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织造
南北朝。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概况。
——印金织金技艺。
——黄昇墓随葬织品。
元。
明。
清。
南北朝
《南史·钊彦之传·附钊溉传》载，在萧梁时（503—557年），曾任建安太守的钊溉有诗云：“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八蚕”，指养蚕年可达8次，可见当时闽中养蚕和丝织已相当发达。
唐
《紫云黄东石乡金墘户长房贰家谱》载：“始祖讳守恭公……以孝廉出身于唐，莅官于泉，生四子，经、纶、纲、纪，而籍焉。创业兴家，人咸称为长者。置西洞州桑园七里（此地常生紫云），田三万六十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守恭》）
黄守恭是唐高宗至武则天时人，曾捐地建开元寺，仅其一家就有桑园七里，所生4子又以经、纶、纲、纪为名，另有妾生的五子纬，可见泉州当时种桑养蚕、缫丝织绢业十分兴盛。“经”是织机上的直线；“纶”为粗于丝者，青丝绶也；“纲”为网之大绳；“纪”谓别理丝缕使不乱也；“纬”是织机上的横线。说明黄氏不但大规模种桑养蚕，而且很重视、熟悉甚至直接经营丝绢的织造。
《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被列为全国第八等。《新唐书·志31·地理5· 泉州清源郡》：“景云二年（711年）更名（泉州）。土贡：绵、丝、蕉、葛。”《闽书·上供》云：“贡丝二百两。”说明唐代泉州的丝织品，虽然质量等级不高，上贡份额也不大，但也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成就，已列为上供品。
从唐代开始，泉州人民就知道用栀子、黄檗、茜草、红花、蓝靛等天然植物染料染色织品，以及使用明矾、石灰、食盐、草木灰等作助染剂。
五代
唐末至五代，王审知家族、留从效、陈洪进先后治泉，都注重发展手工业，泉州的织造业继续得到发展（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审知、留从效、陈洪进》）。
颜仁郁晚年仕王审知，接任归德场（今德化县）场长，治理德化。他劝农桑，重视发展纺织业。颜仁郁“有诗百篇，传于民间”，人称“颜长官诗”，分10门类，第一门类即《农桑》（又名《谕农》）。（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颜仁郁》）
在泉州刺史王审邽治泉时，在韩偓眼中，泉州乡间景色，触目是：“桑梢出舍蚕初老”、“枳篱茅屋共桑麻”（《全唐诗·卷681·韩偓《卜隐桃林场》，《南安寓止》》）。（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王审邽、韩偓》）
留从效时代，泉州也是蚕桑大盛，绸缎丰登。《清源留氏族谱·留鄂公（留从效）传》云：“妇营蚕织，绔繻之颂兴。”詹敦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侯（留从效）招游圃作此》（《全唐诗·卷761》）诗中，有刺桐城中“千家绮罗管弦鸣”之句。
北宋
泉州至北宋时，孔庙与各大寺庙开始大量种植木棉。木棉亦称攀枝花、吉贝，东南亚一带的落叶乔木，传说汉·马援征交趾时传入我国。木棉传入泉州的时间，一说可能是在唐末王审知（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王审知》）治闽时，积极经营海上交通，从越南传入泉州。
北宋前期，木棉载种渐广，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林凤《泉南风俗》云：“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蓉叶送槟榔。”彭乘《续墨客挥犀·卷1·吉贝布》云：“土夫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
政府十分重视并鼓励种桑养蚕。乾隆《泉州府志·卷21》载，州县长吏“劝农广植农桑，有伐以为薪者，罪之。”乾隆《泉州府志·卷20》载，北宋王十朋知泉州时，要求 “依山者，以桑麻为业”。
