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版印刷

  唐
  五代
  宋

   ——概说。
   ——官署印书(郡斋。州学。泉州提举市舶司。公使库。安溪印书局。南安。同安印书局)
   ——田庵洪氏。

  元
  明
   ——概述。
   ——泉州本淳化阁帖(关于《淳化阁帖》祖版。流落泉州的石刻版。收入皇宫秘库。泉州的枣木版。其他。)
   ——泉州刻本 。

  清

   ——雕板印刷(由盛到衰。雕板工匠。清代泉州雕板印刷版本。苏廷玉刻板。民间版刻。)
   ——木活字印刷(柯辂木活字印刷。龚显曾木活字印刷。黄谋烈木活字印刷。)
   ——石印。

  大约在公元3世纪的晋代(265~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也开始流行起来。公元四 世纪东晋时期,石碑拓印得到了发展,它把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 墨,仿照拓印的方式,把纸铺到版上印刷,即为雕版印刷的雏形。

  真正意义的雕版印刷术 始于隋、唐。《河汾燕闷录》载:“隋·开皇十三年(593年)令雕板。”《五代会要》称,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初印“九经”,当时“召能书人,端楷写出,付匠雕封,每日五纸”云云。但当时雕板印刷还处于初始阶段,并不普及。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雕版印刷实物,是在敦煌发现的印刷于唐·武则天·垂拱二年(868年) 雕版印刷《金刚经》。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 模勒”即模刻,“烨卖”就是叫卖,说明当时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泉州雕版业可上溯到唐末。当时福建经济逐渐繁荣,文化相应发展,泉州一跃而为全国四大港口之一。自欧阳詹许稷之后,读书之风大盛,需要大量书籍,印刷事业就相应发展起来。(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欧阳詹许稷》)

  当时泉州的印刷,有盖板、拓板两种,是由盖印和拓石两种方法相结合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盖板印刷,即在尺寸相等的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或图像,刷墨板上,然后覆纸其上,用长毛板刷刷过而成。

  唐代泉版刻本印刷的书籍如:《欧阳四门集》十卷,唐·欧阳詹著。欧阳木贾(“木贾”合一字) 辑,福建团练观察使李贻孙序。收入《新唐书·艺文志》。

五代

  五代,泉州佛教大兴,寺院众多,印刷各种佛经典籍,但当时泉州的刻书坊肆尚少,且多没有 堂号见诸记载。

  造纸业也随着发展。闽国时,泉州的造纸技术居全国上流。

  闽王·王审知令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设招贤院礼待流寓泉州的诗人文士,王延彬常与他们吟咏唱和。为适应题咏需要,王延彬还特命匠人设计制造新式精美的花笺,这便是当时驰名全国的“刺桐笺”。泉州 所生产之纸 还 曾被制成“纸帐”、“纸被”。据考证,当年泉州制造这种笺纸的遗址,就在今日泉州城东草邦水库边,旧名纸坊。(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知王审邽王延彬》)

  寓居招贤院的徐夤(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徐夤》)有《尚书新造花笺》、《纸被》、《纸帐》诗各1首,都写出纸的优质和花笺的精美。

  《尚书新造花笺》云:“浓染红桃二月花,只宜神笔走龙蛇。笺擅秋水看云母,碎擘轻苔间粉霞。写赋好追陈后宠,题诗堪送窦滔家。使君即入金銮殿,夜值无非草白麻。”此诗将“刺桐笺”纸的花样、质地、纹理、色彩以及用途,都描摹得十分清楚,又将它比作陈后主写《玉树后庭花》的华笺、汉代苏蕙织回文诗寄致丈夫窦滔之五彩秀锦,甚至夸耀地说,就连皇宫中也没有此物,以至在金銮殿值班,夜草诏诰,用的也只不过是粗劣的白麻纸,比不上 “刺桐笺”的精美了。

  《纸被》有句:“文采鸳鸯罢合欢,细柔轻缀好鱼笺。”

  《纸帐》有句:“疑是守澄江练,自宿嫦娥白兔宫。”

  从刺桐笺的印制和纸被、纸帐,可证泉州的造纸刻版印刷业早在唐末五代初便已成熟,能印制技艺繁杂的花笺,那么,刻印书籍当不在话下。

  宋代(960-1279年),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北宋·开宝四年(971年)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花费12年。至今中国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吊版印刷的古籍,清晰精巧的字迹使之被认为是稀有的书中典范。

  概说

  宋代,随着海上丝路的开辟, 泉州上升为东方第一大港、世界最大的海港城市之一,文化教育也随着发展,“极至十室之间,必有书舍,读书之声相闻。”宗教寺院数以百计,朱熹“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 ”

  随着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的需要,泉州印刷业也大放异彩,印刷技术已颇为发达,成为仅次于福州、建阳的又一个重要刻书地区。现可见最早的泉州宋版书籍,是北宋·靖康年间(1126— 1127年)《大藏经》木刻刊本数百本,至今收藏在泉州开元寺藏经阁;虽然刻工是否泉州人还难确定。到南宋·乾道(1165—1173 年)、淳熙(1174—1189年)、嘉定(1208—1224年)间,泉州地方官府、书坊、私人都在大量刻书,所印书籍且通过泉州港运往海外,连建阳刊刻的图书也从泉州运往高丽等地。

  泉版书籍,多为科举应试所需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学说,以及唐诗、《楚辞》等,也有民间应用的《春牛图》、《通书》、农桑医方著作,亦有地方人士的专著、名著。

  当时的建阳麻沙印书,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谢肇氵制《五杂俎》说:“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身利计,非以传世也。” 而泉州版却颇多受到赞扬。有的学者认为,泉州印刷的书籍,并不亚于建阳麻沙版,世称“闽中刻书盛行天下”

  建阳麻沙版大多有堂号,如勤有堂、一经堂、万卷堂、群玉堂等;但泉州版大多没有堂号。因此在闽印书盛行的情况下,很难认定哪些是泉州版。但也不是完全无所查考,载于各类志乘的,仍保留一些印刷书目和印刷处,虽一鳞半爪,足窥全豹。

  据清·乾隆《泉州府志》、 乾隆《晋江县志》的记载和辛亥革命前由泉州书坊刊印的部分书藉统计,泉州古代刻书印刷业的刻工主要出于市郊涂门外的田庵 、淮口及后坂3村,中以田庵为最;而刻书坊肆则集中于道口街一带。

  官署印书

  官署印书,除泉州府学宫(州学)、提举市舶司、公使库等印书局外,安溪、南安、同安、惠安、晋江、永春各县,或郡斋,或学宫,都印过不同数量的书籍。现可考者如:

  郡斋

  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泉州知州真德秀于郡斋刊南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59卷。

  张敦实《天录琳琅书目》云:(《资治通鉴纲目》)宋·朱熹撰,五十九卷。《书录解题》载《朱子纲目》云:‘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

  是书主要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增损□(上“隐”下“木”)括而成。体例仿《春秋左传》,大书以提要者为纲,分注以备言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纲朱熹自作,分注命其弟子赵师渊写成。创立了纲目体裁,对史书编纂具有较大影响。半页8行,行17字,大小同。左右双边,版心双鱼尾。上记大小字数,下记刻工姓名。用纸考究,纸背铃有“金粟山藏经笺”朱印。

  州学

  南宋·乾道二年(1166),韩仲通(乾道元年[1165年]任泉州太守)刊宋·孔传氏六帖》30卷于郡庠(州学)。书前韩仲通《序》说:“绍兴之初,书始成。余守泉南,集此邦儒士相与校雠,刊于郡庠。”

