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织造

  南北朝。
  唐。
  五代。
  北宋。
  南宋

    ——概况。
    ——印金织金技艺。
    ——黄昇墓随葬织品。

  元。
  明。
  清
    ——清初(民间 妇女从事纺织非常普遍。纺织品品种。)
    ——清中叶。
    ——清末到民国。

南北朝

  《南史·钊彦之传·附钊溉传》载,在梁时(503—557年),曾任建安太守的钊溉有诗云:“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八蚕”,指养蚕年可达8次,可见当时闽中养蚕和丝织已相当发达。

  《紫云黄东石乡金墘户长房贰家谱》载:“始祖讳守恭公……以孝廉出身于唐,莅官于泉,生四子,,而籍焉。创业兴家,人咸称为长者。置西洞州桑园七里(此地常生紫云),田三万六十庄。”(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泉州人名录·黄守恭》)

  黄守恭唐高宗武则天时人,曾捐地建开元寺,仅其一家就有桑园七里,所生4子又以为名,另有妾生的五子,可见泉州当时种桑养蚕、缫丝织绢业十分兴盛。“经”是织机上的直线;“纶”为粗于丝者,青丝绶也;“纲”为网之大绳;“纪”谓别理丝缕使不乱也;“纬”是织机上的横线。说明氏不但大规模种桑养蚕,而且很重视、熟悉甚至直接经营丝绢的织造。

  《唐六典》载:“泉、建、闽之绢”,被列为全国第八等。《新唐书·志31·地理5· 泉州清源郡》“景云二年(711年)更名(泉州)。土贡:绵、丝、蕉、葛。”《闽书·上供》云:“贡丝二百两。”说明唐代泉州的丝织品,虽然质量等级不高,上贡份额也不大,但也有一定生产规模和技术成就,已列为上供品。如桃林场(今永春县)土布也被列为贡品。

  从唐代开始,泉州人民就知道用栀子、黄檗、茜草、红花、蓝靛等天然植物染料染色织品,以及使用明矾、石灰、食盐、草木灰等作助染剂。

五代

  唐末至五代,王审知家族、留从效陈洪进先后治泉,都注重发展手工业,泉州的织造业继续得到发展(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知留从效陈洪进》)。

  颜仁郁晚年仕王审知,接任归德场(今德化县)场长,治理德化。他劝农桑,重视发展纺织业。颜仁郁“有诗百篇,传于民间”,人称长官诗”,分10门类,第一门类即《农桑》(又名《谕农》)。(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颜仁郁》)

  在泉州刺史王审邽治泉时,在韩偓眼中,泉州乡间景色,触目是:“桑梢出舍蚕初老”、“枳篱茅屋共桑麻”(《全唐诗·卷681·韩偓《卜隐桃林场》,《南安寓止》》)(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邽韩偓》)

  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货之属·麻》:“麻,青、白二种,俗呼苦麻。”

  留从效时代,泉州也是蚕桑大盛,绸缎丰登。《清源留氏族谱·鄂公留从效传》云:“妇营蚕织,绔繻之颂兴。”詹敦仁(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詹敦仁》)《余迁泉山城,留从效招游圃作此》(《全唐诗·卷761》)诗中,有刺桐城中“千家绮罗管弦鸣”之句。

北宋

  泉州至北宋时,孔庙与各大寺庙开始大量种植木棉。木棉亦称攀枝花、吉贝(泉音“ga be”),东南亚一带的落叶乔木,传说汉·马援征交趾时传入我国。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货之属·吉贝》:“吉贝,即木棉花,本地所出者,谓土吉贝。”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货品·绵花》:“绵花,俗曰‘吉贝’,近时山坡平旷,多有种之者。 ”

  木棉传入泉州的时间,一说可能是在唐末王审知(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审知》)治闽时,积极经营海上交通,从越南传入泉州。

  北宋前期,木棉载种渐广,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林凤《泉南风俗》云:“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蓉叶送槟榔。”彭乘《续墨客挥犀·卷1·吉贝布》云:“土夫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

  政府十分重视并鼓励种桑养蚕。乾隆《泉州府志·卷21》载,州县长吏“劝农广植农桑,有伐以为薪者,罪之。”乾隆《泉州府志·卷20》载,北宋王十朋知泉州时,要求“依山者,以桑麻为业”