丝绸织造也得到发展。历任仁宗、神宗、哲宗三朝重臣的泉州府南安葫芦山（今属同安）人苏颂（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苏颂》）《魏公集·卷7·黄从政宰晋江》诗云：“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弦歌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称赞泉州生产的丝绸质量，堪与盛产丝绸历史更悠久的四川、江浙相媲美。
南宋
概况
泉州何时开始使用脚踏板织机和转轮缫丝机，目前尚无明确记载和结论。从全国看，脚踏板织机在东汉（25—220年）已广泛应用，转轮缫丝机在北宋初（11世纪）已出现。《闽书·风俗》称：“泉州人民对于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缇缣、西夷毳罽，莫不能成。”可以推断至迟在南宋，泉州的丝织业已吸收江浙的先进技术，并不断改进，使“所出犹多”。
南宋时，木棉产量渐丰，成品渐繁，极为畅销。朱松《韦斋集·卷三·吉贝》称“南北走百价”（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朱松》）。
据南宋季年的一个估算，“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古今图书集成·卷303·草木典·木棉部》引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经济效益很高，是一门大有可为的专业园艺，广受八闽百姓的垂青。
南宋时，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需要，蚕桑丝织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鼓励。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绍定五年（1232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真德秀》），在他的《劝农文》（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全集》）中强调“有妇女，当课之以蚕织”，并对破坏者绳之以法，促进了古泉州各县纺织业的发展。自此，男耕女织成为泉州广大农村的习俗。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从江苏镇江迁到泉州肃清门外忠厚场，把吴地先进蚕桑纺织技术带到泉州，有力地促进泉州丝绸织造技术的提高。（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南外宗正司》）
淳祐年间（1241—1252年），南安翁山的蚕种就已闻名。用该蚕的生丝纺织成的绢，因而称为“翁绢”。
印金织金技艺
1972年，在福州出土的南宋墓葬衣物中，有泉州民间织户生产的“印金彩绘花边，褐色牡丹花镶花边夹衣”10余件。其中的对襟夹衣上镶着贴金印花加彩绘的图案，图案上有花边牡丹、芙蓉、山茶、芍药等4种。
印金织金技艺是泉州古老的特种技艺。印金织金产品极少，专供宫廷和达贵享用，民间禁用。早在北宋时，泉州就将印金铺七户迁往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专为宫廷服务。由于宋时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潜留下来的少数匠人，为满足少数巨商富户的需要，偷着加工，并有出口，因此屡代不绝。
印金技艺是在丝织物上用金银粉末、金箔、银箔黏覆印制出金银闪光花纹的技术。印金技艺有四种：一是泥金印花。用金银粉与粘合剂调合为金泥，涂刷在纹版上敷彩，绘制成花卉纹饰。二是洒金印花。用金箔碎屑撒在经胶黏剂刷印的版纹上，压实，敲去金屑，花纹上呈现出时有间断、块线点缀的闪色效果。三是描金印花。用色胶版印出枝干花叶，再用金色描纹勾边，图案纹样的枝干印彩，花上敷金，叶中填色。四是贴金印花。在花版上先涂刷胶黏剂印制纹样，干后将金箔复贴在花纹处，再砑光压实使金箔紧贴于花纹上，干后去除无纹处的金箔，留下贴金的块面花纹。