  南宋· 乾道四年 (1168年) ,泉州州学 教授 蒋雍 刻 蔡襄 《 蔡忠惠公 文集》 36 卷 于郡庠。

  泉州太守王十朋(谥文忠《序》云:“乾道四年 (1168年) 冬,得郡温陵,道出莆阳,求其遗文,则郡与学皆无之。于是移书兴化守自得,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教授蒋雍,公之同邑,手校正之,锓版于郡庠。”(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 蔡襄王十朋傅自得》)

  淳熙四年(1177年),泉州州学刊宋·沈与求《龟溪集》12卷,书名题沈忠敏公龟溪集》

  淳熙八年(1181年),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南宋·程大昌《演繁露》16卷、《续演繁露》6卷。

  张敦实《天录琳琅书目》云:“此书(《氏演繁露》一函一册六卷)有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跋》称:‘淳熙庚子(淳熙七年,1180年)分教温陵,始得其《禹贡图论》,继又得其《考古编》、《演繁露》二书,亟命缮写锓本以传,于淳熙辛丑竣事。 ’按辛丑为淳熙八年 (1181年) ,合之《宋史》,大昌知泉州当在其时。”

  淳熙九年(1182年),任职泉州的胡寅之子胡大正在州学仪顾堂刻胡寅《读史管见》80卷。仪顾堂《跋》云:“前有淳熙壬寅(淳熙九年,1182年)签书平海军节度判官胡大正序,后有大正识。”《序》云:“淳熙以前无刊本。”淳熙九年为最初刻本,每半页12行,行22字。所惜罕见流传。

  淳熙廿一年(1181年),泉州市舶司使彭椿年在泉州学宫(州学)仪顾堂刊南宋·程大昌撰、绘的《禹贡论》2卷、《后论》1卷、《山川地理图》2卷。

  程大昌,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进士,先后任太学正、秘书省正字、著作佐郎、恭王府赞读、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秘阁修撰、秘书少监兼中书舍人、权刑部侍郎、侍讲兼国子祭酒兼给事中、权吏部尚书, 淳熙七年(1180年)知泉州,后知建宁府、知明州(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程大昌》)。其所作《禹贡论》、《后论》、《山川地理图》淳熙四年(1177年)经宋孝宗御览称“精博”,诏付秘阁 。

  《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宋·程大昌撰,云:“图三十一,淳熙四年(1177年)诏付秘阁。舶使彭椿年刊于泉州学宫仪顾堂,三十一图完具,诚可宝也。”天一阁收不到有图版本,只藏《禹贡论》。宋时雕版印图的书坊间少有,故非常难得。

  仪顾堂题《跋》云:尚书曾进《禹贡论》二卷,《后论》一卷,《禹贡图》二卷。影写宋刊本,后有淳熙辛丑(淳熙廿一年,1181年)议郎、提举福建路市舶彭椿年《序》,淳熙辛丑迪功郎、充泉州学教授陈应行《跋》。从此,淳熙辛丑泉州刊本影写三十一图完具,与书录题解合,诚可宝也。”

  《四库全书总目》称誉“援据厘订,实为博洽,今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书也。”因为需要刊刻的是这样一部有来头的书,州学教授陈应行邀请泉郡名工,精心刻印。由于镌刻精绝,书一出版,声誉鹊起,被称为“纸墨精莹,如初榻黄庭,光彩照人,洵为宋刻本中之杰作。”

  此书每半页12行,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框高19.1厘米,广12.1厘米。版心下有龚遂陈禾叶志张寸等刻工姓名。

  特别是《山川地理图》,原图以青色为水,以黄色为河,古今州道郡县疆界皆画以红色,“旧说之末安今皆识之”者,以雌黄线标出(见《自序》)。泉州郡庠刊刻时,因尚无套色,但已是世界上最早有确定刊印年代的第一部印刷地图册。尽管此书是据旧说而画,非实测得来,图中有许多方位、分率都不太准确,但已世所罕得,仅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有宋·泉州初刻原印本,是研究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福建印刷史、版画史、科技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淳熙九年壬寅(1182年) ,泉州州学教授陈应行在郡庠刊司马光《潜虚》1卷。

  张敦实《天录琳琅书目》云:“后有淳熙壬寅陈应行《跋》,以邵武旧本参刻郡庠。”

  《铁琴铜剑楼藏本目录》云:“此本完善无阙,即朱子所见泉州本。”

  泉州提举市舶司

  泉州提举市舶司也曾刻书。

  嘉定元年(1208年),李纲之孙大有任提举市舶司干办公事,在郡守章颖和尚书郎赵德甫资助下,鸩工锓木,刻李纲《梁溪集》180卷及《附录》6卷,次年告竣。

  另有宋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25卷。

  该书每半页11行,行19字。注双行,行25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目录及卷一标题次行署“前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赠太师谥文忠公苏轼文与注解凡语涉宋帝上空一格,避宋讳咸缺末笔。目录最后一页末行落款“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印”

  该书原清·傅增湘有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说:《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字体秀丽,锋棱峭露,为建本之致精者。”“衣帙签题备极雅丽,写东坡像于卷首。”“目录后有伪牌子一行:‘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印。’”

  傅增湘认为“泉州提举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伪牌子”,故意含糊其辞以达假冒目的。但这也说明泉州市舶司不仅有印书坊,且名气大。

  氏所藏该宋刊本《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后只存14卷,起于“纪行”,止于“菌覃”,6幅东坡图像均已佚。现存北京图书馆,仍作为一部完书珍藏并著录,保存氏藏书原貌。

  公使库

  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司马汲知泉州时,在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司马光《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80卷。卷末题:“泉州公使库印书局淳熙十年正月内印造。”

  《容斋笔记》云:司马季思 (司马汲) 知泉州,刻《温公集》。”

  《士礼居藏书》题《跋》云:周香岩所藏旧钞本,未有泉州公使库印书局淳熙十年正月内印造刻云云。”

  安溪印书局

  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陈宓任安溪县令,在县治琴堂右畔(位于今县城上西街解放路北段县农机公司内)创立官办印书局,这种印刷作坊在本省还是较早的。陈宓和续后的安溪县令周珒,在安溪印书局刊印了不少书籍。(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宓周珒》)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5·风俗人物之2·考迹·局·印书局》:

  “印书局,在县治琴堂之右,今废。

  《旧志》:

  陈宓刊《司马温公司马光书议》、《唐人诗选》。(嘉定四年[1211年]刊)

  周珒刊《西山真西山真德秀仁政类编》、《安溪县志》、《竹溪先生奏议》、《庚戌星历》、《封事集录》、《后村先生刘克庄江西诗选》、《忠献、陈复斋陈宓修禊序》、《文房四友》、《书诀》、《宋书》。”

  南安

  南宋间,南安刻有唐·秦系隐君集》1卷。《直斋书录解题》云:公绪,自天宝间有诗名,尝隐越之剡、泉之南安。此本南安所刻。”无重刊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秦系》)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又刻宋·莆田方崧卿《韩集举正》50卷及《外集旧正》1卷,刻印称佳,纸墨精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考证颇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秦系》)

  同安印书局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杨辑在同安印书局刊朱熹《楚辞辨证》1卷。《四库全书目录提要》云:“宋·嘉定四年(1211年)杨辑刊于同安郡斋,字体秀整,是闽版最佳者。”

  田庵

  南宋,在泉州近郊逐渐形成以雕板为业的村庄,如田庵、淮口、后坂。田庵村原在泉州郡城外东南近郊(今泉秀路景都大酒店西侧一带)。

  周海宇《泉州风物传说》(泉州海交研究会编)称,南宋时,田庵氏一世祖洪荣山,祖籍与 朱熹同为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因朱熹少年时回婺源扫墓,俩人自小友好,洪荣山即随朱熹学习金石镌刻手艺。后来朱熹官宦泉南,就将洪荣山带出来,定居田庵村。

  吴堃《泉州的木版镌刻与书坊》(《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载:

  “田庵这村落,为姓聚族而居。据其故老所述,他们的祖先自宋代即从安徽省迁来,他们全族从事于刻版技术,认为与朱熹来泉讲学有关。

  我们访问过田庵几位老艺人,俱说他们的一世祖洪荣山,从朱熹学习金石镌刻,初以镌刻私章,逐渐发展到木刻乃至书版。

  随着文化事业的发达,操这技艺的日见普遍。到了元朝,该村前此一部分从事经商的也全部弃商就艺,后更传开到邻乡的淮口、后坂两村。

  朱熹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二十一年(误。应为二十三年,1153年)任同安簿,其来泉州讲学当开始于任同安簿,如果靖康间开元寺《大藏经》的确系出于泉州的刻工,则早在二十五年前,泉州已有刻版工人了。

  但田庵氏向朱熹学刻金石成为专业刻版,根据田庵旧俗,每当旧历二月十五日释迦佛涅槃的日子),家家户户必须张办筵席,奉其上刻‘祖师朱文公’木牌,轮流祭祀。这一礼节足证他们刻版艺术是出于朱熹的传授。”

  但洪荣山朱熹学习金石镌刻以至刻版手艺之事,无《家谱 》、《族谱》记载可证,仅为传说,其实并不确切。朱熹生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炎十年(1140年)随父朱松从尤溪迁居建阳(时11岁),虽居建阳l0余年,但尚年轻,且还在读书阶段,对建阳刻书技艺应了解甚少;绍兴十八年(1148年)登进士第,二十三年 (1153年)任同安主簿(时24岁),此时不可能传授洪荣山刻版技艺。(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朱熹朱松》)

  田庵氏之所以硬将其刻书的始祖洪荣山朱熹扯上关系,考其原因,应因南宋后期朱熹已被朝廷奉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化身,朱熹注本成为天下举子业必备书,所以刻书业供奉他为祖师爷, 实际上是为了祈求雕版业兴旺。

  元朝虽由比中原汉族落后的蒙古旗人入主,实行少数民族统治, 但南方原来比较发达的文化仍然继续发展,加之元朝政府为巩固统治,满足蒙古贵族的生活享受,稳定社会情绪,支持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全国推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保护百工,正因为此,有元一代刻书事业不但设有什么大的倒退,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泉州近郊田庵村前此一部分经商的人,也全部弃商就艺,从事刻书业。

  元时,泉州有儒学,还有10多所书院。由于书院官学化,几乎所有书院都曾刻书。书院刻书质量一般高过坊刻。此外,私家及寺院也刻书。

  元代泉州刻书可考者不多,书院、私家流传下来的刻本知见者鲜有,仅见寥寥无几的寺院刻本。如:

  《释大方千佛新华严经论论长者事迹》残本。残页上有题识“泉州城南厢善济坊坭山圆明堂东界奉”、“莲戒弟子林德士德诚谨施宝钞印造。”

  《梦观集》,元·泉州开元寺释大圭撰,元刻,虽传世几稀,但仍有清末翰林陈铣香的钞本流传 。 (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大圭》)

  《大云论请雨经》,泉州开元寺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雕版、元·至大元年(1308年)印造,垒经二卷,合订一册,202页,今尚存开元寺藏经阁。经中有“福建道泉州路在城护国水陆禅寺谨募众缘印遣”、“就开元印雕”等署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初福建道泉州路在城中护国水陆禅寺印造的《水陆寺大藏经》(即《毗卢大藏经》),其经书虽不是泉州刻板,但是在泉州补版和印刷,规模之大,在福建寺院中仅有。

  大德八年(1304年),福州开元寺《毗卢大藏经》刻版辗转来到泉州水陆水陆禅寺,时距初刻已近200年,有许多损版。泉州水陆水陆禅寺怀仁法崇希穆妙惠妙恩慈德等僧决定广募善缘,“印造毗卢法宝大藏经文”。经过约5年的努力,至至大元年(1308年),完成全藏 6000多卷的补版并印刷数部的大工程。印成的大藏经,每卷均钤上“水陆寺大藏经”长方形大戳,存放寺内,供众披读。

  有一部六百册2函还舍入法石禅寺,经中有祝延“皇帝圣寿万安,次祈各人眷爱同保康安……大德九年三月望日,干缘僧希穆谨题”字样。

  至正十年(1350年),水陆寺戒堂、法堂灾毁,所存《大藏经》大多毁失,流传下来的残卷极少,而文献又无载,致使泉州如此大规模的一次刻印《大藏经》活动湮没无闻。

  

  概述

  明代起,公私藏书目录相继出现,但都只简单记录书名,不详版本,且大多重视收录宋、元刻本而忽略明、清雕版。明末清初泉州著名藏书家黄虞稷,不仅收录宋·艺文志所遗漏,且大量收集辽、金、元的书籍目录,并蓄意收集明代著作,详细登记书名、卷数、作者及作者经历,部分登记版本情况。

  明代,福建刻书鼎盛。府、县争相刊印书籍,所刻除经史典籍外,多为本地地方志和乡邦文献。各地儒学、书院、盐运司等,也间或刻印书籍。明代“书皆可私刻”,私家刻书更十分流行。在万历(1573—1620年)间周弘祖编纂的一部全国性书目《古今书刻》中,收有泉州府书刻5种。

  明代泉州民间印刷业的堂记、坊号,有玩芳堂、慎独斋等。书坊在沿用传统雕版印刷的同时,还采用新兴的铜活字印书。

  泉州本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又名《淳化阁法帖》,十卷。

  关于《淳化阁帖》祖版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赵炅出秘阁所藏自汉至唐名家墨宝,令侍书王著编次为“法帖”十卷,后来摹刻在枣木板上,用内府澄心堂纸拓赐大臣。因该帖编于淳化年间,取于皇家藏书秘阁,故称《淳化阁帖》,为丛帖始刻,后世誉为“法帖之祖”。 

  《淳化阁帖》共收历代书法作者103人、420帖。第一卷收汉至唐·帝王19人书、计50帖,第二卷至第四卷收汉·张芝至唐·陆柬之历代名臣67人书、计114帖,第五卷收仓颉至唐·张旭等诸家15人书和无名氏法帖计23帖,第六卷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计170帖,第九卷至第十卷为王献之书、计63帖。书家兼有帝王名臣、历代名家、二王父子,涵盖初唐四大家,字体兼有篆、隶、楷、行、草诸体,收有先贤各类笔迹,使“魏晋书法,传布天下”。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说:“余按沈源释文序云,是帖纳郡庠,岁远剥蚀,其后少师氏,复摹以传……又按沈源所云,少师者,不知何名,考泉郡《志》,有庄夏者,登淳熙八年进士……他无仕少师者,故知是帖复摹,乃庄夏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庄夏》)

  《淳化阁帖》转相传刻,遍及天下,正如元·赵孟頫在《阁帖跋》所指出:“自太宗刻此帖,转相传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帖、大观太清楼帖、绍兴监帖、淳熙修内司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庆历长沙刘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书郎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稍加损益,卷帙亦异。其他琐琐者又数十家,不可悉记,而长沙、绛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书法之不丧,此帖之泽也。”

  《阁帖》出现以后,从欧阳修的《集古录》开始,苏轼黄庭坚等从不同角度阐述和评论《阁帖》的优缺点,先后参与研究的学者不下百余人。从《阁帖》是否是中国丛帖之祖,《阁帖》的内容有哪些是原迹勾模上石、是上石还是刻木,内容的舛误、文字的释读,各个覆刻本的传承关系以及各种刻帖的研究等,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学科———帖学。

