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第二卷)

【主要依据《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顾城《南明史》,
以及其他资料编制。】

  鲁监国南奔厦门鲁监国失守舟山。进驻厦门。郑成功鲁监国政权的关系。永历帝的正统地位。鲁王·朱以海之死。)

  漳州、海澄之役(引兵入漳州。围困漳州郡城。陈锦被家丁刺杀。漳州郡城尸骨山积。漳州解围。海澄战役。加固海澄城防。张名振水师北上江浙。)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决策(招抚动议。对郑芝龙予以安抚。清廷明确发出招抚郑成功的敕谕。下令追查清军袭占厦门时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事。)

  第一次招抚活动成功阳诺。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成功不受命。金砺率师还浙江。成功复出掠饷。和谈陷于僵局。具疏奏请。)

  第二次招抚活动(剿局之备不可不早。叶成格阿山抵泉。安平会面。和谈破裂。郑成功复父、弟书。和谈得失。)

  趣师广东勤王李定国部署会师广东。出师。出师特点。回师。卸责于下。后果严重。郑成功的心态。)

  自立小朝廷(趣师广东勤王。取漳、泉两府之地。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被囚。设六官理事、置思明州。)

鲁监国南奔厦门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总督陈锦克舟山,名振进奉鲁王南奔,成功使迎居金门。”

  鲁监国失守舟山

  鲁监国·朱以海扼守舟山,联络内地复明武装开展抗清运动,既对江浙清朝统治构成威胁,又牵制了清军主力不得进入福建,为郑成功的扩充力量创造了条件,清朝当局对此甚感头痛。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1651年)七月,清军大体上平定四明山区的抗清武装。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初二日,清军进攻舟山,与鲁监国部展开会战,舟山失守。

  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阮美阮骏等人被迫移舟南下温州海域周鹤芝部驻地的三盘。遭清军袭击后,又南下沙埕,“沙埕而南即是闽洋海道”

  尽管鲁监国部兵力还相当可观,但士气低落,粮饷、住房困难,亲属的被俘杀又在心理上造成难以言喻的隐痛,在海上飘泊无定,导致部分将领对前途失望。都督静洋将军张英,都督挂印总兵阮述阮玉,新袭荡胡侯阮美阮进之弟),都督总兵阮捷魏宾等,先后赴福建闽安向清方投降。张名振只好带领其他兵将,保护鲁监国乘船来到海坛岛,这里已属于郑成功据守的范围。

  郑成功原尊奉隆武帝,后遥奉永历帝,一直不承认鲁监国的正统地位。朱以海和拥戴他的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义伯阮骏等在浙江沿海站不住脚,没有自己的地盘的情况下,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是迫不得已的。

  进驻厦门

  顺治九年(鲁监国七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郑成功同意鲁监国·朱以海和部众进驻厦门。

  朱以海到达厦门的日期,杨英《先王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卷1》(定本)说是永历五年(1651年)十二月,黄宗羲《行朝录·卷4》记是鲁监国七年(1652年)正月初一日。江日升《台湾外纪·卷3》误记是1653年十月。应以《朱舜水集·卷4》收定西侯张名振这年致朱之瑜书云:舟山破后,“遂扬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门”为是。

  鲁监国的随行人员,任光复《航海纪闻》载有:定西侯张名振、大学士沈宸荃“兵部右侍郎张煌言曹从龙、太常寺卿任廷贵、太仆卿沈光文、副使马星俞图南、少司马兼大理寺卿蔡应昌任颖眉、兵部主事傅启芳钱肃遴陈荩卿张斌叶时茂林泌、侍读崔相、中书丘子章、赐蟒玉侍郎张冲符、行人张吉生张伯玉、总兵张之先等,锦衣卫杨灿、内官陈进忠刘玉张署李国辅刘文俊数人而已”。

  李肃求《鲁之春秋·卷2》也载:顺治九年,“东阁大学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张煌言任颖眉曹从龙蔡登昌张中符(即任光复所记之张冲符、太常卿陈九征任廷贵(即任光复、太仆卿沈光文、监军副使马星俞图南、侍读崔相、郎中范可师万时辂、主事林泌钱肃遴傅启芳陈荩卿张斌卿叶时茂、中书舍人丘子章、行人张吉生张伯玉、监纪推官陈豸、钦天监丞杨玑、定西侯张名振、总兵张子先等,锦衣卫指挥杨灿、内监陈进忠刘玉张晋(即任光复所记之张署李国辅刘文俊扈监国次中左所,寻居金门。”

  由于郑成功不承认鲁监国政权,见面礼节成了问题。郑成功同幕僚冯澄世潘庚钟等商议后,决定自己以隆武帝曾授予的宗人府宗正的身分出面接待。这意味着把朱以海当作明朝宗藩,只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和在生活上给予优遇,不让他作为明朝的正统象征。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2》)

  张煌言写于壬寅年(1662年)的《答闽南缙绅公书》也说:“犹忆壬辰(1652年)之春,不肖同定西侯张名振扈从南下,蒙延平殿下(延平王郑成功谊笃瓜瓞,慨然安置。”所谓“谊笃瓜瓞”,即指以宗人府宗正身分接待。

  不久,朱以海被移往金门居住。

  郑成功与鲁监国政权的关系

  鲁监国和他的文武官员、随从军队南下福建厦门、金门地区之后,同郑成功的关系是南明史上一个比较复杂而微妙的问题。由于文献记载有的出自亲文人笔下,有的出自拥官员描写,口径出现很大差异。

  就实际情况而言,鲁监国郑成功都是自成系统的抗清复明势力,谈不上谁管辖谁。舟山失守后,鲁监国为首的官员和军队没有立足之地,借居于郑成功的控制区,本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

  张名振在这年年底给朱之瑜的信中说:“别后狡虏窥关(定关,即定海),三路并至,不意荡胡(荡湖伯阮进以轻敌阵亡,虏骑遂得飞渡。不佞直指吴淞,幸获全捷,而孤城(舟山城)援绝,死守十日,竟为所破。不佞阖门自焚,而全城被僇矣!奈败军之余,尚思卷土,但虑势力单弱,遂扬帆南下。正月已抵厦门,国姓公眷顾慇慇。近在整顿军营,明春三、四月,必去舟山矣。”(《朱舜水集·卷4·书简1·附“定西侯来书”》,中华书局,1981年8月)

  张名振是鲁监国政权的主要将领,这封书信不仅对舟山失利作了准确的叙述,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借居金、厦以后,他和同事们正在“整顿军营”,准备卷土重来,将于次年三、四月间收复舟山群岛。

  但是,郑成功却另有考虑。他采取的措施是把鲁监国及其文臣变成自己的“寓公”、“宾客”,对鲁监国的军队则采取容纳和逐步改编的方针。

  张煌言曹从龙都是鲁监国政权的兵部侍郎,后来煌言在《曹云霖中丞从龙诗集序》中回忆道:“岁在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予避地鹭左(厦门)云霖俨然在焉,欢然道故。予时栾栾棘人耳,不敢轻有赠答;而云霖囊中草多感时悲逝,亦不肯轻以示人。”(《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0月)

  对于鲁监国的将领,郑成功一方面保留他们原来的爵位,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纳入自己的军事编制,如派张名振管水师前军,周鹤芝管水师后军,阮骏任水师前镇。亲史籍如阮曼锡《海上见闻录》根本不提鲁监国,在永历五年(1651年)十二月下直书:“定西侯张名振、平夷侯周鹤芝、英毅伯阮骏等自舟山来归,俱授水师镇。”

  不少论者受这种影响,误以为鲁监国的兵将南下金、厦之后,都变成了郑成功的部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应说有一部分兵将转入了郑成功藩下,而以张名振为首的大多数鲁监国兵将仍然保持自己的系统。