织金技艺是将丝线作芯，在线上蘸上粘合剂，将金抽成线，螺旋形包覆于芯线上，然后上织机织成布。织金技艺对工匠的素质要求极高。首先要根据织金纹样的要求，由挑花匠按花纹的尺寸规格和经纬丝密度的比例，用经（脚子线）纬（过线或耳子线）将设计的纹样，运用“挑花结本”工艺，巧妙地编结为“花本”；然后用花本上机，与机上牵线、经线的作用关联，提起经丝，织通纬和挖花回纬来完成织金花纹图案。
黄昇墓随葬织品
1975年10月，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一座南宋·宗妇墓葬。这座墓从未遭到破坏，随葬物品完整保留下来。（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1982年）
墓主黄昇（1227—1243年），卒于淳祐三年（1243年）。她和她的丈夫将仕郎赵与骏（1223年生）都出身于显赫的家族。黄昇的父亲是侯官人黄朴；赵与骏的祖父是皇族赵师恕；黄朴和赵师恕都是朱熹高弟黄斡(1152—1221年)的学生,两家因此结亲。
这两个家族都出自福州，但却都与泉州有着重要关系。黄朴是绍定二年（1229年）己丑科状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使，主管外贸大权。赵师恕曾任泉州南外宗正司宗正，淳祐三年（1243年）辞职。
黄昇墓出土随葬品中，有一批品种多样、花纹绚丽、质地轻柔的丝织品。这些高品质的丝织品正是供出口用的。傅金星《略谈南外宗对泉州的影响》指出，其中二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司”和篆体“赵记”朱印。这批随葬丝织物，应该是赵师恕、黄朴在泉州任上选取的泉州产的优质丝织品。
这批丝织物，反映出当时泉州的丝绸织造技术和装饰技艺，已达相当高超的水平。
黄昇墓出土的丝织物品种，有纱、绉纱、绢、绫、罗、缎六大类。绢是生丝织品，厚而疏；纱也是生丝织品，轻而细；缎厚而密；罗轻而软，有疏孔；绫似缎而薄，纹理看起来如冰凌；绉是一种有皱纹的丝织品。
黄昇墓出土的334件丝织品中，罗占198件，大概是因为泉州气候比较温热，所以质地轻软有疏孔的罗较为流行；其次是绢和绫，纱、绉、缎占少数。
数量较多的罗又有不同织法的产品：有二经（纱）相纠的素罗，三经（纱）相纠的花罗，四经（纱）相纠的素罗。二经罗和三经罗又有经纬线加拈，或经线加拈、纬线不加拈的不同织造法。以经线显花，有平纹起花和斜纹起花，纱孔经向排列。罗的织造法据说源于周朝，唐代增加了提花技术，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四经罗是所有经线都互相环结，这和汉代似鸟网一样的织法相同。还有经纬线不相交的浮花，是第一次发现。
绢是平纹无加拈，和汉代的绢无拈法结构相同，和现代的纺织法也很相似。
绫为斜纹组织，经浮长四枚，有经线显花和纬线显花二种。
纱平纹组织，素地，都为经线弱拈，纬线无拈；也有经纬线都加弱拈的。
绉平纹组织，素地，经纬线是S向的强拈纱。
缎斜纹地，纬六枚提花，经线弱加拈，纬线不加拈。宋代以前未见记载有此织法，可能是泉州先开创的，并且成为元代誉满全球的“刺桐缎”的织造技术的基础。
装饰花纹则有提花、刺绣、印染、勾彩四种。
从出土的提花织物中，有平纹显花、斜纹显花、经纬显花。纹式有暗花、小提花、大提花等。可见当时已使用比较复杂的提花装置，技艺已很精巧。
刺绣方法有锁绣、平绣、匡绣、贴绣、打籽绣、扣绣、叠绣等。
勾彩的服饰，花样绚丽多姿，有花卉、人物、鱼藻、动物、植物、图案等数十种。不少服饰采用笔着彩色，勾勒花纹，或印框填彩，使景物形象十分鲜明生动。
从黄昇墓出土的丝织物颜色考察，可辨认出红、白、灰、金、绿、黄、褐、黑和烟色等。所用染料，植物性的有红花、茜素、苏木（从爪哇传入）等，矿物性的有娟云母、硫化汞（朱砂）、硫化铅等。其中较为独特的是装饰花边的金粉。印染工艺有镂空版、凸版、筛网等，采用丝线染色和成品染色方法。
元
元初，福建成为江南专设木棉提举司的五大地区之一，能承受朝廷“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的沉重负担（《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
元·世祖（1271—1295年）诏修《农桑辑要》，提倡栽桑种棉，发展农副业生产。泉州的桑蚕丝织业也继续得到发展，一派“桑柘千村曙色新”（南安县《榜头吴氏族谱》载元·陈大规唱和诗），“蚕眠曲箔女红齐”（洪希文《续轩渠集·卷6·鸡豚社》），桑茂蚕肥的田园气象。