  但从泉州的文献记载和发现来看,《淳化阁帖》应有石刻版和枣木版两种。

  流落泉州的石刻版

  《淳化阁帖》真版被视为国宝。北宋倾颓,其幸存于南宋·氏宗室,直至南宋末临安(今浙江杭州 )陷落。端宗·赵昰与弟怆惶南走,《淳化阁帖》石刻版仍随身携带。相传宋君臣逃亡船队从浙江温州江心寺南下,入泉州湾,抛锚于法石,驻跸云麓山云麓禅寺。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拒纳宋朝逃亡君臣,宋君臣只好在云麓山下凿石掩藏《淳化阁帖》真版,而后继续南逃。

  宋亡后,蒲寿庚之兄、原宋广东梅州知府蒲寿晟回泉,择地在云麓山下兴建别业,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原来掩藏《淳化阁帖》真版的地方竟筑为马厩。后来相传,马厩时有灵光冲起,枥马惊怖,以蹄蹴地,火花四迸,氏发石,得《淳化阁帖》真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蒲寿庚蒲寿晟》)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说:“《淳化阁帖》十卷,宋季南狩,遗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时出光怪,枥马惊怖。发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真迹’。”

  清·施鸿保《闽杂记·卷8·马蹄银锭纹阁帖》云:“帝避元兵,携其石来泉州,埋于德济门外地中。”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泉南杂志》《书画谱》曰:“淳化阁帖十卷,宋季南狩,遣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时出光怪,枥马惊怖,发之即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马蹄真迹’。”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收录清·泉人林泉马蹄淳化帖考曰:“余所闻淳化帖以温陵甲天下之胜,谓宋帝·南渡,埋此拓于德济门之御殿头,航海而去。”

  元、明易代,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这套《淳化阁帖》石刻版又在秦勋府马房掘得,只七十三版,为泉州府所收藏。因有裂痕,知府常性以银锭嵌搭,此后拓者始有此纹,故又称《马蹄银锭纹阁帖》

  清·施鸿保《闽杂记·卷8·马蹄银锭纹阁帖》“明初为秦勋府马房,夜发光怪,及掘得之,只七十三版,因石多为马蹄踏裂,知府常性以银锭嵌搭,此后拓者始有此纹。”“独泉州并无此刻,藏其帖者亦少,且罕知原刻之在泉州。”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收录清·泉人林泉马蹄淳化帖考曰:“明初现光怪,于秦勋府马房中掘得此帖。计不上九十版,世所传‘马蹄石拓’是也。”

  明·洪武四年辛亥(1371年) ,《淳化阁帖》十卷由泉州知府常性刘次庄释文叙而刻之,重印于泉州郡庠,史称“泉帖”;因得自真帖原版,由枥马惊怖以蹄蹴地而得,亦称“马蹄真帖”“马蹄帖”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泉南杂志》《书画谱》曰:“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常性刘次庄释文叙而刻之。”《泉州府志》载:“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常性刘次庄 释文叙而刻之。”泉州印刷的《淳化阁帖》是明代泉州印刷的精品之一,在中国古代书籍印刷史上有重要地位。

  【按:刘次庄,字中叟,北宋·潭州长沙(今属湖南)人,有书名,工正、行、草,最妙小楷。熙宁七年(1074)赐同进士出身,历殿中侍御史、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元祐二年(1087年)除名勒停,寄居新淦(今江西新干),卜筑于吟水滨之戏鱼堂,潜心临摹家藏淳化阁法帖。

  此后,《淳化阁帖》除宋代拓印分赐太臣外,其后之拓本,唯泉之“马蹄帖”始为真帖,余者皆为曲托。

  收入皇宫秘库

  后来,泉州《马蹄银锭纹阁帖》真帖原版被收入皇宫秘库,从兹以后,真版不知安在。《泉州府志》载:“后仁宗 取入秘府。”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泉南杂志》 、参《书画谱》曰:“后仁宗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见矣。”

  泉州《马蹄银锭纹阁帖》真帖原版收入皇宫秘库的时间,志称仁宗 ,但明、清有两个仁宗:一是明仁宗·朱高炽,仅洪熙元年(1425年)在位1年;一是清仁宗·颙琰,即嘉庆帝,1796—1820年在位。不知孰是?或以明仁宗为是,因洪武四年(1371年) 常性重印后,就不见《淳化阁帖》及其原版的记载了。

  直至清代,才又在法式善(1753—1812年)《陶庐杂录》中见到《淳化阁帖》的有关记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出内府所藏《淳化阁帖》初拓本,重摹上石;三十七年 (1772年)葺‘淳化轩,嵌石轩壁,为希世之珍。”可见清廷亦甚重视淳化阁帖,至此方重现人间。

  现在,泉州是否还有《淳化阁帖》刻石或帖本,尚需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泉州的枣木版

  淳化阁帖的枣木版应该是在南宋末与石刻版一道埋下的,元初一道被氏发出。之后即流散不明,洪武初在秦勋府马房中掘得石刻版,并没有提及枣木版。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5·杂志上》收录清·泉人林泉马蹄淳化帖考曰:

  “又传有枣木板,滨海渔人网得之。因监湿蛀朽有几,时为豪家所得。此人艰于嗣,分畀二婿。世系莫考,者乃衷一先生李光缙,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缙》)家也。后不相好,各摹勒其半,是枣板于吾郡有二焉。

  所云石拓泰后式微,为侗斋 先生购就,增摹一百三十八板,斯时为沙塘先生夺去其八。当日拓者,两处凑印,方得全璧。后又摹木板满数以行于世。戊子之后,其八板已落于霞、漳之地,今莫考焉。

  此缙绅先生为余言若是也。”

  “戊戌,余方垂髫,喜古拓,时虽知之而不能辨。戊辰,春山史 征君自华山来,相与善,嗜古帖,出淳化考相示,云:‘宋太宗命侍书王着临以枣木。’暇日记云:‘淳化帖乃唐旧刻,保大中王文炳摹勒,宋下江南得此石。太宗于淳化中始增定之。’又云:‘淳化初拓,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分封及大臣方得赐,故传之者少。”端明殿学士汪季路云:‘其本乃木刻,计一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初拓无银锭纹者上也,有银锭痕墨浓者次之,淡者又次之。且当日诸公或以纸墨交辨,或以张数致疑,不及详其原拓流传何所。

  洪武四年,太守公锓梓释文于吾郡,其原拓之在温陵一明证也。又阅兰州帖后,张氏石拓,氏枣板,与缙绅先生所传,若合符节。

  然余与山史先生相质未暇,疑信参半。山史复与爵台公借大观帖以相印谬,其帖乃弇州先生遗物也。

  余所疑者,若枣木为宋拓,则马蹄石拓何从而来?若石拓为唐旧刻,以枣木凑足,俱携南渡,则群书何由不载?且枣木当日传一百四十有几,石拓九十有几,与端明汪季路所记大不相符,抑为陆沉之恨与?抑为见闻之陋与?是未可知也!

