兵二百降,夜沈之海。

  (清)师自同安向高崎,约降。其部将陈蟒奋战,师以已降,不备,亦败(清兵死1600余人,首领呂哈喇被俘杀)成功杀之,引还达素兵败逃回泉州,以损兵折将,在福州自杀)

  十二月,郑成功蔡政提督中军再回吴淞,往京议和。

  十七年(顺治十七年, 永历十四年,1660年),命靖南王·耿继茂移镇福建,又以为安南将军,讨成功。”

  吴三桂以《三患二难疏》,请进兵缅甸追永历帝以绝根株。

郑成功向日本乞师请援问题

  在日本,以庆长五年的关原之战为转折点,霸业由丰臣氏而转入德川氏手中,元和元年大阪夏季战役招致丰臣氏的灭亡,从而巩固地建立了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第二年,家康死去,经过秀忠至其孙家光执政时,彻底施行锁国令,幕藩体制的基础日益巩固。明、清交替时期正好是家光当政的时代。

  其时,郑成功四次向日本乞师请援。

  第一次是在顺治五年(日本·庆安元年,1648年)。

  林恕《华夷变态》中收有郑成功求援信的译文(日文)。信中说:“……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处艰难之际,恳请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

  幕府虽进行过讨论,但未复信,看来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顺治八年辛卯(日本·庆安四年,1651年)。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中说:(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郑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据后文说,这次是郑成功为了补充物资的短缺,根据参谋冯澄世的献策,向日本接待物资,以此补充短缺,同时卖给吕宋(菲律宾)、交趾(越南)、泰国等,以获取利润。文中曾写到:“已获日本铅铜之助。”

  另外,如中村久四郎等人所诉,可以想象郑成功等人的军中已经有日本刀和日本式的甲胄等。

  由此看,完全可以想象郑成功一直从日本获取某种援助。即使没有幕府的正式援助,也会有民间人士某种形式的声援。

  第三次是顺治十五年(南明·永历十二年,日本·万治元年,1658年)六月。

  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东渡日本长崎,连随员一百四十七人,递交了郑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书信。

  据林恕《华夷变态·卷1》收录的《朱成功献日本书》原文,书信开头写着“启上日本国上将军麾下”。书信首先赞颂幕府将军,接着结合自身经历,说:成功生于日本,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并以唐将徐世勣赐姓自喻,以颜真卿气节自励,以示抗清决心。郑成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关键是书信的结尾,指出:“中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词不尽意”,暗喻南明将兴师北伐,乞兵曲笔之隐将由桂梧如昔去长崎面叙。

  幕府“未及复书”。据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绝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事实上,德川家纲用实际行动响应郑成功乞兵。

  在中国明、清交战中,日本公开站在南明一方,与清廷单方面处战争状态。

  清·康熙六年(朝鲜·李朝·显宗八年,1667年)六月,“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将向日本商贩”林寅观曾胜陈得等95人因船体破碎漂泊到朝鲜济州境,济州特使负责盘诘,后来写成《漂人问答》手抄本。是书现藏干日本天理图书馆,1982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五辑附该书影印照片全文。

  《漂人问答》记载,林寅观回答时说出“前年日本王许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曾胜供词则云:“庚子(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日本·万治三年,1660年)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在事隔七年后吐露出历史秘密。

  “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是经过德川幕府慎重考虑后决定的。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当时永历方面李定国已与郑成功约定北伐,李定国还约定李来亨在湖北配合郑成功北伐出击,魏耕等人积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动迎接北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至南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郑成功的北伐,是关系到明、清双方命运的决战,关系到清廷能否实现一统局面的决战。郑成功深知此举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北伐前他在厦门积极练兵,筹足军饷,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与张煌言会师,邀请海外遗民如朱舜水回国参战,说明他非常重视北伐,充满必胜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纲信中说“中兴伊迩”

  这个非同寻常的复明计划,引起了日本重视。主张出兵的尾张、纪伊、水户三藩侯对德川幕府决策影响甚大(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向日本借兵问题》)郑成功北伐檄文中声称“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檄》),则吐露出日本将要出兵的信息。日本素有其小国数十之称,德川幕府控制诸藩,统一日本,故郑成功“海外一十四国”实指日本,而“不期而会”则表明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终有“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战中出现“夷”变于华之态。

  这次“日本大举兵”尽管是在郑成功北伐败后,且途中遇暴风而“回师”,对明、清交战没有实际性战略影响,对当时中日关系也没有产生复杂化的消极影响,但这毕竟是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这次“日本大举兵”,中、日、朝三国史籍均没有记载,仅见于私人实录性《漂人问答》中的只言片语。此事关系到德川幕府与清廷的两国关系,问题复杂,何况是日本单方面不宣而战,纯属德川幕府绝对机密,不会轻易公开暴露,何况日军又未与清兵交锋、未在中国登陆就“回师”,自然没有引起中、日史家注意。李氏朝鲜虽然从曾胜供词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鲜与明朝有旧,不忘万历壬辰年(万历二十年,1592年)援朝抗倭之恩,也没有张扬此事。

  第四次是顺治十七年(日本·万治三年,1660年)七月。

  《海上见闻录》载:郑成功命总兵官张光启,往倭国借兵。”江日升《台湾外纪·卷5》载,十一月张光启回称,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

  沈云《台湾郑氏始末》也有内容大体相同的记载。关于这次的结果,他写道:“日本上将军不予发兵,助铜熕(铜制大炮)、鹿铳、倭刀为备。”

  夏初,日本刚刚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事隔数月,郑成功再次借兵,德川幕府则拒绝得非常干脆。主要原因是,郑成功北伐失败,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大顺军余部也受到不利影响,不能在湖北荆州、襄阳打开局面,“遂屯巫山巴东之西山”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大行皇帝纪》),南明最后一次的复明希望破灭。不难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风而回师,德川幕府已得知郑成功北伐败后兵力严重削弱,永历朝行将灭亡,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内陆,德川幕府对南明复明已不抱有希望,只能顾及日本与清朝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