  鲁监国·朱以海和忠于他的文官武将同郑成功维系着一种带有依附色彩的同盟关系,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郑成功的部属。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徐孚远永历朝廷兵部职方司黄事忠、都督张自新航海取道越南赴昆明朝见,途中为安南国所阻,徐孚远给安南国王的信中就说:“同赐姓藩大集勋爵,结盟连义于闽岛,与赐姓藩为寮友。”徐孚远《交行摘稿·附林霍所作小传》)这种同盟关系在张煌言诗文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永历帝的正统地位

  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郑成功鲁监国双方都承认偏处西南的永历皇帝为正统,大体上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同盟关系。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鲁监国八年,1652年)三月,朱以海决定放弃监国名义,派使者上表给永历朝廷。这就是张煌言所说:“适滇黔之拥戴,是用归藩。”(《张苍水集·第一编·冰槎集·祭监国鲁王表文》)

  黄宗羲《行朝录·卷4》记,鲁监国八年“三月,王自去监国号”。

  《海东逸史·卷2》记:“三月,王自去监国号,奉表滇中。”按,当时永历帝尚未入滇,所记有误。

  朱之瑜朱舜水集·卷2》内收《监国鲁王敕》,尾署“监国鲁九年三月日”,敕文中有“且今陕、蜀、黔、楚悉入版图,西粤久尊正朔,即闽、粤、江、浙亦正在纷纭举动间。……兹特耑敕召尔,可即言旋,前来佐予,恢兴事业,当资尔节义、文章。……”

  在共戴永历的旗帜下,唐、鲁之争基本化解,代之而起的是郑成功永历朝廷的若即若离。

  鲁监国政权留下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徐孚远等人在内心里比郑成功更效忠于永历帝,只是由于关山阻隔,自身力量又比较单薄,处境相当困难。这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希望同郑成功保持良好关系,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又得防止郑成功把自己有限的兵力悉数吞并,甚至撇开永历朝廷同清朝媾和。

  鲁王·朱以海之死

  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寓居七年之久。

  关于朱以海之死,《明史》载:“明末以海遁人海,久之,居金门,郑成功礼待颇恭,既而懈。以海不能平,将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这是不正确的。

  朱以海死后,因时局太乱,只得秘密葬在金门,不敢立碑,致使发生谬误。

  早年,金门有一鲁王·朱以海墓,但那是疑冢。

  后来,在旧金城东古岗湖西挖掘工事时,意外发现一墓穴,竟是鲁王真冢,里有墓志铭,上写着“皇明监国鲁王墓志”,介绍了鲁王生平。墓志铭记录了鲁王的真正死因:鲁王素有哮疾,壬寅(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十二日中痰而薨。发现真冢后,人们将鲁王改葬在太武山南麓,即如今的南麓鲁王新墓。

漳州、海澄之役

  引兵入漳州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引兵入漳州。提督杨名高赴援,战于小盈岭,名高败绩,进陷漳浦。”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八年)十一月,提督 杨名高援漳,与郑成功战与小盈岭,败绩。”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1651年)五月,郑成功率军于漳浦、海澄磁灶两败清·漳州总兵王邦俊

  九至十一月,于同安小盈岭击败福建陆路提督杨名高援军。又有海澄人黃梧黃兴来投,郑成功授以中权镇将。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三日,郑成功率领船舰二千余号,直航漳州府海澄港口。清·守城参将赫文兴(《海上见闻录[定本]》等书误作郝文兴,时间误作正月初二日。)、署海澄县知县甘体垣开城投降,郑成功赫文兴为前锋镇。郑成功陷漳浦后,转攻诏安、平和两县。

  围困漳州郡城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九年,陷海澄。赴援,战于江东桥,败绩,左次泉州。成功复取诏安、南靖、平和,遂围漳州。”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九年,总督陈锦驻同安县,攻厦门,不克而还。”

  顺治九年韩岱等为《海寇继陷海澄、平和二邑,阻绝要路,据实奏报事》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二本)载: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初十日,郑成功分兵切断由泉州通往漳州的要道江东桥,清·漳州总兵王邦俊据守漳州府城(今漳州市)。正月十二日,军占领平和县,漳州“乡民竖旗响应,四面皆敌,孤城单危,势在急迫,万难支吾”。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初二日,军奋勇攻城,清军负隅顽抗,游兵营吴世珍中炮牺牲,强攻未能得手。郑成功下令火器营何明带领士兵挖掘坑道,准备掘进至城墙底下时填塞火药,用放崩法轰塌城墙,乘势突进府城。三月初七日,点燃引线,火药爆发,才发现因测量距离不准,坑道尚未挖到城墙底下,爆破计划失败。郑成功志在必克,改而采取围困战术,“聚集二十七万之悍贼,砌筑八十七座之木寨,环树二层栅木,外挖两重沟濠,棋布星列,浑如铁桶。”(《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查明漳州解围功次残件》 )

  清·浙闽总督陈锦见漳州危急,火速抽调两省兵力来援。三月初十日进至马蹄山,与军相距五里;十三日两军合战,陈锦部大败,兵员器械损失很多。陈锦退到同安城外扎营。五月,他派浙江金华总兵马进宝统兵援救漳州;同时,派水师犯厦门,郑成功陈辉督水师迎战,两军遇于崇武,清军战败,弃船登岸逃跑。

  郑成功知道漳州城内粮食不多,清援军入城势必增加困难,于是下令对马进宝军不加阻击,任其长驱直入城中,随即发兵切断其后路,继续围困。(《台湾外纪·卷3》)

  马进宝军入城后,曾同漳州总兵王邦俊一道开东门出战,被军击败,从此闭门固守。

  陈锦被家丁刺杀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师次凤凰山,为其奴所杀,以其首奔成功。”

  清·浙闽总督陈锦和福建提督杨名高、右路总兵马得功扎营于同安城外,在马进宝直抵漳州城下时以为已经解围,高兴了一阵子,不久发现中了郑成功“粮尽自降”的计谋(《海上见闻录[定本]》)王邦俊马进宝二部被围在漳州城内,自己手上的兵力又不足以进战解围。

  陈锦除了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外,一筹莫展。他担心清廷所遣援兵到达之前,漳州可能失守,而漳州一旦失守,军乘胜进攻闽浙各地,自己将无力招架。由于心中烦闷,陈锦经常暴躁如雷,对身边服侍人员稍不如意便发怒打骂。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七月,陈锦被家奴刺杀。

  清廷得报漳州形势危急,总督又遇刺身亡,决定派固山额真金砺为平南将军统兵火速入闽。

  关于陈锦被刺的时间,有云三月、七月者。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三月间陈锦“为其家丁库成栋所刺,来归,赐姓赏其功,以其杀主,阴令杀之。”郑成功曰:“仆隶之人,而皆戕其主,天下无刑也。”赏其功而终诛之。)

  《台湾外纪·卷3》也记于三月,并注云:“有记于七月,误也。”

  顺治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刑部尚书刘昌等为审拟“总督遇害”事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载:陈锦的家奴李进忠李忠卢丕昌陈恩等怀恨在心,暗中商议把陈锦杀了,带上总督印信逃往郑成功处献功。七月初七日晚上,李忠陈锦刺杀于同安灌口帐篷中,慌乱中除李进忠逃至郑军外,李忠等人都被擒获。此事当以此审讯奏报为准。

  漳州郡城尸骨山积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漳州围八阅月。”从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二月初二日起,至九月二十八日解围,漳州郡城被军围困八个月之久。

  《吏部残题本》(《明清档案·第21册》)说:“围困郡城八有余月,城内士民掘草根树皮以延残喘,男妇老幼饿毙者四隅日以千计。”

  城中粮食极为紧缺,守军挨家挨户搜括民间粮食,一碗稀粥索价白银四两,接着完全断粜。居民以老鼠、麻雀、树根、树叶、水萍、纸张和皮革等物为食,饿死者不计其数,最后是“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查明漳州解围功次残件》)

  福建巡按王应元在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题本(《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中说:

  “八年五月发难之初,属县无恙,军需能应。自十二月后,漳浦、海澄破而东南去矣。

  至扼江东之桥,断朝天之岭,长泰、南靖失而东北咽喉俱塞矣。城堡村寨尽为贼掠,一城孤注,四顾无援,迁延七月犹搜括仓储,派借绅民以支吾。

  迨浙闽援兵继进,兵马盈万,刍粮倍前,储蓄告匮,民力罄竭。八、九两月,每石米价贵至五百五十两,草根木叶鼠雀牛马搜索食尽,继之人肉。父子相食,爨不烟火者月余,病死、饿死、投水投缳而死,兵丁威取强夺箠楚而死,日以千百计。尸骨山积,秽闻数里。嗟此残民靡有孑遗矣。

  虎狼士卒晓夜鼎沸,金帛珠玉,腰缠索满,犹有醉酒酣歌以娱其主将者。前无战气,后无守心,使大兵稍迟数日,则城社不为丘墟,文官不为齑粉者鲜矣。”

  漳州解围

  就在漳州清军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候,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都统)金砺万余骑兵自浙江驰援漳州。《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固山额真金砺等自浙江来援,与名高兵合,自长泰间道至漳州,击破成功。”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十月福建巡按王应元揭帖(《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说:金砺“于九月初十日由省城(福州)进发,闻二十六日已直抵漳境矣”。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九年)九月,固山金砺率兵万骑屯泉州。”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18·武功志》:(顺治)九年九月,固山金砺率兵万骑屯泉州。”

  结合顺治十年《为查报漳州解围功次事残件》(《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和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可知:金砺行军路线是:九月至福州,九月初十又由福州进发,十九日赶到泉州,廿一日会同福建提督杨名高的军队向漳州推进,廿六日抵漳州境,由长泰县扎篾过河,廿八日进抵漳州城外。

  郑成功被迫解围,把兵力部署在城南东山凤巢山。

  十月初三日,金砺派骑兵向军发起猛攻,军以铳炮还击。当时正值西北风,炮火烟尘弥漫于军阵地,能见度很低,清军骑兵趁势冲入,军大乱,后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阵亡。

  郑成功见败局已定,带领余众退守海澄县。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

  福建巡抚佟国器在顺治十年十二月初二日《为恭报大兵抵漳,解围获捷,仰慰圣怀事》题本中亦说:“夫漳围之解在于顺治九年十月初三日也。先该各大人率兵临泉,与提督商度进发。遂于九月二十八日兵马抵漳。初二日进剿,初三日贼窜,围解。”佟国器《三抚捷功奏疏》)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十一月,据传,郑成功大军进驻石码,与诸将登晏海楼观潮,并议军事。晏海楼在石码东南龙海桥畔,东通大海,海潮来时,波涛澎湃,称为奇观。郑成功赋《晏海楼观潮》诗,这首诗在龙海石码一带广为流传。诗云:
       “神州鼎沸横胡虏,禽兽衣冠痛伪朝。
        十万健儿天讨至,雄心激似大江潮。”

  围攻漳州失利后,郑成功命部将镇守海澄,自己在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回到厦门。郑成功返回厦门的时间,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三月,杨英《先王实录》记二月)

  海澄战役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入海澄城守,金砺等师薄城,成功王秀奇郝文兴督兵力御,不能克。”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年,固山金砺郑成功大战于厦门岛天妃宫,乘胜复海澄,寻为所陷。”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金砺调集水陆官兵,准备进攻海澄县和中左所(厦门)

  《先王实录》和《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载:

  郑成功为了保卫漳州府沿海基地海澄,先派左军辅明侯林察、左军闽安侯周瑞、后军周鹤芝、前镇阮骏、援剿前镇黄大振等统率官兵乘船阻截清方水师。途中遇上飓风,林察的座船漂入兴化港,被清军擒获。

  四月二十八日,金砺指挥的清军扎营于祖山头,摆开进攻海澄的阵势。

  五月初一日,郑成功亲统大军到达海澄。他派正中军张英负责组织守城的民夫和器械,北镇陈六御领义武营、仁武营、智武营防守海澄县城;援剿左镇林胜守南门外桥头,左先锋守东门外岳庙,护卫左镇沈明守中权关,正兵镇、奇兵镇守土城、九都城;前锋镇赫文兴、戎旗镇王秀奇、护卫前镇陈尧策守镇远寨,前冲镇万礼守镇远寨外;前提督黄廷、中提督甘辉守关帝庙前木栅,和镇远寨阵地相接。他自己驻于天妃宫督战。

  五月初四日,金砺调集铳炮数百号集中火力轰击军阵地,军据守的籧篨、木栅多被击坏。

  五月初五日,后劲镇陈魁、后冲镇叶章见被动挨打不是办法,要求主动出击;郑成功同意,从各镇抽选精壮勇士数百名由二将率领冲锋。清军见兵出营,立即以密集铳炮迎击。叶章当即阵亡,陈魁右腿负伤,被迫退回。成功命收兵固守。

  清军继续用铳炮轰击,镇远寨边新筑的籧篨等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军将士失去了屏障,官兵惊惶不安。郑成功下令挖掘地窝藏身,同时为鼓舞士气,派传宣官持“招讨大将军印”遍谕军中,说:“朝廷以此畀我,我惟有效死勿去而已。诸将中有能率众得功者,愿以此题让。”诸将纷纷来到成功大营中请战。中提督甘辉慷慨陈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此丹心照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测,亦死得其所!”王秀奇等齐声赞同。

  成功为了进一步增强将士的决心,亲自冒着密集的铳炮登上高耸的敌台观察敌军阵势。他判断清军在持续两日施放铳炮之后,即将发起全面进攻。当天夜里,他派神器镇何明洪善等把大量火药埋在两军相持的河沟边,准备好引线,待机而发。入夜以后,清军铳炮不绝。

  五月初七日五鼓,金砺下令以空炮掩护,派绿营兵打头阵,随后是满洲兵,填河攀栅蜂拥而来,直抵城下,箭如雨下,企图一举登城。城上的军手持大斧奋勇砍杀,后续清军踩着被砍杀的尸体继续攀城,战况极为激烈。

  天亮以后,郑成功望见满兵大半过河,当即下令何明等点燃引线,沿河埋设的火药同时爆发,烟焰蔽天,刚过河的清兵大部烧死。甘辉乘机挥军扫荡,残存清军狼狈而窜。金砺见败局已定,急忙督令士兵强迫民夫抬运火炮连夜逃回漳州。

  郑成功海澄战役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金砺部清军,恢复了因漳州失利造成的士气不振。这次战役,双方都是以铳炮火药作为主战武器,在军事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

  加固海澄城防

  海澄战役以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清、双方再次处于相持局面。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六月,郑成功遣使向永历帝疏陈克敌情形,永历帝郑成功为漳国公徐鼒《小腆纪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封延平王,郑成功上表谦辞,奏请封海澄破敌诸镇将。七月,永历帝派遣漳平伯周金汤及太监刘国柱敕印至,郑成功勉受之。

  陈乃乾陈洙《明·徐闇公先生孚远年谱》收有永历八年颁发给徐孚远的诏书,其中明确称郑成功“漳国勋臣”,证实在这以前永历朝廷曾封郑成功为漳国公。但郑成功从未用过这个头衔。

  郑成功利用清军无力发动新的攻势的机会,筑海澄城,巩固据点。他委任中提督甘辉镇守,派工官冯澄世担任监工,征发民夫重修和加固海澄城防,把原来的土城用石灰、砖石建成两丈多高的城墙,上面再沿外侧筑短墙一道,安置大小铳三千余号;城外挖浚深阔的河港,形成“巨浸茫茫,外通舟楫”的要塞。城中屯积大量米谷、军械,使扼据漳州府出海咽喉的海澄县同厦门、金门相为表里,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军事体系。