泉州所产的“刺桐缎”，亦随海丝之路知名于海内外。“刺桐缎”亦称“泉缎”，盛产于泉州腹地，以质以精良，花色丰富，轻清耐久见称，从宋时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出口产品。
元·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伊本·巴都他）来到泉州。他在《伊本·巴都他游记》说：“彼大洋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汗沙（杭州）、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印度时，曾看到元朝使臣赠送 印度苏丹的礼品500匹锦缎，其中100匹就是“刺桐城”织造的刺桐缎。说明 “刺桐缎” 的织造技术，已达全国先进水平。
汪大渊于顺帝年中二度搭乘刺桐港海舶的远航，至正九年（1349）整理航海日记，撰写《岛夷志略》一书。书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有木棉布、印花布、五色布、红绢、花色布、青缎、龙缎、五色缎、诸色绫罗等。
明
明初以行政命令推动民间发展织造业。《泉州府志》载：“洪武（1368—1398年）初，令民有不种桑、麻、木棉者，罚之布帛。后又令民于官旷地种桑，每亩四十株。”
宣德二年（1428年），因内使稳礼督造至郡，设染局于今南俊巷。
正统三年（1438年），守尹罗宏建织染局，址在府治左忠厚坊内，本清源驿地。
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迁福州，海禁政策不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海禁》）。虽然泉州私商大大活跃起来，但遭到严厉镇压。丝绸作为外贸主要产品的销路受到极大影响，因而，泉州的丝织业虽没有明显衰落，但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
明代中、后期，翁绢更加成熟。但这种蚕出的丝较粗而色黄，为改变地产蚕的缺陷，引进苏、吴一带良种，并学习江浙的“繰为丝，也屡易清水”的技术，即把蚕茧浸在滚水里抽丝的缫丝技术。
宏治十五年（1502年）夏税，“丝棉折绢二百八十匹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厘”，“农桑丝折绢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丝棉一百九十四两五钱九分”。从税收可看出，明代泉州丝织业仍然是全国重点产区。此外，苧麻、大麻、葛布、蕉布、木棉、棉花的织造，也相应有较大发展。
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守童汉臣又将织染局移建于府治后东畔，内有清玉泉井，染色天下最。万历卅六年（1608年）立“清白源”题刻。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地理·泉州府·晋江县》：“清玉泉井，在（府治南）织染局内。其水用以染练，胜于他井。”清·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清玉泉井》：“清玉泉井，在南俊巷旧染局内，其泉清冽。”旧有二碑记其事，现在东街门楼巷，尚有“清玉泉”水井及石碑一方，当年染坊工具石碇一块。
明·嘉靖《德化县志》载，德化古代纺织品也曾作为进奉朝廷的“贡物”，并记载了明代德化纺织品上贡朝廷的具体材料。
明代，泉南种植木棉更加普遍。
明末·泉州人何乔远（ 1558~1631年，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何乔远》）有诗云：“灵源山下万人家，古塔双双日影斜。发女能织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明《安平志》载：“本地附近村落园地多种之，晋（晋江）、南（南安）二县山村家家皆种。”
明·王世懋《闽部疏》云：“自泉州经同安往龙溪，沿途看到扶握道旁，状若荆榛，近而视之，即棉花也。”