  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秋,郡守郝斌喜古拓,召工再拓,命余董其事。余遍采,仅得其半,计六十有二。中水裂者十有二三矣。复寻木板凑足一百三十有八,如其数以就,殆存古拓之旧面目也。

  余所得旧枣拓与石拓各一部,乃明初旧拓,其中浓嫣遒劲,大不类今所存者。质之家之裔,亦不能辨。复质之山阴吕黍宇先生,先生曰:‘得一足矣,二部恐触造物之忌。’余因喜而藏之,不敢以见闻之陋自出臆度,以为真赝,又不禁复装潢之,垂诸后人。

  识时戊辰岁九月望之三日。”

  林泉,晋江人,“能诗书画篆,文无不考究。乡士大夫及四方游客,多与往来酬赠。”著有《墨林》、《栖轩印林》、《倦游草》等,乾隆《泉州府志·卷63·国朝·艺术》有传,其记载应当可靠。

  其他

  近年,上海博物馆斥巨资从美国抢救回归《淳化阁帖》的第四、六、七、八卷。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刻本,第六卷为泉州本。该泉州本有北宋人题记,南宋末为贾似道收藏,明末为孙承泽所集。此本从其卷、板的编号看并非拓自祖刻,应是一本北宋的翻刻本,经仔细核对,后期泉州帖的所有特征,均从此出。

  现存南宋及明、清翻刻的泉州本《淳化阁帖》,除上海博物馆新购进的第六卷外,故宫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均有宋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亦有宋拓拼配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吴廷旧藏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的《宋拓王右军帖》,张伯英考定为泉州本。仲威沈传凤先生指出它有七个主要特征,认为它是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之残本合并本。 

  汪庆正先生指出:“明代前期,在顾从义玉泓馆本和潘允亮五石山房本未出现前,以泉州本的影响最大,但关于泉州本的底本面貌,过去并不清楚。”他研究各收藏单位的泉州本,指出泉州本的特征。 

  泉州本的特征:

  一是《儿女帖》“便得至彼”“便”字,只有泉州本和国子监本的右侧首横与下笔相连,刻同其他各本均不相连;

  二是《散势帖》“怛”,只有泉州长本成“忄”,其他各本均有石花或牵丝;

  三是《极寒帖》“卿可”“卿”字,只有泉州本作“?”

  四是《追寻帖》“所豁多也”“豁”字,只有司空本与故宫、上海图书馆宋泉州本一致。

  王澍《淳化阁法帖考正》总结一些泉州本的特点,其实并非泉州本独特的特点。如:

  一是《旦夕帖》“使命”“命”字,并非泉州本独误,当是所据之本误;

  二是《旃胡桃帖》“知足下得”“得”字摹作“谓”,也非泉州本独误的特点;

  三是《月半哀忤帖》“再拜”“拜”字多一折,这是泉州本的特点。

  泉州刻本

  明代泉州刻本见于著录者较多,如:

  泉州府先后编纂、刻印了嘉靖、隆庆、万历3部《泉州府志》。在万历《泉州府志》并及嘉靖乙酉志序、隆庆戊辰志《序》中,留名刻工就有:张英沈春余宇蔡元杨林范炤叶荣刘显郭良蔡俊陈六王朋蔡干林恩林冲陈仕郭正陈选李文叶冬蔡一李龙谢圣庄斌蔡进吴钦李旭李标叶寀郭才李任黄四吴宪谢春许玄孙蔡二郑显吴璘李智范于张孙陈桓洪朋蔡六庄武吴东胡三谢三

  嘉靖《安溪县志》八卷,明·黄怿汪瑀修、莆田林有年纂。嘉靖卅一年(1582年)安溪刻 。

  《大方广佛华严经》。现藏于泉州开元寺藏经阁的明刊《大方广佛华严经》残本3种,其中就有泉州刻奉1种。在这册泉刻残本中,有“崇祯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比丘智曜募缘遣成,温陵弟子林长春薰淋拜梓", “温陵唐宋明手刻”、“弟子智严庄象贤督镌 ”等文字,末页又有“温陵举佛弟子林长暄舍银二两三钱□分刻五十四卷,优愿声名早遂于朝廷,永为法苑金汤”的附记。此经板框为36.7×12.1厘米,每半页走行,行十五字,正文前有《华严法会图》长卷版画1幅,线条、构图、雕刻、印刷都很精美。而且此经的捐资、镌刻等都是温陵(泉州的别称)人。因此,这册佛经残本是明代泉州刻经、特别是泉州刻版印刷 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弘治十七年(1504年)泉州知府吴晟吴克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任)捐俸、庄概翻刻。正德(1506—1521年)间重刻,书名欧阳四门集》。又有嘉靖(1522—1566年)间书坊刘弘毅慎独斋刻本。

  遵岩 先生文集》41卷,明·晋江王慎中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刊。另有遵岩集》25卷,明·晋江王慎中集。旧有玩芳堂《摘稿》、《遵岩家居》诸刻,都杂以少时作品,而这本乃是隆庆辛未(1571年)王慎中的儿子王同康及女婿庄国祯稍为芟削重锓,较为精整。书前有洪朝选序。(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慎中庄国祯洪朝选》)

  虚斋 先生文集》5卷,明·晋江蔡清撰,正德十六年(1521年),葛志贞在泉州刻。另有《文庄公集》8卷,明·晋江蔡清著。是书成化、弘治间有旧本,嘉庆间有建阳刻本。清·乾隆七年壬戌(1742年),其宗裔蔡廷魁 鹤屯阝,据“泉郡大寺后家庙正派后裔藏板重订、刊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

  《易经蒙引》十二卷,明·晋江蔡清著。成化、弘治间,坊间有旧刻。蔡清三个儿子各出家本以增校。嘉靖间有松江刻本。

  陈紫峰陈琛先生文集》十三卷。明·嘉靖邑人丁自中翻刻。清·乾隆戊子(1768年)重镌,本衙藏板。(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

  《易经儿说》四卷,明·晋江苏濬撰,安溪万历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濬》)

  《温陵留墨》3种,万历元年(1573年)泉州府同知丁一中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丁一中》)

  《泉南新刊古板大字小学史断》2卷,嘉靖卅七年(1558年)泉州翰墨余香堂刻。

  《清源文献》12卷,明·晋江何炯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何炯》)。万历廿五年(1597年)程朝京刊。

  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20卷,明·杨慎撰、李贽辑评(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贽》)。万历(1573—1620年)同安刻。

  清代,雕版印刷业又有新发展,泉州跻身于全国出版中心行列,堪与南京、北京、苏州、杭州、徽州争一席之地。接着又有木刻活字版、石印的出现。直到清末民初(1911年前后),泉州李福记印刷所使用套色木刻、石板、活字版,历史上泉州才第一次出现近代印刷术。

  雕板印刷

  由盛到衰

  清代,泉州府和永春州官、私、坊刻比较发达,理学著作与乡邦文献的刊刻是主要内容。特别是私家刻书、印书的风气,在泉州文人中已相当普遍。泉州私人刻书的盛行,使泉州刻书从纯射利为宗旨的书坊刻书,转变为内容丰富、校勘精详、版刻优美的文人学者刻书,编、校、刻、印俱佳,产生了许多优秀、精美的版本,将泉州的刻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清代有堂记、坊号的刻书业,如辅仁堂、郁文堂、会文堂、光华堂、同文堂、润芬堂、涌芳堂、素经堂、继成堂、崇经堂、柯草堂、光韪堂、冠悔堂、清白堂、绮文居、二铭山馆、鑑湖亭、西园书屋、珠玉楼、梅石山房、益文斋、薰园、圣教书局、湖山草堂、聚德堂、辅仁堂、书文堂等。

  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石印、铅印等印刷新技术进入泉州。泉卅有了专印石印本的书局后,石印逐步取代了刻板印刷。

  时泉州道口街专事刻板印刷的书坊还有好几家,与石印本书局艰难地争一席之地。如辅仁堂、聚德堂、崇经堂、郁文堂、绮文局等,各自拥有经、史、子、集、说部、医书、歌、曲及其他木版。其中开业最早、藏版最多、声名最著者是辅仁堂,其次为绮文居、郁文堂,又次为老号的崇经堂和聚德堂等。

  清末,辅仁堂因子弟析产争端而停业,聚德堂、崇经堂也因生意清淡相继歇业。余下之绮文居、郁文堂两坊生意尚可,于是他们便争相收购辅仁、聚德两坊的书版,还各自增设了分号。