  丝绸织造也得到发展。历任仁宗神宗哲宗三朝重臣的泉州府南安葫芦山(今属同安)人苏颂(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苏颂》)《魏公集·卷7·从政宰晋江》诗云:“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弦歌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称赞泉州生产的丝绸质量,堪与盛产丝绸历史更悠久的四川、江浙相媲美。

南宋

  概况

  泉州何时开始使用脚踏板织机和转轮缫丝机,目前尚无明确记载和结论。从全国看,脚踏板织机在东汉(25—220年)已广泛应用,转轮缫丝机在北宋初(11世纪)已出现。《闽书·风俗》称:“泉州人民对于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缇缣、西夷毳罽,莫不能成。”可以推断至迟在南宋,泉州的丝织业已吸收江浙的先进技术,并不断改进,使“所出犹多”

  南宋时,木棉产量渐丰,成品渐繁,极为畅销。朱松《韦斋集·卷三·吉贝》“南北走百价”(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朱松》)。

  据南宋季年的一个估算,“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古今图书集成·卷303·草木典·木棉部》引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经济效益很高,是一门大有可为的专业园艺,广受八闽百姓的垂青。

  南宋时,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需要,蚕桑丝织受到政府的重视和鼓励。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绍定五年(1232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真德秀》),在他的《劝农文》真德秀西山先生文忠公全集》)中强调“有妇女,当课之以蚕织”,并对破坏者绳之以法,促进了古泉州各县纺织业的发展。自此,男耕女织成为泉州广大农村的习俗。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南外宗正司从江苏镇江迁到泉州肃清门外忠厚场,把吴地先进蚕桑纺织技术带到泉州,有力地促进泉州丝绸织造技术的提高。(参见泉州历史网《南外宗正司》)

  淳祐年间(1241—1252年),南安翁山的蚕种就已闻名。用该蚕的生丝纺织成的绢,因而称为“翁绢”。一直到清·道光(1821—1874)年间,翁山的蚕种还是泉州的主要品种。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虫之属》:“蚕,本地种皆出翁山,亦有自苏来者。”

  印金织金技艺

  1972年,在福州出土的南宋墓葬衣物中,有泉州民间织户生产的“印金彩绘花边,褐色牡丹花镶花边夹衣”10余件。其中的对襟夹衣上镶着贴金印花加彩绘的图案,图案上有花边牡丹、芙蓉、山茶、芍药等4种。

  印金织金技艺是泉州古老的特种技艺。印金织金产品极少,专供宫廷和达贵享用,民间禁用。早在北宋时,泉州就将印金铺七户迁往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专为宫廷服务。由于宋时泉州海外交通发达,潜留下来的少数匠人,为满足少数巨商富户的需要,偷着加工,并有出口,因此屡代不绝。

  印金技艺是在丝织物上用金银粉末、金箔、银箔黏覆印制出金银闪光花纹的技术。印金技艺有四种:一是泥金印花。用金银粉与粘合剂调合为金泥,涂刷在纹版上敷彩,绘制成花卉纹饰。二是洒金印花。用金箔碎屑撒在经胶黏剂刷印的版纹上,压实,敲去金屑,花纹上呈现出时有间断、块线点缀的闪色效果。三是描金印花。用色胶版印出枝干花叶,再用金色描纹勾边,图案纹样的枝干印彩,花上敷金,叶中填色。四是贴金印花。在花版上先涂刷胶黏剂印制纹样,干后将金箔复贴在花纹处,再砑光压实使金箔紧贴于花纹上,干后去除无纹处的金箔,留下贴金的块面花纹。

  织金技艺是将丝线作芯,在线上蘸上粘合剂,将金抽成线,螺旋形包覆于芯线上,然后上织机织成布。织金技艺对工匠的素质要求极高。首先要根据织金纹样的要求,由挑花匠按花纹的尺寸规格和经纬丝密度的比例,用经(脚子线)纬(过线或耳子线)将设计的纹样,运用“挑花结本”工艺,巧妙地编结为“花本”;然后用花本上机,与机上牵线、经线的作用关联,提起经丝,织通纬和挖花回纬来完成织金花纹图案。