明代，泉州山区、农村许多妇女都有纺织传统。如清·德化尤床（今属春美乡）《惇穆柯氏族谱》记载：生于明·隆庆年间的柯拔七妻子邓六“治家俭素，而纺织尤勤”；生于明·天启年间的柯干二的妻子杨永“勤劳纺织，机杼连声彻夜”。
万历四十年（1612年）撰的《泉州府志·物产》称，泉州的纺织品，有棉布、苧布、北镇布、葛布、青麻布、黄麻布、蕉布、绢、纱、丝布、罗、土紬（绸）等十二大类。泉州的染术，诸色皆有。
这些纺织品，除自用外，一部分内销。如明《安平志》载：“苧蔴自永春、德化而来，织缕成布，富家收买千、万匹，北上临清贩卖，叫‘家机布’”。
另一部分随泉州商人出洋，远销日本、南洋群岛，以及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等，并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明《安平志》载，至冬季，安海商人就到德化、安溪、永春山区经商，向山区购买米、曲、葛布、水沙等物，每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交趾（今越南）和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贩卖。
清
清初，泉州民间纺织业还是兴盛的。清·德化尤床（今属春美乡）《惇穆柯氏族谱》留下了一些事例：
生于清·顺治年间柯振东的妻子杨桃“机杼连夜，姑媳纺织，织布贸易纳粮得桄”。
顺治年间柯绵有十岁丧父，其母“机杼连声，夜半不息”，后来他的妻子王姬“妇道顺从，同姑机杼连声不辍”。
一些书香门第的闺女，自幼就闭门学习纺织。双翰清·诗女苏如兰14岁就开始纺织，在诗中详细描述了她的纺织生活和内心感情。
《自咏》：
“二七侍慈帏，殷勤学织组。年来机上忙，尺寸不胜数。”
《织罗》：
“一自抛书学织罗，丝丝都向手边过。
始知尺寸艰难得，莫谓衣裳便易多。
母愿有时希断杼，儿怀无日敢停梭。
倘逢天上偷闲女，转惜秋来未渡河。”
《纺棉》：
“冬至怯衣单，纺棉到夜阑。声依风树响，光傍雨灯寒。
催赴机中织．忙收席上弹。一丝凭积累，十指未偷安。
东邻休取笑，相对觉承欢。”
约在顺治七年至康熙元年（1650—1662年），郑成功（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郑成功》）经营海上贸易，从泉州输往日本的丝绸类就有绫子、纱绫、绉绫、绫纟几、罗、纱、纟巴、闪缎、云绢、里绢、金缎、五丝柳条、袜褐、绸面织、绢绸、金丝布、天鹅绒、丝线、白丝、天蚕丝、黄丝、五丝、六丝等数十种。
清初，为阻止郑成功的“反清复明”运动，在东南沿海一带实施严酷的“海禁”、“迁界”等经济封锁（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迁界》、《清初迁界》），泉、漳、厦又为军事斗争前线，海外交通和工农业生产，包括丝织业在内，受到严重破坏。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后，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泉州府志·物产》记载的泉州的纺织品十四大类，和明·万历《泉州府志》大体相当，说明这一时期泉州的纺织技术没有明显进步。
乾隆年间出任德化教谕的出梦鲤，在他写的《绣屏织翠》一诗中，提到当时德化丝织品销售郸莫阝州（今河北省任丘县）的事实。
清·中叶，提倡蚕桑，丝绸生产在一段时期有所恢复。
当时的织料染术，仅蓝靛一项，七邑俱有。叶大高者为马蓝，小者为槐蓝。山乡人民掘地作坑，把蓝靛用石灰水在坑中浸渍，滤去渣梗，其浸渍液经搅抖使之凝成淀，俗称“青靛”。青靛在微碱性溶液中，对丝、棉都可染色，且暴露于大气中，经氧化色愈显，经久不褪，山区普遍喜用。沿海一带商人也到德化等山区购买染蓝色的蓝靛和染黄色的槐花，供染布厂之需。
清末到民国，内政腐败，民生凋敝，价格低贱的土织棉布、麻布更能适应人民需求。加上西风东渐，“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输入，市场上外货充斥，从而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泉州民间蚕桑丝绸纺织业日趋衰落，走向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