  张名振水师北上江浙

  上述,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清军攻破舟山后,鲁监国张名振等统率的军队护航下借居于郑成功控制之下的金门、厦门一带。郑成功有意把鲁监国的兵将收编,遭到抵制后,双方保持一种联合大于摩擦的同盟关系。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春,定西侯张名振为了重展雄风,开拓抗清的新局面,也是为了摆脱郑成功的控制,向郑成功建议,乘金砺所统南下清军主力集中于福建,浙江、江苏兵力单薄的机会,由他带领原鲁监国舟师北上直入长江,“捣其心腹”郑成功同意这一建议,可能还提供了一些船只、粮食和装备。

  郑成功却依然以上司自居,把张名振率军北上说成是自己所派。这在后来郑成功李定国信里和永历朝廷给徐孚远等的诏敕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郑成功藩下的文人便按照这一口径记述这件事。如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年)“赐姓驻厦门,遣前军定西侯张名振等率水师恢复浙直州县,并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杨英《先王实录》所记大抵相同。

  后来的史家受其影响,也都采取这种说法。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4·郑成功传》云:张名振陈辉之入长江也,焚粮艘,夺战舰,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闻之震动。”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记:“是年(顺治十年)春,名振请兵北上,与之兵二万,粮三艘。”

  事实是:

  第一,张名振鲁监国的军队基本上保持独立系统,并没有变成郑成功的部属,北上长江时同郑成功商量过,但不能说是郑成功所派遣。清朝官员依据自己的情报,也并没有把并提,混为一谈。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任江宁巡抚张中元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中说,“海寇张名振来犯崇明,联舡千余号”,而郑成功“栖居闽省,串通海贼,资助钱粮戈兵,以牵制江南、浙江之兵,使江浙之兵难至闽省会剿”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浙闽总督佟岱残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中也说:“浙有张名振,闽有郑成功,恶比穷奇,势成犄角。”

  第二,张名振北上时带领的是自己的旧部(即原鲁监国军队),说郑成功拨给士卒二万毫不足信。

  舟山失守后鲁监国的主力损失并不太大,张名振等统率南下金、厦的兵员、船只还相当可观。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清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中说:“夫洋逆张名振以十余年之积寇,舡近千艘,众约二万余人,且日事舟楫,久狎波涛。”

  特别是顺治十年到十一年,清方正同郑成功“和谈”,对郑成功军队的动向非常注意。郑成功为了避免给清方抓住破坏“和谈”的口实,在张名振领军北上时也确实没有派遣自己的军队去进攻福建以北的清统治区。某些史著把张名振描写成“光杆司令”,部下的两万余众得自郑成功拨给,未免疏于查考。

  第三,把三入长江的张名振系将领陈辉并提,认为陈辉不仅进入了长江,而且参加战役的全过程,明显与史实不符。郑成功派忠靖伯陈辉带水陆兵一万五千名北上支援,是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五月十八日张名振二入长江之后,且行动极其迟缓。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决策

  招抚动议

  顺治八至九年(永历五—六年,1651—1652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原大西军出滇抗清,占领贵州全省,在广西、湖南、四川战场上大显声威。清廷统治者自进关以来从未受到这样重大的挫折,他们在军事上的弱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

  为继续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清廷不得不把以汉制汉作为主要手段。招降郑成功就是为实现这一谋略的重大步骤。在清廷看来,氏家族的首脑郑芝龙是自己手里的一张王牌,利用他出面招降其子郑成功,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达到平定东南海域的目的。(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早在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清廷一件密奏稿就提出了招抚郑成功的建议。密奏稿(《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曰:

  “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

  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若责令赴京归旗,料彼不能从命,不必起其疑惧。至于颁敕往谕,未宜轻率。应赐督臣密敕一道,内开招抚成功等语,先遣才干官同郑芝龙家人到彼宣布德意。彼果真心投顺,欲得朝廷敕书,即以督臣密敕宣示,颇为妥便。若执迷不顺,亦不至损威伤重也。”

  这份奏稿似出于兵部。原件无年月,但稿中有“宜敕督臣刘清泰星驰赴任,察彼情形,量我兵力,能剿则剿,当抚则抚”刘清泰接任浙江福建总督在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此件当作于刘清泰尚未赴任之时。

  对郑芝龙予以安抚

  顺治皇帝显然同意上述密奏稿的意见。为使招抚工作得以进行,先对郑成功作出一种政治和解的姿态。

  清廷给处于软禁状态的郑芝龙恢复名誉,肯定了他在1646年降清的功绩,把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遭到监视的过失推到多尔衮身上,承认了清廷处置失当。

  七月间,顺治帝派内大臣遏必隆鳌拜哈世屯、大学士范文程等传谕郑芝龙“朕闻尔子弟在福建为乱。尔投诚有功,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即往坟茔祭扫,亦必奏明乃去。朕嘉尔功,故以此告谕。尔子在京有成立者可送一人入侍。”(《清世祖实录·卷66》)

  八月初一日,应郑芝龙请求,将其由正黄旗拨入镶黄旗,授予郑芝龙在京的第二个儿子郑世忠为二等侍卫,同时命兵部给勘合将郑芝龙的部分亲属从福建护送来京团聚。(《清世祖实录·卷67》)

  清廷明确发出招抚郑成功的敕谕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上命芝龙书谕成功及鸿逵降,许赦罪授官。”

  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十月,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一件敕谕,对招抚郑成功作了明确指示(《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下注:“本日用宝即发与亲领讫。”参见《清世祖实录·卷69》)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

  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独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墨勒根王(即多尔衮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

  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

  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

  此朕厚待归诚大臣至意,尔当开诚推心,令彼悦服,仍详筹熟(察),勿堕狡谋。”

  下令追查清军袭占厦门时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事

  为体现招抚诚意,清廷还下令追查1651年福建当局攻入中左所(今厦门)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一事。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把肇事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巡按王应元革职,押解回京交三法司审讯。

  这一案件的另一幕后原因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把从厦门掠得的大批金银财宝隐匿私分,引起了朝廷和有关官员的忌恨。

  顺治十年刑部等衙门为审拟张学圣等事题本(《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所载顺治十年九月十七日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方沦陷”事题本更详)

  新任浙闽总督刘清泰秘封入告云:

  “盖厦门一窟,素称逆寇郑成功之老巢,商贾泊洋贩卖货物之薮也。想诸臣之垂涎已非一日。乃不能振旅以犁其庭,而乘成功他出之便,借抚臣巡历之名,道臣黄澍摇尾而进谋,镇臣马得功螳臂而先往,抚臣张学圣继率全军轻身径入。此时一番饱获,自谓无患无争矣。

  更可异者,镇搜括数日,竟为所困,后恳成功祖母家书,始得释归,丧师辱命。何诸臣智昏于海中之金穴,而竟不顾有朝廷之疆土耶?

  及成功回,而悉数家珍,非以实抚臣之装者,则已入道、镇之囊。以致借口索偿,弄兵修怨。”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大概是在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三法司在定罪看语上游移其词,三四其说,最后不了了之。

第一次招抚活动

  成功阳诺

  清廷所作的让步,实际上是在兵力不敷分配的情况下企图先稳住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部,集中力量摧毁西南的永历朝廷,然后再迫使郑成功完全就范。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既要考虑父亲的安全,又想趁机扩展兵力和势力范围。因此对郑芝龙派家人李德送来的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四月,清·浙闽总督刘清泰依据朝廷密敕精神,写了一封文书派人送到郑成功的祖母氏处,托她转给郑成功。文书中强调了两点,一是“宣扬皇上覆载深恩”,二是“陈述父子不应绝情”,以忠孝两全引诱郑成功背明归清。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阳诺。”双方各自怀着自己的打算,开始了清、和谈。

  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年,封芝龙同安侯,而使赍敕封成功海澄公、鸿逵奉化伯,授芝豹左都督。芝龙成功不受命,别为书使鸿逵谕意。”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五月初十日,清廷正式颁发敕书,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芝龙为同安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授左都督(封爵职敕谕稿四件,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敕谕(《清世祖实录·卷75》)中首先肯定了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