  郁文堂所购的辅仁堂藏版尤多,在此基础上增设经文堂分号,扩大营业规模,生意也越发兴隆。除用旧版印书贩卖外,也刊刻一些书籍,如日用参考书《居家必备》等。但该书坊所刻书以话本小说最为著名,如《说岳全传》、《平闽全传》、《粉妆楼全传》等。光绪(1875—1908年)末年,清政府在维新派的压力下废八股,取士考试改用经义、史论、时务策。郁文堂又新刻若干经义史论诸书及科岁试、乡试的试艺闱墨等,应时趋印。

  绮文居增设珠玉楼分号,印刷《四书备旨》、《礼记》、《通书》、《历书》等出售。绮文居自己也有刻书。

  经文堂和珠玉楼后都因生意清淡,各自并入原作坊。再后绮文居的营业逐渐萎缩,随之陷于瘫痪状态,最后只好收盘。此后仅余郁文堂一家在艰难地支撑着濒临绝境的泉州刻板印刷门面。虽然民国十六年(1927年)泉山书社曾出版过《泉州府志》乾隆版补刻木,但郁文堂生意日形冷清。

  益文石印局的开张,对郁文堂是最后一击,它的生意日渐萧条,新板片无复刊刻,刻版工人除承担洪潮和长、三房年刻《通书》、《历图》外,大多转业改行专事图章雕刻。郁文堂只好另开石印局,其书坊也改为代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新式铅印教科书和其他新版书籍,且每况愈下,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终于关门停业。郁文堂的倒闭,标志着泉州延续近千年的刻版印刷业的终结。

  雕板工匠

  泉州刻工多聚居在泉州近郊涂门外的田庵、后坂、淮口3个村。据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晋江县志》等记载,至清中叶以后,3村的雕版工人还有300多人,有的全族人从事雕业。田庵为氏刻工的聚居地,后坂为氏刻工的聚居地。清代泉州所刊刻书籍多出自二姓工匠之手。清代福建的刻工,泉州氏、氏和福州氏工匠并列为最著。

  泉州一些刻工还支援过福州地区的刻书。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礼聘名士,访求康熙版《正谊堂全书》之完本,重加校勘,督工刊刻。全书收书68种,共计534卷,“悉招福州及泉州涂门名匠解刻”,并要求“领刻匠人应立限状,日刻一万字,不得延迟。”

  清末,由于泉州刻版印刷业的日渐衰微,泉州大批刻工背井离乡远走南洋各埠,但仍多操持旧业,或以刻印谋生。

  到廿世纪60年代,田庵等3村的刻印工人合计还有40多人。

  清代泉州雕板印刷版本

  《八闽理学源流》,清·蒋垣纂辑。康熙廿五年(1686蒋垣任泉州府教授时,梓而行之。

  《易经儿说》4卷,明·晋江苏濬撰。康熙廿六年(1687)晋江氏据明·安溪万历本重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濬》)

  《唐·欧阳先生文集》8卷,唐·欧阳詹著。康熙四十五年(1706),族孙欧阳晄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欧阳詹》)

  《历代名吏录》,清·晋江张星徽撰。雍正九年(1731)湖山草堂刻本。

  《宋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文集》36卷及卷首1卷,宋·蔡襄撰。雍正十二年(1734)蔡廷魁(援例捐刑部郎中)出资刻。此书在搜罗宋、明各种版本的基础上,由徐居敬参校并附录徐火勃(“火勃”合一字)编、宋珏增补的《宋·忠惠公别纪补遗》2卷。各卷卷端均有裔孙仕舢诒霞甫廷魁五甫校梓”一行,版心下刻其室名“逊敏斋”3字。(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襄蔡清蔡廷魁》)

  文贞公全集》,清·安溪李光地著。乾隆元年(1736年)李清植辑刻。收入李光地的著述30种149卷,同时附刻李光地之子李钟伦著作3种和李清植自己的《淛嗳存愚》。嘉庆元年(1801有补刻本。该书流传至今的只有五六部。《榕村语录》和《淛嗳存愚》则是用《文贞公全集》本的旧版重修刷印的。(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清植》)

  文庄公集》,清·晋江蔡清著。蔡廷魁访得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葛志贞辑刻的蔡清文庄公集》,延请徐居敬重新编校,增入蔡清佚稿数篇,并附录蔡清事迹及有关传序文。乾隆六年(1741年)付梓。(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蔡廷魁》)

  《樗全集》,明·晋江王畿撰。乾隆廿年(1755年)晋江王宗敏家本,翻旧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畿》)

  《鼓山志》,黄任撰。乾隆廿六年(1761年)刻,刻工匠首后坂施俊章

  《泉州府志》76卷、160多万字,清·泉州知府怀荫布主编。乾隆廿八年(1763)刻,刻工匠首为后坂施高爵(清代刻工在所刻书籍内一般只注明匠首的姓名,不像宋、元、明刻书多在版心注明各页的具体刊刻者姓名)。有同治九年(1870)补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怀荫布》)

  《仪礼述注》19卷,清·安溪李光地撰。乾隆卅二年(1767李荣衷清白堂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紫峰 先生文集》13卷,明·晋江陈琛著。乾隆卅三年(1768年)晋江涵口村氏家祠刻,刻工匠首后坂施志锐。该书版后散落泉州城一姓人家,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钦尧以重金赎回,补其阙失,重刷印行。(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

  《九经图》,杨魁植撰。乾隆卅七年(1772年)刻,刻工后坂施必明

  《易经浅说》8卷,明·晋江陈琛撰。乾隆五十三年(1788)晋江氏家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琛》)

  《易经大全会解》,朱尔绳撰。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乾隆(1736-1795年)间,晋江、南安、惠安、安溪等泉州府属县与永春州及其属县刊刻了一批志书。

  忠宣公青阳山房集》5卷,元·余阙撰。嘉庆八年(1803年)温陵氏鑑湖亭刻本。

  《周礼精华》,陈龙标撰。嘉庆十一年(1806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近科新策约选》,聂铣编。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夤音妙悟》,清·黄谦纂辑。嘉庆(17961820)间薰园刻版。(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谦》)

  《榕村全书》126册,清·安溪李光地著。道光九年(1829)李光地曾孙、李清植李维迪辑刻。收入李光地著作35种190卷,也附刻李光地子孙的著作,计有李钟伦4种、李清植2种、李清馥3种、李宗文1种。此刻多为李维迪校刊,个别零种系李师洛所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李清植李钟伦李清馥李宗文》)

  《仪礼纂录》2卷,清·安溪李清植撰。道光十年(1830李维迪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清植》)

  《建阳诗抄》,汪远涵撰。道光十年(1830)刻,刻工田庵洪文品

  《归田稿》6卷,清·惠安孙珩著。道光十七年(1837),孙珩孙文圻孙文垣刻;刻工后坂施大侃。(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孙珩》)

  陶渊明集》10卷(首卷)。道光廿一年(1841)秋柯草堂刻本。

  《演炮图说》,清·晋江丁拱辰著。道光廿一年(1841年)丁拱辰编成《演炮图说》一书,由泉州人、御使陈庆镛出面,请精通数学、机械的山东丁守存、安徽郑光复等人校订后,于道光廿二年(1842年)初自费刊印问世。清宣宗闻知,特命进献该书,并赏给“六品军功顶戴”。为此,陈埭氏特制“名达九重”匾额悬于祠堂之上。后丁拱辰又根据实践效果进行修订,三易其稿,再经陈庆镛郑光复丁守存等人校订,于道光廿三年(1843)编定《演炮图说辑要》4卷50、附图110多幅,委托泉州城会文堂镌刻行世,刻工匠首田庵洪文品。咸丰元年(1851)又有氏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丁拱辰陈庆镛》)