  黄昇墓随葬织品

  1975年10月,福州北郊浮仓山发掘一座南宋·宗妇墓葬。这座墓从未遭到破坏,随葬物品完整保留下来。(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1982年)

  墓主黄昇(1227—1243年),卒于淳祐三年(1243年)。她和她的丈夫将仕郎赵与骏(1223年生)都出身于显赫的家族。黄昇的父亲是侯官人黄朴赵与骏的祖父是皇族赵师恕黄朴赵师恕都是朱熹高弟黄斡(1152—1221年)的学生,两家因此结亲。

  这两个家族都出自福州,但却都与泉州有着重要关系。黄朴是绍定二年(1229年)己丑科状元,端平元年至三年(1234—1236年)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司使,主管外贸大权。赵师恕曾任泉州南外宗正司宗正,淳祐三年(1243年)辞职。

  黄昇墓出土随葬品中,有一批品种多样、花纹绚丽、质地轻柔的丝织品。这些高品质的丝织品正是供出口用的。傅金星《略谈南外宗对泉州的影响》指出,其中二匹丝料两端均有墨书题记,一作“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加盖长方朱印;另一作“□□□司”和篆体记”朱印。这批随葬丝织物,应该是赵师恕黄朴在泉州任上选取的泉州产的优质丝织品。

  这批丝织物,反映出当时泉州的丝绸织造技术和装饰技艺,已达相当高超的水平。

  黄昇墓出土的丝织物品种,有纱、绉纱、绢、绫、罗、缎六大类。绢是生丝织品,厚而疏;纱也是生丝织品,轻而细;缎厚而密;罗轻而软,有疏孔;绫似缎而薄,纹理看起来如冰凌;绉是一种有皱纹的丝织品。

  黄昇墓出土的334件丝织品中,罗占198件,大概是因为泉州气候比较温热,所以质地轻软有疏孔的罗较为流行;其次是绢和绫,纱、绉、缎占少数。

  数量较多的罗又有不同织法的产品:有二经(纱)相纠的素罗,三经(纱)相纠的花罗,四经(纱)相纠的素罗。二经罗和三经罗又有经纬线加拈,或经线加拈、纬线不加拈的不同织造法。以经线显花,有平纹起花和斜纹起花,纱孔经向排列。罗的织造法据说源于周朝,唐代增加了提花技术,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四经罗是所有经线都互相环结,这和汉代似鸟网一样的织法相同。还有经纬线不相交的浮花,是第一次发现。

  绢是平纹无加拈,和汉代的绢无拈法结构相同,和现代的纺织法也很相似。

  绫为斜纹组织,经浮长四枚,有经线显花和纬线显花二种。

  纱平纹组织,素地,都为经线弱拈,纬线无拈;也有经纬线都加弱拈的。

  绉平纹组织,素地,经纬线是S向的强拈纱。

  缎斜纹地,纬六枚提花,经线弱加拈,纬线不加拈。宋代以前未见记载有此织法,可能是泉州先开创的,并且成为元代誉满全球的“刺桐缎”的织造技术的基础。

  装饰花纹则有提花、刺绣、印染、勾彩四种。

  从出土的提花织物中,有平纹显花、斜纹显花、经纬显花。纹式有暗花、小提花、大提花等。可见当时已使用比较复杂的提花装置,技艺已很精巧。

  刺绣方法有锁绣、平绣、匡绣、贴绣、打籽绣、扣绣、叠绣等。

  勾彩的服饰,花样绚丽多姿,有花卉、人物、鱼藻、动物、植物、图案等数十种。不少服饰采用笔着彩色,勾勒花纹,或印框填彩,使景物形象十分鲜明生动。

  从黄昇墓出土的丝织物颜色考察,可辨认出红、白、灰、金、绿、黄、褐、黑和烟色等。所用染料,植物性的有红花、茜素、苏木(从爪哇传入)等,矿物性的有娟云母、硫化汞(朱砂)、硫化铅等。其中较为独特的是装饰花边的金粉。印染工艺有镂空版、凸版、筛网等,采用丝线染色和成品染色方法。