  接着指责“墨勒根王多尔衮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行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加以地方抚、镇、道官不能宣扬德意,曲示怀柔,反贪利冒功,妄行启衅,厦门之事,咎在马得功,并说明“已将有罪官将提解究拟”

  然后说清廷遣人赍敕传谕,开导归诚,郑成功郑鸿逵“果令李德持家书来,并传口语”,“书词虽涉矜诞,口语具见本怀”,“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故意不提郑成功以反清复明为旗帜,给以下台之阶。

  除封爵授官之外,特遣芝龙表弟黄征明为使者专程赴闽传达谕旨,以解疑畏。为了表达诚意,敕谕中宣布“满洲大军即行彻回;闽海地方保障事宜,悉以委托。”

  敕谕中没有明说把泉州府作为郑成功屯兵之地,但给郑成功的敕谕中所授爵衔为“镇守泉州等处地方充总兵官海澄公”,实际是封以海澄公虚衔,充任泉州总兵。

  成功不受命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使至,成功不受命,为书报芝龙芝豹奉其母诣京师。”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顺治十年)六月,遣郑芝 龙招抚成功,不就。”

  在清廷遣使敕封的同时,郑芝龙也派家人李德周继武等持亲笔信要成功接受清朝招抚。李德氏家丁,为芝龙成功父子之亲信,在清、和谈中北往南来,传递消息。

  郑成功阅信后说:“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

  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摘要杨英《先王实录》排印本)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顺治三年,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仍传清朝面谕,有原系侯伯,即与加衔等话。夫既失信于吾父,儿又安敢以父言为信耶?

  当贝勒博洛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辞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过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
父在本朝,岂非堂堂一平国公哉!即为清朝,岂在人后哉!夫归之最早者且然,而况于最后者?……

  虽然,儿于己丑岁(顺治六年,1649年)亦已扬帆入粤屯田数载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蹂躏我疆土,虔刘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

  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于人乎?

  且以闽粤论之,利害明甚,何清朝莫有识者?盖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兼之水土不谙,死亡殆尽。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召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

  如父在本朝时坐镇闽粤,山海宁宁(谧),朝廷不费一矢之劳,饷兵之外,尚有解京。朝廷享其利,而百姓受其福,此有利而无害者也。清朝不能效本朝之妙算,而劳师远图,年年空费无益之赀,将何以善其后乎?

  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者。刘清泰果能承当,实以三省地方相啖,则山海无窃发之虞,清朝无南顾之忧,彼诚厚幸。至于饷兵而外,亦当使清朝享其利。不亦愈于劳师远图,空费帑金万万者乎?

  况时下我兵数十万,势亦难散。散之则各自啸聚,地方不宁;聚之则师旅繁多,日费巨万。若无省会地方钱粮,是真如前者啖父故智也。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专禀。”

  郑成功给父亲的信实际上是对清廷的答复。信中反复表示他不相信清廷的诚意,因为有郑芝龙前车之鉴。但是,他又不愿把和谈的大门关死,暗示清朝若能将1646年勾引郑芝龙时许下的三省(浙江、福建、广东)交给自己管辖,还是可以谈判的。

  然而,1653年的形势已不同于1646年,福建、浙江两省除某些濒海地区外都已在清朝管辖之下,广东是平南、靖南两藩的驻地,郑成功自己也知道开出这样的价码,无论是清廷还是闽、浙、粤地方当局都无法接受。

  所以,他对负有清廷联络使命的氏家族私人李德谈话的口气要和缓得多,诉说“兵多地少,难于安插;倘若裁减兵戈,一旦出征,何以制胜?”(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黄征明郑成功已领敕印事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要求再给“三府屯兵,并辖三省沿海地方”;还提出清廷既封自己为海澄公,“公为五等上爵,充总兵官,尚在提督之下”;另外指责清廷一面招抚,一面派固山额真金砺统兵入闽,似为骗局。最后表示清廷应该“用人莫疑,疑人莫用”,只要将“海上之事”“全权托付”,那么“父亲致力于内,儿尽力于外,付托得人,地方安静”(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

  金砺率师还浙江

  清廷研究了李德带回的信息,判断郑成功有归降之意,决定作出让步。于是,给郑成功颁发敕谕(顺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李栖凤题本所引顺治帝敕谕,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说:

  一,“朕念尔兵卒众多,一府难以安插,钱粮委难支给,仍益以漳州、潮州、惠州并泉州四府驻扎,即将四府水陆寨游营兵饷拨给尔部下官兵,不足不另补。正课钱粮仍行解部。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辖武官听尔遴选委用,仍将姓名职衔具题造册送部。开洋船只,尔得稽察,收纳税课,送布政司解部”。

  二,为解决爵、职不相应,特命郑成功“挂靖海将军印”

  三,解释派金砺统兵入闽在前,命刘清泰招抚在后,并非骗局;而且告知成功李德到京反映情况后,清廷当即下令撤回金砺之军。

  事实上,清廷统治者急于招降郑成功,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孙可望李定国等西南抗清势力,表现出相当热心,在郑成功尚未正式受抚以前,就下诏金砺撤兵,“原以示信”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诏金砺等率师还浙江。”金砺奉旨后六月从泉州起程,八月内撤入浙江境内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年十月初六日奏本 )

  成功复出掠饷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成功复出掠福建兴化诸属县。”

  清·乾隆《泉州府志·志事·纪兵》(同治补刊本):( 顺治)十一年正月,郑成功遣其党沿乡索饷。”

  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他趁和谈的机会,派兵前往福建、广东沿海地区招兵买马、征取粮饷。从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起,郑成功派出的部将官员领兵往福建漳州、泉州、龙岩、惠安、仙游等府、县征粮征饷。福建巡抚佟国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月初九日奏本中说:“自去年至今,成功派银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使清朝地方当局处于被动状态。

  据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到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二月,军在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措饷,“派富户追纳,诸差官俱至各府、县城外屯扎,但不入城耳。计所追凡四百余万。”

  和谈陷于僵局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内院侍读学士郑库纳扎齐讷等赍捧封郑成功为海澄公的敕印到达福州。福建巡抚佟国器依据闽浙总督刘清泰的咨文,派李德往郑军中通知成功。二月初三日,郑成功差中军常寿宁李德等到福州迎接诏使。十六日清使郑库纳等到达泉州,十九日至安海公馆驻劄。

  二十日,郑成功设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坚持要他先剃发然后开读诏书;郑成功则以“具疏自行奏请”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为托辞拒绝剃头。双方相持不下,无法开读诏书。二十五日,郑库纳等离开安海回福州。和谈陷于僵局,

  清朝福建地方官既无权宣布招抚决裂,对军的征粮征饷又穷于应付。佟国器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二十八日奏本中诉苦道:“今各属郡县详称,诏到之后,群贼索饷愈炽,兴(兴化府)、泉(泉州府)一带在在告急,……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事不可知。”(《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具疏奏请

  大约在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三月间,郑成功给清廷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去岁(顺治十年,1653年)又六月(闰六月),内章京邵斯、户部黄征明差员李德周继武等赍到敕谕并海澄公印;本年正月十四日,内院郑库纳、兵部贾勒纳复赍敕谕并挂靖海将军印,且益以漳、泉、潮、惠四府驻劄。宠命再至,敢不祗承,遂设香案于二月二十日行礼祗承敕命,以遵简命之隆;尚未敢开印着实行事者,其情其势,敬祗诚直陈之朝廷。

  计安山海是以信用豪杰,豪杰卓有表见总在安攘山海。故用人必视其才,小才而大用之,则不胜任;大才而小用之,则不展舒。信人必本其心。心相猜,近在同堂而能为难;心相许,远在万里而益相亲。自古交孚相得之世,未有用人而不竟其用,亦未有不外度其情,内度其能,而苟且为人用者也。