  《四书补注附考备旨》,道光廿六年(1846年)刻,刻工匠首田庵洪文畅

  《青云集分类试帖详注》,清·泉州杨逢春辑。道光廿七年(1847)泉州同文堂刻本。

  忠烈公遗集》6卷,明·晋江蔡道宪著。道光廿六年(1846年)蔡应魁倡首校刊,安平氏宗裔集资,道光廿八年(1848年)刻。光绪廿八年(1902)泉州氏宗祠增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道宪蔡应魁》)

  《从政实录》,清·同安苏廷玉撰。道光卅年(1850年)汪承祐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廷玉》)

  《重订事类赋》,吴淑撰。道光(1821—1850年)间刻,刻工后坂施大侃

  《问山文集》,清·晋江丁炜撰。咸丰四年(1854)丁拱辰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丁炜丁拱辰》)

  《海疆要略必究》1卷,清·泉州李廷钰著。咸丰六年(1856李廷钰自刻本。

  《亦佳室诗文钞》8卷,清·同安苏廷玉撰。咸丰六年(1856)自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廷玉》)

  《纲鑑易知录》,清·泉州吴乖权著。同治七年(1868)光华堂刻本。

  《黉学备考》2卷,清·泉州林涓标撰。同治(18621874)间泉州府学刻。

  《新刻分类百子金丹》10卷,明·晋江郭伟选注,郭中吉编。光绪六年(1880)素经堂刻本。

  《增订本草备要》8卷,清·汪昂编。光绪六年(1880)辅仁堂刻本。

  《七家诗辑注汇抄》8卷,清·泉州张熙宁辑。光绪八年(1882)桐城西园书屋刻本。

  《金门志》16卷,光绪八年(1882)在金门浯江书院刻。

  《螺阳文献》20卷,陈澍辑。光绪九年(1883年)泉州二铭山馆刻。

  《籀经堂类稿》24卷,清·陈庆镛撰。光绪九年(1883年)陈庆镛陈彦爵陈彦禄刻印,写刻均较精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庆镛》)

  《新增惊心图说》2卷,清·裘萱荣撰。光绪十年(1884)辅仁堂刻本。

  《较正官音仕途必需雅俗便览》3卷,张锡捷辑。光绪十年(1884年)珠玉楼刻。

  《平闽全传》6卷52回,作者不详。光绪十一年(1885)郁文堂刻本。此书为章回小说,演杨文广平闽故事,内容十分荒诞,且夹杂闽南方言,非漳、泉人不能解,作者必闽南人无疑。

  骆台晋先生文集》8卷,明·泉州骆日升著。清·光绪十三年(1887)晋江骆茂集翻刻明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骆日升》)

  《清水岩志略》,清·泉州杨浚编。光绪十四年(1888)冠悔堂刻袖珍本。

  《大隋志传》20卷,明·罗贯中撰。光绪十四年(1888年)书文堂刻印出版。

  《温陵先正文集》,乾隆(1736-1795年)间辑明·成化至崇祯蔡清以下132位泉州人参加乡、会试所作的制义,共得273篇,光绪十七年(1891年)陈钦尧刻以行世。(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清》)

  洪芳洲文集》16卷,明·同安洪朝选撰。清·光绪十八年(1892洪曜离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洪朝选》)

  吕叔简先生明职篇》,潘世恩辑。光绪十八年(1892)泉州清源书院刻。

  《监本四书白文》6卷,清·绮文居校辨。光绪廿年(1894)珠玉楼刻本。

  《疯门全书》,清·泉州肖晓亭著。光绪廿一年(1895)郁文堂刻本。

  《新文双金印》、《新编跋马曹》、《新编斩文雄》等福州评话,光绪廿一年(1895)允寿堂书坊刊刻。

  《逸翰楼诗集》,清·泉州黄启太著。光绪廿四年(1898)氏刻本。

  《绘秋馆诗钞》2卷,清·同安蒋葆年撰。光绪廿五年(1899年)自刻。

  《白毫庵内篇》3卷,明·晋江张瑞图著。光绪(18751908)间张大河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张瑞图》)

  《馆阁丝纶》5卷,清·安溪陈万策辑。光绪(18751908)间梅石山房刻本。(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万策》)

  《周礼精华》,宋·陈龙标纂。清·光绪(18751908)光韪堂刻本。

  《泉州乡土地理志》1卷,清·泉州李廷钰著。宣统二年(1910)刻本。

  《古唐诗分解》,清·泉州王尧瞿注。清末泉州珠玉楼刻本。

  《初学检韵》,清·姚文登著。清末辅仁堂刻本。

  检讨诗集》20卷,清·泉州陈维菘著,清末郁文堂刻本。

  遵岩集》,清刊。

  《荔镜记》,清刊。

  苏廷玉刻板

  苏廷玉(1783—1852),清·泉州府同安县马巷厅翔风里澳头村(今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澳头村)人,北宋·苏颂魏公)后裔。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道光九年(1829年)累至署江宁府(今南京。道光十年[1830]迁任);道光十八年(1838年)累官至署四川总督,后降为按察使;道光廿年(1840年)返京任大理寺少卿,同年休官返乡,定居泉州府治通政巷北边12;咸丰二年(1852年)卒。(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廷玉苏颂》、《泉州民居·苏廷玉故居》)

  道光十年(1830),苏廷玉署江宁府时,曾在苏州刻苏颂长孙苏象先所撰《魏公谭训》10卷。另外,因《魏公文集》宋刻本已失传,乃从杭州文澜阁借抄1部。

  《魏公文集》曾有宋刻和明刻。宋刻系苏颂幼子苏携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编成,流传不广。乾隆(1726—1795年)间修《四库全书》,李士恭进献家藏即有此书,但未知是何种版本。

  道光廿二年(1842),时已定居泉州城的苏廷玉,将所抄魏公文集》宋刻本,交曾任刑部云南司主事的惠安人陈金城在福州校刻。陈金城陈寿祺旧藏两部钞本参与考订,收录苏颂除《新仪象法要》3卷以外的文字共72卷,依次为诗14卷、册文及奏议6卷、内外制诰16卷、表启14卷、碑志行状13卷、记序、书札及杂著9卷,内容比《四库》本多文1篇、诗4首,文字也颇有差异,但应更接近原本。陈金城在校订原文后,又编目录2卷,并辑该书历代《序》、《跋》以及苏颂传文等弁于简端。该书目录末署校者姓名9人,实际上多为挂名,仅陈金城出力最多。苏廷玉的《重刊先魏公文集后跋》一文,也出自陈金城之手。(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金城》)

  苏廷玉在福州的版刻,还有:

  《惕斋遗书》,收入《惕斋经说》(4卷)、《读经校语》(2卷)、《经传释词续编》(1卷)3种,清·惠安孙经世著。道光廿二年(1842年)刻。校刊之事由孙经世的女婿陈金城主持。因苏廷玉赞以刻资,故书内均署苏廷玉刊”。(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孙经世陈金城》)

  《魏公谭训》10卷,重刻。

  《生生篇》4卷,明·晋江苏濬著。道光廿二年(1842年)刻。(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浚》)。

  石溪读周官》6卷,清·安溪官献瑶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官献瑶》)

  这些书在福州的刻版,均于咸丰二年(1852年)(苏廷玉逝世当年)运回苏廷玉在泉州通政巷的府第。

  民间版刻

  至清末的光绪、宣统两朝(1875—1911年),田庵、淮口、后坂等3村的刻书印刷业还是相当繁荣的。

  田庵氏的洪潮和传授其后代历法,经常每一年份,由其裔下的长房和三房的“继成堂”,各自编著巨本《氏通书》、大量《历图》,刊刻木版印行。由于《通书》篇幅大,印数多,持续印刷的时间也长,加上适合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需要,受到普遍欢迎。