  元初,福建成为江南专设木棉提举司的五大地区之一,能承受朝廷“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的沉重负担(《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

  元·世祖(1271—1295年)诏修《农桑辑要》,提倡栽桑种棉,发展农副业生产。泉州的桑蚕丝织业也继续得到发展,一派“桑柘千村曙色新”(南安县《榜头吴氏族谱》载元·陈大规唱和诗)“蚕眠曲箔女红齐”洪希文《续轩渠集·卷6·鸡豚社》),桑茂蚕肥的田园气象。

  泉州所产的“刺桐缎”,亦随海丝之路知名于海内外。“刺桐缎”亦称“泉缎”,盛产于泉州腹地,以质以精良,花色丰富,轻清耐久见称,从宋时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出口产品

  元·至正二年(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伊本·巴都他)来到泉州。他在伊本·巴都他游记》说:“彼大洋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城极扼要,生产绸缎,较汗沙(杭州)、汗八里(北京)二城所产者为优。”还特别提到,当时在印度时,曾看到元朝使臣赠送 印度苏丹的礼品500匹锦缎,其中100匹就是“刺桐城”织造的刺桐缎。说明 “刺桐缎” 的织造技术,已达全国先进水平。

  汪大渊顺帝年中二度搭乘刺桐港海舶的远航,至正九年(1349)整理航海日记,撰写《岛夷志略》一书。书中记载泉州出口的纺织品,有木棉布、印花布、五色布、红绢、花色布、青缎、龙缎、五色缎、诸色绫罗等。

  明初以行政命令推动民间发展织造业。《泉州府志》载:“洪武(1368—1398年)初,令民有不种桑、麻、木棉者,罚之布帛。后又令民于官旷地种桑,每亩四十株。”

  宣德二年(1428年),因内使稳礼督造至郡,设染局于今南俊巷。

  正统三年(1438年),守尹罗宏建织染局,址在府治左忠厚坊内,本清源驿地。

  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迁福州,海禁政策不许私人进行海外贸易(参见泉州历史网www.qzhnet.com《海丝之路·海禁》)。虽然泉州私商大大活跃起来,但遭到严厉镇压。丝绸作为外贸主要产品的销路受到极大影响,因而,泉州的丝织业虽没有明显衰落,但失去向前发展的动力。

  明代中、后期,翁绢更加成熟。但这种蚕出的丝较粗而色黄,为改变地产蚕的缺陷,引进苏、吴一带良种,并学习江浙的“繰为丝,也屡易清水”的技术,即把蚕茧浸在滚水里抽丝的缫丝技术。

  宏治十五年(1502年)夏税,丝棉折绢二百八十匹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厘”,“农桑丝折绢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丝棉一百九十四两五钱九分”。从税收可看出,明代泉州丝织业仍然是全国重点产区。此外,苧麻、大麻、葛布、蕉布、木棉、棉花的织造,也相应有较大发展。

  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守童汉臣又将织染局移建于府治后东畔,内有清玉泉井,染色天下最。万历卅六年(1608)立“清白源”题刻。·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地理·泉州府·晋江县》:“清玉泉井,在(府治南)织染局内。其水用以染练,胜于他井。”清·道光《晋江县志·卷8·水利志·清玉泉井》:“清玉泉井,在南俊巷旧染局内,其泉清冽。”旧有二碑记其事,现在东街门楼巷,尚有“清玉泉”水井及石碑一方,当年染坊工具石碇一块。

  现代·陈泗东《幸园笔耕录》(鹭江出版社,2003年出版)收录民国·曾遒《桐阴旧迹诗纪》并加按时撰“清玉泉”附编末 ,曰:

  “《晋江县志》卷一载:‘清玉泉井,在南俊巷旧染局内,其泉清冽。’有明之时,泉州盛产兰靛,为天下最,官置织染局以司之。今‘清玉泉井’尚在东街门楼巷内,有明·万历间石刻‘清白源’三字。此为泉州生产发达之史迹也。

  青出于兰信不诬,(《县志》载:“兰有二种,叶大高者,为马兰,小者为槐兰。”)
  海山运载集群趋。(《闽部疏》云:“凡福之缁丝、漳之纱绢、泉之兰,……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
  绮罗染就苍天色,
  园圃栽成翠羽图。
  衣被几曾怜织匠?
  金钱昔付纳田租。
  甘泉清玉今犹在,
  饮水当思帜易朱!”