  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精兵数十万,相随多年,诸皆狼野猛戾,无妻子以羁其心,无田宅以果其肠,一旦瓦解,啸聚千万,祸不可测,此地方之忧也。

  且此全闽地方寇贼充斥,而镇守北兵,地险不平,甲马徒劳,寇至则登陴自守,寂不闻声;寇去则掩袭干戈,赤地千里,朝廷之抚有全闽也,可谓有其名而无其实矣。

  故自入闽以来,马步无暇日,钱粮无粒解,地方无宁刻。若以全闽委陴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给其饷以用其长,既溪洞薮窟之周知,又什伍保甲之列定,人地相宜,将士效命,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闽省正供可解京,而饷有实济矣。此所谓名实两全者也。

  朝廷果推诚置腹,无分彼此,无较新旧,又岂有受人委托而反复不信,无藉则敛戢,有藉则飞扬也哉。此所以矢志誓肌,下解苍生侧悬之苦,上抒朝廷南顾之忧,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者矣。

  至于海上防剿,成于宁谧,尤未易言,盖大江以南莫非海也。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今在舟山镇将非兵不利、甲不善也,而北人多不谙水战,以致鲸鲵鼓浪,莫之如何,异日酝酿势成,乘风南北,不惟闽粤之害,实江南之忧。

  故将平靖海氛,必用闽兵屯扎舟山,然后可以弹压海寇;而屯兵尤先议饷,不得不就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饯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夫舟山乃海中一孤岛耳,其地不过弹丸,而闽、浙隔绝,水汛不常,倘两浙之海有警欲调闽兵,既有鞭长不及之患,欲挽闽饷更苦神鬼转运之劳。

  旧例镇守福建总兵兼管全温地方,齿牙相错,良有深意。倘以温、台、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自两浙以至闽、粤则海无扬波者矣。诚如是也,克奏肤功,计日而得,海内咸知朝廷委任得人,岂不休哉!

  然则今日非不祗承,慎其事乃所以委其任也。而其宜慎者有三:

  敕书四府驻扎,而府(指泉州府)镇守尚皆北来兵将,未奉明旨撤回,不独粤平、靖二王未敢擅命,便则泉、漳镇将谁敢交代,一也;

  前敕旨云镇守泉州等处,今只挂靖海空衔,不言镇守事,则欲行事而文移不便,尤恐行事而画饼竟成,二也;

  又敕印再加文听部选、武听遴选委用,今泉州总镇刘仲金见在刻日赴任,即一府尚属虚悬,而三府安能取信,三也。

  是以俯拜对扬之际,实尔挈瓶负薪之恩,除将敕印祗委,奉安平公署,专委官斋盥看守以须后命,隆重付予而后即安焉。

  总之粮少则兵必散,则地方必危,朝廷欲安地方,当勿吝地方。今日之请非是利地,乃欲靖地方。见今数十万之众嗷嗷待给,区处经画,安插繁杂,伏惟英明决断而施行焉。”

  此信见《明季稗史》第三种,原题《朱承晃报书》,朱承晃朱成功谐音,抄本用朱笔注“疑似郑成功,墨笔改为“即郑成功

  郑成功对清廷的招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虚与委蛇而已。他表面上盛接来使,郑重其事地“三跪九叩头”领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却拒绝剃发,仍然使用明朝永历年号;同时又借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地派人到闽、粤沿海地区征收粮饷,甚至在清廷允许驻兵的四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

  从上面引述的郑成功信中可以看出他要求把福建全省,广东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都交给他屯兵筹粮,只有这样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实现“海无扬波”、“地方宁静”;否则就是“大才小用”,“海寇”四起,“祸不可测”

第二次招抚活动

  剿局之备不可不早

  清政府的许多官员都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福建巡抚佟国器、两广总督李率泰先后上疏朝廷希望不要为郑成功所愚弄。

  浙闽总督刘清泰原来主张招抚并愿充当“保人”,在“前疏所以秘切入告”之后,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七月又上《为密报赍到清字咨文事》,说:“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要求清廷派“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在疏中直接了当地说: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飘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因此,他力主应当“厉兵秣马以应变”。(《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

  在一片讨伐声中,身居虎穴的郑芝龙慌了神,他深知自己的生死荣辱取决于能否招抚郑成功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六月二十五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中提到:

  六月间,郑芝龙上疏清廷,一面斥责郑成功“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一面又婉转代为解释,列举成功对清使如何恭敬,有“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

  谈到郑成功拒绝剃头这一关键问题时,郑芝龙先引述“差官黄征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借此证明郑成功“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

  接着,郑芝龙表示自己鞭长莫及,“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

  最后,郑芝龙说他经过昼夜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妙策,建议清廷准许派他的儿子郑世忠同钦使一道赴闽,“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述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

  郑芝龙的建议,经王、大臣会议后,清廷同意再作一次努力。

  叶成格阿山抵泉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一年,上再遣使谕成功,授靖海将军,命率所部分屯漳、潮、惠、泉四府。”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帝再次颁发敕谕给郑成功,其中除重申封海澄公、挂靖海将军印,给泉、漳、惠、湖四府驻扎军队外,对郑成功的其他要求断然拒绝,“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尚未剃头,冀望委◇全闽,又谬称用兵屯扎舟山,就近支给温(温州)、台(台州)、宁(宁波)、绍(绍兴)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

  八月十三日,清廷派遣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理事官阿山(或译作刑部郎中阿尔善郑成功二弟郑世忠以及氏家族亲旧黄征明成功表叔)李德周继武等携带敕书到达福州,先命李德周继武去厦门向郑成功讲述清廷和郑芝龙的意图。

  二十四日,叶成格阿山在福建清军护送下进抵泉州,又派郑世忠黄征明往厦门晓以利害。郑成功不为所动,依然敷衍。

  安平会面

  郑成功郑世忠回泉州约请叶成格阿山于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九月十七日到安平镇见面。

  届期,郑成功调集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黄廷等二十余名部将统领水陆各镇“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盔甲鲜明”,兵将埋伏险要,把安平镇布置得“好似铁桶”,自己才同众参军一道前往安平准备同清使会面。江日升《台湾外纪·卷4》)

  叶成格阿山在清军步骑护卫下来到安平,一看军摆下的阵势已感到气氛不对,连方安排的迎宾馆舍报恩寺也不敢住,宁可住在清军临时搭盖的帐篷里,双方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尽管郑成功大设供帐,馈送厚礼,竭力向清使表示友好,在原则上却坚持“一云先要四府地方,前诏只有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襄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明振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不剃发等语”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顺治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奏本》)

  叶成格阿山只奉有监视其剃发受敕的严旨,并无谈判的权力,面对郑成功提出的条件知道使命难以完成,于是以“不接诏,不剃发”杨英《先王实录》)为理由拒绝成功的隆重礼遇,于二十日返回泉州。

  九月二十一日,郑成功遣人致书备礼挽留清使,二使臣回信表示“即使相晤间,不过宣传皇上浩荡德意,与公剃发后上谢恩本,将贵部官作何安插,及四府设防数目修入而已。他复何言哉!似公又不宜以旁语及也。弟以一介微躯而膺朝命,钦限在十月内回京,何敢稽迟,以身试法?伏祈早决一言,俾得星驰复命”。退还所赠礼物,并限二十五日为最后答复时间。

  和谈破裂

  杨英《先王实录》载: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上,郑世忠、周继武、李德、黄征明等往见成功,声泪俱下地哀告:“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郑芝龙)亦难!”