  在田庵、淮口、后坂,也有一些家庭小作坊的个体小生产者,专事刻印《劝世(善)文》、年画、窗花及迷信用品,如门神、灶王爷神牌、菩萨像、符咒等,且每年都有一些新花样问世,印数也相当大。这些家庭个体小作坊中以林雅坤坊生意最为兴隆,逐年都有新刻版本。

  泉州民间版刻年画造型概括,线条厚实,描绘精细,单线阳刻,设色洒脱,题材广泛,具有浓厚的闽南侨乡特色。

  如清代泉州李福记画店印制的“福禄寿星”斗方,图中间是一位头戴天官帽、项挂金锁、手捧玉如意的天官,后立两位各擎1面障扇的仙女;左禄星员外,怀抱一小儿;右老寿星,手托仙桃,拄一龙头拐杖,上悬宝卷,前有一头戴紫金冠、高举绣球戏耍身旁之狮的帝子;全图以红、紫、绿、黄、粉红五色套印,铺以大红底色,辉煌炫目,喜气盎然,深受百姓和海外侨胞欢迎。

  又如李福记的小斗方“积累资金”,墨、绿、黄、红四色套印,图中间是1枚金黄古钱,上刻“积累资金”四字;两个扎双髻的童子,一着云纹黄衣,一穿绿花锦衣,满面笑容地盘膝而坐,合捧中间金钱,人谓是“和合二仙”。泉人多飘洋过海出国创业,最喜这幅年画。

  这些年画多作中堂画,供作庆寿、贺喜以及新年恭贺之用。在清季版刻困厄的情势下,泉州民间版画以各种鲜艳的色彩、吉祥如意的构图,反映普通百姓的美好愿望,销路极好。

  木活字印刷

  泉州木活字称“子”,木活字版称“子版”,其始于何时不见记述,但从清代前期私人也置有活字版(如柯辂)看,可见其普及程度之广,官府、坊肆应会早得多,最迟应在明末。清代福建刻木活字印书的人不少,其中以泉州龚显曾黄谋烈最为著名,流传至今的印本最多;将木活字版称为“子版”,也是他们的发明。(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龚显曾黄谋烈》)

  柯辂木活字印刷

  清·乾隆、嘉庆(17361820)间,泉州学者柯辂(字淳庵)自制活字版1部,凡有异书都收集印刷;所印自著书也很多,如《闽中文献》、《闽中旧话》、《温陵旧闻》、《淳庵存笔》等。但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嘉庆十四年(1809年)印刷的《淳庵诗文集》12卷一种。

  柯辂,举人出身,嘉庆九~十八年(1804—1813年)任邵武县训导。清·陈棨仁龚显曾《温陵诗纪二集·6卷》载:柯辂著述等身,“所著书多至四十四种八百六十余卷,省《志》称其著述之富谓闽中古今人未有逾此。”“尝自制活版一付,凡有异书,悉为刷印。”柯辂去世后,子孙凋零,竟将这套木活字“以为榾柮之用”,全当作燃料烧掉。(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棨仁龚显曾》)

  嘉庆十七年(1812年),著名学者高澍然在光泽用木活字印《诗音》,其子高孝祚《跋》云:“家君撰《诗音》十五卷,先就活版梓行,命孝祚兄弟司校对。孝祚等谨遵《康熙字典》字画详校,而常用字每集凡十数见,时新子赶办未及,间参用旧子足之,以故帖体俗书未能刊除净尽。”《诗音》所用的木活字字体与《淳庵诗文集》完全一样,估计是高澍然柯辂借用的。

  龚显曾木活字印刷

  龚显曾,字咏樵,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民国《福建通志·总卷39·文苑传·清》称其一生“嗜金石文字”,“喜搜辑乡邦文献。”出于爱好,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同年黄佑堂仪部黄谋烈约各刊子版,刷温陵先正遗书”,名曰《亦园子版书》。(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龚显曾黄谋烈》)

  龚显曾所印诸书版心下都镌有“诵芬堂藏本”“诵芳堂正本”字样,其主要区别在于版式不同:“藏本”均为半页10行,行22字,细黑口,对鱼尾,左右双边;“正本”均为半页12行,行24字,细黑口,对鱼尾,四周单边。

  龚显曾木活字印本有:

  清·陈庆镛《籀经堂集》16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庆镛》)

  宋·曾慥《高斋漫录》1卷、《高斋诗话》1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涌芳堂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曾慥》)

  陈棨仁龚显曾《温陵诗纪》20卷,光绪元年(1875年)润芬堂印。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2卷,光绪元年(1875年)涌芳堂印。

  龚显曾《亦园脞牍》8卷、《亦园续牍》2卷,光绪四年(1878年)印。

  许祖淓《聊中隐斋遗稿》2卷,光绪四年(1878年)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许祖淓》)

  陈庆镛《籀经堂类稿》24卷附《齐侯署铭通释》2卷,光绪九年(1883年)印。

  杨浚《小演雅》,光绪(1875—1908年)间印。

  其他如:《藤花吟馆诗存》4卷、《陶渊明集》10卷。龚显曾陶渊明集·序》中称:“盖泉此刻,志在复古,欲使昭明以来所传旧本广播艺林。”

  龚显曾所刻木活字为宋体字,质量很差,连其《亦园脞牍》也说:“吾郡刻工粗劣,子版更甚”,排印也不整齐,“余所制亦未能匀整也。”

  黄谋烈木活字印刷

  相比之下,黄谋烈所刻木活字则美观得多,均为楷体,印刷也比较整齐、清晰。

  黄谋烈,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后任职礼部,归里后主讲清源书院,蜚声翰苑,热心公益,雅负时望。(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谋烈》)

  黄谋烈木活字印本有:

  陈迁鹤《毛诗国风绎》1卷,同治十三年(1874年)印。版式为半页9行,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梅石山房”4字。书名页还印有“同治十三年冬日晋江氏用子版印于梅石山房”牌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迁鹤》)

  黄贻楫李石渠先生治闽政略》1卷,光绪元年(1875)印。版式为半页9行,行20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下镌有“梅石山房”4字。(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贻楫》)

  黄谋烈排印书籍均选择篇幅较小的书,这可能与他所刻木活字数量少有关。他在一封致杨浚的信中曾谈及刻字的事:“承刻之活字版,因为匠人所欺,刻未及半,已销耗数百金,舍弟因将刻工停止。管事二询前人,一已入典铺,一在咏翁(即龚显曾处排字。百般起头难,拟觅得可当书铺之人,再议续刊、续刷。此刻无熟手,刷书殊觉费力。”(原札藏福建省图书馆)从二人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刻木活字印书比雕版印刷更为困难。

  石印

  十九世纪末,西方石印新技术进入泉州,逐步取代了泉州的刻板印刷,就连田庵版刻老字号洪港相三房继成堂,也将自缩之《择讲义》3卷采用石印发行。益文斋石印局的开张,给了泉州刻板印刷业最后一击,致郁文堂于1930年倒闭,结束了泉州延续近千年的刻版印刷业的历史。

  目前可见的泉州清末石印书籍,如:

  《藤花吟馆诗录》6卷,陈棨仁于光绪八年(1882年)印行于晋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陈棨仁》)

  《榕村语录续集》20卷,清·李光地著。光绪、宣统间(1875—1911年)安溪印。(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李光地》)

  《从先维俗》1卷,宣统二年(1910年)晋江黄谋烈印于泉州益文斋石印局。(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黄谋烈》)

  《逸翰楼诗集》,清·泉州黄启太著。宣统二年(1910年)益文斋石印本。

  《懒雪窝诗草》,清·泉州陈梅陔著。宣统三年(1911)泉州圣教书局石印本。

  《易蔡》,明·晋江蔡鼎著。宣统(19091911)间蔡鼎裔孙蔡树邨以家藏旧本石印200部。(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蔡鼎》)

  《官话教语集》2篇,清·泉州许崇岭撰。郁文堂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