  明·嘉靖《德化县志》载,德化古代纺织品也曾作为进奉朝廷的“贡物”,并记载了明代德化纺织品上贡朝廷的具体材料。

  明代,泉南种植木棉更加普遍。

  明末·泉州人何乔远(1558~1631年,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何乔远》)有诗云:“灵源山下万人家,古塔双双日影斜。发女能织苧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明《安平志》载:“本地附近村落园地多种之,晋(晋江)、南(南安)二县山村家家皆种。”

  明·王世懋《闽部疏》(万历十三年[1585年] 十一月书):

  “昔闻长老言,广人种绵花高六七尺,有四五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道旁,状若榛荆,迫而视之,即绵花也。时方清龢,老干已着瘦黄花矣,然不可呼为木棉。

  木棉花者,高树,丹花若茶,吐实蓬蓬,吴中所谓攀枝花也。杨用修具载《丹铅》以为异,曰:‘云南霑益州有之。’闻岭广尤多,不知《惠安志》已载。此树名为攀桂花,乃曰班枝花,与吴中攀枝花盖三名一物也。花品不当绵花,仅堪絮褥耳。 ”

  《闽部疏》还记泉州有一种蕉布,曰:“美人蕉,福州为多,而无蕉实。泉、漳间始家树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实。实后研而丝之,是为蕉布。其实大都如吴中所生甘露,苐彼作瓣有露无实,此囊生累累可乾食耳,然味甜无韵,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玩。”

  明代,泉州山区、农村许多妇女都有纺织传统。如清·德化尤床(今属春美乡)《惇穆柯氏族谱》记载:生于明·隆庆年间的柯拔七妻子邓六“治家俭素,而纺织尤勤”;生于明·天启年间的柯干二的妻子杨永“勤劳纺织,机杼连声彻夜”

  万历四十年(1612年)撰的《泉州府志·物产》称,泉州的纺织品,有棉布、苧布、北镇布、葛布、青麻布、黄麻布、蕉布、绢、纱、丝布、罗、土紬(绸)等十二大类。泉州的染术,诸色皆有。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郡人何乔远撰于万历年”的明·万历《安溪县志》曰:“若夫货则葛、蕉之布,而葛为尤精。”

  这些纺织品,除自用外,一部分内销。如明《安平志》载:“苧蔴自永春、德化而来,织缕成布,富家收买千、万匹,北上临清贩卖,叫‘家机布’。”

  另一部分随泉州商人出洋,远销日本、南洋群岛,以及当时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等,并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明《安平志》载,至冬季,安海商人就到德化、安溪、永春山区经商,向山区购买米、曲、葛布、水沙等物,每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交趾(今越南)和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贩卖。

  清初

  民间妇女从事纺织非常普遍

  清初,为阻止郑成功“反清复明”运动,在东南沿海一带实施严酷的“海禁”、“迁界”等经济封锁(参见泉州历史网《海丝之路·迁界》、《清初迁界》),泉、漳、厦又为军事斗争前线,海外交通和工农业生产,包括丝织业在内(特别是外销产品),受到严重破坏 ;但基于自用,泉州民间妇女从事纺织仍非常普遍。康熙廿二年(1683年)施琅统一台湾后,采取一些措施恢复生产。

  德化尤床(今属春美乡)《惇穆氏族谱》留下了一些事例:生于清·顺治(1644—1661年)间柯振东的妻子杨桃“机杼连夜,姑媳纺织,织布贸易纳粮得桄”。顺治年间柯绵有十岁丧父,其母“机杼连声,夜半不息”,后来他的妻子王姬“妇道顺从,同姑机杼连声不辍”

  一些书香门第的闺女,自幼就闭门学习纺织。德化双翰清·诗女苏如兰14岁就开始纺织,在诗中详细描述了她的纺织生活和内心感情。

  《自咏》:“二七侍慈帏,殷勤学织组。年来机上忙,尺寸不胜数。”