  同安侯郑芝龙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密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载:当晚,郑世忠说:“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成功答道:“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复哭劝其回心转意。成功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周继武说他也同郑世忠一起“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

  二十六日,郑成功又派旗鼓史谠郑奇逢往泉州请清使来安平再议。叶成格阿山认为没有什么好谈的,把二人赶回。

  二十九日,派人催促郑世忠李德周继武黄征明回京复命。当天,清廷使臣和随行人员离开泉州,“从间道回延平”佟国器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和局至此完全破裂。

  郑成功复父、弟书

  离别之际,黄征明要求郑成功写一回信给郑芝龙成功依言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整个事件经过并表明自己的态度郑成功复父书见《台湾外纪·卷4》;《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也引述了书信全文,字句略有不同)。主要内容是:

  “和议非本心也。”

  “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

  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

  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

  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

  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给二弟郑世忠郑渡的信中(《先王实录》)郑成功说得更清楚:

  “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

  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

  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

  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郑成功在和谈中表现的态度似乎有些诡异,在致父书中引用了清帝敕谕指责他“词语多乖,征求无厌”的话,证明尽管未正式开读,他已完全清楚清廷的底牌。既然没有谈判的余地,郑成功为什么又一再挽留清使,做出种种无益的举动呢?这只能说按郑成功的本意是不愿归降清朝,对于父亲的安全虽说置之度外,毕竟不能不有所顾忌。反映在行动上就未免进退失据,措词更难得体。

  清·两广总督李率泰郑成功的信中就批评说:“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伤天性之恩,且贻后世之刺。尊公身为明季重臣,国亡而择主,非背国而事仇也。足下前无顾命,今无共主,何得灭不可易之亲,而从不必然之议也?古之求忠臣于孝子者,几无据矣!至今犹屡执此‘三省相畀’之说,胡为乎来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载。而足下身羁海甸,犹欲招徕之,以大一统之势。谁敢取臣服之版图、惟正之资赋而轻议畀乎?且从来无此庙算,无此边筹也。即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将有三省,即弃彼而忠于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台湾外纪·卷4》 )

  从忠于一姓王朝而言,李率泰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问题是郑成功从来就不是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由于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以自己为首的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汉族绅、民的利益,当清朝的“大一统”危及到这一集团利益时,他只有站在比较软弱的明朝一边,借明朝的名义展开反清斗争。

  和谈得失

  清廷的招抚郑成功因双方各自坚持自己的条件终告失败。然而,实际上是各有所得。

  郑成功利用和谈使清方释放了1653年四月遭飓风飘入兴化港的辅明侯林察;在福建、广东某些地区扩军征饷,增强了实力。

  清廷通过招降也牵制了郑成功在顺治十年、十一年两次的可能出兵广东配合李定国作战。

  但清廷凭借郑芝龙这张王牌进行招抚,无疑助长了郑成功永历朝廷的离心力,即他给父亲信中所说“按兵以示信”。所以,就全局而言清廷所得远大于所失。

趣师广东勤王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李定国攻广东急,使成功趣会师。成功遣其将林察周瑞率师赴之,迁延不即进。”

  李定国部署会师广东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至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李定国梦寐以求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但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郑成功不是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他把以他为首的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郑成功对广东潮州地区一直非常重视,这是氏家族军粮的主要来源地。郑鸿逵郑成功多次进兵潮州原因就在于此。但郑成功的意图却是希望把潮、惠地区据为自己的粮饷、兵员补给地,而在军和永历朝廷之间最好是留下一片清方管辖区,打掉这座隔火墙对氏集团不利。于是,郑成功李定国心急如焚的情况下,一味采取拖延推宕的策略。

  李定国部署二次入广战役,在半年前就已经把预定的会师日期通知了广东义师,决不可能不通知指望在全局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郑成功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四月间,李定国在高州派遣使者到达厦门,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便将使者软禁。

  李定国预料五月可得郑成功的回音,但直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李景才姗姗来到定国军中,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李定国在给郑成功的回信中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云:“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李定国还是对会师抱有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希望郑成功能出兵并于十月十五日前到达指定位置。

  李定国给郑成功的回信,应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因李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而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才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

  杨英《先王实录》载:“藩得会师二书,即欲调兵南下勤王。以虏使在泉,令差暂住金门。”可知李景定国使者携带复信返抵厦门的时间不迟于九月二十九日,因清廷派来招抚郑成功的使臣叶成格阿山和随行人员,在九月二十九日就离开泉州了。

  出师

  李定国约定的郑成功军到达指定位置的日期是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月望前(十月十五日以前),但是,郑成功到十月十九日才出师。

  杨英《先王实录》载:

  郑成功十月十九日“遣师南下,与晋王(是时李定国尚未封晋王)等会师勤王。委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委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以及戎旗镇王秀奇、左先锋苏茂等,统率五镇营兵,战舰百余艘,“克日南征”

  同时,郑成功派效用官林云璿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定国时为安西王)等。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谅谅,修矛戟而奏肤功,大符夙愿。……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广州),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军的进军速度,从《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李率泰为紧急塘报事题本》、《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广东巡抚李栖凤“为闽贼水陆并举、惠潮情势孔亟,仰祈圣鉴事”题本》(《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等清方档案可以看到:

  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

  十月初四日,郑成功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

  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

  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而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

  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

  十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军。

  十二月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

  出师特点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

  第一,郑成功没有亲自统军。

  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但是这次出征,郑成功却没有亲自统军西上,惟一的解释是他有卸责于下的准备。

  第二,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别有用意。

  永历朝廷初立时,正是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

  第三,迁延时日。

  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但是,他在九月底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拖到十月十九日才“克日南征”

  第四,“风信非时”无法解释。

  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在帆船时代里,海上航行受季候风影响较大,无疑是事实。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郑成功没有出兵决不能用“风信非时”来解释,否则,使者又怎么能往来海上?

  何况,上年(1653年)六月至八月郑成功曾经率领舟师南下潮州、揭阳;下年(1655年)八月郑成功又曾派舟师南下广东,九月占领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证明秋季并不是不可能南征。

  退一步说,顺治十年(1653年)李定国计划次年东西合攻广东之时,具有丰富海上经验的郑成功如有会师诚意,也应当把海上用兵的最佳时间通知李定国,以便定国确定东西会师打响的月日。

  第五,援师行动极其缓慢。

  郑成功派出的援师行动极其缓慢,有大造声势之形,无实际作战之心。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直到十二月十五日才进军到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的佛堂门外,还距广州四百余里;而在前一天(十二月十四日)李定国已在新会战败。

  回师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十二月十四日,即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李定国在新会战败。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李定国已经败退,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又停滞不前。

  几天后,林察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于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

  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即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而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先王实录》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

  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虚与委蛇的机宜。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也可看出。

  卸责于下

  《台湾外纪·卷4》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责备林察周瑞“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

  夏琳《闽海纪要》载,郑成功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

  “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

  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

  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理和复李定国书是大有讲究的。

  1654年能否实现东西合击,奏捷广东,直接关系着永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决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他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把关键性战略意图未能实现等同于一般战役的胜负,可说是官样文章。

  信中首先批评了李定国“骄兵致挫”,然后才谈到自己的舟师“逗遛”、“依违不前”,意在把战役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对方。不能说李定国没有骄傲轻敌,但新会战役的失败决不能说成是定国“骄兵致挫”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

  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充分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

  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后果严重

  郑成功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所采取的手段,后果十分严重。

  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李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功亏一篑。

  在李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

  他在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乙未六月疏》(《蹇愚录·卷1》)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

  次年(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1656年)七月,连城璧又在《丙申七月疏》(《蹇愚录·卷1》)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

  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南明中兴从此无望。

  郑成功的心态

  从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虎豹”。所以他甚至说出:“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杨英《先王实录》)

  总之,郑成功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经》)

  清廷多次招抚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

  同样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

  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

  对永历朝廷,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郑成功不会不考虑到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将受到很大限制,军政大事要禀承于朝廷,否则就难逃僭越之议。

  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和声望上都略逊于李定国,加以李定国永历朝廷的关系比他更密切,这些因素必然在郑成功的深谋远虑之中。

  所以,无论李定国制定的战略如何正确,也不管定国为了实现南明中兴对他怎样苦心相劝,郑成功总像一根插在闽海地区的弹性钢条一样,外力的大小只能造成他左右摇晃的程度,最后还是我自岿然不动的南天一柱。

自立小朝廷

  取漳、泉两府之地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定国败走,成功又攻漳州,千总刘国轩以城献;再进,复陷同安。其将甘辉陷仙游,穴城入,杀掠殆尽。至是和议绝。”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冬,清·漳州府城守门千总刘国轩、守备魏标派人同军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献城投降。十二月初一日夜间,郑成功派忠振伯洪旭、中提督甘辉等带领军队进抵城下;刘国轩在城头接应,一举夺得漳州。清·新任漳州总兵张世耀、知府房星烨见大势已去,只好跟着投降,漳属十邑俱下(顺治十三年闰五月原同安水师参将杨其志启本,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杨英《先王实录》载于十一月初一日,乃历法不同之故)

  十二月初四日,郑成功亲自来到漳州,对刘国轩反正来归,深表嘉许,提升他为护卫后镇。同月,派甘辉、前锋镇赫文兴、援剿左镇林胜、北镇陈六御等先后攻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各县。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初五日攻克仙游县,福州省城惊恐。(杨英《先王实录》)

  至此,泉州府城已经处于军四面包围之中。

  郑成功出兵取漳、泉两府之地,本来意味着和谈完全破裂,然而他似乎出于策略考虑,写信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和泉州守将韩尚亮、知府申伟抱,以和谈时清廷曾许给漳、泉、潮、惠四府作为自己用兵的理由。这种立论难免游移其辞,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主和还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如给泉州官员的信中几乎是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清朝。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佟国器回信中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喷饭”(《先王实录》,参见《台湾外记·卷4》)

  清廷改而用兵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讬科饷,四出劫掠,蔓及上游。福建巡抚佟国器疏闻,上密敕为备……上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成功。”

  顺治十一年(1654年)十一月,“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郑成功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且寄伊父芝龙家书语词悖妄,肆无忌惮,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汎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从之。”(《清世祖实录·卷87》)

  十二月十六日,清廷任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多罗贝勒巴尔处浑、固山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等领兵由北京赴福建征剿郑成功。(《清世祖实录·卷87》)

  其中巴尔处浑于二十天后即次年正月初五日病死,未随军入闽。

  《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载有《敕谕世子吉都稿》,稿内济度译作吉都巴尔处浑巴尔出红吴达海吴达亥噶达浑噶达洪

  郑芝龙被囚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十二年,左都御史龚鼎孳请诛芝龙,国器亦发芝龙成功私书。乃夺芝龙爵,下狱。”(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

  和谈既已失败,清廷改而用兵。郑芝龙失去了利用价值,清廷官员一再上疏要求严加惩办。他们指出,郑芝龙郑成功利用和谈的机会,派出使者多方联络,郑芝龙不仅在给氏集团亲属旧部的信中流露了不满情绪,而且必然以口信方式泄露清方军事部署等秘密。

  郑芝龙内心彷徨。福建巡抚佟国器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二十五日《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和三月十五日《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奏本佟国器《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报告,截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间带出北京的几次郑芝龙的私人信件。郑芝龙在给林忠的谕帖中说:“本爵美景日近,定不忘尔旧人”;给林瑞骥谕帖中说:“本爵得意日近,定不忘尔。”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在清廷任职的福建人杨国永疏中说:郑芝龙或欲亲往(福建),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这种推测有一定根据,因为郑芝龙在十一月间一面把郑成功寄来的部分书信上交清廷,指斥“逆子”“请地益饷,抗不剃发,寄臣书信语多违悖,妄诞无忌”(《清世祖实录·卷87》) ;一面派家人回原籍收取田租,还表示打算具题本请求清廷同意让他的第三个儿子郑世恩离开京师回泉州管理田产等事务(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佟国器“为报明缉获书札并投验告示恭候睿裁事”奏本,见《三抚密奏疏稿·抚闽密奏》)

  据《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辑录: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二十八日,吏部员外郎彭长庚疏请“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

  同月三十日,正白旗下云骑尉杨国永在题本中说:“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

  同日,兵部尚书张秉贞等密题“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酌处”

  清帝批示: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奏。”

  首先受到控制的是郑芝龙的胞弟郑芝豹。在郑成功叶成格阿山谈判破裂的时候,郑芝豹郑彩却同意降清。《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收录,正月三十日兵部尚书张秉贞密题本中谈到:“其郑芝龙胞弟郑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二月二十一日张秉贞等题报,浙闽总督佟岱赴任途中在嘉兴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兵部请旨将郑芝豹“速解来京”。此件批红:“依议,作速密行。”(后囚宁古塔)

  接着,囚郑芝龙及其在京家属于高墙。清实录不载囚禁郑芝龙事,但时间不会早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二十一日旨批密捕郑芝豹时,也不会迟于六月初五日,因为六月初五日兵部尚书李际期疏中明言:“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应是在二月下旬。

  设六官理事、置思明州

  《清史稿·列传11·郑成功》载:成功初无意受抚,乃改中左所(今厦门)为思明州,设六官理事,分所部为七十二镇;遥奉桂王(南明·永历帝,承制封拜,月上鲁王豚、米,并厚廪卢溪、宁靖诸王,礼待诸遗臣王忠孝沈佺期(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沈佺期》)郭贞一卢若腾华若荐徐孚远等,置储贤馆以养士。”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二月,郑成功借口“和议不就,必东征西讨,事务繁多,议设六官(吏官、户官、礼官、兵官、刑官、工官)并司务,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宜,分隶庶事,令各官会举而行”(《先王实录》)。这种做法同孙可望相当类似,实际上是另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朝廷,只是他的兵力和地盘远不如孙可望,把所设官职名分上定得低一点罢了。

  原鲁监国重臣张名振“条陈不宜僭设司务”郑成功“遂改司务为都事”(《先王实录》)

  三月,又设置六察官,“俾其敷陈庶事,讥察利弊”。同月,“六察官周素叶茂时等条陈:中左兴王之地,不宜因循旧址,顾名思义,请改中左(今厦门)为思明州,亦如新丰故事也。藩郑成功从而改之”(《先王实录》)

  亲文人著作中常说郑成功设六官等职是“承制”,即取得永历皇帝的授权。其实,永历朝廷自处艰难,鞭长莫及,默认或有之。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4·郑成功传》中说:“先是,隆武之以总统命成功也,许立武职至一品,文职至六品。至是地大兵众,乃设六官,分理庶事。”

  夏琳《闽海纪要》则云:“永历九年二月,延平王·成功承制设六官。初,成功以明主行在遥隔,军前所委文武职衔,一时不及奏闻;明主许其便宜委用,武职许至一品,文衔许设六部主事。成功复疏请,以六部主事衔卑,难以弹压。明主乃赐诏,许其军前所设六部主事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员外。

  夏琳的说法未能从其他材料得到印证,而且难以自圆其说。一代有一代的典章制度,南明自继立起滥发敕、劄固为常事,但永历帝未必会下诏规定郑成功自行任命的“主事秩比行在侍郎”。何况这里的“衔”、“秩”又说不明白,明制主事为六品官,侍郎为正三品官;前者为部内清吏司属官,后者为六部堂上官。

  这类记载未必可信。承制便宜设官本意为在军前收复地方等情况下,来不及请示暂行委任武将和地方文官,以统辖兵丁或料理地方,这和设立与朝廷相仿的衙门官员大相迳庭。所谓许设六品以下官,盖指委任地方知县及军中监纪之类官员,而不是朝廷官员。从目前所见有限的永历朝廷文书和与郑成功同处东南滨海的原鲁监国旧臣的文献中几乎见不到郑成功自用官员职务。张煌言《北征录》内讲到南京战役时曾致书郑成功自设的“五军中军”张英,特地加上一句“即所号为五军者”,其不承认成功私署官职的微意存焉。

  郑成功的另搞一套,和他在战略上坚决避免同李定国孙可望会师,都是割据自雄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