  《织罗》:“一自抛书学织罗,丝丝都向手边过。始知尺寸艰难得,莫谓衣裳便易多。母愿有时希断杼,儿怀无日敢停梭。倘逢天上偷闲女,转惜秋来未渡河。”

  《纺棉》:“冬至怯衣单,纺棉到夜阑。声依风树响,光傍雨灯寒。催赴机中织.忙收席上弹。一丝凭积累,十指未偷安。东邻休取笑,相对觉承欢。”

  纺织品品种

  约在顺治七年(1650年)至康熙元年(1650—1662年),郑成功(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郑成功》)经营海上贸易,从泉州输往日本的丝绸类就有绫子、纱绫、绉绫、绫纟几、罗、纱、纟巴、闪缎、云绢、里绢、金缎、五丝柳条、袜褐、绸面织、绢绸、金丝布、天鹅绒、丝线、白丝、天蚕丝、黄丝、五丝、六丝等数十种。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货品·绵花》记录当时安溪的纺织品有:

  “葛布,织葛藤为之。诗云‘为絺为綌’是也。多以纺缕者为上。

  蕉布,取蕉以灰埋之,织成布,为暑服。

  青麻布,织青麻为之,视黄麻稍细。

  苎布,织苎为之。有白纱布,为上。有白糊布、生头苎布。

  黄麻布,安溪多织黄麻,丧服中用之。”

  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谷类·麻》还载 :“麻:有黄麻,有青麻,其皮皆可织布。有苎麻,一株数十茎,宿根至春复生,每岁三收或四收。”

  乾隆廿八年(1763年)《泉州府志·物产》记载的泉州的纺织品十四大类,和明·万历《泉州府志》大体相当,说明这一时期泉州的纺织技术没有明显进步。

  乾隆年间出任德化教谕的出梦鲤,在他写的《绣屏织翠》一诗中,提到当时德化丝织品销售郸莫阝州(今河北省任丘县)的事实。

  当时的织料染术,仅蓝靛一项,七邑俱有。清·康熙《安溪县志·卷4·风俗人物之一·贡俗·土产(附)·谷类·蓝靛》:“蓝靛:蓝有二种。马蓝叶大,俗云‘大青靛’;槐蓝叶细,俗云‘小青’,皆可为靛。安溪所产不多。”山乡人民掘地作坑,把蓝靛用石灰水在坑中浸渍,滤去渣梗,其浸渍液经搅抖使之凝成淀,俗称“青靛”。 青靛在微碱性溶液中,对丝、棉都可染色,且暴露于大气中,经氧化色愈显,经久不褪,山区普遍喜用。沿海一带商人也到德化等山区购买染蓝色的蓝靛和染黄色的槐花,供染布之需。

  清·中叶

  清·中叶,提倡蚕桑,丝绸生产在一段时期有所恢复。

  至道光(1821—1850年)年间,泉州的织造品种繁多。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布帛之属》载:

  “棉布,即木棉布,吉贝为之。

  苎布,夏布也。苎麻所成,其法用糯糊,烈日中抽过织之曰糊布,澼之则白。

  葛布,野产,取藤折而绩之,山内间出不多。 

  麻布,有青、自、黄三种。山内有织,城中亦少。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绿纱。  

  丝布,丝经布纬。  

  罗,有二样: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

  土绸,土蚕茧薄丝多类,但可为粗绸耳。

  合苎,苎经棉纬。  

  假罗,双梭织者,一苎一棉,间织而成。 

  斜文布,名土斜,不及苏州斜、上海斜。 

  素纱,用以筛物。  

  缎,用湖丝织,如江南法,名本机缎。”

  其中或掺用苎混纺者,如“合苎”、“假罗”,但清·道光《晋江县志·卷73·物产志·货之属·苎》曰:“苎,本地少出,亦资于建宁府。”

  清末到民国

  清末到民国,内政腐败,民生凋敝,价格低贱的土织棉布、麻布更能适应人民需求。加上西风东渐,“价廉物美”的洋纱、洋布输入,市场上外货充斥,从而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泉州民间蚕桑丝绸纺织业日趋衰落,走向沉寂。